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朋友戏称为“斜杠中年”，她是国际记者、作家、主持人，甚至还是纪录片导演，处女作《他乡的童年》一播出就拿下豆瓣9.2的高分。她爱冒险，曾是全世界唯一驻加沙的女记者，能在战火摧毁的废墟上写下童趣的故事。好奇心使她不停地探索和交流，同时，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无差别地面临所有家庭都逃避不了的教育问题。她身上有着一种自信的大气，同时又充满母性的细腻，没有犀利的言论，甚至没有动人的故事，可听她说话舒服至极。

我始终是一个好奇的人

　　周轶君一直是一个好奇心爆棚的人。她出生在上海，在信息交流还不发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生活给了她满足好奇和探索的条件。她爱看书，文科好，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她一直是语文课代表。
　　她妈妈是个会计，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做事注重细节且十分认真，她爸则是个很佛系的人。父母一松一紧的教育方式养成了周轶君做事既认真又有点儿粗线条的性格。这似乎是大多数家庭的模式，但有一点——她家特别开明，母亲虽然管她严，但从不干涉她的爱好，她爱看什么书、爱追哪个星、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都由她自己做主。
　　这种“半散养”的教育方式早早在周轶君心中刻下了个“勇”字，还滋养了她无尽的好奇心，她对一切不了解的事物感兴趣：究竟有没有外星人？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磁带是怎么把声音录进去的……
　　高考时，周轶君想考北大中文系，可阴差阳错地，她最终上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还选了一个陌生的阿拉伯语语种。这个看似随意的决定为她打开了新世界的一扇大门。
　　2000年，周轶君赴埃及留学，随后进入了新华社工作。当知道新华社在加沙有一个驻外空缺时，她递交了申请，并最终赢得了外派名额。
　　那一年，她才26岁。她要去的加沙，是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和以色列交锋的最前线，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2000年9月巴以流血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十多名记者在前线丧生。周轶君成为全球唯一常驻以色列加沙走廊的国际记者，一去就是两年。直到从战场回来，父母才知道她去了哪里。
　　“置身于骆驼的海洋，只觉得眼睛不够用。地上跪着骆驼、栏里圈着骆驼、车上载着骆驼，稍不留神就被直冲过来的驼群吓一跳。骆驼贩子的吆喝声、挥舞的皮鞭声、骆驼的嘶鸣声和汽车喇叭声混杂在飞扬的尘土里，那情景热闹而又茫然……”
　　看着昨天才被轰炸过的废墟上又有了集市，周轶君在一处残垣的阴凉下充满敬畏和震撼地记录文字，这篇《在埃及数骆驼》被编进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第二学期课本。
　　在加沙时，一位摄影师说的话让她久久不能释怀，“真正动人的故事是在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要做爆炸背后人性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报道永远只是告诉你我离炸弹有多近，那没有更深层的意义。”
　　历经了中东生死莫测的两年，周轶君的内心满溢表达的欲望，仿佛想给思维安上无数的扩音筒。回来后，她写了几本有关国际新闻的书，去剑桥大学修读了国际关系硕士，上节目、做播客，录《锵锵行天下》《圆桌派》等脱口秀综艺。
　　这些过程中充满着思维的乐趣和语言的魅力，她急于表达和交流，也需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她不知道自己要定在哪个方向，只知道一定是在传媒这个领域，傳播“思考”和“看见”的力量。

经验的“小世界”令她陷入困境

　　周轶君曾是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然而，事实证明，只要遇见对的人，一切都对了。
　　在一趟国际航班上，她遇到了现在的老公。当时他坐在她旁边，碰巧两个人在看同一部电影。航班太久，她睡着了，醒来电影已经播完了，她问身边的人：“结局是什么？”
　　婚后的生活充实而琐碎，她有了两个孩子。生孩子前，她曾经莽撞地行走在世界各地。有了孩子后，她以为会停顿下来，但很快发现在过去经验的“小世界”里容易陷入困境。首先是语言的贫乏。
　　比如，每次上班前周轶君都要和孩子上演一场游击战，年幼的儿子拽着她的包不让她走，外婆过来哄：“妈妈不工作，怎么有钱给你们买玩具买好吃的？”
　　这让她觉得很糟糕，“妈妈工作只是为了钱吗？妈妈工作你们就可以不断要玩具？这么说是不是让孩子觉得自己很可耻？”
　　父母这一代人，接受的几乎都是“自然主义教育观”：“看，不也把你们养大了嘛！”像这样的话语套路还有：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听老师的话;连这个都做不好，你以后怎么……
　　周轶君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却没有新的语言去回应。但她明白不能以惯性教育下一代，需要新的沟通方式，她迫切地想要向外寻求力量。

　　契机出现在2018年，周轶君又一次来到以色列进行访学。曾经的疮痍之地，如今已转型为创业之国。一名13岁的以色列男孩递给周轶君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某某企业CEO。
　　教育的力量正在改变着这个国家，来自世界各国的团队每天穿行于此，试图从这个具有创造性的国度取经。周轶君采访了一位市长，被告知以色列的教育经费竟占政府支出的50%以上，这令她惊讶不已。
　　十几年间，同一片土地上，孩子们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
　　别的国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是不是全世界的父母都跟中国的父母一样焦虑？什么话题能让素不相识的两个人打开话匣子，迅速找到共同语言？
　　一部关于“教育”的纪录片雏形，渐渐有了模样。

一个母亲，在路上

　　决定拍纪录片后，周轶君为它取名为《他乡的童年》，通过她的观察，带观众领略日本、芬兰、印度、英国、以色列和中国的“童年”。周轶君一人承担了导演、主持人、统筹三个角色。
　　然而，播出后这部纪录片却令很多人“失望”了，因为这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和终点的追寻。
　　有一集令人印象深刻，周轶君来到芬兰的一所小学，老师为学生们讲解什么是“年龄和时间”，却用不同的学科授课。其中一节课，大家来到老年人康复中心，老师让孩子跟老人们面对面相互临摹，画下对方的样子。没有人是专业的，大家画得都不好，但大家都可以自由地表达。
　　那位老师对周轶君说，重要的不是学生掌握了多少科学知识，而是这些孩子将来能够为自己作出选择，他会忘了老师都讲了些什么，但今天这个画面他会永远记得。
　　这一幕让周轶君控制不住地哭了，她想起自己的童年，如果能考到100分，父母会问她能不能考两个？她喜欢唱歌，家里人说她唱歌像背书，慢慢她就不唱了。走在芬兰茫茫的雪原中，她反思道：“我们对自己的定义都来自标准化考试，我是好的学生，或者我是不太好的学生，都是来自这个，但实际上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权利是远远超过这个东西的，没办法去衡量。”
　　在以色列的探索也令人意外，那里的教育很特别，投资人居然更青睐失败过的人。在以色列人使用的希伯来语中，失败并没有那么消极，错误不是世界末日，以色列更欣赏摔倒了能站起来继续走的人。
　　而提到日本，就会想到它的有序和文明，学校里的小学生都很守规矩，但让周轶君十分感动的却是校長挂在墙上的手书条幅：孩子是大人的父母。在他看来，大人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教育了自己，是孩子教育了我们。
　　“教育就是全社会的一个缩影，童年教育基本上全面反映了社会所有问题的总和。”周轶君说，《他乡的童年》中，每一集都会展现更广阔的社会土壤，展现光明面，也不回避问题面。比如，很多人向往芬兰的教育氛围，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环境里成长的孩子走到其他国家很难适应竞争环境;比如日本对集体性的培养让孩子们懂得合作与分享，但是不是也造成了对个性的压抑，导致成年后的心理问题？
　　周轶君称这部纪录片是她的解惑之旅，但绝不仅仅是表达自我，它具有公共价值。虽然这部纪录片注定无法解开中国父母的补课焦虑、升学压力，可她坚信，当你眼界宽阔，看待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当你也有新的疑惑，去寻找就会有所获。她希望纪录片能提供一种“看到”的力量，像是一面遥远的镜子，照亮许多对现实的思考。
　　未来的路还很长远，周轶君还会做很多事来满足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探索和好奇，同时她也是一个始终在路上的母亲，想让成长变得再美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