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与猫

　　为了巩固手中的权力，武则天极力拔高父母地位，不仅将父亲的牌位置于唐高祖李渊的家庙中，显示他在唐朝建立时所起的作用，还在母亲去世后，追封她为鲁国忠烈夫人，命令所有朝廷官员、显贵士女都要前去哭丧哀悼。除了在出身上大做文章，这位精明的政治家还充分利用一切元素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包括动物。
　　与如今猫占据宠物世界半壁江山不同，武则天掌权时期的猫并不受待见，这源于一则不知真假的记录。据《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的原配皇后王皇后及宠妃萧淑妃被贬为庶人，囚禁在冷宫别院，而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萧淑妃不甘败于武则天，怨恨道：“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武则天大怒，“自是宫中不畜猫”。
　　然而，随着权力的不断加强与巩固，心理强大的武则天可能逐渐消减了对猫的畏惧。建立武周后，她曾将猫与鹦鹉放在同一个笼子里养，让两种动物同吃同住。此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有深刻的政治意味。
　　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武则天莫名其妙就夺了李家的江山，还以女性身份称帝，前无古人。面对朝野上下的一片愕然，武则天如此训练猫和鹦鹉，就是为了让臣民明白没有什么不可能，女人当皇帝不仅理所应当，还能让天性不容的动物在女帝的感召下和谐相处。
　　武则天特意命令御史彭先觉主持了一个活动，让大小官吏轮流参观，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但彭先觉却犯了个大错，忘记及时给猫喂食。面前就站着食物，饿极了的猫才不管什么女帝功德，直接将鹦鹉咬杀而食。
　　戏演砸了，“则天甚愧”，而在另一层意义上，这只鹦鹉的惨死还给武则天带来了一层阴霾。如果说武则天早期因各种原因畏猫，那么鹦鹉对她来说则是祥瑞。
　　唐朝时，人们认为鹦鹉能通梦感神、预知未来，京城权贵纷纷饲养，掀起一股热潮。拥有鹦鹉的人，可以成为贡户，不仅可能获得免除赋税等特权，还能趁机结交权贵。
　　但这样的爱好转嫁到贫苦百姓身上就变成了灾难，尤其对于陇西百姓来说，因为鹦鹉多产于陇西，又被称为“陇客”，所以当地人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鹦鹉。

决定生死的动物

　　著名诗人皮日休曾对这样的现象进行了抨击，他在《哀陇民》一诗中写道：“蚩蚩陇之民，悬度如登天。空中觇其巢，堕者争纷然。”陇西百姓攀爬在险峻的陇山之间寻找鹦鹉巢，伺机抓捕，但是鹦鹉机敏，除非技巧十分娴熟，往往“百禽不一得，十人九死焉”。有唐一代，不知有多少人为了一只鹦鹉，堕入崖间粉身碎骨。
　　而武则天看重鹦鹉，还因为“鹉”与“武”同音，又含一个“武”字，是国姓。她利用这种甚至不能算巧合的巧合，为自己的帝位涂抹神圣性和合理性。所以当那只与猫同笼相处的鹦鹉惨死后，武则天在丢掉面子的同时，还感觉到了一丝不祥。甚至还有人认为，古代“狸”“猫”不分，“狸”又与“李”同音，附会上这么一层意思后，整件事就变得更加诡异了。
　　到了圣历元年（698年）的某一天，武则天梦到一只巨大的鹦鹉，可惜两翼皆折。从梦中惊醒后，武则天找来狄仁杰解梦。狄仁杰抓住了武则天对征兆深信不疑的弱点，特意解释说这只鹦鹉代表圣上，兩翼分别是李旦、李显，如果能起用两位皇子，“则两翼振矣”。
　　此时，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正努力营求太子之位。听到狄仁杰的说辞后，武则天“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在这一年，已在均州、房州流放十余年的李显被秘密召回，立为太子。
　　武则天的弱点之一，就是将动物背后的意义看得太重、太偏。她既然能根据“鹦鹉折翼”的梦做出还嗣于李唐的重要决定，也能因为同样的理由降罪于人。垂拱三年（687年），武则天还是皇太后，此时离她正式登基只有3年，正是睁大眼睛观察政局的时候。朝中有一员大将名叫李孝逸，不仅军功赫赫，出身也不凡——他是李渊的堂侄。武承嗣眼红李孝逸，诬告称他曾大逆不道地说自己“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当有天分”。
　　武则天认为，天上的月亮有巨大的神力，兔与月亮关系密切，李孝逸名中有兔就是上天对他的认可，极有可能与她争夺皇位。碍于李孝逸的功劳与声望，武则天不敢直接痛下杀手，但为了消灭潜在的威胁，还是找了个理由将他削除名籍，流放到儋州。不久，李孝逸含恨去世。
　　在男权社会攥住至高权力，武则天的强大毋庸置疑，但她极力推崇鹦鹉、畏惧猫和兔，也正是她脆弱一面的侧写。在武则天的世界里，动物的神奇就在于既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也可以形成一层护住内心的伪装。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