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钓鱼文化”这个词。
　　我觉得“钓鱼”是一门非常深厚的学问,这门学问包括钓鱼本身的种种技术问题,也包括钓鱼之外的种种哲学玄思。自古以来,垂钓者,不外乎两种类型:一是,为食鱼而钓;二是,其意不在鱼,在于钓之外也。
　　为食鱼而钓者,自是最地道的钓法。想吃鱼,就去钓,非常简单。上钩者多,则高兴;反之则不悦。这一类型的人犹如流水之上的落叶,随流而漂,不知所止。翻遍史书,找不出一个“为食鱼而钓”之名人;其意不在鱼者,历史上倒是不乏记载的。凡是有点失意的名人,不是进入深山老林遁隐了,就是到江边运河钓鱼了。似乎钓鱼的人比入山的人要多。稍微扳一扳指头,就能数出许多人来:姜太公、严子陵、范蠡等等。如果有耐心的话,可以从史书里找出许多资料,写出一部厚厚的钓鱼史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去钓鱼。又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钓鱼成为各大“热”中的一“热”。许多地方还成立了“钓鱼协会”,我不是“钓协”会员,爱钓鱼,却不发烧。钓时,将鱼竿垂在水塘里,任鱼儿吃饵子,不去管它。想到时,去提一提鱼竿;想不到时,闲坐塘边听风观景,逍遥自得。每每回家时,别人的水桶里满满一桶鱼,而我的水桶里往往是空的时候多。别人总会同情我,从自己的水桶里捞几条鱼放进我的水桶里。其实,现今的大多数人之所以喜爱钓鱼,倒并非爱吃鱼。要吃鱼,去菜场买几条就是了,何必辛辛苦苦去钓呢!只是喜欢钓鱼本身这种形式:休闲、养生、保健,还有时髦。
　　有一次,在新昌的沃洲湖边,就是李白笔下的天姥山脚的沃洲湖边,那是一个神仙去所。湖水深蓝,鱼儿不时地从水里快活地跳跃出来。那时是傍晚,在湖边刚吃过野炊,金黄色的月亮静静地挂在天上,映在湖中,那情景极为诱人。李白就是在这样诱人的情景之中下水捉月而仙逝的。我们在月色中坐上了小船,在湖心任意荡漾着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垂钓佳机到了!虽说,此时没有钓鱼竿,但这又有何妨!无竿而钓,方为真钓!我躺在椅子上,在柔和的月色沐浴之下,微闭着眼睛,开始了我的“心钓”之旅:恍惚间,我成了一个千古高士了,坐在高高的钓台上,没有鱼竿,却将无形的钓钩垂向了湖心。湖心里没有鱼,高士也不知道湖心里有没有鱼,他只知道他在钓着。钓一世之清名?钓万古之霸业?钓庙堂之高?钓山林之幽?抑或什么也不钓,只图眼前这一钓着的形式:空灵而超然。思想逸出尘外,不知身在何处。那种感觉之美妙,真是无从言说!打那之后,我不爱持鱼竿去钓鱼了,只爱坐在古人的诗词边“心钓”。钓者非鱼,味道却比鱼好得多。
　　“心钓”之余,终于悟出古代文人为什么爱临水了。文人临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人就专门写了一本书,把文人那种“临水而其意不在水”的形神非常贴切形象地写了出来。文人临水,看水?看鱼?钓水中的鱼?是,也不是。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用意。圣人观水,有圣人之见;君子观水,有君子之见;凡人观水,则有凡人之见。
　　姜太公临水(渭水),直钩垂钓,“钓”的是机会与机缘,“钓”的是明君识其人用其才,为国谋福利;庄子临水(濮水)持竿垂钓,楚威王派使者去请他出山,他用楚国“神龟”的故事,把两位使者赶走。姜太公钓于渭水,渭水在陕西;庄子钓于濮水,濮水在山东。这一东一西,正好代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积极的、入世的;一种是避世的、脱俗的。追随姜太公的人大有人在;追随庄子的人更多,如唐天宝年间的进士岑参作过一首《观钓翁》诗:
　　竿头钓丝长丈余,鼓苏乘流无定居。
　　世人哪得解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
　　“取适”,求取适意,无非图一个“心安”而已,不想做违心的事。
　　这种意境被唐代的韩政尧诠释得更为淋漓尽致,他在诗里说:
　　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
　　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年醒来雪满船。
　　多美啊!静寂的冬日,渔翁边钓边喝着酒,此时,风也悄悄,水也悄悄,人鸟绝迹。飞雪漫天,涂白了原野。酒醉醒来,睁眼处,银装素裹,天地晶明。渔翁的心如同这雪天一般白澈透明,毫无滞碍,洞明一切,这可以说是历代“渔翁”的最高境界了。
　　除上面的两种垂钓态度之外,还有一种态度,乃是清高的、孤傲的。既不钓王与侯,亦不钓“闲适”,钓的是一腔的愤慨与抗议!这一类人大多是在仕途上碰了墙壁,要他出世又做不到,让他入世已不能够,一颗心就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摇晃。像“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位“渔翁”钓的就是“不平”与“愤慨”,这种不平与愤慨是无声的、固执的、坚决的,但却充满了落寞与无奈。
　　古人已逝,种种的垂钓故事都已如风远去。前人钓得的一切物事,均化作了云烟。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已是羚羊挂角,不着一丝丝痕迹。渐渐地,我悟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万种鱼饵,千古一钓”后,而我,仍爱在古人的诗词边“心钓”。
　　(三七鸟摘自《文化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