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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一生中，有四次关系个人发展的重大选择。这四次选择反映了他崇高的人生价值，对今天的人们有着深刻的启示。
第一次是学业的选择。李大钊从小孤苦伶仃。在他出生前，父亲就已病逝。母亲也国感伤过度，在生下他后不到一年半去世。李大钊由年已古稀的老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的祖父一心想把孙儿培养成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从3岁起就教他学字，5岁时就让他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但李大钊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他渐渐产生了发奋读书，救国救民的思想。1907年夏天，18岁的李大钊去天津求学。当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不喜欢学军医，没有报考军医学校。由于成绩突出，他被长芦银行专修所录取。但面对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李大钊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在“银专”毕业后“理财”虽然可以“致个人之富”，但这又违背自己救国救民的“素志”，他深“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①。于是，他又决然放弃了银行专修所，重新报考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的学习生活中，积累了广泛、渊博的专业知识，为追求真理，确立爱国救国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根基。1913年夏，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在友人的资助下，又去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第二次是就业的选择。1916年初，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国局势急剧变化。李大钊“为了拯救国家，毅然决然丢下学业，甚至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毫不顾惜，不等学期终了，就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返回祖国，做社会革命运动”②。从日本回国不久，他被邀到北京创办《晨钟报》，担任了总编辑。《晨钟报》的经费是由当时的宪法研究会提供的。当时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是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直接控制《晨钟报》。他也是李大钊留学日本的出资人之一。李大钊借《晨钟报》这个阵地，努力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揭露当时军阀、官僚、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罪恶行径，号召青年们“长驱迈往”，不惜“断头流血”，末“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晨钟报》就像是再造中华之晨钟，惊醒了昏然氏睡的古都，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也刺痛了北洋政府当权者的心，遭到汤化龙等人的指责和干涉。李大钊为《晨钟报》撰写的文章一再被汤化龙左右的人擅加删改，很难完整发表。汤化龙还专门派人劝说李大钊，要为资助他留学的“恩人”着想，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多为众议院写文章，不要得罪北洋政府。面对“恩人”的情面，面对升官发财的个人前途，李大钊宁愿失业，也小愿与旧势力妥协，毅然决然辞去了总编辑的职务，选择了追求真理，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中。他在《晨钟报》上发表了小说《别泪》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并在土编的最后一期《晨钟报》上发表辞职声明，阐明以后的《晨钟报》不再代表自己的观点，显示了自己的决心。
第三次是职业的选择。1918年1月，李大钊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而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月工资120元(相当于馆内普通助理员工资的15倍)，特别是1920年7月以后，李大钊改任北大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月工资已达280元。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很高，待遇也相当可观，生活非常稳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理想的职业。但李大钊考虑的不是怎样安逸于个人的地位和利益，而是继续探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在大学教授与职业革命家的选择上，李大钊毅然走上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了动荡不安、时时都有生命危险的革命生涯。并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挽救中华的唯一道路，因而不顾北洋军阀的查禁和迫害，积极宣传苏俄十月革命，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第四次是事业的选择。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入狱，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钊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威逼不成，敌人又继以利诱。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拉同乡关系，并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一概严词拒绝，从容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贼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③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大钊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亲爱的党，仍然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他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与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为了营救李大钊同志，党组织动员社会各种力量，采取了许多办法；北方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口号，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知道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址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④在生命和事业的选择中，李大钊选择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与其他20位革命者一齐英勇就义。李大钊带着坚定的笑容，从容走上刑台，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⑤他的生命如同红花的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正如他在1919年发表的短文《牺牲》中所指：“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⑥他正是用最壮烈的牺牲延长了生命的光华，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
在李大钊的四次选择中，每次都有所失，然而每次又都有所得。正是这四次重要的选择，使李大钊由一个普通青年成长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李大钊这四次选择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任何一个有志青年，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必须把个人的命运前途同祖国的命运与前途联系起来，必须使个人的发展服从于社会进步的需要，做到像李大钊那样，“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再造青春之中国”。如果只看到个人的得失，不认识社会进步对自己的要求，失去明确的前进方向，或将碌碌无为，有负于社会期望；或将走向反面，被社会所唾弃。后两种结局，在李大钊的时代大有人在；在当今时代，也不乏其人。对此，我们应有明确的认识，并引为鉴戒。
注释：
①⑥《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888、118页。
②《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第16页。
③张次溪著：《李大钊先生传》1951年8月出版，第76页。
④⑤《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217－218、220－221页。
(责编 曲星)
第一次是学业的选择。李大钊从小孤苦伶仃。在他出生前，父亲就已病逝。母亲也国感伤过度，在生下他后不到一年半去世。李大钊由年已古稀的老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的祖父一心想把孙儿培养成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从3岁起就教他学字，5岁时就让他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但李大钊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他渐渐产生了发奋读书，救国救民的思想。1907年夏天，18岁的李大钊去天津求学。当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不喜欢学军医，没有报考军医学校。由于成绩突出，他被长芦银行专修所录取。但面对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李大钊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在“银专”毕业后“理财”虽然可以“致个人之富”，但这又违背自己救国救民的“素志”，他深“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①。于是，他又决然放弃了银行专修所，重新报考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的学习生活中，积累了广泛、渊博的专业知识，为追求真理，确立爱国救国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根基。1913年夏，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在友人的资助下，又去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第二次是就业的选择。1916年初，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国局势急剧变化。李大钊“为了拯救国家，毅然决然丢下学业，甚至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毫不顾惜，不等学期终了，就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返回祖国，做社会革命运动”②。从日本回国不久，他被邀到北京创办《晨钟报》，担任了总编辑。《晨钟报》的经费是由当时的宪法研究会提供的。当时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是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直接控制《晨钟报》。他也是李大钊留学日本的出资人之一。李大钊借《晨钟报》这个阵地，努力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揭露当时军阀、官僚、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罪恶行径，号召青年们“长驱迈往”，不惜“断头流血”，末“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晨钟报》就像是再造中华之晨钟，惊醒了昏然氏睡的古都，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也刺痛了北洋政府当权者的心，遭到汤化龙等人的指责和干涉。李大钊为《晨钟报》撰写的文章一再被汤化龙左右的人擅加删改，很难完整发表。汤化龙还专门派人劝说李大钊，要为资助他留学的“恩人”着想，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多为众议院写文章，不要得罪北洋政府。面对“恩人”的情面，面对升官发财的个人前途，李大钊宁愿失业，也小愿与旧势力妥协，毅然决然辞去了总编辑的职务，选择了追求真理，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中。他在《晨钟报》上发表了小说《别泪》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并在土编的最后一期《晨钟报》上发表辞职声明，阐明以后的《晨钟报》不再代表自己的观点，显示了自己的决心。
第三次是职业的选择。1918年1月，李大钊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而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月工资120元(相当于馆内普通助理员工资的15倍)，特别是1920年7月以后，李大钊改任北大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月工资已达280元。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很高，待遇也相当可观，生活非常稳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理想的职业。但李大钊考虑的不是怎样安逸于个人的地位和利益，而是继续探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在大学教授与职业革命家的选择上，李大钊毅然走上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了动荡不安、时时都有生命危险的革命生涯。并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挽救中华的唯一道路，因而不顾北洋军阀的查禁和迫害，积极宣传苏俄十月革命，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第四次是事业的选择。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入狱，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钊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威逼不成，敌人又继以利诱。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拉同乡关系，并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一概严词拒绝，从容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贼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③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大钊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亲爱的党，仍然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他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与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为了营救李大钊同志，党组织动员社会各种力量，采取了许多办法；北方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口号，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知道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址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④在生命和事业的选择中，李大钊选择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与其他20位革命者一齐英勇就义。李大钊带着坚定的笑容，从容走上刑台，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⑤他的生命如同红花的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正如他在1919年发表的短文《牺牲》中所指：“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⑥他正是用最壮烈的牺牲延长了生命的光华，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
在李大钊的四次选择中，每次都有所失，然而每次又都有所得。正是这四次重要的选择，使李大钊由一个普通青年成长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李大钊这四次选择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任何一个有志青年，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必须把个人的命运前途同祖国的命运与前途联系起来，必须使个人的发展服从于社会进步的需要，做到像李大钊那样，“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再造青春之中国”。如果只看到个人的得失，不认识社会进步对自己的要求，失去明确的前进方向，或将碌碌无为，有负于社会期望；或将走向反面，被社会所唾弃。后两种结局，在李大钊的时代大有人在；在当今时代，也不乏其人。对此，我们应有明确的认识，并引为鉴戒。
注释：
①⑥《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888、118页。
②《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第16页。
③张次溪著：《李大钊先生传》1951年8月出版，第76页。
④⑤《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217－218、220－221页。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