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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盛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5月30日以生物灭绝为主题的科普讲座上，讲座还有另一层涵义是新书分享会，新书是刚刚获得第99届普利策非虚构类写作奖的《大灭绝时代》（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叶盛作为此书的中文译者，与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带给他的“震撼”。
这次讲座是记者第二次见到叶盛，第一次是在“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颁奖典礼上，他的作品《二时代》获得中篇科幻小说银奖，彼时叶盛的身份是科幻作家。
不过，大家不要被他“光鲜”的公共活动所“误导”，认为他是来往于各个科学“秀场”的科学达人。事实上，“一般情况下，我就待在办公室或者实验室，很少出去”，这才是叶盛的日常状态。
抛开译者、科学传播专家、科幻作家等头衔，叶盛是不折不扣的、低调的科研工作者——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而翻译书籍、写科幻小说完全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这些工作被他当作是科研之余的“调剂品”。不过，似乎他将这些“调剂品”也经营得游刃有余。
译者
“《大灭绝时代》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最棒的科学传播长篇作品，没有之一。”叶盛对这本书的评价极高。在他看来，作者不仅“讲故事”能力强，而且讲的内容还很前沿。
作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是美国知名记者、科普作家，《纽约客》的环境观察员和评论员。虽然不是专业的生物生态学家，但作者十分注重科学的严谨性。在面对专业问题时，她常常亲自与前沿科学家沟通，因此，书中所引用的很多理论都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很多是我这‘半个业内人士’都没有听说过的。”叶盛调侃道。
虽然叶盛也不专门研究生态学，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科普讲座上行云流水的讲述，面对观众的各种提问，他同样可以给出中肯的解答。这或许要得益于他对原书翻译的“忠诚”。
“翻译并不只是翻译，要彻底读懂这本书。”或许很多人不理解，读懂书有多难。但现实中，很多人看书或许只是浏览大概，而并没有真正精读一本书，更别说像中学语文课那样，精要分析某一段话或者某一句话的深层含义以及象征意义是什么。
但翻译工作不一样，翻译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原作者的表意以及读者的理解。理论上，翻译只要忠于原作者本意即可，但这个“忠诚程度”也值得考究。很多译者或许只是看懂了一个词，但并没有看懂词语要表达的意思，即只翻译了词语的本意而并未理解其语境意义。
对此，叶盛十分谨慎，“我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是要精读原著、看懂原著，然后再用中文表达出来。”往往，前者要比后者消耗的时间更长。而遇到自己看不懂的内容，他就广泛查阅资料，彻底读懂了再考量怎么表达准确。
但要将这本书更好地介绍给大家，叶盛还要做一些超越译者工作之外的事情。比如，在新书分享会中，他要将物种灭绝“中国化”解读，还要“替”原作者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在原书中，作者并未明确表示“面对物种灭绝，我们应该何去何从”。但在讲座中，面对观众的提问，叶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刻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要研发更先进的科学技术。
“我们已经意识到现在的科技对世界会造成伤害，我们所能做的是继续往前推进我们的科技水平。”相比较“少用电”“少用手机”“不要开车”等等“规避论”，叶盛展示出了科学家的理性：去创造出对环境没有那么大危害的新科技来取代现有技术。
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叶盛以能源为例说明：“大家都知道火电会产生污染。那好，我们可以用水电。但水电其实对生态影响也很大。那么，还有什么方法？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这些都是清洁能源。此外，还有一种能源——核能。大家可能会说核能会产生出核污染，核安全等问题，但如果我们能把核安全问题解决好，把核废料的处置问题解决好。那么对环境的伤害远比火电和水电小。甚至在未来，如果可控核聚变得以实现，就有了一种彻底没有污染，还很强大的清洁能源。”所以，叶盛坚信“高科技可以拯救地球”。
这个时候的叶盛，更像是一个科学传播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一个科学问题，同时也不失科研工作者的自信与理性。事实上，叶盛也的确会时不时地参与科普工作，传播科学知识。即便是翻译外文专著，也是得益于他对科学传播的热爱。
以“个人名义”做科普
因为以科研工作为重，叶盛从事科普工作的机会并不多，即使从事科普工作，也是以个人名义来参与。我们能从“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知乎”以及科学网博客中发现他的踪迹。他时常会发表一些或冷门或热门的科普文章，回复网友的提问。
对于科普，叶盛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根据受众的不同，可以将科普分为两类：
一种是面对公众，“这一类科普其实是对课本当中已有科学知识的进一步解读”。这也是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对科普的理解，除此之外，叶盛指出，还有另一种科普：专业的科学传播媒体或科普书籍向一些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介绍其专业领域之外的科学进展，所谓“隔行如隔山”，当科学深入到前沿地带时，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也需要这种“科普”才能了解另一个领域的进展。
“中国的科普正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过渡。随着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后一种科普的受众群已经建立起来，比如，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的‘忠粉’们。同时，前一种科普也应该要继续去做，因为我们生活中还存在很多伪科学。”叶盛总结道。
运用这种分类认识，来解读老生常谈的话题“科学家是否应该从事科普”，或许能得到一种豁然开朗的理解。
我们都知道，科普不仅需要科学知识，还需要一定的文字和语言表达功底。但如何将艰涩的科学理论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公众，这又是另一门学问，并不是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能做到，这也就意味着一些科学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存在信息大打折扣的可能。但科普工作不能就此“因噎废食”。 应对如此“尴尬”的问题，叶盛认为，专于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他们所要从事的科普更倾向于上文提到的第二种科普。“因为他们的研究太前沿了”，如果他们要解读一些专业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也没有去了解的必要。如果受众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又有了解这类前沿进展的需求，那么这样的科学传播才更有效，也更有意义。
当然，面对大众的科普必不可少。类似于活跃在网络世界的“趣科技”，生活中的科普“小贴士”，甚至包括科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科普的效果。
但是，叶盛认为“大多数科幻的科普不太靠谱”。不过，他也同意，科幻可以引发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关注，另外也有一些专业科研工作者对于科幻给出了“靠谱”的科学解读，比如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所著《三体中的物理学》。“科幻的科普，更多担当的是前一种科普，但不是一种‘严谨’的科普。”叶盛补充道。
科幻作家
虽然叶盛对“科幻的科普”持保留意见，但并不代表他对科幻敬而远之。相反，叶盛与“科幻”的渊源由来已久。
叶盛从小就喜欢看《科幻世界》，这本被他称为“人生起点”的杂志，陪伴了他的整个学生时代。“甚至等我到了美国工作，仍时常托人从国内捎几本零散的《科幻世界》来一解‘相思之苦’。”叶盛对科幻的喜爱在他的博文当中可见一斑。
“看科幻”看久了，叶盛萌生了“写科幻”的想法。于是，他在回国后便报名了科幻作家夏笳的科幻写作班，开始学习科幻创作原则与技巧。在此期间，叶盛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幻小说《端粒》，一个以“大叔与萝莉”为主题的科幻故事。
在叶盛看来，科幻创作是一件“好玩儿”的事。“有时候脑袋当中蹦出来一个想法或是一个场景，就可以把它写出来，写成一个故事。”让他获得“科幻星云奖”的作品就是在灵感的激发下创作出来的。
“大概是某次在街上感慨于二维码的无处不在吧。但真要把它写出来需要时间，而我做科研的工作根本就谈不上业余时间。直到有一年‘十一’长假，我才集中了四五天的时间写出了《二时代》。”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参与了“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评选，并获得最佳中篇科幻小说银奖。
对于科幻创作，叶盛表现得很随性，他从不刻意强调或者要求自己从事科幻创作。“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我没有想过要达到某种水平或者取得某种认可，我只是跟自己作比较。”
现在，叶盛对自己的科幻创作还不满意。他总感觉“这个故事还可以变得更好，但故事中又总有自己舍不掉的东西”。虽然目前他已经有了一些故事的构思，但并不急于创作，“等将来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等自己讲故事水平更高时再把它们写出来。”
在叶盛心中，现在有比科幻创作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
“我的人生之路并不是指的科幻写作之路，而是指我的科学研究之路。”虽然喜欢科幻写作，但叶盛更热爱科学研究，这一点，从他的博文以及笔名“谷第”便可看出。
第谷2.0
叶盛的笔名叫“谷第”，灵感来自于著名天文学家第谷。
第谷是最后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他对于星象观测之精确严密在当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编纂的星表的数据甚至已经接近了肉眼分辨率的极限。而更为人称道的是，第谷将其观测的数据无私地交予助手开普勒进行深入研究，由此才有了著名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成就了近代天文学的开端。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第谷的工作，”叶盛讲道，很多人觉得生物学很难具有像物理学、化学那样的定律，但他认为生物学也会有定律可循，只是目前还缺乏总结出这些定律所需要的海量观察数据，因为生物学系统远比物理和化学系统复杂得多。叶盛认为，生物学领域也“会有开普勒的，但或许不在我们这一代”。
叶盛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结构生物学，简单来讲，就是测定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空间三维结构，从而在原子水平上阐释蛋白质功能的作用机制。他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主要针对的是与人类重大疾病相关的蛋白质，特别是与癌症等内源性疾病相关的蛋白质。
在叶盛所承担的若干科研项目中，有一项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项目，研究的就是癌症转移的分子机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绝大多数死于癌症的患者都是由癌症转移之后所形成的次发性癌症病灶致死的。如果能够阻断癌症的转移，对于癌症的治疗将有重大的意义。然而目前对于癌症转移机制的了解仍旧十分有限，缺乏某些关键环节的结构信息。
因此，叶盛的研究组选定了与癌症转移相关的几个关键蛋白质或蛋白质复合物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综合运用多种结构生物学手段来获取这些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从而阐明癌症转移一些关键环节的分子机制，为相关阻断药物的研发奠定结构信息的基础。
叶盛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后来，对于生物学的强烈兴趣，让他放弃了工作前景诱人的IT相关专业，转而在清华大学生物系攻读直博。取得博士学位后，他于2007年受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结构生物学方向的博士后工作。2010年回国后，叶盛来到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为了一名职业的科研工作者。
“虽然还没有迎来成功的那一天，但我仍旧在追求的路上。”担任副研究员的叶盛也在规划着：成为一名研究员，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更好地实践自己学术上的想法，努力在科学上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为什么中国科学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科学家》：介绍一下您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吧。
叶盛：其实跟北京没什么不一样。我当时在美国纽约，美国人经常会调侃，美国可以分为两部分：纽约和“不是纽约”。因为纽约市是一个高度都市化的地方，特别是曼哈顿岛，完全不像人们印象中美国大乡村的生活方式。纽约的生活环境、人们相处的方式像北京一样都市化，只是讲的语言不同而已。
《科学家》：中美学术氛围有什么不同？ 叶盛：中国人很勤奋，中国的实验室里或许到后半夜都还有学生在做实验。美国的实验室晚上、周末基本没什么人，即便有，往往也是中国人。第二个差异是，美国做实验比较依赖自动化的设备，但中国在传统上更注重人力。虽然中国的自动化程度也在提高，但大家还是会开玩笑说：美国做实验是“机器人”，中国做实验是“人机器”。
《科学家》：为什么中国学生更勤奋反而“原创性”更低？
叶盛：中国人很聪明，有不少人的学术敏感性很强，善于发现热门方向迅速跟进，取得耀眼的成绩，但却很难说是原创性的研究。举个例子，我在哥大的时候知道一位做生化研究的教授，名叫马丁·查尔菲，（他的）实验室的境况比较窘迫，但他却意外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奖原因是他是第一个将绿色荧光蛋白应用到具体生物学研究中的人，展现了这项技术的价值。说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明：如果我们只知道追逐热点，那么只能是第二，不会是第一，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就很难与中国人结缘了。
《科学家》：那么，怎样才能做出原创性的研究呢？
叶盛：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我觉得首先要克服畏难心理。有时会有学生拿着实验结果来找我：“叶老师，这项课题与预想的不一样，做不下去了。”但听到这个我反而会非常兴奋，因为实际情况与预想的不同，很有可能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未知因素造成的，才有可能孕育着新发现。如果做实验都像做作业一样，确定知道会有一个正确答案等着你，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了，也就没有做的必要了。就拿201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布莱恩·科比尔卡教授来说吧，他一生都在从事G蛋白耦联受体的相关研究，因为一度没有好的成果产出，最穷困的时候连工作人员都雇不起。如果他当时因为困难而放弃了，或许美国会多一个富有的医生，人类却会失去一个重要的生物学发现。
人类会灭绝吗？
《科学家》：物种灭绝对人类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
叶盛：很难有显著的直接危害。这些大都是间接的问题，更多是长时间内，对一两代人的影响。比如在北美和欧洲大面积发生的蜂群消失现象，短期来看，直接影响到了某些农作物的生长，因为它们需要蜜蜂来传粉，所以会对人类的食物来源造成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地域内的野生植被也会受到影响，优势植物种类会发生变化，从而会对气候造成影响，最终还是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科学家》：生物灭绝是因为人类活动吗？
叶盛：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工业技术水平、信息技术水平。我们耗费了大量的能源、资源获得了这种快速的发展，快速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快速的消耗和快速的改变，这种“快速”不是“缓慢”的生物进化能够跟得上的，这才是一切物种灭绝的根本原因。
《科学家》：人类会“自食恶果”吗？
叶盛：对于人类是否能够逃出这种“宿命”，其实我挺乐观的。现在我们已经尽量不发展对环境有破坏的技术。就像欧美国家，首要保护环境，再提发展技术。总有一天，大家都可以有这种意识。那么，技术的进一步跨越发展，很有可能拯救环境，拯救人类自己。
《科学家》：您提到拯救生物灭绝不需要刻意改变自己生活方式，这似乎与我们以前接受到的理念有些不同。
叶盛：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想强调：中国环保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工矿企业，而不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造成的破坏，这点与西方世界是有差异的。2007年，中国全国碳排放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时有环保组织对中国家庭“碳足迹”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上，既保证了生活质量，又比较环保。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出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上，而是在生产部门所采用的技术与设备上，现在很多企业的技术和设备还很落后，是粗放型生产。国外也烧煤，但他们的煤或者是优质煤，或者通过了预处理，但中国多是烧劣质煤，缺乏煤的预处理技术，产生的污染就更为严重。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学家》：那作为科研工作者，是不是有些无奈？
叶盛：的确。尤其是看完这本书（《生物大灭绝》），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以前从没有这么悲观过。我说的乐观是长期的，但是在短期内我是悲观的。
《科学家》：那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
叶盛：在这一点上，我和身边很多人的观点不太一样，我很相信我们在国家层面上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的政策连续性要比西方国家好得多，在像环保这样需要长期投入的问题上具有优势。如果政府真的下决心做一件事情，那就一定能做到。我从小生活在北京，有段时期沙尘暴特别严重。后来，政府下决心治理沙尘暴，现在（沙尘暴）就已经少多了。至于工矿企业的层面上，其实也可以通过政府有针对性的政策来进行约束和引导。
这次讲座是记者第二次见到叶盛，第一次是在“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颁奖典礼上，他的作品《二时代》获得中篇科幻小说银奖，彼时叶盛的身份是科幻作家。
不过，大家不要被他“光鲜”的公共活动所“误导”，认为他是来往于各个科学“秀场”的科学达人。事实上，“一般情况下，我就待在办公室或者实验室，很少出去”，这才是叶盛的日常状态。
抛开译者、科学传播专家、科幻作家等头衔，叶盛是不折不扣的、低调的科研工作者——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而翻译书籍、写科幻小说完全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这些工作被他当作是科研之余的“调剂品”。不过，似乎他将这些“调剂品”也经营得游刃有余。
译者
“《大灭绝时代》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最棒的科学传播长篇作品，没有之一。”叶盛对这本书的评价极高。在他看来，作者不仅“讲故事”能力强，而且讲的内容还很前沿。
作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是美国知名记者、科普作家，《纽约客》的环境观察员和评论员。虽然不是专业的生物生态学家，但作者十分注重科学的严谨性。在面对专业问题时，她常常亲自与前沿科学家沟通，因此，书中所引用的很多理论都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很多是我这‘半个业内人士’都没有听说过的。”叶盛调侃道。
虽然叶盛也不专门研究生态学，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科普讲座上行云流水的讲述，面对观众的各种提问，他同样可以给出中肯的解答。这或许要得益于他对原书翻译的“忠诚”。
“翻译并不只是翻译，要彻底读懂这本书。”或许很多人不理解，读懂书有多难。但现实中，很多人看书或许只是浏览大概，而并没有真正精读一本书，更别说像中学语文课那样，精要分析某一段话或者某一句话的深层含义以及象征意义是什么。
但翻译工作不一样，翻译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原作者的表意以及读者的理解。理论上，翻译只要忠于原作者本意即可，但这个“忠诚程度”也值得考究。很多译者或许只是看懂了一个词，但并没有看懂词语要表达的意思，即只翻译了词语的本意而并未理解其语境意义。
对此，叶盛十分谨慎，“我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是要精读原著、看懂原著，然后再用中文表达出来。”往往，前者要比后者消耗的时间更长。而遇到自己看不懂的内容，他就广泛查阅资料，彻底读懂了再考量怎么表达准确。
但要将这本书更好地介绍给大家，叶盛还要做一些超越译者工作之外的事情。比如，在新书分享会中，他要将物种灭绝“中国化”解读，还要“替”原作者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在原书中，作者并未明确表示“面对物种灭绝，我们应该何去何从”。但在讲座中，面对观众的提问，叶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刻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要研发更先进的科学技术。
“我们已经意识到现在的科技对世界会造成伤害，我们所能做的是继续往前推进我们的科技水平。”相比较“少用电”“少用手机”“不要开车”等等“规避论”，叶盛展示出了科学家的理性：去创造出对环境没有那么大危害的新科技来取代现有技术。
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叶盛以能源为例说明：“大家都知道火电会产生污染。那好，我们可以用水电。但水电其实对生态影响也很大。那么，还有什么方法？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这些都是清洁能源。此外，还有一种能源——核能。大家可能会说核能会产生出核污染，核安全等问题，但如果我们能把核安全问题解决好，把核废料的处置问题解决好。那么对环境的伤害远比火电和水电小。甚至在未来，如果可控核聚变得以实现，就有了一种彻底没有污染，还很强大的清洁能源。”所以，叶盛坚信“高科技可以拯救地球”。
这个时候的叶盛，更像是一个科学传播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一个科学问题，同时也不失科研工作者的自信与理性。事实上，叶盛也的确会时不时地参与科普工作，传播科学知识。即便是翻译外文专著，也是得益于他对科学传播的热爱。
以“个人名义”做科普
因为以科研工作为重，叶盛从事科普工作的机会并不多，即使从事科普工作，也是以个人名义来参与。我们能从“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知乎”以及科学网博客中发现他的踪迹。他时常会发表一些或冷门或热门的科普文章，回复网友的提问。
对于科普，叶盛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根据受众的不同，可以将科普分为两类：
一种是面对公众，“这一类科普其实是对课本当中已有科学知识的进一步解读”。这也是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对科普的理解，除此之外，叶盛指出，还有另一种科普：专业的科学传播媒体或科普书籍向一些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介绍其专业领域之外的科学进展，所谓“隔行如隔山”，当科学深入到前沿地带时，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也需要这种“科普”才能了解另一个领域的进展。
“中国的科普正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过渡。随着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后一种科普的受众群已经建立起来，比如，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的‘忠粉’们。同时，前一种科普也应该要继续去做，因为我们生活中还存在很多伪科学。”叶盛总结道。
运用这种分类认识，来解读老生常谈的话题“科学家是否应该从事科普”，或许能得到一种豁然开朗的理解。
我们都知道，科普不仅需要科学知识，还需要一定的文字和语言表达功底。但如何将艰涩的科学理论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公众，这又是另一门学问，并不是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能做到，这也就意味着一些科学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存在信息大打折扣的可能。但科普工作不能就此“因噎废食”。 应对如此“尴尬”的问题，叶盛认为，专于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他们所要从事的科普更倾向于上文提到的第二种科普。“因为他们的研究太前沿了”，如果他们要解读一些专业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也没有去了解的必要。如果受众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又有了解这类前沿进展的需求，那么这样的科学传播才更有效，也更有意义。
当然，面对大众的科普必不可少。类似于活跃在网络世界的“趣科技”，生活中的科普“小贴士”，甚至包括科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科普的效果。
但是，叶盛认为“大多数科幻的科普不太靠谱”。不过，他也同意，科幻可以引发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关注，另外也有一些专业科研工作者对于科幻给出了“靠谱”的科学解读，比如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所著《三体中的物理学》。“科幻的科普，更多担当的是前一种科普，但不是一种‘严谨’的科普。”叶盛补充道。
科幻作家
虽然叶盛对“科幻的科普”持保留意见，但并不代表他对科幻敬而远之。相反，叶盛与“科幻”的渊源由来已久。
叶盛从小就喜欢看《科幻世界》，这本被他称为“人生起点”的杂志，陪伴了他的整个学生时代。“甚至等我到了美国工作，仍时常托人从国内捎几本零散的《科幻世界》来一解‘相思之苦’。”叶盛对科幻的喜爱在他的博文当中可见一斑。
“看科幻”看久了，叶盛萌生了“写科幻”的想法。于是，他在回国后便报名了科幻作家夏笳的科幻写作班，开始学习科幻创作原则与技巧。在此期间，叶盛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幻小说《端粒》，一个以“大叔与萝莉”为主题的科幻故事。
在叶盛看来，科幻创作是一件“好玩儿”的事。“有时候脑袋当中蹦出来一个想法或是一个场景，就可以把它写出来，写成一个故事。”让他获得“科幻星云奖”的作品就是在灵感的激发下创作出来的。
“大概是某次在街上感慨于二维码的无处不在吧。但真要把它写出来需要时间，而我做科研的工作根本就谈不上业余时间。直到有一年‘十一’长假，我才集中了四五天的时间写出了《二时代》。”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参与了“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评选，并获得最佳中篇科幻小说银奖。
对于科幻创作，叶盛表现得很随性，他从不刻意强调或者要求自己从事科幻创作。“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我没有想过要达到某种水平或者取得某种认可，我只是跟自己作比较。”
现在，叶盛对自己的科幻创作还不满意。他总感觉“这个故事还可以变得更好，但故事中又总有自己舍不掉的东西”。虽然目前他已经有了一些故事的构思，但并不急于创作，“等将来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等自己讲故事水平更高时再把它们写出来。”
在叶盛心中，现在有比科幻创作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
“我的人生之路并不是指的科幻写作之路，而是指我的科学研究之路。”虽然喜欢科幻写作，但叶盛更热爱科学研究，这一点，从他的博文以及笔名“谷第”便可看出。
第谷2.0
叶盛的笔名叫“谷第”，灵感来自于著名天文学家第谷。
第谷是最后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他对于星象观测之精确严密在当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编纂的星表的数据甚至已经接近了肉眼分辨率的极限。而更为人称道的是，第谷将其观测的数据无私地交予助手开普勒进行深入研究，由此才有了著名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成就了近代天文学的开端。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第谷的工作，”叶盛讲道，很多人觉得生物学很难具有像物理学、化学那样的定律，但他认为生物学也会有定律可循，只是目前还缺乏总结出这些定律所需要的海量观察数据，因为生物学系统远比物理和化学系统复杂得多。叶盛认为，生物学领域也“会有开普勒的，但或许不在我们这一代”。
叶盛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结构生物学，简单来讲，就是测定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空间三维结构，从而在原子水平上阐释蛋白质功能的作用机制。他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主要针对的是与人类重大疾病相关的蛋白质，特别是与癌症等内源性疾病相关的蛋白质。
在叶盛所承担的若干科研项目中，有一项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项目，研究的就是癌症转移的分子机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绝大多数死于癌症的患者都是由癌症转移之后所形成的次发性癌症病灶致死的。如果能够阻断癌症的转移，对于癌症的治疗将有重大的意义。然而目前对于癌症转移机制的了解仍旧十分有限，缺乏某些关键环节的结构信息。
因此，叶盛的研究组选定了与癌症转移相关的几个关键蛋白质或蛋白质复合物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综合运用多种结构生物学手段来获取这些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从而阐明癌症转移一些关键环节的分子机制，为相关阻断药物的研发奠定结构信息的基础。
叶盛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后来，对于生物学的强烈兴趣，让他放弃了工作前景诱人的IT相关专业，转而在清华大学生物系攻读直博。取得博士学位后，他于2007年受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结构生物学方向的博士后工作。2010年回国后，叶盛来到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为了一名职业的科研工作者。
“虽然还没有迎来成功的那一天，但我仍旧在追求的路上。”担任副研究员的叶盛也在规划着：成为一名研究员，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更好地实践自己学术上的想法，努力在科学上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为什么中国科学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科学家》：介绍一下您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吧。
叶盛：其实跟北京没什么不一样。我当时在美国纽约，美国人经常会调侃，美国可以分为两部分：纽约和“不是纽约”。因为纽约市是一个高度都市化的地方，特别是曼哈顿岛，完全不像人们印象中美国大乡村的生活方式。纽约的生活环境、人们相处的方式像北京一样都市化，只是讲的语言不同而已。
《科学家》：中美学术氛围有什么不同？ 叶盛：中国人很勤奋，中国的实验室里或许到后半夜都还有学生在做实验。美国的实验室晚上、周末基本没什么人，即便有，往往也是中国人。第二个差异是，美国做实验比较依赖自动化的设备，但中国在传统上更注重人力。虽然中国的自动化程度也在提高，但大家还是会开玩笑说：美国做实验是“机器人”，中国做实验是“人机器”。
《科学家》：为什么中国学生更勤奋反而“原创性”更低？
叶盛：中国人很聪明，有不少人的学术敏感性很强，善于发现热门方向迅速跟进，取得耀眼的成绩，但却很难说是原创性的研究。举个例子，我在哥大的时候知道一位做生化研究的教授，名叫马丁·查尔菲，（他的）实验室的境况比较窘迫，但他却意外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奖原因是他是第一个将绿色荧光蛋白应用到具体生物学研究中的人，展现了这项技术的价值。说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明：如果我们只知道追逐热点，那么只能是第二，不会是第一，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就很难与中国人结缘了。
《科学家》：那么，怎样才能做出原创性的研究呢？
叶盛：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我觉得首先要克服畏难心理。有时会有学生拿着实验结果来找我：“叶老师，这项课题与预想的不一样，做不下去了。”但听到这个我反而会非常兴奋，因为实际情况与预想的不同，很有可能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未知因素造成的，才有可能孕育着新发现。如果做实验都像做作业一样，确定知道会有一个正确答案等着你，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了，也就没有做的必要了。就拿201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布莱恩·科比尔卡教授来说吧，他一生都在从事G蛋白耦联受体的相关研究，因为一度没有好的成果产出，最穷困的时候连工作人员都雇不起。如果他当时因为困难而放弃了，或许美国会多一个富有的医生，人类却会失去一个重要的生物学发现。
人类会灭绝吗？
《科学家》：物种灭绝对人类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
叶盛：很难有显著的直接危害。这些大都是间接的问题，更多是长时间内，对一两代人的影响。比如在北美和欧洲大面积发生的蜂群消失现象，短期来看，直接影响到了某些农作物的生长，因为它们需要蜜蜂来传粉，所以会对人类的食物来源造成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地域内的野生植被也会受到影响，优势植物种类会发生变化，从而会对气候造成影响，最终还是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科学家》：生物灭绝是因为人类活动吗？
叶盛：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工业技术水平、信息技术水平。我们耗费了大量的能源、资源获得了这种快速的发展，快速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快速的消耗和快速的改变，这种“快速”不是“缓慢”的生物进化能够跟得上的，这才是一切物种灭绝的根本原因。
《科学家》：人类会“自食恶果”吗？
叶盛：对于人类是否能够逃出这种“宿命”，其实我挺乐观的。现在我们已经尽量不发展对环境有破坏的技术。就像欧美国家，首要保护环境，再提发展技术。总有一天，大家都可以有这种意识。那么，技术的进一步跨越发展，很有可能拯救环境，拯救人类自己。
《科学家》：您提到拯救生物灭绝不需要刻意改变自己生活方式，这似乎与我们以前接受到的理念有些不同。
叶盛：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想强调：中国环保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工矿企业，而不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造成的破坏，这点与西方世界是有差异的。2007年，中国全国碳排放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时有环保组织对中国家庭“碳足迹”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上，既保证了生活质量，又比较环保。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出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上，而是在生产部门所采用的技术与设备上，现在很多企业的技术和设备还很落后，是粗放型生产。国外也烧煤，但他们的煤或者是优质煤，或者通过了预处理，但中国多是烧劣质煤，缺乏煤的预处理技术，产生的污染就更为严重。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学家》：那作为科研工作者，是不是有些无奈？
叶盛：的确。尤其是看完这本书（《生物大灭绝》），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以前从没有这么悲观过。我说的乐观是长期的，但是在短期内我是悲观的。
《科学家》：那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
叶盛：在这一点上，我和身边很多人的观点不太一样，我很相信我们在国家层面上采取行动的能力。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的政策连续性要比西方国家好得多，在像环保这样需要长期投入的问题上具有优势。如果政府真的下决心做一件事情，那就一定能做到。我从小生活在北京，有段时期沙尘暴特别严重。后来，政府下决心治理沙尘暴，现在（沙尘暴）就已经少多了。至于工矿企业的层面上，其实也可以通过政府有针对性的政策来进行约束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