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军南下

　　1949年2月，父亲石凤池和革命老区数萬名干部随军南下，执行南方新解放区的接管建设任务。

重大战略决策

　　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转入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们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为此，中央要求各解放区准备足够的干部，以适应大军挺进、干部跟进、开辟建设新区的形势需要。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中指出：需要准备约5.3万左右的从中央局到区委一级的各级干部。任务分配：华北1.7万干部、华东1.5万干部、东北1.5万干部、西北3000干部、中原3000干部。遵照党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下半年，山西各根据地选调了大批地方干部南下，先后以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干部为骨干，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以晋中区党委为主，组建了“晋中南下工作团”。以晋绥分局辖区的干部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人川工作团”。共计1.2万人，分别进入福建省、湖南省、四川省和西康省等，执行新解放区的接管、剿匪、经济建设三大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央华北局指示以晋中区党委为主，动员和组织大批干部南下。晋中区党委立即成立了“晋中南下区党委”，共抽调了6个地委，36个县委，200多个区级班子，合计3070人。
　　1949年2月28日，太谷县委根据三地委的要求，从县到区依照留正抽副、留副抽正的原则，将县区主要领导干部一分为二，连同一般干部、勤杂人员共抽调174名。
　　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逐个谈话。当日，在县委礼堂召开南下干部动员大会，统一宣布名单，当场即予确定。凡南下干部和工勤人员的家属享受军属待遇。南下干部不能带家属，夫妻双方都是干部可随军一起南下，但不准带小孩。凡确定南下的干部，如不服从组织决定，拒绝南下或半路开小差者，一律开除党籍和公职。

合小家为国家

　　确定南下干部名单后，放假10天，让南下的干部交接工作，安顿家庭。组织上尽量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给生活有困难的家属补助粮食。探亲路远的由组织上借自行车或毛驴子，对多年迫切要求入党的同志加速培养，够条件的及时“火线入党”。
　　3月14日，回家探亲的除个别动摇分子外，都按时返回县城，无论干部还是家属，在离别时都是恋恋不舍。特别是新婚不久还在欢度蜜月的几位同志，更是难舍难分，有的新娘子拉着新郎的手说什么也不松手。不少家属连夜为亲人做鞋子、整行装，把仅有的几元钱塞在亲人的口袋里。
　　3月15日，南下干部列队前往火车站，很多人前来送行，不少家属含着热泪紧紧跟在队伍后送行。
　　母亲杨静林抱着刚满周岁的妹妹，我当时七岁，拉着三岁的弟弟，还有二舅和三大爷，也赶到火车站为父亲石凤池送行。我和弟弟看见了队列中的父亲，一起挤进队伍，把父亲拉出了队列，又哭又闹，非要父亲把我们母子带上。父亲再也控制不住感情，刷刷的泪水落到我的脸上，妹妹更是伸出双手，哭闹要父亲抱她。
　　听党话，跟党走。尽管舍不得亲人和故乡，南下干部们还是舍小家，为国家，义无反顾地踏上南下的列车。当天，到达晋中区党委所在地榆次县集中。
　　翌日，他们乘火车到达了石家庄，在市郊三教村集训，编为晋中南下工作团第三大队三中队。

石家庄集训

　　晋中南下区党委所属各个地委的人员先后到达石家庄，于4月20日集中完毕，开始了组织整顿和政治思想动员。
　　南下到底去哪里，晋中区党委一直讲“中央指示还没有下达”。后来传下话来，说是到了中原再定。
　　人们议论纷纷，说到南方吃不上小米和白面，那里终日潮湿，水土不服。还有的说南方很热，太阳像一团火球，人们出门要头顶铁锅，不然头发就会被烧光。还有的说那里的蚊子有蚂蚱那样大，叮一下，就和蝎子蜇了差不多，疼得要死。说的最多的是土匪，到处都有，多得像牛毛。更多的议论是到南方要工作多长时间，还能不能回山西？针对这些情况，组织上一面辟谣，一面组织学习讨论。
　　（一）学文件。重点学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1949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元月14日发表的时局声明，还有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等文件。
　　（二）听报告。听南下区党委书记武光的动员报告，听石家庄市市长关于如何接管城市、管理好城市的经验，又请南方的同志介绍江南的一些风俗人情。
　　（三）参观学习。组织大家参观石家庄的炼焦厂、纺织厂、小型铸锅厂等，使每个同志对工业和产业工人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石家庄市委还安排大家洗了澡，看了电影。
　　通过学习，全体干部统一了认识，提高了思想，坚定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信心。
　　在石家庄，还进行了统一整编，确定了晋中南下区党委、行署、地委、专署的主要任务。为了适应在战争环境中行军宿营和管理方便，南下干部队伍实行了军事编制。原来各个地委、县委和区委的名称取消，整编后的名称为“晋中南下工作团”，所有南下干部都佩戴“晋中南下工作团”的胸章，地委改大队，县委改中队。
　　经过40多天的整训，在出发南下前，每人发草绿色军服一套，白色内衣一套，还有鞋、帽、蚊帐和全套生活用品。南下干部的伙食实行中灶待遇，每人每月“冀南银行票”9元，另发津贴3元。 　　离开石家庄前，上级命令都要轻装，每人行装不得超过8公斤。为此，不少同志把棉衣、毛衣寄回了家，有的給了当地老乡。
　　上级宣布：南下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河南巩县。临出发前，华北局召开了誓师大会，进行了动员，举行了欢送仪式。
　　“晋中南下工作团”党委宣布：南下任务是完成政权接管，筹粮筹款支援前线，剿灭土匪，平定叛乱，稳定社会秩序，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各项任务。

在战火中南下

　　4月底，太谷南下的干部乘坐马车出发了，基本上与解放军并肩前进。当时京广线安阳、新乡之敌还在孤守，解放军正在围歼。队伍只好绕道菏泽、濮阳，不能坐马车，只好步行前进。队伍在河南兰考渡黄河。河面上架起了一道浮桥，浮桥上扎着彩色牌坊，两岸也同时扎着彩色牌坊。北岸的牌坊上挂着“横渡黄河”的巨幅条幅，南岸牌坊是“直奔长江”。浮桥两边站着宣传队，有的说快板，有的扭秧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欢送南下干部过黄河，使全体干部受到极大的鼓舞。5月中旬，队伍到达了河南巩县。
　　在巩县明确了南下目的地是湖南省。中央还通知，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已于3月在天津成立。由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任省人民政府省长。
　　同时，南下区党委对部分干部和所辖的地委进行了调整和整编。即逐级压低一级重新安排。原定的区党委到地委，地委到县委。例如，原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华国锋改任湘阴县委书记，太谷县委书记王天华改任衡山县委副书记，石凤池原定衡山县区长改任区委秘书。
　　对此重大变化，各级干部从党的利益出发，毫无怨言，愉快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在巩县进行一段时间的战地整改整风后，区党委决定各大队折返郑州组建湖南部分地委和市委。
　　在郑州停留期间，中共中央华中区指示：人湘干部要日夜兼程挺进，早日接管湖南新区，促成程潜、陈明仁将军起义。
　　为了尽快出发，队伍进行轻装减负，暂不用的东西留在郑州，所有南下女同志留守郑州。
　　此时，平汉南段通车，每人准备5天干粮，身背水壶，从郑州乘闷罐车南下。一节车厢挤了100多人，连伸脚的余地都没有。当时正值盛夏，外面温度30多度，闷罐车内高达40多度，没有开水供应，也没有卫生设备，晚上还没有电灯，人多拥挤不堪。想睡睡不下，只好倒班睡。后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由于当时军运繁忙，任何列车都要给军用专列让路。南下干部乘坐的列车停停走走，有时停车后就下车在空地烧水做饭;有时米刚下锅，接到开车信号，只好把尚未煮熟的饭包起来，登车出发。
　　队伍在车上度过了漫长的七天七夜。快到武汉郊区时，因二道桥被炸，又改乘小木船在长江上漂了一天，最后在武昌徐家棚上岸。
　　在南下途中，人们亲眼看到了百万雄师挺进江南的壮观景象，也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的狼狈情景。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是国民党遗弃的物资和伤病员，哭天喊地乱成一团。
　　为了赶到汉口，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空袭，拂晓开饭，然后30多人乘一条木船，终于在7月24日平安到达汉口。在汉口的十天当中，部队结合实际，加强人城教育和纪律整顿。
　　8月4日，继续整队出发，由粤汉码头乘轮船渡过了长江。过江之后，在武昌乘火车，当日下午到达咸宁。部队到时正遇上敌机轰炸后的惨状，硝烟弥漫，死尸横街，激起了大家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在咸宁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向湖南进发。部队乘坐的是四野的敞篷汽车，敌机白天骚扰，只好晚上行车，于8月6日到达长沙附近的梨镇黄花市农场。
　　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省和平解放。
　　部队到达梨镇附近时，听到长沙和平解放，省委副书记金明同志已到城里谈判具体的交接事宜。虽然长沙已经和平解放，但不准部队进城，只好在驻地待命。
　　形势发展很快，二野的部队已经挺进湘东。接到省委通知，原来确定的衡阳地区增加常宁和酃县两个县，并要求立即组织配备两个县的干部。经地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在原六个县班子的基础上，调整新增了两个县的领导班子。
　　各县的班子随即带上省政府发给各县人民政府的公章，继续向南前进。
　　湖南虽然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解放的，但绝大多数县城是我人民解放军部队采取武力手段解放的。当时是每解放一个县就接管一个县。在党政班子进驻的同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部队走后，南下干部即开始独立工作。一方面抓接管工作，一方面与国民党散兵游勇、土匪作斗争。

衡阳支前

　　1949年10月13日，衡阳地区支前司令部成立，分设参谋、供应和运输三科，葛淇任司令员，原定石凤池去衡山县工作，因支前工作紧急，需要大量工作人员，被葛淇司令强行要到支前司令部任总务股长。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上百万大军要经过湖南去解放华南的广东、广西和大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湖南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
　　支前司令部主要负责粮食的征集和调运。四野司令部大部分粮食供应经由衡阳支前司令部组织集中，实行加工并负责转运。
　　衡阳地处两广和湖南的交叉口，他们的支前任务主要是支援两广前线。当时衡阳到广西的铁路被白崇禧的部队破坏。公路是经过抢修才勉强通车的。每天从衡阳开出260余辆汽车运粮到广西前线。支援广东的粮食靠铁路运输。从耒阳、常宁等县征到的粮食都集中到衡阳支前司令部再运出。攸县、茶陵、安仁的军粮，主要靠木船运送。看起来不显眼的小木船，装一次粮食就是四五万斤。
　　那年，湖南遭遇水灾，要饭的百姓很多，再加上有些私商垄断粮食，囤积居奇，使得粮价飞涨，市场混乱，人民生活困难，人心不稳。那些不法私商就以粮食问题和支前干部们作斗争。为了粉碎不法私商的阴谋，支前司令部采取了两个措施来限制私商。
　　第一，省政府规定全省任何地方，凡采购粮食者，必须持有政府所发的许可证，否则就是违法私购。违犯者可酌情予以处理，甚至没收。这条措施一实行，完全控制了私商的粮食来源。 　　第二，由支前司令部全部控制粮食加工业。一切粮食加工厂、米厂，只准给政府和政府控制的机构加工粮食，不准给不法私商加工，违者必究。同时还严禁不法私商经营粮食加工，不准他们办米厂。
　　为此，支前司令部开办政府机米厂，任命石凤池为机米厂厂长。他带领机米厂全体工人日夜不停三班倒，歇人不歇机。可是，即使24小时加工大米，也只能出米6万斤。加上部队接管的衡阳市的私人米厂，也只有十几万斤的加工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为了解决困境，只得发动各县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日夜不停加工稻米。
　　石凤池更是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工作。几天几夜吃不上一餐热乎饭，睡不上一夜安稳觉。偶尔睡上一阵，也要把电话机放在枕头边，随时应对紧急情况。
　　葛淇司令多次前来慰问，大力表彰石凤池的忘我精神，号召全体支前工作人员向石凤池学习。
　　12月6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离开衡阳，转回武汉。衡阳地区支前工作进入尾声。到1950年2月，支前司令部所有人员的工作另行分配完毕，机关随之解散。石凤池被分配到常宁县八区任区长。
　　至此，晋中南下工作团经历九个多月，胜利完成了随军南下入湘的特殊使命。

常宁清匪反霸

　　石凤池赶到常宁县八区任区长时，区委书记赵作清正在组织力量征购粮草，支援向南挺进的部队。他卸下行囊，立即投入工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宣传政策，剿匪反霸，利用保甲，征集粮草，支援大军南下”。
　　征粮的政策是：地主按其总产量的50%征集，富农按其总产量的30%征集，中农按其总产量的10%征集。
　　当时常宁县只建立了县、区两级班子，乡以下基本是原旧政权班子。石凤池经常深入乡镇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旧政权人员学习，改造他们的思想。不少旧政权人员纷纷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一天，石凤池正在组织这些人学习，突然来了一股土匪，又打枪又叫嚣，扬言“杀了共产党，上山打游击，死也不投降”。石凤池只身一人，情况危急，多亏一位姓夏的旧乡长立即把他藏在房后的一口棺材里，才躲过一劫。

　　1950年秋天，组织上派人到太谷，把南下干部的妻儿接到湖南与亲人团聚，实行供给制。凡子女每人每月发几块钱，和区里干部一起吃大灶。
　　我们的到来，引起土匪恶霸不满，公开打出旗号：“把北方佬赶回北方去。”夜晚经常打枪放信号弹。
　　常宁地处湘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一个惯匪出没的地方，杀人越货时有发生。老百姓白天不敢单行，夜晚不敢出门，社会极不安宁。
　　常宁解放后，政府展开了清匪反霸斗争，镇压了一批土匪恶霸。石凤池从八区调到六区任区长后，群众反映有个土匪叫夏子长，他占山为王，能飞墙走壁，行走如飞，连狗都赶不上。身上常常带着几把枪，无人敢惹。石凤池亲自带领区中队，深夜上山，生擒活捉了夏子长。公审大会后，对其执行枪决，为当地除了一害。
　　在宁远、桂阳、常宁三角地带盘踞着蒋伪交警大队的残匪，县大队和宁、桂武装力量配合将其包围全部歼灭，缴获敌人大量武器弹药。俘虏的一般匪徒发给路费，遣返回乡。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匪镇压，很快肃清了常宁境内的土匪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地方秩序井然，老百姓夜不闭户。人民群众欢天喜地，称赞党和政府的英明伟大，庆幸迎来了太平盛世。
　　與此同时，我的岳父王明维南下到河南省担任尉氏县国营机械农场场长;二叔石凤会人湘后担任安仁县委书记。与父一同南下的还有党连河、武殿发和石俊机等。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从老解放区抽调了十几批次，近20万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和建设新解放区。这些南下干部听党话，跟党走，舍小家，为国家，充分发扬了顾全大局、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精神。他们是共和国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为共和国新生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以青春和热血在中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发展史上铸就了壮丽的“南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