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先生去世后，许多人撰文谈与他感人至深的交往，谈他超群的记忆力，谈他深厚的文献功底，谈他的博学多识，谈他长达七十年鉴定生涯中的种种奇遇，谈他晚年对民间“国宝”超乎寻常的热忱。在我们这些同他有过不短接触的晚辈眼里，他不过是个跟文物打交道久了有癖好的一般北方老头。很多人敬重他，也有些人不认他。晚年他一门心思要把从地摊上买来的“越王勾践剑”捐献给国家，他所在的国家博物馆不愿收，还有人劝他“算了”，然而他老人家固执己见，坚持认真。以我的亲身感受，与其说他是文博学家，倒不如说是一位以读书终老的书生，一生都活在他自己钟情的文史艺苑世界里。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文物》杂志工作，一次拿一本册页请史先生写字留念，他爽快地答应了。当史先生翻阅册页，看到里面有一位江苏女书家的字，就说写在女书家后面吧。我忙说您是前辈，您若这么做，今后那些比您年纪小的作者看到了会骂我的，他只好作罢。册页上早已有故宫朱家溍先生写给我的一字一画，我翻出来给史先生欣赏。我说朱先生的这两张东西都很精，尤其是那幅《松石图》，即使放在明清人那里也不逊色，并称朱老的情致格调当代少有其匹。史先生当时没言声，看了好长一会，说：“册页先留着，带回家，等有空也给你画画。”史树青先生的善诗工书是文博界众所周知的，画则从未见过，我当时以为史先生只是一时兴之所至，随口一说而已，不敢有所奢望。隔了半个月，史先生托助手打电话来，说册页画好了，可以来取。我拿到一看，大吃一惊，果然给我作了幅画，是《竹石图》，而且还题了一首诗：“画图追慕文湖州，北地应推李蓟丘;三两瘦枝倚秀石，伊人照水衍风流。”史先生的书斋名为“竹影书屋”，想来是深爱竹子的，难怪这竹石画得那么雅秀。若干年后，我给史先生做过一个访谈，才知道他当初主动提出来给我作画的缘由。他在谈话时无意中透露，年轻时常听人说北方不出人，有名的学者都出在南方，对这样的说法他非常不服气，认为北方也出大学者。也许因这份不服气，当他看到朱老这位江南学者的画作后，特意提出要给我作画，以表明北方学者在舞文弄墨上一点不亚于南方学者。我因史先生性格上的不服输获得了一宗难得的墨缘。朱先生高古冷逸的《松石图》和史先生出笔不俗的《竹石图》一样为我珍重宝爱，即使在他们那辈学人那里，这样的异品也未必多见。
　　在和史先生的交往中，我发现他重视现当代史料的保存，这或许因他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习惯，里头也包含了他的學术敏感。记得在新世纪初，我有意撰写民国书画家润格方面的文章，当初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只能靠查找民国时期的报刊，如余绍宋编的《金石书画》《湖社旬刊》及上海的老报纸《申报》等等，材料很零碎。当我向史先生吐露这个想法时，他没有想就说可以帮我找找这方面材料。过了几天，真的把一卷泛黄的民国书画家留下来的润格原件交到我手，有几十张之多，令我喜出望外。对于研究者来说，材料的收集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史先生告诉我这是他年轻时专门找书画家索要的。有些润格有了折痕破了，他还专门做了托裱。有几张上面还有书画家的墨迹、印章。我记得有以画梅著称的汪吉麟及金石学家陆九和等人的，虽然润格来源集中在北京地区，但像这样的第一手润格资料，保存至今十分不易，对于分析三四十年代北方的书画家的创作生活、市场情况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我后来问史先生怎么想起来要保存这些东西的，他说这就是档案材料，档案是不分大小的，要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细节，就要靠这样的小材料。也就是这次，我知道他不光保存润格，还收集门刺、拜帖这类小东西，从中可看出史先生的细心、见识、眼光以及平易踏实的学风。
　　类似的事还有一些。我一直对现当代书家人事感兴趣，留意收集他们的材料。某次与史先生闲谈，偶然涉及已故的蓝玉崧先生，这位音乐家兼书家的名士，坊间有不少他的传闻，比如说在大庭广众下公然指责他的友人某名家为人圆滑。不料这个话题才展开，史先生就对我说，我和他是同学，家里还有他上中学时给我写的字。又说蓝先生才气大，中学时候就昂首阔步、自视甚高。我想看看蓝先生少年时的墨迹是什么样子的。对我这个后辈的好奇心，史先生次日就满足了。这是我见到的蓝先生最早的墨迹，恐怕连蓝先生自己也未必有保存。写那张字时，蓝先生才十几岁，落笔提按转折，英迈秀出，意气风发，日后蓝先生的笔墨风神实于其少年墨迹已可窥得一二。以后我把蓝玉崧的少作印在拙著《雀巢语屑》初版里，让更多的人分享蓝先生的早年佳笔。
　　平日与友朋谈起心目中的史树青先生，总觉得他为人随和、宽厚，属于容易接近、比较平民化的一类学者。他的平民化和没有架子，表现之一是经常出入古玩摊，可以和古董商人在一起随便说话。没想这竟差点影响到他评正高职称。据说北大的宿白先生在“文革”结束后的某年的国家文物局的高职评审会上，明确反对史先生晋升高职。理由无外乎作为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史先生出入古玩摊，和古董商人混在一起，没有一点学者的样子，不配评正高职称。宿先生和史先生年龄不相上下。1972年国务院成立由王冶秋负责的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宿白和史树青一度还是同事，夏鼐是国务院任命的业务组长，宿白、史树青则是这个小组的两名副组长。但他们的学风、为人完全不同。宿先生是经院式的，要求学者严格自律;史先生带点名士风度，三教九流，不分朝野，都可往来。史先生所践行的正是宿先生深恶痛疾的，故宿先生在那次高职评审会上才有那么激烈的反应。后来还是启功先生出来打了圆场，说史树青同志是建国前辅仁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长期在博物馆工作，对国家的博物馆事业是有贡献的。结果史先生虽有周折还是晋升了高职。但说起这事，史先生心里有气，甚至破天荒地开骂了，神情颇为激愤。这是我看到的史先生少有的发脾气的场面。
　　史先生为人平易，但在人格上有勇于担当的一面。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兰亭论辩”，是一次有政治背景的学术之争，几十年后自然成了一个敏感话题，特别是对当年参与争辩的学者。像启功先生，当年他是挺郭（沫若）派，利用他在文献学上的专长，撰文证《兰亭序》为伪作;“文革”结束后启先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一个学者在不同阶段认识不同，对某些看法作修正乃至全盘推翻，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从前是奉命作文。史树青先生也是“兰亭论辩”的参与者，但他没有轻易否定自己的老观点。当“兰亭论辩”过去三十多年后，在回应日本《金石书学》杂志采访提问时，史先生明确表示郭老的立论是对的，不反悔也不改变过去支持郭老的立场。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史先生如此坦然地面对过去的历史，这是需要勇气的。在这一点上最能见出他作为燕赵人的侠气。
　　史先生担任过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据说要他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他看东西的面广。许多专家谨慎，只愿鉴定自己本专业内的东西，这固然是严谨学风的体现，问题是一个国家级专业委员会，遇到要鉴定的东西，总不能推说没有专家能鉴定。史先生在这方面显得勇于承担责任，别人不敢的或不愿问津的，他都愿意尝试或有兴趣，接触多了，经验积累自然多些，久而久之比别的专家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当年启先生领衔国家鉴定委员会，文物局领导要他推荐副手，启先生想都没想，就说让史树青同志担任吧。在文博界史先生的学识广博人尽皆知。
　　史先生晚年喜欢向来访者出示一本册页，这是他的中学毕业纪念册。册页由于非暗题签，一笔瘦金体，神采飞扬。册内有一页是他中学老师张鸿来题赠的一首诗，其中二句是：“书画常教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我曾有幸不止一次听史先生背诵这首诗，每在这个时候，我的耳畔突然闪过：“时光吹老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
　　史树青先生去世至今七八年了，他熟悉的收藏市场几经变幻，从收藏家时代到资本时代，艺术品被富有想象力的市场不断塑造，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要是史先生还在，还会让晚辈推着轮椅带他到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转转、淘宝吗？我们还能听到他中气十足的声音“好东西，收着”吗？
　　2014年2月21日 北京仰山桥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