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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开年的时候，我到北山街的抱青别墅做了一次《西湖边的风花雪月》的讲座，视频用的第一幅图片就叫《宝石山下摩登女》，是一短衣短袖、手推一辆自行车的摩登女子，她正朝我们回眸一笑，令人惊讶的是，这女子胸前的V还开得很大，可能是因为骑车骑得太热吧。
因为是在北山路上讲，所以我选了这张图片；而北山路之成型和繁华，又跟民国有着紧密的关系，比如1929年的首届西博会，再比如胡适先生等来住过的新新饭店，还有《申报》大咖史量才的秋水山庄等，我之所以用图片，就是想利用那个年代的月份牌和招贴画来讲风花雪月，因为现在的北山街不正在营造那种氛围吗？
想了解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西湖的人文景观，月份牌和“风情画”正好是一个切点。二十年代的所谓美女，多是单眼皮的，头发也还没有呈波浪型，身材瘦削，表情也是颇为严肃的——或者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淑女状吧。正如今天有人时不时晒些清宫里的妃子图，那是要让人大为失望乃至绝望的，跟影视剧中的那些嫔妃们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然而三十年代就不一样了，丰满，风情眼睛开始勾人了，头发也都烫过了，不仅仅是手和脚都裸露了出来，连胳膊和腿都露出来了，更为厉害的，把半个胸脯也露出来了。我倒不是想作什么艳情的描写，我想补充的是，这个为女子所倚的船舷边上，还能看到九个字——赐尔福多，延年益寿粉。
广告乎？广告也！正如老底子青春宝美容品广告中那个温碧霞。现在好多文人、电视人批评朱军、李咏等人土气，正如当年批倪萍土气，批春晚土气，但是他们忘了，电视是给普罗大众看的。也有在海外读了硕、读了博的人，说在海外的中餐厅中，也常见类似的“仕女图”，这些人便会气愤得不得了，好像那里应该贴上李玉梅和江水英一类的样板戏招贴才行，其实就算样板戏，到了“文革”末期的《杜鹃山》，那女一号的柯湘还是有身材、有脸蛋、有刘海的。
由此，我大概能区别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西湖风情了，不是从小说诗歌中，而是从月份牌中。到30年代，当然已经能看到老电影了，霓虹闪烁，电梯升降，张爱玲等已经出名要趁早了。虽然20年代也早有电影，但绝大部分没有能留到今天。而我们如果看1935年之后的有声电影，你会觉得我们眼下的时尚，大概除了看电视和上网是新鲜玩意儿之外，其他真的没有多大的创意和创新。
对了，这两幅月份牌的作者是一个叫杭穉英的画家，姓杭，却是浙江海宁人，而他们中一位叫郑曼陀的画家却是杭州人，他们是被称作为中国广告招贴的先驱。画家叶浅予的回忆录中，说自己当年闯上海滩时就造访过这些大师，大师劝他好好学好好画，但叶浅予当时是志在漫画，当时的漫画跟今天的漫画概念也不完全一样。当时这种月份牌非常之流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像前些年的大头贴一样。美女+商业，这就是无往而不胜的武器，而杭穉英等这一批画家刚好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尚。
评论家吴亮在《老上海——已逝的时光》一书中说过：“上海向来是西洋文明的汇集之地。这甚至可以从一张微不足道的婚礼纪念照中找到佐证。”这就是杭穉英的《集体婚礼图》。据称旧上海举办了许多届集体婚礼，参加结婚的先生小姐超过一千对。有一次由于参加者众多，为避免混乱和差错，在正式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所有新郎新娘还去市府大厦排练了一次。杭穉英的这张月份牌就是根据1935年举行的第二届集体婚礼的新闻照而绘制的，新郎穿着中式马褂，新娘穿着西式婚纱，可谓中西合璧。
所以我有一个观点，不要以为今天的时尚有多么了不起，实际上好多东西我们的前辈早就玩过了，这倒不是说我们的前辈比较阔，时尚其实也是有传承性的，比如三十年代就是在二十年代的基础上进步的。正如研究月份牌的学者黄可先生说，“虽然作品以表现时装美女形象为主，然而通过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如女大学生的校园活动，女性驾驶摩托车、游泳、骑马、赛马、划船比赛，以及参加社会救助的慈善义举，从侧面反映社会的进步，女性地位的提高。”
而在1949年之后，这种月份和招贴自然就退出舞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宣传画，尤其是到了“文革”期间，这种画成了政治的一种工具。但那样一种画风却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又加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波普艺术的元素，而50后和60后倒也都能接受这种宣传画的风格，因为其内在的精神元素是相通的。
还有要值得注意的是，杭穉英那个时候不仅一人作画，在那时就有工作室的形式出现了，那时他和张光宇、丁悚（丁聪之父）等齐名，而且他们还设计了大量的香烟广告，在这个一切都是电脑制作的时代里，看他们的设计还是颇为可叹的。杭穉英于1947年逝世，而他的儿子杭时鸣后来成为宣传画的创造者，我看到过一幅他画的毛泽东与林彪的宣传画。父亲的画非常开放，儿子的画则非常革命，这大概都是时代的产物吧。而在开放和革命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关系呢？我以为还是有不少相像之处的，至少在注重人物面部表情等方面。比如我们曾在《良友》画报的封面上看到过郑苹如的照片，郑是当时公认的美女，是电影《色·戒》中汤唯饰演的原型，实际上美女和革命不仅不相悖，而且还暗合了一种潮流。
在时装设计界曾有一著名的论判，说是超短裙流行之时，便是经济繁荣之时，而长裙流行之时，便是经济萧条之时。时尚是一波一波的，且周而复始，但这个长短裙理论倒基本适用于世界经济。当下中国的男女，总有一半的人穿着牛仔裤，这又不知反映了一种什么文化？那么美女照、大头像，无论贴在手机上还是在商场里，都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喜好。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身在其中是不知不觉的，一旦蓦然回首，看以前的那种“范”就会哑然失笑，但时间真的久了，又会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因为那曾是我们的生活，或者就是父辈们的生活。
因为是在北山路上讲，所以我选了这张图片；而北山路之成型和繁华，又跟民国有着紧密的关系，比如1929年的首届西博会，再比如胡适先生等来住过的新新饭店，还有《申报》大咖史量才的秋水山庄等，我之所以用图片，就是想利用那个年代的月份牌和招贴画来讲风花雪月，因为现在的北山街不正在营造那种氛围吗？
想了解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西湖的人文景观，月份牌和“风情画”正好是一个切点。二十年代的所谓美女，多是单眼皮的，头发也还没有呈波浪型，身材瘦削，表情也是颇为严肃的——或者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淑女状吧。正如今天有人时不时晒些清宫里的妃子图，那是要让人大为失望乃至绝望的，跟影视剧中的那些嫔妃们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然而三十年代就不一样了，丰满，风情眼睛开始勾人了，头发也都烫过了，不仅仅是手和脚都裸露了出来，连胳膊和腿都露出来了，更为厉害的，把半个胸脯也露出来了。我倒不是想作什么艳情的描写，我想补充的是，这个为女子所倚的船舷边上，还能看到九个字——赐尔福多，延年益寿粉。
广告乎？广告也！正如老底子青春宝美容品广告中那个温碧霞。现在好多文人、电视人批评朱军、李咏等人土气，正如当年批倪萍土气，批春晚土气，但是他们忘了，电视是给普罗大众看的。也有在海外读了硕、读了博的人，说在海外的中餐厅中，也常见类似的“仕女图”，这些人便会气愤得不得了，好像那里应该贴上李玉梅和江水英一类的样板戏招贴才行，其实就算样板戏，到了“文革”末期的《杜鹃山》，那女一号的柯湘还是有身材、有脸蛋、有刘海的。
由此，我大概能区别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西湖风情了，不是从小说诗歌中，而是从月份牌中。到30年代，当然已经能看到老电影了，霓虹闪烁，电梯升降，张爱玲等已经出名要趁早了。虽然20年代也早有电影，但绝大部分没有能留到今天。而我们如果看1935年之后的有声电影，你会觉得我们眼下的时尚，大概除了看电视和上网是新鲜玩意儿之外，其他真的没有多大的创意和创新。
对了，这两幅月份牌的作者是一个叫杭穉英的画家，姓杭，却是浙江海宁人，而他们中一位叫郑曼陀的画家却是杭州人，他们是被称作为中国广告招贴的先驱。画家叶浅予的回忆录中，说自己当年闯上海滩时就造访过这些大师，大师劝他好好学好好画，但叶浅予当时是志在漫画，当时的漫画跟今天的漫画概念也不完全一样。当时这种月份牌非常之流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像前些年的大头贴一样。美女+商业，这就是无往而不胜的武器，而杭穉英等这一批画家刚好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尚。
评论家吴亮在《老上海——已逝的时光》一书中说过：“上海向来是西洋文明的汇集之地。这甚至可以从一张微不足道的婚礼纪念照中找到佐证。”这就是杭穉英的《集体婚礼图》。据称旧上海举办了许多届集体婚礼，参加结婚的先生小姐超过一千对。有一次由于参加者众多，为避免混乱和差错，在正式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所有新郎新娘还去市府大厦排练了一次。杭穉英的这张月份牌就是根据1935年举行的第二届集体婚礼的新闻照而绘制的，新郎穿着中式马褂，新娘穿着西式婚纱，可谓中西合璧。
所以我有一个观点，不要以为今天的时尚有多么了不起，实际上好多东西我们的前辈早就玩过了，这倒不是说我们的前辈比较阔，时尚其实也是有传承性的，比如三十年代就是在二十年代的基础上进步的。正如研究月份牌的学者黄可先生说，“虽然作品以表现时装美女形象为主，然而通过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如女大学生的校园活动，女性驾驶摩托车、游泳、骑马、赛马、划船比赛，以及参加社会救助的慈善义举，从侧面反映社会的进步，女性地位的提高。”
而在1949年之后，这种月份和招贴自然就退出舞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宣传画，尤其是到了“文革”期间，这种画成了政治的一种工具。但那样一种画风却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又加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波普艺术的元素，而50后和60后倒也都能接受这种宣传画的风格，因为其内在的精神元素是相通的。
还有要值得注意的是，杭穉英那个时候不仅一人作画，在那时就有工作室的形式出现了，那时他和张光宇、丁悚（丁聪之父）等齐名，而且他们还设计了大量的香烟广告，在这个一切都是电脑制作的时代里，看他们的设计还是颇为可叹的。杭穉英于1947年逝世，而他的儿子杭时鸣后来成为宣传画的创造者，我看到过一幅他画的毛泽东与林彪的宣传画。父亲的画非常开放，儿子的画则非常革命，这大概都是时代的产物吧。而在开放和革命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关系呢？我以为还是有不少相像之处的，至少在注重人物面部表情等方面。比如我们曾在《良友》画报的封面上看到过郑苹如的照片，郑是当时公认的美女，是电影《色·戒》中汤唯饰演的原型，实际上美女和革命不仅不相悖，而且还暗合了一种潮流。
在时装设计界曾有一著名的论判，说是超短裙流行之时，便是经济繁荣之时，而长裙流行之时，便是经济萧条之时。时尚是一波一波的，且周而复始，但这个长短裙理论倒基本适用于世界经济。当下中国的男女，总有一半的人穿着牛仔裤，这又不知反映了一种什么文化？那么美女照、大头像，无论贴在手机上还是在商场里，都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喜好。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身在其中是不知不觉的，一旦蓦然回首，看以前的那种“范”就会哑然失笑，但时间真的久了，又会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因为那曾是我们的生活，或者就是父辈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