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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依据科学家精神的内涵：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和育人精神六个方面，以“两弹”元勋王淦昌践行科学家精神的实例展开论述;揭示王淦昌在科学研究与育人方面为科学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旨在梳理其科学成就，并以王淦昌为人物案例，期为科学研究与育人及科学家精神探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王淦昌;科学研究;科学家精神;“两弹”研制
2019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这六个方面，构成了科学家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科技工作者长期科学实践的宝贵精神财富。2020年9月，在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从科学家精神践行的角度来诠释科学家精神，在中物院人眼中，王淦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一、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爱国是科学家精神的第一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一生始终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到祖国的强盛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不愧为爱国科学家的典范。
1934年，王淦昌获得了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时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王淦昌决定回国，消息传出后，有人劝他，你留下，下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你的，如果你这样放弃，太可惜了！又有人说，科学没有国界，你何必一定要回中国？王淦昌笑笑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对一名科学家来说，他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处在民族危亡之际，我要回去，为自己的祖国尽一份力量。”另外，他还看到了他的导师迈特纳因是犹太人而招到迫害，这更坚定了回国的决心。1934年4月，王淦昌带着对祖国的爱与对侵略者的仇恨回到了祖国。
1937年11月底，王淦昌随浙江大学5年间先后被迫搬迁6次，教学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他要用科学知识来强国的坚定信念。战争与艰苦并没有阻止科学家们奋发图强、为国争光的科学追求。王淦昌主持的“中国物理学会”从来没有停止活动，浙大物理系在年会上宣读过50多篇论文，其中他本人就有8篇论文发表。1944年，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来到湄潭，对王淦昌从事的科学研究成果大为赞叹！
1951年，朝鲜战争暴发，前线志愿军总部根据情报需要验证美军在战场上使用“原子炮”的问题，王淦昌欣然受命上了前线，为“抗美援朝”做出了贡献。1959年，王淦昌在杜布纳科学城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的科学成果。国家要求王淦昌立即回国，他知道，祖国需要是第一位的，毅然接受祖国的召唤，放弃即将获得重大突破的研究领域，回国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改名王京，隐姓埋名17年，默默奉献，为突破两弹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弹”成功后，他又承担了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在以后的岁月中，王淦昌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业的第一线，1979年10月，王淦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72岁。他说：“我亲身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
王老一生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深知发展核工业，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切应以祖国利益为重。在他80大寿的庆典，张劲夫同志写下一副贺词是王淦昌的一生写照：“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
二、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會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不断追求新概念，做创新性的工作，是王淦昌学术思想的重要特征。从基本粒子物理领域到核武器突破和激光核聚变，他自己走过了一条不断创新之路。他曾说：“科学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最大兴趣。”[2]
评论一位科学家时，往往是根据他在思想领域或实践领域做出的一个或几个发现的重要意义来做出评价。人类科学史上绝大多数重大成果均由科学家在中青年时代创造，但是也有极少数创新能力特别持久的科学家;王淦昌充满辉煌创造的—生向人们表明，他就是“极少数”的创新奇才。王淦昌历经磨难，科学生涯跌宕起伏，却在漫长的一生中创新精神终生不倦，创造业绩高峰迭起，书写了20世纪世界物理学史上的光辉篇章[3]。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的。”王淦昌的创新精神是这句话的最好的诠释和写照。王淦昌的创新精神之所以能终身不倦，创新的业绩之所以形成持续高质量的“多产效应”，有许多文献从多个角度研究了该现象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存在于王淦昌精神世界的深处，这就是献身科学与探索人类未知世界的超强兴趣引起的超强趋动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求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是科学家精神的核心，难能可贵。它同时又是价值观的表现，能力的反映。献身科学的精神境界，必定是科学至上的价值观与推陈出新的创造力相结合的产物，王淦昌便是这种价值观与创造力持久结合的典范。
王淦昌的创新不光是他个人的科学创新，他更关心国家的整体科技创新。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层面来看，他高瞻远瞩的一系列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性思考和建议，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目标方向选择确定和国家科技战略的制定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面对着即将迈向科技现代化的新形势，王淦昌清醒地意识时不我待。他邀请了姜圣阶、连培生等五位核工业专家商议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写信：“发展核电是我们的第二次创业，必须要提到这样的戰略高度来看。”王淦昌高屋建瓴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邓小平同志极其重视科学家的意见。1980年的中共中央2号文件正式指出：核电建设不能分散搞，要集中精力，全面规划，分工协作。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工作理应由二机部统一规划管理。核电建设的步伐由此便加快起来。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举办“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王淦昌从五个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
自从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得到证实后，王淦昌除多次到上海光机所现场视察外，还多次写信和打电话给邓锡铭及中国科学院的周光召，对研制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与关心。经过努力，终于建成310瓦功率的大型激光装置，此项科研人员增至1000多人。利用“神光”装置，我国在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方面做出了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物理成果。
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家墀三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潜心从事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王淦昌，发现在这个庞大而辉煌的高科技项目中，并没有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这一项。如果不能在“863”里立项，这项新的科研项目很可能因经费不足而半途夭折。争还是不争，他决定要争。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科学即为真理，为集体也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因为这样尖端的问题，只有他和他的一群助手们知道其重要性。1989年1月得到了李鹏总理的批示，于是，在“863”高科技的系列里，又加进了两个新项目，即：惯性约束核聚变和通信现代化。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倾注了王淦昌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和智慧。
回顾30年前确定的“863”计划的总目标和选定的几个主要技术领域，是很有针多对性的，是应对国际挑战又符合我国国情的“不对称而有效”的战略选择，深感“863”计划决策的正确、意义重大和深远，这一重大科技发展战略是以王淦昌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智慧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的有机完美结合。
三、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科学研究是严谨的，因为科学是客观事实，是客观真理，只有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得到正确的结论。
1932年，在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很久以后有人问过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过他的导师迈特纳吗？王淦昌断然地摇头回答：“·····至于说到中子的发现这件事，这不全怪迈特纳教授。假如当初我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能获得迈特纳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可能获得成功嘛！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把这次自己犯的错误当教训牢记在心头。”1933年，王淦昌走访了欧洲几个著名实验室，有幸见到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学大师，在他们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熏陶下大开眼界，为日后从事独立的科学实验工作拓展了思路。
1944年，科学家的王淦昌深刻地洞见：作为任何一门高新尖技术或一项伟大科学成就，物理条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对科学真理的探求精神与正确的方向。他还说：“作为一名高明的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自己独到的‘搭桥’本领，什么叫‘搭桥’？就是归纳、分析和判断前人已经发表的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并且极其熟悉地了解各种文献，给已有的理论工作‘搭桥’，进而推动自己的科学实验。”
1956年，王淦昌在开展宇宙线研究的同时与两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在帕米尔高原建造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两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冒失地声称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变子”的新粒子，由此荣获了“斯大林奖”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王淦昌对此成果表示怀疑，重新实验，他认为此成果“仅凭一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在公开场合，王淦昌表示：“苏联人的此项发现靠不住！”[3]后来许多科学家都验证了王淦昌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淦昌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与科学精神。
在“两弹”研制时期，王淦昌认为“我从不迷信。既然外国人能造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现身精神。”[4]王淦昌不但身体力行，对他的“技术将领”和研制工作者经常灌输。“两弹”的成功就是对王淦昌科研作风最好的验证。
1966年，“文革”之风吹到了实验基地，像X光机这样重要的核武器试验必要的设备被停止研制。王淦昌在一次工作会上，关于土法上马实验没有发现“界面不稳定性”的问题与造反派发生争论，造反派污蔑他“反动学术权威”、“崇洋媚外”等，他理直气壮道：“·····泰勒不稳定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必须实事求是，我在院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能够把X光机的能量搞上去。·····我认为我这个意见是对的，不研制出大型X光机，我死不瞑目。”[5]
王淦昌求实、求真的实例还有很多，他的这些精神正潜移默化着今天的中物院科研工作者，激励着中物院人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四、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1961年3月，刘杰和钱三强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决定：请他到研制原子弹的核武器研究九所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并将在青海高原从事“两弹”攻关任务。他慨然接受这个春天的嘱托。北京燕山的长城脚下，王淦昌来后，与陈能宽博士仔细研究实验方案存在的问题，指出问题的症结在炸药颗粒的均匀度上和模具的精度上，以及炸药主件的光洁度上。这样，就要在实验中不断改善制作流程和制作工艺。并亲自参加了有毒、有害的“蒸药”劳动。在长城脚下，王淦昌把试验场当作课堂，把课堂当作试验场，他既给青年人讲课，又常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一条路走不通，他提出走另一条路，并且通过爆轰试验诊断各种方案。一方面做到物理实验与理论设计的吻合，一方面以精确的数据去修正理论设计。王淦昌也常关注中子源的研制工作，他不时驱车去房山县，进入王方定领导的中子源研制小组的工棚。在这片荒坡上做实验，冬天如在冰窖里受冻，夏季像在火炉里被烤，还要被成团的蚊虫轮番袭扰。谁想得到，燧人氏的后代，在如此简陋的工棚里从事尖端科技研究，制造中国神火？罗德群说，“当时生活极为艰苦，饿狠了，也没空采灰灰菜来煮汤充饥，王方定因此饿坏了胃。‘淦昌师’每次来传授制备技巧和实验方法都忘却时间，直到夜影爬到门前才离去。临别时慰勉地说饥荒岁月，都饿呵，只要饿不倒就要坚持干，不干就没出路。‘淦昌师’其实也饿，但他坚持赶去实验场。”长城脚下1000多次的炮轰物理实验，激荡着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为国图强无私奉献的精神。 1963年初，实验部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试验要求，要上青海高原。王淦昌行前也给年轻人做思想工作，他说，做爆轰物理实验，不像玩“二踢脚”的孩子，可在街头巷尾…。他从离乡去沙溪小学读书至今，生活一直流动着，唯其如此，他的科学思维才像潺潺的山溪为着美的憧憬而奔涌不息吧。这次，由于严格的保密规定，他不能告诉家人将去何方，只对夫人吴月琴谎称，去兰州出差，要在那儿工作一段时间。便上了青海高原。
王淦昌到达高原时，唐孝威已和测试组成员准备好了试验条件。正被病痛折磨的唐孝威见老教授亲临高原指导实验工作，万分高兴。同时，也为教授的高血压病患担忧。这座建设在世界屋脊上的原子城，空气稀薄，饭煮不熟，肉煨不烂，等于吃生饭菜度日，许多年轻人由于环境不适，过来不久身体就垮了。由于高原缺氧，年轻人走路都气喘，将近花甲之年的王教授能坚持下去么？谁都不能阻拦“只争朝夕”的王淦昌。他作为实验与技术的领导，要关照的事情自然很多，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甚至一颗螺丝的加工和一个小小的焊点，都要严格把关。出于“责任心驱动”，在空气稀薄的高原，患高血压症的人常常失眠，责任心也不许他安眠，他便撒開思维网去捕捉实验工作中的每一个疑点，常常为一个工作细节半夜蹲守在车间，直到问题解决。
王淦昌是实验部的技术总指挥导师，他自然更为关心其实验工号的安全保障和研究成果。由于心系全体科技人员的安危，他不管工作多么劳累，高原反应如何难受，都要抽空到该工号来关照从事临界质量试验的年轻学者直到明了各种情况下的安全系数，他才放心。
氢弹的预研与原子弹的研制几乎同步于那个“艰难岁月”。先是由钱三强领导黄袓恰、于敏等20多位青年科学家的“中子物理组”进行理论研究，探讨“泰勒——乌拉姆原理”的奥秘。理论设计十分艰难，唯其难，更见实验诊断何等艰巨。王淦昌不仅要参加彭桓武、邓稼先主持的方案论证会，还要和陈能宽、胡仁宇、唐孝威等人拿出行之有效的实验手段和实验方法对理论设计进行诊断。王淦昌这时已届花甲之年，却还像年轻人那样，奋斗于风雪高原，奔波于戈壁荒滩，以他严谨的领导作风和卓越的实验天才带领实验部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小型化试验、导弹核武器试验、氢弹原理试验、多次的地下核试验。
五、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王淦昌富有正义感，实事求是，坦率真诚。他为人谦虚质朴，待人平等热诚，不畏邪恶，正气凛然。他热情关怀年轻人的培养与成长，扶掖后进，不遗余力。从山东大学到浙江大学，从湄潭到杭州，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到苏联杜布纳，从“两弹”研制到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王淦昌可谓“桃李满天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他的学生和曾经在他指导下得到成长的就有十余位。程开甲、胡济民、吕敏都是他的优秀学生，胡仁宇、唐孝威、丁大钊、王乃彦等都曾在他直接指导下得到成长。不少现在国外的科学家，如李政道、汪志馨、冯平贯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6]
原子能院每年都要组织一次“五四青年学术报告会”，只要工作和身体情况允许，王淦昌总要出席，对年轻人在报告中提出的新思路、新诀窍，他总是要给予热情赞扬，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大胆探索。
王淦昌是践行“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科学家精神的典范，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中物院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学习以王淦昌为代表的科学家精神、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砥砺“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勇毅担当，激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豪情，勇立潮头、锐意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7]
参考文献
[1]何建明.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2]杜祥琬王淦昌和国家“八六三”计划———为王淦昌先生百年诞辰而作[J].北京：物理，2007.
[3]郭兆甄.王淦昌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4]王乃彦.王淦昌——两弹研制团队的楷模[J].北京：中国核工业，2014.
[5]袁孝金，吕贤年.杰出的科学研究赤诚的报国情怀──记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J].西安：中学物理教学参考，1998.
[6]袁孝金，吕贤年.杰出的科学研究赤诚的报国情怀──记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J].西安：中学物理教学参考，1998.
[7]人民日报评论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N].北京：人民日报，2020年09月15日01版
作者
李建强，性别男，1970年7月，民族汉，籍贯（省市）河北省邢台市，学历研究生，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科研文化、科研管理、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许世诚，性别男，1970年，民族汉，籍贯（省市）四川成都市，学历研究生，职称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学、科研文化、管理学。
徐铁钢，性别男，1971年，民族汉，籍贯（省市）浙江省永康市，学历大学本科，职称高级讲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培训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政治思想教育。
关键词：王淦昌;科学研究;科学家精神;“两弹”研制
2019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这六个方面，构成了科学家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科技工作者长期科学实践的宝贵精神财富。2020年9月，在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从科学家精神践行的角度来诠释科学家精神，在中物院人眼中，王淦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一、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爱国是科学家精神的第一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一生始终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到祖国的强盛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不愧为爱国科学家的典范。
1934年，王淦昌获得了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时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王淦昌决定回国，消息传出后，有人劝他，你留下，下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你的，如果你这样放弃，太可惜了！又有人说，科学没有国界，你何必一定要回中国？王淦昌笑笑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对一名科学家来说，他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处在民族危亡之际，我要回去，为自己的祖国尽一份力量。”另外，他还看到了他的导师迈特纳因是犹太人而招到迫害，这更坚定了回国的决心。1934年4月，王淦昌带着对祖国的爱与对侵略者的仇恨回到了祖国。
1937年11月底，王淦昌随浙江大学5年间先后被迫搬迁6次，教学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他要用科学知识来强国的坚定信念。战争与艰苦并没有阻止科学家们奋发图强、为国争光的科学追求。王淦昌主持的“中国物理学会”从来没有停止活动，浙大物理系在年会上宣读过50多篇论文，其中他本人就有8篇论文发表。1944年，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来到湄潭，对王淦昌从事的科学研究成果大为赞叹！
1951年，朝鲜战争暴发，前线志愿军总部根据情报需要验证美军在战场上使用“原子炮”的问题，王淦昌欣然受命上了前线，为“抗美援朝”做出了贡献。1959年，王淦昌在杜布纳科学城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的科学成果。国家要求王淦昌立即回国，他知道，祖国需要是第一位的，毅然接受祖国的召唤，放弃即将获得重大突破的研究领域，回国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改名王京，隐姓埋名17年，默默奉献，为突破两弹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弹”成功后，他又承担了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在以后的岁月中，王淦昌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业的第一线，1979年10月，王淦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72岁。他说：“我亲身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
王老一生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深知发展核工业，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切应以祖国利益为重。在他80大寿的庆典，张劲夫同志写下一副贺词是王淦昌的一生写照：“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
二、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會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不断追求新概念，做创新性的工作，是王淦昌学术思想的重要特征。从基本粒子物理领域到核武器突破和激光核聚变，他自己走过了一条不断创新之路。他曾说：“科学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最大兴趣。”[2]
评论一位科学家时，往往是根据他在思想领域或实践领域做出的一个或几个发现的重要意义来做出评价。人类科学史上绝大多数重大成果均由科学家在中青年时代创造，但是也有极少数创新能力特别持久的科学家;王淦昌充满辉煌创造的—生向人们表明，他就是“极少数”的创新奇才。王淦昌历经磨难，科学生涯跌宕起伏，却在漫长的一生中创新精神终生不倦，创造业绩高峰迭起，书写了20世纪世界物理学史上的光辉篇章[3]。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的。”王淦昌的创新精神是这句话的最好的诠释和写照。王淦昌的创新精神之所以能终身不倦，创新的业绩之所以形成持续高质量的“多产效应”，有许多文献从多个角度研究了该现象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存在于王淦昌精神世界的深处，这就是献身科学与探索人类未知世界的超强兴趣引起的超强趋动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求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是科学家精神的核心，难能可贵。它同时又是价值观的表现，能力的反映。献身科学的精神境界，必定是科学至上的价值观与推陈出新的创造力相结合的产物，王淦昌便是这种价值观与创造力持久结合的典范。
王淦昌的创新不光是他个人的科学创新，他更关心国家的整体科技创新。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层面来看，他高瞻远瞩的一系列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性思考和建议，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目标方向选择确定和国家科技战略的制定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面对着即将迈向科技现代化的新形势，王淦昌清醒地意识时不我待。他邀请了姜圣阶、连培生等五位核工业专家商议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写信：“发展核电是我们的第二次创业，必须要提到这样的戰略高度来看。”王淦昌高屋建瓴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邓小平同志极其重视科学家的意见。1980年的中共中央2号文件正式指出：核电建设不能分散搞，要集中精力，全面规划，分工协作。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工作理应由二机部统一规划管理。核电建设的步伐由此便加快起来。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举办“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王淦昌从五个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
自从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得到证实后，王淦昌除多次到上海光机所现场视察外，还多次写信和打电话给邓锡铭及中国科学院的周光召，对研制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与关心。经过努力，终于建成310瓦功率的大型激光装置，此项科研人员增至1000多人。利用“神光”装置，我国在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方面做出了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物理成果。
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家墀三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潜心从事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王淦昌，发现在这个庞大而辉煌的高科技项目中，并没有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这一项。如果不能在“863”里立项，这项新的科研项目很可能因经费不足而半途夭折。争还是不争，他决定要争。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科学即为真理，为集体也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因为这样尖端的问题，只有他和他的一群助手们知道其重要性。1989年1月得到了李鹏总理的批示，于是，在“863”高科技的系列里，又加进了两个新项目，即：惯性约束核聚变和通信现代化。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倾注了王淦昌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和智慧。
回顾30年前确定的“863”计划的总目标和选定的几个主要技术领域，是很有针多对性的，是应对国际挑战又符合我国国情的“不对称而有效”的战略选择，深感“863”计划决策的正确、意义重大和深远，这一重大科技发展战略是以王淦昌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智慧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的有机完美结合。
三、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科学研究是严谨的，因为科学是客观事实，是客观真理，只有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得到正确的结论。
1932年，在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很久以后有人问过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过他的导师迈特纳吗？王淦昌断然地摇头回答：“·····至于说到中子的发现这件事，这不全怪迈特纳教授。假如当初我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能获得迈特纳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可能获得成功嘛！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把这次自己犯的错误当教训牢记在心头。”1933年，王淦昌走访了欧洲几个著名实验室，有幸见到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学大师，在他们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熏陶下大开眼界，为日后从事独立的科学实验工作拓展了思路。
1944年，科学家的王淦昌深刻地洞见：作为任何一门高新尖技术或一项伟大科学成就，物理条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对科学真理的探求精神与正确的方向。他还说：“作为一名高明的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自己独到的‘搭桥’本领，什么叫‘搭桥’？就是归纳、分析和判断前人已经发表的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并且极其熟悉地了解各种文献，给已有的理论工作‘搭桥’，进而推动自己的科学实验。”
1956年，王淦昌在开展宇宙线研究的同时与两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在帕米尔高原建造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两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冒失地声称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变子”的新粒子，由此荣获了“斯大林奖”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王淦昌对此成果表示怀疑，重新实验，他认为此成果“仅凭一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在公开场合，王淦昌表示：“苏联人的此项发现靠不住！”[3]后来许多科学家都验证了王淦昌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淦昌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与科学精神。
在“两弹”研制时期，王淦昌认为“我从不迷信。既然外国人能造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现身精神。”[4]王淦昌不但身体力行，对他的“技术将领”和研制工作者经常灌输。“两弹”的成功就是对王淦昌科研作风最好的验证。
1966年，“文革”之风吹到了实验基地，像X光机这样重要的核武器试验必要的设备被停止研制。王淦昌在一次工作会上，关于土法上马实验没有发现“界面不稳定性”的问题与造反派发生争论，造反派污蔑他“反动学术权威”、“崇洋媚外”等，他理直气壮道：“·····泰勒不稳定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必须实事求是，我在院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能够把X光机的能量搞上去。·····我认为我这个意见是对的，不研制出大型X光机，我死不瞑目。”[5]
王淦昌求实、求真的实例还有很多，他的这些精神正潜移默化着今天的中物院科研工作者，激励着中物院人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四、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1961年3月，刘杰和钱三强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决定：请他到研制原子弹的核武器研究九所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并将在青海高原从事“两弹”攻关任务。他慨然接受这个春天的嘱托。北京燕山的长城脚下，王淦昌来后，与陈能宽博士仔细研究实验方案存在的问题，指出问题的症结在炸药颗粒的均匀度上和模具的精度上，以及炸药主件的光洁度上。这样，就要在实验中不断改善制作流程和制作工艺。并亲自参加了有毒、有害的“蒸药”劳动。在长城脚下，王淦昌把试验场当作课堂，把课堂当作试验场，他既给青年人讲课，又常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一条路走不通，他提出走另一条路，并且通过爆轰试验诊断各种方案。一方面做到物理实验与理论设计的吻合，一方面以精确的数据去修正理论设计。王淦昌也常关注中子源的研制工作，他不时驱车去房山县，进入王方定领导的中子源研制小组的工棚。在这片荒坡上做实验，冬天如在冰窖里受冻，夏季像在火炉里被烤，还要被成团的蚊虫轮番袭扰。谁想得到，燧人氏的后代，在如此简陋的工棚里从事尖端科技研究，制造中国神火？罗德群说，“当时生活极为艰苦，饿狠了，也没空采灰灰菜来煮汤充饥，王方定因此饿坏了胃。‘淦昌师’每次来传授制备技巧和实验方法都忘却时间，直到夜影爬到门前才离去。临别时慰勉地说饥荒岁月，都饿呵，只要饿不倒就要坚持干，不干就没出路。‘淦昌师’其实也饿，但他坚持赶去实验场。”长城脚下1000多次的炮轰物理实验，激荡着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为国图强无私奉献的精神。 1963年初，实验部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试验要求，要上青海高原。王淦昌行前也给年轻人做思想工作，他说，做爆轰物理实验，不像玩“二踢脚”的孩子，可在街头巷尾…。他从离乡去沙溪小学读书至今，生活一直流动着，唯其如此，他的科学思维才像潺潺的山溪为着美的憧憬而奔涌不息吧。这次，由于严格的保密规定，他不能告诉家人将去何方，只对夫人吴月琴谎称，去兰州出差，要在那儿工作一段时间。便上了青海高原。
王淦昌到达高原时，唐孝威已和测试组成员准备好了试验条件。正被病痛折磨的唐孝威见老教授亲临高原指导实验工作，万分高兴。同时，也为教授的高血压病患担忧。这座建设在世界屋脊上的原子城，空气稀薄，饭煮不熟，肉煨不烂，等于吃生饭菜度日，许多年轻人由于环境不适，过来不久身体就垮了。由于高原缺氧，年轻人走路都气喘，将近花甲之年的王教授能坚持下去么？谁都不能阻拦“只争朝夕”的王淦昌。他作为实验与技术的领导，要关照的事情自然很多，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甚至一颗螺丝的加工和一个小小的焊点，都要严格把关。出于“责任心驱动”，在空气稀薄的高原，患高血压症的人常常失眠，责任心也不许他安眠，他便撒開思维网去捕捉实验工作中的每一个疑点，常常为一个工作细节半夜蹲守在车间，直到问题解决。
王淦昌是实验部的技术总指挥导师，他自然更为关心其实验工号的安全保障和研究成果。由于心系全体科技人员的安危，他不管工作多么劳累，高原反应如何难受，都要抽空到该工号来关照从事临界质量试验的年轻学者直到明了各种情况下的安全系数，他才放心。
氢弹的预研与原子弹的研制几乎同步于那个“艰难岁月”。先是由钱三强领导黄袓恰、于敏等20多位青年科学家的“中子物理组”进行理论研究，探讨“泰勒——乌拉姆原理”的奥秘。理论设计十分艰难，唯其难，更见实验诊断何等艰巨。王淦昌不仅要参加彭桓武、邓稼先主持的方案论证会，还要和陈能宽、胡仁宇、唐孝威等人拿出行之有效的实验手段和实验方法对理论设计进行诊断。王淦昌这时已届花甲之年，却还像年轻人那样，奋斗于风雪高原，奔波于戈壁荒滩，以他严谨的领导作风和卓越的实验天才带领实验部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小型化试验、导弹核武器试验、氢弹原理试验、多次的地下核试验。
五、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王淦昌富有正义感，实事求是，坦率真诚。他为人谦虚质朴，待人平等热诚，不畏邪恶，正气凛然。他热情关怀年轻人的培养与成长，扶掖后进，不遗余力。从山东大学到浙江大学，从湄潭到杭州，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到苏联杜布纳，从“两弹”研制到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王淦昌可谓“桃李满天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他的学生和曾经在他指导下得到成长的就有十余位。程开甲、胡济民、吕敏都是他的优秀学生，胡仁宇、唐孝威、丁大钊、王乃彦等都曾在他直接指导下得到成长。不少现在国外的科学家，如李政道、汪志馨、冯平贯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6]
原子能院每年都要组织一次“五四青年学术报告会”，只要工作和身体情况允许，王淦昌总要出席，对年轻人在报告中提出的新思路、新诀窍，他总是要给予热情赞扬，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大胆探索。
王淦昌是践行“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科学家精神的典范，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中物院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学习以王淦昌为代表的科学家精神、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砥砺“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勇毅担当，激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豪情，勇立潮头、锐意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7]
参考文献
[1]何建明.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2]杜祥琬王淦昌和国家“八六三”计划———为王淦昌先生百年诞辰而作[J].北京：物理，2007.
[3]郭兆甄.王淦昌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4]王乃彦.王淦昌——两弹研制团队的楷模[J].北京：中国核工业，2014.
[5]袁孝金，吕贤年.杰出的科学研究赤诚的报国情怀──记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J].西安：中学物理教学参考，1998.
[6]袁孝金，吕贤年.杰出的科学研究赤诚的报国情怀──记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J].西安：中学物理教学参考，1998.
[7]人民日报评论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N].北京：人民日报，2020年09月15日01版
作者
李建强，性别男，1970年7月，民族汉，籍贯（省市）河北省邢台市，学历研究生，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科研文化、科研管理、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许世诚，性别男，1970年，民族汉，籍贯（省市）四川成都市，学历研究生，职称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学、科研文化、管理学。
徐铁钢，性别男，1971年，民族汉，籍贯（省市）浙江省永康市，学历大学本科，职称高级讲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培训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政治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