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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危情中的秦岭、挂墩考察
1872年3月初，戴维从水路回到上海。韩伯禄神父请戴维参观了他在徐家汇成立的自然博物馆。然后戴维到宁波考察几天，会见老朋友英国驻宁波领事、博物学家罗伯特·斯温霍（Robert Swinhoe），再一直走到江西省界;4月2日～5月5日在江西考察毕回到上海;5月31日达天津，城周围的平原遭受水灾淹得一望无际。6月，戴维回到北京天主教北堂标本制作室整理标本，以后把这里扩张为一个自然博物工作室。1872年8月2日，戴维穿上中国清朝官员服装照了一张相，并用了一个中文名字谭卫道。这年他46岁。
1872年10月2日，戴维携两辆装着150公斤行李的大车从北京出发去西安，费用是52两银子，每两银子可换1500制钱，行程1300公里，还有两个青年教徒同行。戴维经保定、邢台、安阳、卫辉，在10月24日渡黄河去洛阳时，由于船工的敲诈行为，同他们动了肝火，大吵一场，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渡黄河了。11月3日，戴维经过33天的跋涉到达了西安府。奇亚依斯（Chiad's）主教欢迎戴维的到来。主教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精通汉语。他劝阻戴维暂不去甘肃，因为那里的战事使局势很危险。
1872年11月11日，戴维乘坐一辆由三匹骡子拉的大车，离西安去秦岭，深入到老峪谷，再到尹家坡住，旁边就是祈祷堂。12月10日，他前往这一带的最高峰光堂山。其圣诞节是在尹家坡过的。
1873年元旦，戴维在尹家坡的农民家探视病人，春节在严家村做大弥撒。1月15日，他在附近的何家界看到很多鸟，其中有八只朱鹮。在此期间，戴维考察了多种植被层次和地质状况。2月5日，他带着武器和行李向山谷深处的小山村新界里出发，2月18日穿越了秦岭。
1873年4月17日，戴维从小港镇古涧街出发前往汉口。沿途激流险滩不断，很多船触礁翻折。4月22日一大早，要经多个非常出名的险滩激流;在经第三道激流时船被卷走，猛烈地撞在河心的大花岗岩上。瞬间，“船在撞击下折断了，船尾则被水流推向另一块暗礁撞了过去，其冲击力如此之大，使得船身在中间折断。船儿被岩石绊住，已经半沉半浮，却仍然奇迹般地挣扎着”。载维后来回忆说，“我却跳入水中去抓住那条粗大的缆绳。我尽力用它来绕在岩石的一端，随后在我的两个北京仆人的帮助下，成功地把我们东西的绝大部分都送到岸上，甚至把我们船上抽鸦片的商人们的好一部分财物也送到岸上”。一些珍贵的标本和极宝贵的活体大鲵都丢失了。第二天，他们租到一艘价格极贵的船，安全穿过激流，到兴安州（陕西安康）再换船。他们经过被长期干旱弄得破败不堪的地区，各个村庄都在大放鞭炮祈求龙王下雨。他们进入湖北境，经过一系列灰色巖层的弯曲峡谷，又碰到一连串艰难的瀑布和激流，到了老河口;后经过樊城，进入扬子江，见到成千上万的船。他们抵达汉口后，意大利传教会财务处接待了戴维。戴维还见到了湖北主教安杰洛（Angelo）和各国传教士。
5月7日，是阿尔芒·戴维的祝圣日。当天晚上，一阵长久的夜雨浸透了大地，解了旱灾之苦。在汉口休整期间，戴维回顾说：“近一年来，我的名字相当经常地出现在中国报纸上。布朗沙尔在（普法战争中）巴黎围城期间，在《中国的新考察记》的标题下发表在《两个世界评论》上的文章中，这位博物馆的学者教授把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作了过誉的介绍，他的那些文章首先由上海的《小说家》转载，随后在《晚间信使报》和《上海预算报》用英文发表。甚至还出版了两个英文的单行本。更有甚者，过去的一个夏天，我在一封长信中写了有关中华帝国内部的自然出产，那信是写给亚洲学会最积极的会员之一M·佛尔布（Forbes）的，该信被全文列入今年华北分会的年鉴之内。因为现在生活在远东的欧洲人很少，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戴维先生的名气，使他获得罗素公司一艘大型轮船从汉口去九江的免费船票。5月11日，他抵达九江，遣使会在江西的宗座代牧区主教布莱热情欢迎老朋友。戴维在九江整理汉江落水木箱中的标本。
1873年5月22日，戴维租了两辆手推车、一顶轿子，经鄱阳湖前往江西南昌府，然后去抚州府（今江西抚州市）。到达抚州正是端午节，家家户户挂着菖蒲和艾蒿。
6月2日，戴维经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县）去福建武夷山地区的溪头。修道院的卢热（Rouget）神父在宽大的欧式建筑里把戴维安顿下来。在这一带，戴维捕获昆虫取得好成绩。这里的室外树荫下气温39℃。干旱肆虐，稻田干涸。从8月15日开始，戴维患了肠道炎，到9月初才开始康复，身体瘦得很厉害。
9月30日，戴维拖着虚弱的身子，跟随一支小小的商队出发去福建山区。10月2日，他们来到一个很小的教徒村王茅寨，这里竹子长满山谷。戴维又发烧了，卧床不起。听人说不远处有猴群，他就坚持要到那里去。为了不致摔倒和掉队，戴维让人给他的腰带上拴一根绳子，让人家牵着走。这样连滚带爬、踉踉跄跄，一天走十几个小时，他们在午夜前终于到达挂墩。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建在一个很陡的山坡上。两名离群索居的教士欢迎大家，其中一位是西班牙的卡伦加神父。戴维只能待在家里，指导猎人和学生去采集标本。戴维带病抓紧制作动物标本，“尽管发烧和恶心，还是要去掏动物的内脏，手指僵硬而且发抖，浑身打冷颤”。
11月9日，戴维事后记述在挂墩的状况时说：“我胸部的炎症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威胁要杀死我，这是上帝的意愿！……我要死在这里会很遗憾，而且也没有完成我的任务！我感到很痛苦。”“在10日晚，我自己觉得是那么透不过气来，离死亡已经那么近了，我想到我已到了临终时刻：这是要我顺从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庄严时刻，并且叫我准备去向我的造物主汇报我在大地上生活了的47年。我接受了卡伦加神父做的临终圣事，我完全放弃了我的命运……”孰料14日，奇迹发生了：病魔擦肩而过，危险排除了。或许是上帝认为戴维在人世间还有很多事要做，不愿让他仅仅47岁就到天国去享清闲。
12月1日，在冰天雪地和泥泞中，戴维一行离开挂墩返溪头，6日到达溪头。卢热神父满眼热泪拥抱着骨瘦如柴的戴维。这个月，戴维在修道院的康复中度过。 1874年在大雪和严寒中开始。1月17日，戴维乘船去九江。在总结这段经历时，他写道：“总之，不管我受到多大的痛苦，我都相当满意我在江西东部和福建山区所获得的藏品。它们装满了2口大箱子，3口小些的箱子，以及9个大小不等的盒子。光是在这里采集到的大大小小的哺乳动物，就有35～40种不同的物种，其中有好几种是新的物种。鸟类也有新的物种，爬虫类和昆虫等等，也是如此。”福建挂墩和雅州穆坪一样，因为戴维九死一生的艰难考察和众多新发现，成为西方生物界十分关注的热点地区，至今名声还在。可惜的是，现在的分省地图上己没有这两处地名了，给按图索骥的生物爱好者造成极大不便。
2月1日到达九江。布莱主教欢迎考察者的壮行归来。在主教府热烈的氛围中，戴维通过认真思考并说服了自己，短期内他将不可能恢复健康，应该回到法国。3月14日，他离开九江前往上海。1874年4月3日，48岁的戴维神父从上海登上法国邮船公司的新德号轮船返回法国，再也没有回到这块让他名扬天下的热土。
六、戴维留给今天的思考
戴维回到巴黎，住进塞夫尔街的遣使会总堂路易·米歇尔教堂。他在恢复健康后，主要从事对在中国12年博物搜集的科学整理和研究，并积极筹建自然科学研究室。1877年，他又到阿尔及利亚进行了短期考察。戴维神父在北京北堂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然博物馆，在他离开后多年，一直有很多人参观。1888年，李鸿章为取悦慈禧太后，还从这里拿走很多鸟类标本。
1875年，戴维发表了《第三次在华考察记》（《Journal of My Third Explo-ration Travel in the Chinese Empire》）。1877年，戴维出版了他关于中国鸟类的伟大作品《中国鸟类》两卷本，其中一卷是彩色图版，由乌斯塔莱（Oslalet）教授手绘。该书收集了807种中国鸟类，其中250种是地方特有物种，而当中的1/4蛰居在藏区山脉中。中国物种中有65种是新种，被第一次描述;有90多种是中国从未记载过的。
1884～1888年间，戴维将所搜集的植物汇编成《戴维植物志》出版，共涉及1175种植物。戴维为西方世界推介了许多植物品种，其中84个为新种，包括珙桐、52个新品种杜鹃花属、3种木兰属、4种冷杉属、4种栎属，以及几种蔷薇科植物等。他还将80多种植物引种到欧洲。
伟大的画家、科学家达·芬奇说：“不向大自然请教的自然科学家不过是平庸的小儿，大自然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大自然没有辜负戴维的艰苦努力，馈赠他无尽宝藏。戴维的中国之旅为欧洲带回379件地质和化石样本，3425件植物标本（鉴定出1577种），9564只昆虫标本，1322只鸟类标本（计470种，新种65个），208件爬行动物标本，135件两栖动物标本，595件哺乳动物标本——鉴定的哺乳动物有200个种类，其中新品种63个，包括名扬天下的大熊猫、麋鹿、扭角羚和川金丝猴。1874年4月3日，戴维在返法国前的笔记中评价他的中国之行说：“这一切都向我证明，中国能够向博物学家们提供的科学财富远远超过所有已被认知的。”通过戴维，西方世界进一步认识了富饶的中华大地。
戴维神父是好几所学院的教授。地理学会和索邦大学法国学者联合会都单独授予他金质勋章。法国政府曾多次授予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但都被谦恭的他婉拒了。1896年，值研究院成立100周年之際，没有征得本人同意，政府授予他一枚十字勋章。
戴维神父1900年11月10日逝于巴黎塞夫尔街路易·米歇尔教堂，享年74岁。他的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他从1862年7月至1874年4月3日，前后12年（1870年7月～1872年3月中途返法国）在中国考察时，历尽艰险，饱受磨难，多次撞入鬼门关，多次重病不起。“这些难以置信的外出考察的动力，这些狂热的行程的动力，这个科学活动的动力是什么呢？宗教的狂热、学者的不安和猎手的激情构成了戴维火箭的三级”（《戴维神父传》）。
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需要，在宗教界兴起一股“自然神学”浪潮，很多博物学家和传教士认为，大自然是上帝“包罗万象”的公开手稿;研究自然界，是同上帝的书面教谕《圣经》一致的。研究大自然，可以更生动、深刻地了解上帝。戴维在1866年3月23日的日记中说：“我崇尚出自上帝之手的奇异自然景象，它们使人类最精美的作品也显得微不足道。”戴维是自然神学的学富思深的积极践行者。他矢志不渝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人对宗教的认识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潘岳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中说：“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历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无论外来宗教如何强势，凡进入中国，都会与大中华文化相融，无一例外。”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马泰奥·里奇，中文名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在中国传教28年，同大学士徐光启建立深厚友谊，并与之联手，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数学、地理、水利、工程和人文学术方面的文献，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带来新知识。至今他被中西方共同推崇为伟大的传教士、文人、科学家。清代顺治、康熙两代皇帝都十分器重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中文名汤若望，1592年5月1日～1666年8月15日）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P-Ferdinandus Verbiest，中文名南怀仁，1623年10月19日～1687年3月）。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城中心建立了天主教的第一座宣武门教堂（俗称南堂）;1657年，清顺治帝御书“通玄佳境”勉之。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成立北京教区，南堂是主教府。事实说明，此前洋教并不是以战争开路进入中国的。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对中西文明交流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雍正帝继位后，采取了严厉的禁洋教措施，但洋教仍以各种方式秘密地在中国传播。以后因贸易而非宗教的鸦片战争发生，从此朝廷才开禁洋教，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洋教遂在中国人眼目中被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从戴维进入中国的来龙去脉分析，他是在国门被再次打开后，受聘于法国科研机构到中国进行博物考察和标本资料搜集的。12年的大事记和以后的著述说明，科研是他的主业和追求，传教只是他的副业。嘎海椰（罗杰·艾切卡雷）红衣主教在《坐井观天——走近中国基督教徒》一书中评论这位老乡说：“作为传教士和自然主义者，他具有所有的天赋。”戴维把做传教士的天赋让位于自然科学家的天赋，因此才有了卓越的科研成果。数百年来，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中，把中国的自然地理大规模、系统地介绍给西方并至今遗惠于世界的人员里，戴维是不容置疑的佼佼者。白熊同平雄主教等人对面不相识;而当戴维第一次见到白熊那黑白相间的皮张时，就在日记中断言“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这就是科学家和神职人员的区别。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盖棺论定的戴维神父，是以享誉世界的科学探索精神和科研成果著称的，而不是他的传教士身份。戴维不是巧遇熊猫，而是以其独具慧眼的科学发现，把熊猫从崇山峻岭引领到人类文明的世界里。国人以往对戴维传教士身份的讳莫如深，消蚀了他作为卓越科学家的辉煌成就。我钦佩红衣主教嘎海椰的眼光。1991年8月，他在给《戴维神父传》写序时评价戴维说：“引人入胜地阅读这本书，不仅使人感受到信仰和科学如何能够共存，而且使人感到一位教士如何能够又是一位学者。”他把戴维的勋业同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近代的德日进相提并论。
1872年3月初，戴维从水路回到上海。韩伯禄神父请戴维参观了他在徐家汇成立的自然博物馆。然后戴维到宁波考察几天，会见老朋友英国驻宁波领事、博物学家罗伯特·斯温霍（Robert Swinhoe），再一直走到江西省界;4月2日～5月5日在江西考察毕回到上海;5月31日达天津，城周围的平原遭受水灾淹得一望无际。6月，戴维回到北京天主教北堂标本制作室整理标本，以后把这里扩张为一个自然博物工作室。1872年8月2日，戴维穿上中国清朝官员服装照了一张相，并用了一个中文名字谭卫道。这年他46岁。
1872年10月2日，戴维携两辆装着150公斤行李的大车从北京出发去西安，费用是52两银子，每两银子可换1500制钱，行程1300公里，还有两个青年教徒同行。戴维经保定、邢台、安阳、卫辉，在10月24日渡黄河去洛阳时，由于船工的敲诈行为，同他们动了肝火，大吵一场，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渡黄河了。11月3日，戴维经过33天的跋涉到达了西安府。奇亚依斯（Chiad's）主教欢迎戴维的到来。主教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精通汉语。他劝阻戴维暂不去甘肃，因为那里的战事使局势很危险。
1872年11月11日，戴维乘坐一辆由三匹骡子拉的大车，离西安去秦岭，深入到老峪谷，再到尹家坡住，旁边就是祈祷堂。12月10日，他前往这一带的最高峰光堂山。其圣诞节是在尹家坡过的。
1873年元旦，戴维在尹家坡的农民家探视病人，春节在严家村做大弥撒。1月15日，他在附近的何家界看到很多鸟，其中有八只朱鹮。在此期间，戴维考察了多种植被层次和地质状况。2月5日，他带着武器和行李向山谷深处的小山村新界里出发，2月18日穿越了秦岭。
1873年4月17日，戴维从小港镇古涧街出发前往汉口。沿途激流险滩不断，很多船触礁翻折。4月22日一大早，要经多个非常出名的险滩激流;在经第三道激流时船被卷走，猛烈地撞在河心的大花岗岩上。瞬间，“船在撞击下折断了，船尾则被水流推向另一块暗礁撞了过去，其冲击力如此之大，使得船身在中间折断。船儿被岩石绊住，已经半沉半浮，却仍然奇迹般地挣扎着”。载维后来回忆说，“我却跳入水中去抓住那条粗大的缆绳。我尽力用它来绕在岩石的一端，随后在我的两个北京仆人的帮助下，成功地把我们东西的绝大部分都送到岸上，甚至把我们船上抽鸦片的商人们的好一部分财物也送到岸上”。一些珍贵的标本和极宝贵的活体大鲵都丢失了。第二天，他们租到一艘价格极贵的船，安全穿过激流，到兴安州（陕西安康）再换船。他们经过被长期干旱弄得破败不堪的地区，各个村庄都在大放鞭炮祈求龙王下雨。他们进入湖北境，经过一系列灰色巖层的弯曲峡谷，又碰到一连串艰难的瀑布和激流，到了老河口;后经过樊城，进入扬子江，见到成千上万的船。他们抵达汉口后，意大利传教会财务处接待了戴维。戴维还见到了湖北主教安杰洛（Angelo）和各国传教士。
5月7日，是阿尔芒·戴维的祝圣日。当天晚上，一阵长久的夜雨浸透了大地，解了旱灾之苦。在汉口休整期间，戴维回顾说：“近一年来，我的名字相当经常地出现在中国报纸上。布朗沙尔在（普法战争中）巴黎围城期间，在《中国的新考察记》的标题下发表在《两个世界评论》上的文章中，这位博物馆的学者教授把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作了过誉的介绍，他的那些文章首先由上海的《小说家》转载，随后在《晚间信使报》和《上海预算报》用英文发表。甚至还出版了两个英文的单行本。更有甚者，过去的一个夏天，我在一封长信中写了有关中华帝国内部的自然出产，那信是写给亚洲学会最积极的会员之一M·佛尔布（Forbes）的，该信被全文列入今年华北分会的年鉴之内。因为现在生活在远东的欧洲人很少，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戴维先生的名气，使他获得罗素公司一艘大型轮船从汉口去九江的免费船票。5月11日，他抵达九江，遣使会在江西的宗座代牧区主教布莱热情欢迎老朋友。戴维在九江整理汉江落水木箱中的标本。
1873年5月22日，戴维租了两辆手推车、一顶轿子，经鄱阳湖前往江西南昌府，然后去抚州府（今江西抚州市）。到达抚州正是端午节，家家户户挂着菖蒲和艾蒿。
6月2日，戴维经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县）去福建武夷山地区的溪头。修道院的卢热（Rouget）神父在宽大的欧式建筑里把戴维安顿下来。在这一带，戴维捕获昆虫取得好成绩。这里的室外树荫下气温39℃。干旱肆虐，稻田干涸。从8月15日开始，戴维患了肠道炎，到9月初才开始康复，身体瘦得很厉害。
9月30日，戴维拖着虚弱的身子，跟随一支小小的商队出发去福建山区。10月2日，他们来到一个很小的教徒村王茅寨，这里竹子长满山谷。戴维又发烧了，卧床不起。听人说不远处有猴群，他就坚持要到那里去。为了不致摔倒和掉队，戴维让人给他的腰带上拴一根绳子，让人家牵着走。这样连滚带爬、踉踉跄跄，一天走十几个小时，他们在午夜前终于到达挂墩。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建在一个很陡的山坡上。两名离群索居的教士欢迎大家，其中一位是西班牙的卡伦加神父。戴维只能待在家里，指导猎人和学生去采集标本。戴维带病抓紧制作动物标本，“尽管发烧和恶心，还是要去掏动物的内脏，手指僵硬而且发抖，浑身打冷颤”。
11月9日，戴维事后记述在挂墩的状况时说：“我胸部的炎症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威胁要杀死我，这是上帝的意愿！……我要死在这里会很遗憾，而且也没有完成我的任务！我感到很痛苦。”“在10日晚，我自己觉得是那么透不过气来，离死亡已经那么近了，我想到我已到了临终时刻：这是要我顺从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庄严时刻，并且叫我准备去向我的造物主汇报我在大地上生活了的47年。我接受了卡伦加神父做的临终圣事，我完全放弃了我的命运……”孰料14日，奇迹发生了：病魔擦肩而过，危险排除了。或许是上帝认为戴维在人世间还有很多事要做，不愿让他仅仅47岁就到天国去享清闲。
12月1日，在冰天雪地和泥泞中，戴维一行离开挂墩返溪头，6日到达溪头。卢热神父满眼热泪拥抱着骨瘦如柴的戴维。这个月，戴维在修道院的康复中度过。 1874年在大雪和严寒中开始。1月17日，戴维乘船去九江。在总结这段经历时，他写道：“总之，不管我受到多大的痛苦，我都相当满意我在江西东部和福建山区所获得的藏品。它们装满了2口大箱子，3口小些的箱子，以及9个大小不等的盒子。光是在这里采集到的大大小小的哺乳动物，就有35～40种不同的物种，其中有好几种是新的物种。鸟类也有新的物种，爬虫类和昆虫等等，也是如此。”福建挂墩和雅州穆坪一样，因为戴维九死一生的艰难考察和众多新发现，成为西方生物界十分关注的热点地区，至今名声还在。可惜的是，现在的分省地图上己没有这两处地名了，给按图索骥的生物爱好者造成极大不便。
2月1日到达九江。布莱主教欢迎考察者的壮行归来。在主教府热烈的氛围中，戴维通过认真思考并说服了自己，短期内他将不可能恢复健康，应该回到法国。3月14日，他离开九江前往上海。1874年4月3日，48岁的戴维神父从上海登上法国邮船公司的新德号轮船返回法国，再也没有回到这块让他名扬天下的热土。
六、戴维留给今天的思考
戴维回到巴黎，住进塞夫尔街的遣使会总堂路易·米歇尔教堂。他在恢复健康后，主要从事对在中国12年博物搜集的科学整理和研究，并积极筹建自然科学研究室。1877年，他又到阿尔及利亚进行了短期考察。戴维神父在北京北堂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然博物馆，在他离开后多年，一直有很多人参观。1888年，李鸿章为取悦慈禧太后，还从这里拿走很多鸟类标本。
1875年，戴维发表了《第三次在华考察记》（《Journal of My Third Explo-ration Travel in the Chinese Empire》）。1877年，戴维出版了他关于中国鸟类的伟大作品《中国鸟类》两卷本，其中一卷是彩色图版，由乌斯塔莱（Oslalet）教授手绘。该书收集了807种中国鸟类，其中250种是地方特有物种，而当中的1/4蛰居在藏区山脉中。中国物种中有65种是新种，被第一次描述;有90多种是中国从未记载过的。
1884～1888年间，戴维将所搜集的植物汇编成《戴维植物志》出版，共涉及1175种植物。戴维为西方世界推介了许多植物品种，其中84个为新种，包括珙桐、52个新品种杜鹃花属、3种木兰属、4种冷杉属、4种栎属，以及几种蔷薇科植物等。他还将80多种植物引种到欧洲。
伟大的画家、科学家达·芬奇说：“不向大自然请教的自然科学家不过是平庸的小儿，大自然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大自然没有辜负戴维的艰苦努力，馈赠他无尽宝藏。戴维的中国之旅为欧洲带回379件地质和化石样本，3425件植物标本（鉴定出1577种），9564只昆虫标本，1322只鸟类标本（计470种，新种65个），208件爬行动物标本，135件两栖动物标本，595件哺乳动物标本——鉴定的哺乳动物有200个种类，其中新品种63个，包括名扬天下的大熊猫、麋鹿、扭角羚和川金丝猴。1874年4月3日，戴维在返法国前的笔记中评价他的中国之行说：“这一切都向我证明，中国能够向博物学家们提供的科学财富远远超过所有已被认知的。”通过戴维，西方世界进一步认识了富饶的中华大地。
戴维神父是好几所学院的教授。地理学会和索邦大学法国学者联合会都单独授予他金质勋章。法国政府曾多次授予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但都被谦恭的他婉拒了。1896年，值研究院成立100周年之際，没有征得本人同意，政府授予他一枚十字勋章。
戴维神父1900年11月10日逝于巴黎塞夫尔街路易·米歇尔教堂，享年74岁。他的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他从1862年7月至1874年4月3日，前后12年（1870年7月～1872年3月中途返法国）在中国考察时，历尽艰险，饱受磨难，多次撞入鬼门关，多次重病不起。“这些难以置信的外出考察的动力，这些狂热的行程的动力，这个科学活动的动力是什么呢？宗教的狂热、学者的不安和猎手的激情构成了戴维火箭的三级”（《戴维神父传》）。
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需要，在宗教界兴起一股“自然神学”浪潮，很多博物学家和传教士认为，大自然是上帝“包罗万象”的公开手稿;研究自然界，是同上帝的书面教谕《圣经》一致的。研究大自然，可以更生动、深刻地了解上帝。戴维在1866年3月23日的日记中说：“我崇尚出自上帝之手的奇异自然景象，它们使人类最精美的作品也显得微不足道。”戴维是自然神学的学富思深的积极践行者。他矢志不渝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人对宗教的认识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潘岳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中说：“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历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无论外来宗教如何强势，凡进入中国，都会与大中华文化相融，无一例外。”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马泰奥·里奇，中文名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在中国传教28年，同大学士徐光启建立深厚友谊，并与之联手，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数学、地理、水利、工程和人文学术方面的文献，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带来新知识。至今他被中西方共同推崇为伟大的传教士、文人、科学家。清代顺治、康熙两代皇帝都十分器重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中文名汤若望，1592年5月1日～1666年8月15日）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P-Ferdinandus Verbiest，中文名南怀仁，1623年10月19日～1687年3月）。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城中心建立了天主教的第一座宣武门教堂（俗称南堂）;1657年，清顺治帝御书“通玄佳境”勉之。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成立北京教区，南堂是主教府。事实说明，此前洋教并不是以战争开路进入中国的。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对中西文明交流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雍正帝继位后，采取了严厉的禁洋教措施，但洋教仍以各种方式秘密地在中国传播。以后因贸易而非宗教的鸦片战争发生，从此朝廷才开禁洋教，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洋教遂在中国人眼目中被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从戴维进入中国的来龙去脉分析，他是在国门被再次打开后，受聘于法国科研机构到中国进行博物考察和标本资料搜集的。12年的大事记和以后的著述说明，科研是他的主业和追求，传教只是他的副业。嘎海椰（罗杰·艾切卡雷）红衣主教在《坐井观天——走近中国基督教徒》一书中评论这位老乡说：“作为传教士和自然主义者，他具有所有的天赋。”戴维把做传教士的天赋让位于自然科学家的天赋，因此才有了卓越的科研成果。数百年来，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中，把中国的自然地理大规模、系统地介绍给西方并至今遗惠于世界的人员里，戴维是不容置疑的佼佼者。白熊同平雄主教等人对面不相识;而当戴维第一次见到白熊那黑白相间的皮张时，就在日记中断言“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这就是科学家和神职人员的区别。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盖棺论定的戴维神父，是以享誉世界的科学探索精神和科研成果著称的，而不是他的传教士身份。戴维不是巧遇熊猫，而是以其独具慧眼的科学发现，把熊猫从崇山峻岭引领到人类文明的世界里。国人以往对戴维传教士身份的讳莫如深，消蚀了他作为卓越科学家的辉煌成就。我钦佩红衣主教嘎海椰的眼光。1991年8月，他在给《戴维神父传》写序时评价戴维说：“引人入胜地阅读这本书，不仅使人感受到信仰和科学如何能够共存，而且使人感到一位教士如何能够又是一位学者。”他把戴维的勋业同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近代的德日进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