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妮·莫里森、汤婷婷等作家为代表的美籍非裔和华裔女性作家叙写了少数族裔在屈辱和压迫下的身份认同问题，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族裔文学的边缘化处境。而在《无声告白》这部作品中打破了第三世界妇女在理论话语中的一个盲区和误区。在很长的时间里，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是白人女性，而后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是第三世界男性，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特征则被忽略了。华裔女性受到男权社会的挤压，又因族裔特质而难以融入主流，却很少受到关注。《无声告白》反映了华裔女性受到的双重压迫——性别歧视以及种族和文化冲突，将身份认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放在一个跨族裔家庭中呈现。相较于白人女性玛丽琳遭受的性别歧视、华裔男性詹姆斯的身份认同危机，路易莎和莉迪亚作为华裔女性处在更复杂的性别与种族的双重困境之中——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及男权社会与女性权利的二元对立。从路易莎到莉迪亚，白人至上思想下生存和成长的华裔女性一直受到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双重影响和压迫，成了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下的“臣服者”和“牺牲者”。
　　双重压迫的“臣服者”路易莎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华裔女性完全依附于白人主流文化和男权社会，习惯性认为男性所施加的压迫理所当然。面对詹姆斯的情感倾诉，路易莎不断迎合，期盼着他对她敞开心扉，“他会离开她——他会和我结婚——我会让他快乐——就不会有其他女人了”。华裔女性具有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双重弱势身份，因此，她们比白人女性和华裔男性遭受了更多的压迫和剥削。少数族裔女性“既受主流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压制又受到族群内部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同时她们又与族群中的男性一起共同受到外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压迫”。具体来说，在白人社会中，男性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女性往往受到来自男权社会的挤压，华裔女性也不例外。一方面，华人族群中有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文化，另一方面，华裔男性为了在白人主流社会中生存，不得不与白人男性争夺话语权，但难免因自身无法剥离的族裔特质受到主流社会的伤害和压迫，在“白人至上”理念的长期灌输下，华裔男性自认为无法与白人男性竞争，面对白人女性也会产生自卑感，进而将所受的歧视转移到华裔女性身上。
　　华裔女性受到的伤害不仅来源于女性本身，而且来源于在白人社会中缺少自尊和他人认可的华裔男性。詹姆斯将妻子玛丽琳为女性权利抗争选择离家求学、莉迪亚跳湖自尽迫使玛丽琳脱口而出“要是她是个白人女孩就好了”全部归因于玛丽琳对白人与华裔结合这一错误的觉醒，转而在与他“长得很像”的路易莎身上寻求安慰。在路易莎身上，詹姆斯找到了来自同种族的安全感，虽然已有四十年没讲过中文了，但是他可以毫无顾虑地大声说出叉烧包的名字。玛丽琳等待着，任由路易莎烦躁不安”，这不仅是作为秘密情人的窘迫，更是华裔女性在白人女性面前自认为低人一等的臣服心理。然而，詹姆斯的“醒悟”不过是白人至上理念的催生产物，最终他还是选择离开路易莎，听从自己内心的追求，回归家庭。
　　双重期许的“牺牲者”莉迪亚
　　“第三代华裔不但背负着来自华裔家长那一方融入群体的期望，也背负着来自白人女性家长‘跳出旧女性群体’的期望”。作为跨族裔家庭的后代，莉迪亚虽然生在美国，白人外貌让她摆脱了文化背景和族裔特质，然而她的死亡直接宣告了第三代华裔去边缘化的失败。在莉迪亚身上，父亲对华裔“融入”白人群体的要求与母亲对女性“出类拔萃”的要求并存，“因为她的母亲最希望与众不同，她父亲却最想要融入人群，而这两件事都是不可能的”。詹姆斯和玛丽琳试图通过莉迪亚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而莉迪亚则在“平凡”与“不凡”两种矛盾的极端中间苦苦挣扎，尝试自我救赎却最终溺死湖中。
　　詹姆斯不断迎合“白人至上”的白人中心主义思想，长期主动接受白人主流文化的灌输后，他将华裔的身份主动他者化——只重视莉迪亚，而严重忽视东方长相的内斯和汉娜，跨族裔家庭悲剧体现在这个家的每个孩子身上。作为家庭的核心，莉迪亚因而承载了詹姆斯融入白人社会的期许，因为“她长得太像她妈妈了”。詹姆斯送给女儿的圣诞礼物是《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它，它能——呃，帮你赢得朋友，变得受欢迎”，“她父亲最担心的是她遭人排挤，无法适应环境”，“不要忘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合群。受欢迎。适应环境。你不想微笑？怎么办？逼自己笑。避免批评、谴责或者抱怨”。第三代华裔受到的歧视并没有因为相貌的“同”而有所改变，反而因种族的差异而持续存在，因种族受到的不公在莉迪亚死后仍然延续，无论如何催问，“菲斯克警官的回答一概是‘我们还在调查’”。
　　莉迪亚扔掉烹饪书的举动让她眼前一亮，在玛丽琳看来，她扔掉的不只是烹饪书，更是摆脱男权社会对女性束缚的征兆。“她虽然赶不上了，但莉迪亚还来得及。玛丽琳不会与她的母亲一样，把女儿限制在丈夫和家庭的禁锢之内，过一辈子平淡麻木的生活……她将倾尽余生指引莉迪亚，庇护她，像培育观赏玫瑰一样，帮助它成长，用木棍支撑它，把它的茎秆塑造成完美的形状”。面对母亲的殷切期待，莉迪亚全然接受的态度源于儿童时期的创伤。母亲抛弃家庭严重损坏了母女之间的依恋关系，而“依恋关系直接影响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完善”。玛丽琳的离开不仅是对詹姆斯的打击，也成了莉迪亚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莉迪亚却没有任何消遣来帮助自己忽视她的世界中的那个‘母亲’形状的黑洞……她注意到了一些事，这个没有母亲的家，发出了异样的味道。一旦发觉到这一点，就再也无法忽视。莉迪亚开始做噩梦，梦见她和蜘蛛一起爬行，她和蛇绑在一起，她淹死在茶杯里”。莉迪亚将母亲的出走归结于自己没有满足她的期待，并许诺“母亲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她要实现母亲的每一个意愿”。儿时母亲出走的恐惧一直支配着莉迪亚，因而学生时期的她从不也从不能拒绝母亲越发严苛的要求和期许。“每当母亲吩咐下来，她只会答应是的，是的是的”。玛丽琳用金钱为莉迪亚编织了医生的美丽梦想，要求她学习代数、报名旁听大学的生物课。在追求女性权利的道路上，玛丽琳充满热血，“她看到了希望之光：耶鲁大学收女学生了，然后，哈佛大学也收了。美国人逐渐学到了几个新词：反歧视行动;平权修正案;女士”。莉迪亚成了母亲摆脱白人女性就群体的唯一途径。“它们代表着她对莉迪亚的每一个期望，莉迪亚并不想要，但是卻接受了它们……也许，最后正是它们把莉迪亚拖到了湖底”。哥哥内斯是在“融合”与“独特”中挣扎的莉迪亚的唯一安慰，当内斯收到哈佛的录取离开后，莉迪亚彻底失去了支撑的“浮木”。好友杰克成了莉迪亚进行自我救赎的触发。面对朋友杰克的性别取向的坦露，莉迪亚决定不再继续假装成别人，“既然他能如此勇敢，清楚地明白自己是谁、想要什么，那么，也许她也能”，她不愿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中，毅然放弃在扭曲的家庭期待中挣扎，任由自己下沉，希望能够开启全新的人生。
　　结语
　　从第二代到第三代华裔女性，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力在她们身上延续。伍绮诗曾说，“我的父母从小教育我‘你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你的种族’，我觉得他们十分清楚我们属于异类这个事实”。除了来自白人男性的异样眼光，华裔女性还成了华裔男性寻找归属感和自尊心的工具，成了白人女性渴望打破男权社会规则的寄托。男权与女权、少数族裔与白人主流，这两种二元对立首先体现在白人女性玛丽琳身上，为成为女性医生努力扭转自己的家庭角色，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华裔女性路易莎虽然作为助教看似在白人主流社会有一席之地，但仍是认同于社会认为女性最适合的职业选择，在助教生涯中受到来自男性的压迫。其次则体现在华裔男性詹姆斯身上，第二代华裔的身份认同危机进而延续到了第三代华裔莉迪亚、内斯等人身上，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即是出生于跨族裔家庭却是白人长相的女孩莉迪亚，承载着母亲玛丽琳突破男权社会枷锁的梦想以及父亲詹姆斯融入白人社会的期许，苦不堪言。
　　在华裔女性身上，歧视从不是只针对于女性本身的。“性别歧视并非女性问题的唯一根源，必须将种族压迫、殖民结构及帝国主义等政治问题纳入抗争范围，才能使广大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作品中的华裔女性两大悲剧表明，只有突破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枷锁，华裔女性才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女性之声。
　　作者系山东省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1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