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九州壮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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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祖国的天空中时而飞过一批现代歼击机编队,它经盈的身材,快捷的机动、长距离的作战半径 ,多挂点的武器火力等完美表现成为了军事爱好者关注的焦点。
  有人将它和F-16、F/A-18和“幻影”2000等现代歼击机相提并论。它就是完全由我国航空界自力更生、自主研制的一种现代歼击机。
  
  中国航空在奋起
  
  文革结束后,我国航空技术和美俄英法等强国还有着巨大的差异,在现代飞机的主要指标电传操纵、精确打击、先进电子系统(包括雷达、电子战)等方面急待迎头赶上。
  中国航空人看到了这一切,于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蓉城某设计所开始动手设计中国的第一种现代歼击机。这时中国试飞院的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做歼8白天型飞机的定型试飞。在试飞院也有一大批紧迫世界先进试飞成果的精英,像后来担任中国第一种现代歼击机试飞总师的周自全研究员,这时就提出了研制具有现代飞机特点、有电传操纵的变稳试验机,作为以后培训现代歼击机试飞员时使用。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国家批准,由试飞院设计、其它几个所配合的BW-1变稳机的研制也很快投入了实施。
  
  八十年代中期,蓉城某设计所得到了国家支持,新型歼击机设计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了解该飞机的情况,当时的试飞院(当时称试飞中心)严京林所长就带着周自全到蓉城去调研。九十年代初,国家正式决定这种新型歼击机在中国试飞院定型试飞,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在试飞院展开了。
  要对新型歼击机进行科研定型试飞,对试飞院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尽管试飞院已经为国家近乎全部的国产新机、发动机、机载武器作了成功的科研鉴定试飞,发放过一系列的蓝天通行证,但这种新型歼击机是全新的,谁也没有经验。一切都需从零开始。
  科研试飞是对新机进行空间试验的过程,设备、仪器、测试软件、保证体系、试飞工程师、试飞大纲、试飞员等问题都摆在了面前。
  这时试飞院还承担着“飞豹”和另一种关键型号的试飞任务,但当时的戈平院长和刚上任的周自全总师就召集试飞院的试飞专家多次开会,列出技改、预研项目,讨论人员配置。
  在技改预研上,大家列出了十多项新课题、其中C/ADAS、颤振激励器、EPU等应急动力系统都是国内没有的,需要进口或研制。要自力更生,谈何容易?但中国试飞院人以航空为己任,还是决定立足自力更生、个别进口,走出自己的路来。
  在试飞团队上,戈院长和周总考虑了老中青相结合。科研队伍由周总挂帅,全昌业副总师、杨龙研究员、王启研究员、袁慧馨研究员、齐连普研究员、霍培峰研究员、余俊雅研究员等负责。这些人分别是飞机、电子、发动机等方面的专家,不少在行业内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在试飞上,他们考虑了驻院试飞团的卢军、李存保、汤连刚等特级试飞员,还有蓉城制造厂试飞大队的雷强、钱学林等。以后又发展了张景亭、李中华、徐勇凌等从本科毕业到空军,又经过试飞院管辖的试飞员培训班培训的试飞员。
  与此同时,试飞院还抽出了一批尖子机务,专门成立了个机务六大队,保证新机的科研试飞。
  新型歼击机属于天字一号工程,上至国家主席、军委、总装、空军,下至各厂所、每个职工都积极支持,处处开绿灯。技改和预研在加紧进行,蓉城的设计出图、制造也在紧锣密鼓。在行业内部,不论是总设计师宋文骢,还是生产厂、试飞院、配套厂家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团队,为着共和国的明天而战。
  G/ADAS是机载和地面的一种无线联网、实时处理数据的系统,前几代是从西方买,这一次周总决定自行研制。有些人不相信能造出来,因为新一代设备要求能同时处理方圆数百千米新机上的数据和实时画面,单位时间处理参数能力达数千个。在当时世界上也只有法国有这种能力。周自全总师立了军令状,结果几年后终于研制了出来,而且优于原设计,为中国人争了气。现在各航空总装厂家和空军基地都使用着这种源自中国试飞院的G/ADAS。
  为了使用贤才,戈平院长亲自把已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子对撞机处工作的杨龙女士打电话调回,让她当周的助手。杨龙是北京人,毕业于哈军工,学电子工程,曾在美国波音公司工作过两年。她曾在试飞院工作了几十年。哥哥病了,母亲一个人在老家,但为了国家型号,她毅然决然地回到试飞院。
  
  培训出中国试飞工程师、高水平的试飞员队伍
  
  在搞技改预研的同时,试飞院还抓了试飞工程师、试飞员的培训。根据协议,中国的试飞工程师、试飞员先后在俄罗斯航空试飞院以及西方一些国家进行过训练。
  
  那是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由试飞院王启研究员等带着卢军、雷强在俄罗斯学现代飞机飞行。卢军时任试飞团副参谋长,是俄罗斯试飞院最佩服的中国试飞员之一。他在苏-27苏-30、米格-29、图-154等飞机上只飞了几天就游刃有余。那时卢军作为学员在前座,俄罗斯王牌试飞员作为教员在后座。后座教员只是在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切换操纵。但仅仅过了·几天,卢军就掌握了他的全部技巧,甚至在不少方面比教员做的还到位。这位俄罗斯王牌试飞员为他举起了大拇指,很快就放了单飞。分别时,他专门为卢军送了一幅自己创作并签名的飞机版画作为纪念。可惜这位试飞英雄,在1994年4月的一次飞行中;隆烈牺牲(时任试飞院所属的中国试飞员学院主管业务的副院长)。在俄罗斯训练时还培训出了中国的试飞专家王启、试飞工程师周建新。两位年轻人在俄罗斯试飞院参与了飞机的失速尾旋、大迎角的试飞全过程,掌握了俄方在这方面的经验,又结合中国的试飞技术,成为国内少有的航空专家,也为中国新型歼击机的失速尾旋等试飞储备技术,受到了俄方的尊敬。俄罗斯国家国防工业委员会专门为他们颁发了试飞工程师证书。
  九十年代初,周总还带着李存宝、汤连刚、钱学林等到欧洲飞过变稳机,实习飞行了现代飞机的特情(就是所有危及飞机成败和飞行员生命安全的情况)边界,也为以后中国现代飞机试飞安全、处理空中特情作了保证。在和欧洲国家航空专家的一次讨论会上,专家对来自中国的飞行员提出的问题不屑一顾,十分傲慢。这时李存保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位专家一时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他后来对带队的周总说:“佩服、佩服,中国竟也有这样水平的试飞人才,真没想到。”李存宝出身于河北农村,作风朴实、敢于钻研,在科研上屡立奇功,在试飞科研人员中有很高的声誉。
  出外培训增长了大家的见识,也丰富了经验。那是2003年夏日的一天,新型歼击机在大漠试飞,钱学林在落地时侧风突然加大,新机产生诱发震荡,一时出现很大的倾斜,空难几乎将在一瞬间发生。地面上的保证人员一颗心都吊在了嗓子眼上。可是只见钱学林沉着冷静地操纵新机再次拉起跃升,避免了这场灾难,安全归来。事后他像没事一样轻松地说:“这是因为周总让我们飞过变稳机,我熟知该如何处理这种问题,应感谢周总!”   后来张景亭、李中华、徐勇凌这些大学本科毕业再学飞行的试飞员也在试飞院的统一安排下,先后去俄罗斯学习,并获得了俄罗斯的试飞员证书。这些年轻人都成了以后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代现代机的功勋试飞员。
  与此同时,试飞院内的各科研主管、测试主管也在艰苦的条件下认真钻研新一代歼击机的试飞技术、测试方法,编制新型歼击机的试飞大纲。他们知道,这个科研试飞大纲不同寻常,几乎每一项都是中国第一,必须采取新方法、新方案、新技术。试飞员是根据他们的任务单要求在空中试飞,在空中的结果要通过他们分析、给出结论。所以每一个要求、每一个字,一个能量标号、一条曲线的走势都必须准确无误,这才是对国家负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沿海一带收入和内地反差很大的时候,全国到处都是“孔雀东南飞”。可是为了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歼击机,试飞院一大批优秀人才坚定地留了下来。黄振中研究员是南京大学六十年代中期的毕业生,为G/ADAS编了几十万行的软件指令,某沿海民营单位对他说:“你在软件方面是尖子,只要你来,我们一年给二十万。”但他摇摇头回答道:“我不光为钱,我还为这个国家。”像这样当时每月只挣千元以下的技术尖子试飞院有一大批。
  
  蓉城首飞和转场试飞院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个春天,蓉城某厂的机场上空万里无云,能见度极好。这天,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歼击机要在这里首飞。中央军委的领导来了,航空总公司的领导来了,该厂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工人也来了。中国试飞院一直在这里协同测试和试飞的先遣小分队里的几十名科研、测试、飞行人员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由试飞院所属的空军试飞团当时的团长汤连刚(现在是空军试飞专家、中国试飞院所属的试飞院学院院长)任当天的首飞指挥员,雷强担任首飞飞行员。汤连刚是首飞组副组长,为了这次首飞,他已经在这里待了半年有余,将这里当成了家,每次回院里仅呆一两天。在G/ADAS上做过很大贡献的试飞院测试专家白效贤和他的同事们紧紧守在监视器前,准备记录今天的首飞数据。周自全、杨龙等也都坐在主席台上。
  
  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射入晴空,一架银白色的新型歼击机就像一只银燕滑进跑道,携雷带电般地轰鸣着滑跑了几百米,就直插云霄。大家都松了口气。
  十分钟过去了,忽然机场塔台断了两分钟电,空地指挥中断。两分钟后电来了。虽然这两分钟不太影响飞机安全,但某厂所的科研保证人员脸色黄了,这段时间飞机数据丢失了怎么办?这是不可再见的首飞数据呀。这时他们突想到了试飞院为该厂安装的G/ADAS,它具有不间断电源。一问果然这里记下了全部记录,人们扫去了脸上的乌云。试飞院为新型歼击机研制的这套系统在首飞时就立下汗马功劳。
  飞机安全落地,首飞成功了,全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全国一片欢腾。就在这天下午15时35分,在蓉城调整试飞了一年左右的新机,奉空司命令转场中国试飞院,开始科研定型试飞。
  
  改装精神和五一纪录
  
  全世界每一种新型飞机都要经过调整试飞、科研鉴定试飞、出厂试飞几个阶段。调整试飞就是将才组装起来的飞机飞上天,排除一些简单的安全问题。科研试飞却是根据国家航定委通过的试飞鉴定大纲,通过强度、颤振、操纵性、稳定性、失速、尾旋、发动机、机载设备、机载武器等数十项、数百个课题,数千个参数、一两千架次试飞的逐项检验。出厂试飞是按科研定型试飞的结果对每一架飞机的检验。在这些试飞中,科研定型试飞是最重要的,它是通过诸多边界(就是极端数据)来检验飞机性能,排除飞机存在的弱点和故障,是新机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过程。国际上几乎每一种名机的诞生,都有几名试飞员为之献身。据国际航空界权威公认的统计:科研试飞在资金上、科学上、风险上、周期上要占整个新机研制过程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几架新机先后到达中国试飞院后,经过了简单的飞行,就开始改装。那是2000年的春天,试飞院改装厂房日夜灯火通明,工人们几班倒地忙碌着。改装是个细致活,是要将科研试飞项目所要求的测试参数全部通过传感器、感应芯片来反映。每架飞机不同部位布点,并通过导线与计算机、发射机联结,通过不同频率的地面实时监控设备收集,并同时计算出该机的各种参数,便于分析研究。
  过去每架飞机只有几十个点,而现在为了测得更细更准,新机每架有几百个点,每个点都需安装、引线,且不能破坏和影响飞机结构。歼击机的内舱本来就小,人只能钻到里面。钻进去后一个姿势就得保持一两个小时,要将这几百个点、几十千米长的导线贴起来、联起来,而且还要保证飞机的安全、结构不受任何影响谈何容易。
  
  在2000年那个春天,试飞院改装车间的工人、技术人员就在这里整整干了四十天,终于完成了任务。后来试飞院把这种精神称为“改装精神”。
  那年“五一”是全国第一次长假,可试飞队伍没有休息,连创了新型歼击机自首飞以来试飞速度的最高纪录——单架达到每天六架次,整体达几十架次。可能有人觉得这不算什么,要知道这是新机的开场试飞呀,新机平均间隔几十分钟就出现一次故障,每一架次下来都要检修,在这种情况下,保证单架飞机每天飞六架次,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
  在试飞院机场的中间有个黄楼,过去是搞雷达测试的,现在咸了新机试飞的指挥部。在这里,每天早上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个保证厂家的跟飞人员在这里开会。这些厂家除航空系统外,还有电子、兵器、航天等其它系统的。国家规定在试飞期间,哪个厂所研制的零部件出了问题,都得现场解决。空军、航定委、航空一集团的有关人员也在这里设办公室,现场督战,试飞院周自全总师为现场指挥。
  在“五一”长假期间,余俊雅副总亲自抓飞行。他与工人一样早上7点进场,一直飞到日落前。别人回去了,他又去科研室处理数据,经常到凌晨两点。就这样他为新机争取了时间。
  
  大漠凯歌
  
  在祖国的大西北,有个专供新机试飞的基地。2002年初夏,根据国家要求,试飞院进行了建院以来空前的陆空大转场。前后有数百上千吨设备仪器和数百号人员到大漠戈壁中安营扎寨,进行中国新型歼击机的试飞大会战。
  这时候试飞院年轻有为的新一代班子已经上台,沙长安任院长、于以贵为书记。转场大漠后沙长安任总指挥、周自全任常务副总指挥,余俊雅、袁慧馨、杨龙等为副总工程师。有关场所也在这里一起办公。
  在大漠基地一次就飞十八个月,在这十八个月中间也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
  这时候飞行的是汤连刚、张景亭、李中华、徐勇凌等年轻、高学历的飞行员,还有蓉城某厂试飞大队的飞行员。
  在2003年的夏天,新机试飞某项课目。编队已经到位,但就是无法实施,僵持了半个多月都无法进行。这时候就有人说,新机不具备完成该项目的能力。一连串的问题都摆在了周总的桌前。有人提议干脆给国家写报告,建议新机取消该项目。   在周总的办公室中,他一次次地拿起笔,但又放下了。作为新机的试飞总师,他明白肩上的担子。全世界所有的现代歼击机都有此项功能,难道我们的新机会没有吗?那还算现代吗?这项技术在国内当年就是在试飞院试飞完成的,难道我们要走回头路。于是他想到请全国的专家来会商。
  很快全国的专家从各地赶来。第二天,周自全召开了论证会,当基地试飞队介绍到大飞机和小飞机编队已经到位,但管子就是进不了插管,在那乱摆时,军方某专家说:“那小飞机就向前撞插管嘛。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课题,试验飞机的功能,不是为了编队。”
  一个亮点在周总脑子里一闪,此话有理。但过去人们担心小飞机向前撞会影响安全。因为那个编队上下左右只有十米之间,确实很难掌握。
  周总这时想到前不久国防部长曹刚川来此视察时的指示:“当型号试验速度和安全发生冲突时,安全更重要。”他要求各有关部门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稳妥的措施,报他批准,等总师们研究后再决定明天如何试飞。
  这个晚上新机大厦灯火通明,大家几乎都没睡觉。通过周密严格的计算,一个最稳妥,最安全的方案终于在次日凌晨诞生。
  第二天中年进场,徐勇凌驾驶小飞机与大飞机通场一次后,慢慢接近,编队到位。只见大飞机管子一放,小飞机稍稍一向前就接住了。两个飞机共同飞了几分钟,又安全分开。
  “成功了!”机场传来一阵欢呼。
  也是在这年的春天,在胶东半岛,杨龙副总师带队,试飞院电子试验机带着新机的雷达进行试验。电子试验机是一架专门试验雷达及电子产品的平台,是试飞院于九十年代在运输机基础上改装的。在山东试飞的关键问题是胶东机场密集,空域紧张,而我们的电子试验机一上天就是几个小时,除了靶机之外要求别的飞机都不能飞行。
  雷达是飞机的眼睛,在火控中还起着制导作用,必须飞好。这时已五十多岁的杨总在几个空军航空师团中反复交涉,终于为雷达试飞争取了空域和时间,也要来了靶机。
  
  攻坚戈壁
  
  在大漠基地的办公室中,有一面黑板上记载着试飞的进度。这就像流水一样,有过顺畅,也有过险滩。
  在空地弹投放精度试飞时,一块不大的靶布铺在靶场,一次又一次投弹就是打不中。投不准有许多原因,可能是投放姿态,也可能是弹道轨迹,还可能是软件程序。试验因此停下来。在大漠基地的办公室里,大家都在认真地找原因,在几天后的攻关会上,某所一位年轻工程师先写出他们的方程和曲线,证明没问题,问题出在飞机操纵上。
  试飞院王玉良主管这时候站起来,声音不大地说:“请你看看你的方程,结论就少几个字,这才是主要原因。”
  年轻人气盛:“不会吧,我算了多次!”
  王玉良马上走到黑板前,噌噌噌写出一串数学方程和推导,那小伙脸红了。当然这数据只是一方面原因,在找出其它原因后,新机的投弹精确度达到了国际水平。
  大迎角试飞是考核新机的关键项目之一,也是风险科目。在这个问题上,王启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大漠试飞的那个初夏,他拿出了科学细致的试飞方案。这个方案是他几个月来从国外现代名机的大迎角(也称大攻角)试飞资料中筛选出来的,又和担任该课题的试飞员李中华进行了认真研究,最后得到了周总批准。
  试验那天,李中华驾驶飞机上天后,王启坐在大漠基地的G/ADAS监视台前,目不转睛地看着飞机的姿态和参数变化。李中华报告:“开始拉升。”只见在明亮的监视荧屏上飞机从平飞转向迎角,3度、5度…10度…15度…20度……25度……
  飞机还在继续拉,迎角还在加大。王启明白这时李中华正在创造中国又一个第一——他在空中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因为这时他的身体要承受极大的过载。
  新机大迎角试飞顺利成功,李中华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成为试飞专家,王启和试飞院的新技术和方法也得到了验证。
  救生装置试验也是新机试验的重要部分,新机的救生装置如弹射座椅、救生伞等也经过了严格的试飞检验。
  那是2000年的夏天,在试飞院机场。当时的试飞院环保救生研究室领导詹明旺等人正在给试飞此项课题的试飞员张旭讲试飞要求。条令要求每个试飞员飞行前必须清楚试飞工程师关于任务的要求,明白任务的目的,便于执行监控或补充记录仪器的不足。在试飞上发挥试飞员的作用,使他们从一个简单的飞机驾驶员成长为设备不能代替的万能试验监控员,这才是国家和军队的要求。
  新机的救生系统试验比过去的所有救生系统试验都复杂。它要求飞出新机六个状态的弹射——平飞、倒飞、俯冲、俯冲滚转等。张旭是来自海南的试飞员,他的妻子已转业到海口,夫妻两地分居。在那个夏天,张旭驾着试飞院的弹射救生试验机,几乎每天从本场出发到几十千米外的靶场去弹射。
  为了飞好倒飞弹射,型号办课题负责人将试飞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情都考虑到,每种都找到了紧急处理办法,并仔细地告诉张旭。他们知道倒飞时仅距地面2 000米,稍有不慎飞机就会坠地,风险极高。
  那天张旭在两地试飞队的关注下飞上蓝天,几分钟后到投放区,通场一周开始在2 000米高度进行倒飞弹射。只听的“嗵”的一声,一团东西从弹射舱弹出。飞机向左上角冲了一下,上升改平,顺利凯旋。
  在试验几种空空导弹的项目中,也遇到了罕见的困难。这几种新型导弹是航空一集团的科技人员用了多年的心血研制出的,它们在射程上、制导技术上、精确度上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在国际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地面上虽经过了各种试验,但关键是在空中要打得准、打得远、精度高。因为飞机在空中是动态的,主机和目标机都在做相对运动,而且目标机的防卫、伪装功能也是导弹制导精确性的大敌,必须考虑在先。 2003年底,久旱的大漠出奇地下了一场大雪,浩瀚的戈壁呈现一派北国风光。这时试飞院沙长安院长、周总、余俊雅、袁慧馨、杨龙等副总,还有某导弹院的科技人员、试飞团长张景亭、试飞团副参谋长徐勇凌在办公室里开了几天会,一起会商导弹试飞的事。导弹虽然是由袁慧馨负责,但火控试验要牵涉许多专业,大家都得来。原来,在已飞的两个起落中,这种试验都失败了。
  在这次会上,参会人员决定全面查。不论是飞机、飞行、轨道设计,还是导弹参数、软件方程、引导模式各自找自己的原因,不放过一个疑点。
  大雪天,气温零下几十度,人的手挨上飞机蒙皮都感到似冰一般,口罩摘下来都冻成了板。在这种情况下,机务们还是将飞机的有关部位一一拆开检查再装上。实验室里一沓沓图纸、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查。电脑上数以百万计的飞行参数一个字一个字地过目、订正。
  几天后大漠基地终于天晴,中午时分,徐勇凌驾驶飞机上天,张景亭指挥。沙长安、周自全等坐在G/ADAS大屏幕前,望着变化的数据。目标机起飞到达预定高度,在预定距离,徐勇凌这时背诵着总师系统最后敲定的方案,占据有利空域,俯冲按键……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新机翼下飞出一道火龙,直奔正做着高难度动作的靶机,不管靶机姿态如何变化,导弹不断调整航向,追上靶机准确爆炸,将无人靶机炸成了碎片。
  在新机的飞行试验中,还有故事很多很多……2004年春天,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甚至几名工人和工程师长眠在大漠;经历了十多年的岁月,中国自主研制的现代歼击机终于通过了国家科研试飞鉴定。这种现代飞机创造了共和国航空史上数十个第一,成为共和国蓝天上一颗闪亮的星星,也成为空中一道绚丽的风景。中国试飞院人送走了这种划时代的新机,在这二十一世纪闪光的日子里,又投入新的更大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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