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周恩来聆听《梁祝》之后，对这部作品非常欣赏，更使他高兴的是，创作演出这部作品的都是新中国培养的年轻人。这一时期，周总理经常陪同到中国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来上海。在上海，总要安排文艺演出，周总理差不多每次都点名要听《梁祝》。
　　一次演出后，俞丽拿被邀请参加在锦江俱乐部举办的舞会，周总理也来了。俞丽拿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对着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她既紧张又激动。舞会开始后，周总理突然穿过人群，向俞丽拿走来。“我能邀请你跳舞吗？”周总理微笑着，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你是俞丽拿，我多次聽你拉《梁祝》，很好啊。”周总理看着俞丽拿，目光温和而慈祥。
　　“总理，我……我不会跳舞，会踩你脚的。”俞丽拿忐忑不安地说。“踩脚也没关系嘛，”周总理依然保持着微笑，“你是音乐家，一学就会的，来吧。”
　　和着音乐的节拍，周总理和俞丽拿在舞池里像散步一样慢慢走着。他很有兴趣地询问了《梁祝》创作的情况。俞丽拿发现，周总理对她的情况很熟悉，不仅知道她首演《梁祝》，还知道她们的四重奏在柏林获奖。总理说：“你们的四重奏能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获奖，很不容易。你们辛苦了。”
　　听到这里，俞丽拿心里一热，脚步踏错了节拍，踩到了总理的脚。周总理笑了笑，带着俞丽拿调整了脚步。他怕俞丽拿不安，又问道：“你的名字，到底是俞丽娜，还是俞丽拿？”
　　第一张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唱片，是俞丽拿灌制的，唱片封面上把她的名字错写成“俞丽娜”，周总理也注意到了。在这样的交流中，俞丽拿觉得总理就像个和善的长辈，紧张和忐忑渐渐消散了。
　　俞丽拿把心里的苦恼也对总理说了，小提琴在中国缺乏群众基础，外国的曲子工农群众不爱听，不知该怎么办。总理想了想，笑道：“中国有那么多民间音乐，可以用小提琴拉。你们年轻人，要敢想敢闯嘛。”
　　一年后，俞丽拿和她的同学们在一起为周总理演出小提琴齐奏，拉的是中国《步步高》《四季调》《花儿与少年》等民间音乐。演出结束后，周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一见俞丽拿，就笑着夸奖道：“你一年前谈的问题，现在不是找到答案了吗！你们的演出很好，是一条通向广大群众的道路。小提琴在中国会有知音的。”俞丽拿没有想到，一年前她和总理的谈话，总理竟然一直记在心里。
　　这之后，俞丽拿又有几次机会为周总理演奏《梁祝》。一次，周总理陪一个外国国家元首来上海，在欢迎宴会上，俞丽拿又演奏了《梁祝》。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从主桌上站起身，走到一边，让工作人员把俞丽拿叫了过来。“小俞，和你商量个事情。”总理的语气很温和，但态度很认真，“我觉得《梁祝》太长了一点，你和两位作曲家去说一下，能不能改得短一些，这样演奏效果可能会更好。”俞丽拿愣了一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没想到周总理会提这样的意见。周总理见俞丽拿不吭声，又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说罢，他又转身回到宴会席上。
　　那天晚上回家，俞丽拿心里有点七上八下。当时，《梁祝》已经广为流传，《梁祝》的旋律已经深入人心，俞丽拿认为《梁祝》是一个定了型的作品。可是周总理提了这样的意见，如果回到学校里一传达，肯定从上到下都会极度重视，要落实总理的指示。可是《梁祝》怎么改？能不能改？俞丽拿思忖再三，觉得她拉熟了的《梁祝》不能再改。她想，总理只是以个人的意见和她商量，她没有必要大事张扬。回到学校，见到陈钢和何占豪，她犹豫了一下，终于一字未吐。
　　几个月后，周总理又一次陪外宾来上海，在文艺演出的节目单上，他仍然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还是那个宴会厅，还是俞丽拿，还是那一曲未经改动的《梁祝》。周总理看着在舞台上拉琴的俞丽拿，很投入地听着。演出结束时，他一边鼓掌，一边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宴会结束后，周总理见到俞丽拿，直截了当地问道：“小俞，你们没改嘛，《梁祝》还是那么长？”俞丽拿有点紧张，她站在那里，看着周总理，笑得有点尴尬。周总理沉吟了一下，笑着挥了挥手，大声说：“我不能苛求艺术家，能不能改，由你们自己决定吧。”此后，周总理再也没有提起此事。他以后又多次听俞丽拿拉《梁祝》，每次都听得很入神。
　　这件事，俞丽拿一直没对人说，但她永远记得周总理宽容的微笑，记得他挥手的动作。在她的记忆中，周总理是一个真正热爱艺术、懂得尊重艺术家的伟人。
　　（摘自《上海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