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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教育目标极其窄化的时代，爱孩子、坚定地站在孩子身后，竭尽全力让孩子能过得更为幸福、美好，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每天张格嫣予六点多钟就起床了，当她怕影响我们休息，轻轻把我的房门掩上那一刻，其实我已经醒了。上初中之后，除了节假日她每天很少能睡上八个小时。一个儿童普遍的睡眠不足的民族，是相当不幸的。每天当她把我的房门掩上那一刻，我几乎都要在心底诅咒一遍：这万恶的应试教育。
每次到学校参加家长会，都让我厌烦之极，有时还自卑不已，无论校长、副校长、年段长还是班主任、科任教师所说的，无非就是：考试、成绩、用功、资质、中考，等等。说真的，我极其害怕家长会，当我穿过那所著名的中学一座陈旧的大楼楼梯下的通道，走上后面另一座大楼的年段家长会会议室时，我的心情往往是很沉重的，我找到一个座位坐下，从不与谁交谈。回到孩子班上开班级家长会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我记下了孩子班上每次考试的平均分，回到家里我也从不和孩子谈论具体的成绩情况。
张格嫣予小学读了三所学校，她读初中一年级上学期时，我也试图再为她转学，后来发现难度太大，还有，其实也没有任何学校可以转，相似、太相似了。有时候我们还会自欺欺人地自我安慰，孩子的学校还不算最坏，学习的时间也不算最长，作业可能也不是最多。
卡夫卡说：“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有时，孩子一回到家就泪水哗哗，“妈妈，这次我又没考好。”有时，孩子问她妈妈：“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成绩还是考不好呢？”
班主任对她说，你这次又考得非常差，你要再不努力，你肯定还不如你的父母。她从来不清楚孩子父母的具体情况，她说的是笼统而严厉的评价，你父母的状况好不到哪里去，你会更惨。
有一次，女儿回家，一进屋就嚎啕大哭。那天我不在家，她妈妈被女儿从来没有的哭声惊呆了。女儿只说因为一份作业丢了，被段长、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叫到办公室，至于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却怎么也不肯说。
到了初三之后，有时女儿对在班上发生的事情会这样说：不要再问了，我不想再一次受到伤害。我知道她在长大，但是对这样的长大却怀着深深的愧疚。
我坚持着从来不为考试成绩而批评孩子。
我坚持着决不为面子、金钱、焦虑而站到应试教育那一边去。
我坚持着决不做应试教育的帮凶，决不参与到伤害孩子健康、对未来的期待、自信心的行列中去。
有时候我也会坚忍地想到，总之孩子肯定会长大的，我们卡在历史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只能接受与承受。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我理解自己的无奈，却怎么也不认同这样的历史的合法性。我们谈教育，如果不回到人，不回到生命的现场，我们怎么能够理解有时任何坚持都是多么艰辛的啊！
有一次单独和孩子吃饭时，我对她说：“你要尽量多吃点，吃好点，有时间就多睡点，这样你才能和应试教育作长期的斗争！”
我还时常对孩子说，你也需要理解老师的难处，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的童年也过得非常不好，教育的失败与难堪是所有的人都要承受的，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承受，能变得更坚强。
我总是会坚定、责无旁贷地站在女儿的身后，我常常想，9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也许就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优秀、最善良、最纯洁的一代，无论世事如此艰难，我必须为保护这些孩子而尽自己的一份气力。
我常想，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孩子的童年有更多的美好的记忆。童年不仅塑造未来，童年也是我们不断返回的栖息地，几乎可以说童年的生命质量就是一个人的一生的质量。我知道一个人要从童年的痛苦和局限中挣脱出来有多难。对很多人而言，童年的痛苦几乎就是一生的痛苦。
张格嫣予的天分首先表示在她的写作能力上，小学六年级她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在夜空中飞翔的精灵》。在初二时，她获得了首届全球华文写作大奖赛最具潜质奖，是所有获奖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获奖小说《被诅咒的游戏》也在初二时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然而，在应试教育体制之下，这些天赋对她而言，也没有带来多少的喜悦。她初中的三任班主任，对她都颇不以为然，一位班主任这样评述：整天写写写，到时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还得靠父母养着！
有位学者曾感慨从今天的孩子中已经很难找到一两个自负的人了，应试教育打击的不仅是学习困难的孩子、思维发展缓慢的孩子，也同样打击那些学业成绩优异的孩子，伤害是具有普遍性的，几乎谁都难以幸免。
我夸张地认为，互联网时代出生的孩子会成为中国自由第一代。我深信教育最大的变化是在学校和课堂之外发生的，令人欣喜的是，有更多的窗户已经打开，孩子们一开始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之中。
我还欣喜地发现，张格嫣予在初中三年时间里，几乎就没有和我们说到任何一位同学的“不是”，她总是热情而夸张地说着一位又一位同学的神奇与不可思议：比如谁怎么考都考不倒，比如谁看上去其貌不扬却是钢琴过了十级，又比如谁怎么风趣与搞笑……无数同学因为她的叙述而在我脑海里留下了美妙的印象。
我深信我的女儿几乎就没有对谁有过什么坏心眼。她时常会把同学往家里带，也不时会上同学家玩，我能够感受到她对待同学的热诚与坦然。在将她和我这一代人作对比时，我时常心怀愧疚。我从自己身上、同代人身上时时能够感受到无法剔除的“坏心眼”，有时正是这些“坏心眼”使我们生活在人性可怕的黑暗之中。
我深信坚强、乐观、善良一定会成为她一生最大的财富，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我同样深深地感受到，是今天的教育“配”不上这一代孩子，真正的变革远远没开始。体制始终迷信自己的力量与权势，始终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与权力，所谓的“教育改革”仍然是权力的游戏，体制的话语与民间的话语完全是隔膜的，民间对教育的思考、热情几乎都被排除在外，最后对大多数人而言，对孩子的教育都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在应试之路上日夜竞进，创造力、想象力、健康、幸福这些目标都成了次要问题、虚幻的问题。谁都害怕被淘汰，谁都只能用错误的方式“博取”所谓的未来。
我们剥夺了儿童的多样性、差异性，也不尊重他们智能的多元状态，我们教育的窄化目标背后是对教育责任的严重缺失，是惯性、利益和盲目在推着教育往前走。
女儿曾经告诉我，初一时趴在桌上怎么也睡不着，初二时多趴一会儿就会睡着了，而到了初三则是一趴下去，差不多马上就能睡着。对应试教育而言，加班加点是有效的，教师的粗暴、严厉往往也是“有助于”学生提高考试成绩的。不是人文精神过于脆弱，而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支持，没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人文精神的生长确是无比艰难。有次女儿考试考不好，过几天她对她妈妈说：“你们都没有骂我，我心里感觉真好！”女儿的话让我既欣慰，又有几分的酸楚。
有时候，我甚至想到我们的教育中暗藏着一种对人类快乐的仇恨，痛苦、自卑、恐惧、逼迫于是乎就成了它的常态。
我常想，一个人经历了苦难，承受了苦难，更重要的还要认识苦难，只有这样才可能超越苦难。但是，正是因为缺少反省和批判，我们其实仍在不斷重复着历史的错误，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
在这样一个价值混乱、教育目标极其窄化的时代，爱孩子、坚定地站在孩子身后，竭尽全力让孩子的童年能过得更为幸福、美好，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每天张格嫣予六点多钟就起床了，当她怕影响我们休息，轻轻把我的房门掩上那一刻，其实我已经醒了。上初中之后，除了节假日她每天很少能睡上八个小时。一个儿童普遍的睡眠不足的民族，是相当不幸的。每天当她把我的房门掩上那一刻，我几乎都要在心底诅咒一遍：这万恶的应试教育。
每次到学校参加家长会，都让我厌烦之极，有时还自卑不已，无论校长、副校长、年段长还是班主任、科任教师所说的，无非就是：考试、成绩、用功、资质、中考，等等。说真的，我极其害怕家长会，当我穿过那所著名的中学一座陈旧的大楼楼梯下的通道，走上后面另一座大楼的年段家长会会议室时，我的心情往往是很沉重的，我找到一个座位坐下，从不与谁交谈。回到孩子班上开班级家长会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我记下了孩子班上每次考试的平均分，回到家里我也从不和孩子谈论具体的成绩情况。
张格嫣予小学读了三所学校，她读初中一年级上学期时，我也试图再为她转学，后来发现难度太大，还有，其实也没有任何学校可以转，相似、太相似了。有时候我们还会自欺欺人地自我安慰，孩子的学校还不算最坏，学习的时间也不算最长，作业可能也不是最多。
卡夫卡说：“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有时，孩子一回到家就泪水哗哗，“妈妈，这次我又没考好。”有时，孩子问她妈妈：“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成绩还是考不好呢？”
班主任对她说，你这次又考得非常差，你要再不努力，你肯定还不如你的父母。她从来不清楚孩子父母的具体情况，她说的是笼统而严厉的评价，你父母的状况好不到哪里去，你会更惨。
有一次，女儿回家，一进屋就嚎啕大哭。那天我不在家，她妈妈被女儿从来没有的哭声惊呆了。女儿只说因为一份作业丢了，被段长、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叫到办公室，至于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却怎么也不肯说。
到了初三之后，有时女儿对在班上发生的事情会这样说：不要再问了，我不想再一次受到伤害。我知道她在长大，但是对这样的长大却怀着深深的愧疚。
我坚持着从来不为考试成绩而批评孩子。
我坚持着决不为面子、金钱、焦虑而站到应试教育那一边去。
我坚持着决不做应试教育的帮凶，决不参与到伤害孩子健康、对未来的期待、自信心的行列中去。
有时候我也会坚忍地想到，总之孩子肯定会长大的，我们卡在历史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只能接受与承受。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我理解自己的无奈，却怎么也不认同这样的历史的合法性。我们谈教育，如果不回到人，不回到生命的现场，我们怎么能够理解有时任何坚持都是多么艰辛的啊！
有一次单独和孩子吃饭时，我对她说：“你要尽量多吃点，吃好点，有时间就多睡点，这样你才能和应试教育作长期的斗争！”
我还时常对孩子说，你也需要理解老师的难处，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的童年也过得非常不好，教育的失败与难堪是所有的人都要承受的，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承受，能变得更坚强。
我总是会坚定、责无旁贷地站在女儿的身后，我常常想，9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也许就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优秀、最善良、最纯洁的一代，无论世事如此艰难，我必须为保护这些孩子而尽自己的一份气力。
我常想，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孩子的童年有更多的美好的记忆。童年不仅塑造未来，童年也是我们不断返回的栖息地，几乎可以说童年的生命质量就是一个人的一生的质量。我知道一个人要从童年的痛苦和局限中挣脱出来有多难。对很多人而言，童年的痛苦几乎就是一生的痛苦。
张格嫣予的天分首先表示在她的写作能力上，小学六年级她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在夜空中飞翔的精灵》。在初二时，她获得了首届全球华文写作大奖赛最具潜质奖，是所有获奖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获奖小说《被诅咒的游戏》也在初二时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然而，在应试教育体制之下，这些天赋对她而言，也没有带来多少的喜悦。她初中的三任班主任，对她都颇不以为然，一位班主任这样评述：整天写写写，到时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还得靠父母养着！
有位学者曾感慨从今天的孩子中已经很难找到一两个自负的人了，应试教育打击的不仅是学习困难的孩子、思维发展缓慢的孩子，也同样打击那些学业成绩优异的孩子，伤害是具有普遍性的，几乎谁都难以幸免。
我夸张地认为，互联网时代出生的孩子会成为中国自由第一代。我深信教育最大的变化是在学校和课堂之外发生的，令人欣喜的是，有更多的窗户已经打开，孩子们一开始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之中。
我还欣喜地发现，张格嫣予在初中三年时间里，几乎就没有和我们说到任何一位同学的“不是”，她总是热情而夸张地说着一位又一位同学的神奇与不可思议：比如谁怎么考都考不倒，比如谁看上去其貌不扬却是钢琴过了十级，又比如谁怎么风趣与搞笑……无数同学因为她的叙述而在我脑海里留下了美妙的印象。
我深信我的女儿几乎就没有对谁有过什么坏心眼。她时常会把同学往家里带，也不时会上同学家玩，我能够感受到她对待同学的热诚与坦然。在将她和我这一代人作对比时，我时常心怀愧疚。我从自己身上、同代人身上时时能够感受到无法剔除的“坏心眼”，有时正是这些“坏心眼”使我们生活在人性可怕的黑暗之中。
我深信坚强、乐观、善良一定会成为她一生最大的财富，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我同样深深地感受到，是今天的教育“配”不上这一代孩子，真正的变革远远没开始。体制始终迷信自己的力量与权势，始终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与权力，所谓的“教育改革”仍然是权力的游戏，体制的话语与民间的话语完全是隔膜的，民间对教育的思考、热情几乎都被排除在外，最后对大多数人而言，对孩子的教育都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在应试之路上日夜竞进，创造力、想象力、健康、幸福这些目标都成了次要问题、虚幻的问题。谁都害怕被淘汰，谁都只能用错误的方式“博取”所谓的未来。
我们剥夺了儿童的多样性、差异性，也不尊重他们智能的多元状态，我们教育的窄化目标背后是对教育责任的严重缺失，是惯性、利益和盲目在推着教育往前走。
女儿曾经告诉我，初一时趴在桌上怎么也睡不着，初二时多趴一会儿就会睡着了，而到了初三则是一趴下去，差不多马上就能睡着。对应试教育而言，加班加点是有效的，教师的粗暴、严厉往往也是“有助于”学生提高考试成绩的。不是人文精神过于脆弱，而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支持，没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人文精神的生长确是无比艰难。有次女儿考试考不好，过几天她对她妈妈说：“你们都没有骂我，我心里感觉真好！”女儿的话让我既欣慰，又有几分的酸楚。
有时候，我甚至想到我们的教育中暗藏着一种对人类快乐的仇恨，痛苦、自卑、恐惧、逼迫于是乎就成了它的常态。
我常想，一个人经历了苦难，承受了苦难，更重要的还要认识苦难，只有这样才可能超越苦难。但是，正是因为缺少反省和批判，我们其实仍在不斷重复着历史的错误，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
在这样一个价值混乱、教育目标极其窄化的时代，爱孩子、坚定地站在孩子身后，竭尽全力让孩子的童年能过得更为幸福、美好，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