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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翘楚 谁领风骚—赵之谦、吴让之“海派”考略》一稿，我从起意到脱稿，花了好几年时间。按照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我在脱稿后，仍没停止过寻求佐证。皇天不负有心人，近年又陆续搜集到一些资料，更足证明拙稿立论不诬。兹按资料所得时间前后排列，作为续篇予以披露，望读者能体谅我一片苦心，勿以拉杂多事为嗤，是为万幸！
—题记
（一）吴昌硕赞扬沙孟海“传让翁”
现代著名书法家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浙江鄞县人，擅诗文，工书法，篆刻。乙丑年（1925年），沙孟海只有二十六岁，出了本篆刻拓本《兰沙馆印式》。当时，吴昌硕已八十二岁，看了沙孟海的拓本，极为赞许，主动写了首诗送给他：
“浙人不学赵叔，偏师独出殊英雄。
文、何陋习一荡涤，不似之似传让翁。
我思投笔一鏖战，笳鼓不竞还藏锋。
文若先生正之。乙丑四月，老缶（吴昌硕号老缶）读竟书。”（图1）
“赵叔”即赵之谦。“偏师”原指主力军以外的部分军队，此处可作“奇兵”、“异军”解。“文、何”指明朝的文彭、何震。古代以铜、玉为印章，多由工匠刻制。元末明初流行石章，始涌现大量文人篆刻家，而石印边款，始于文、何。“文、何陋习一荡涤”，意为沙孟海的偏师独出，使以文、何为正宗的守旧派受到冲击、涤荡。“让翁”，指宗汉印、皖派印学的吴让之。“投笔”，指不用毛笔，改用刻刀。“笳鼓”，胡笳、战鼓，指军乐。“不竞”，指竞争失败。“藏锋”，锋，刀锋，指刻刀，犹言搁笔、搁刀，自我藏拙。
全诗可译白为：你是浙江人，不摹仿浙江的赵之谦，而异军突起，堪称英雄。敢于冲击正统派的陋习，风格接近崇尚汉印、皖派的吴让之。我也曾操刀篆刻，也思参与印坛鏖战，可惜进军不利，只好搁刀藏拙了。
吴昌硕，作为“海派”诗文、书画、篆刻全面发展的主帅，对后起之秀，如此谦逊，实属难能可贵。吴昌硕对潘天寿、吴之，都作过类似的诗歌，可谓奖掖后进，不遗余力。
（二）赵云壑学“让翁”
我在一个展览会上见到一幅赵云壑的《竹子桃花图轴》（图2），居中画石，右侧画竹子，左侧画桃花，桃花映于右侧竹叶间。左上角题字：“竹欹低翠黛，花笑吐芳容。游冶寻常事，相逢亦应浓。此作略似让翁意。辛酉冬至，云壑。”
赵云壑（1874-1955年），一名起，字子云，苏州人，吴昌硕弟子，作花卉与行书，得吴昌硕嫡传，日本人称之为“缶翁第二”。的确，我见此图时，以为是吴昌硕所画。构图、笔力、赋色、书法，乃至神彩，全似吴昌硕。我所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赵云壑不题“略似缶翁意”，而题“略似让翁（吴让之）意”呢？难道他是在向我们透露信息：缶翁也是瓣香让翁的吗？试看，居中画石，将不同花卉相聚一图，力求和谐、美观，不正是吴昌硕常画，而吴让之《岁寒三友图》所已具备的吗？
（三）包世臣盛赞吴让之
包世臣（1775-1855年）的书法、篆刻得邓石如（1739-1805年）嫡传；吴让之（1799-1870年）又得包世臣嫡传。包世臣有代表作《艺舟双楫》，其中，刊有一封题为《与吴熙载书》的长信。此信真迹（图3）原归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收藏。最近，此信出现于拍卖市场，我曾将图片与1935年商务印书馆本《艺舟双楫》（图4）对照，仅个别字句略有出入，当是包世臣刊书时将原稿略加润色所致。
此信主要内容是说明书法中的“裹笔”。吴让之向包世臣请教“裹笔”，包认为“近人可与言此者希矣”！就作了详细的答复。所谓“裹笔”，是指：“专借他画（划）以作此画之势，借他字以成此字之体。健者为短长排阖之雄，弱者为便僻侧媚而已。”即前后笔划、字体间的带动、映衬、包容。包世臣从“二王”开始，略述历代大书家是否能用“裹笔”。自称：“仆（我）学裹笔，廿年而后得；……又十年，乃见裹笔与用逆相近，而实悬殊也。”
包世臣虽比吴让之年长二十四岁，但对吴颇为赞许，乃传“裹笔”之秘。他在信末写：“足下资性卓绝，而自力不倦，自能悟入单微（妙旨），故以（裹笔）相授。然不龟手药虽出江头人，执之赏，是足下才力自致。非聚族而谋者，所敢与其巧也。有暇望过我面悉。”这里引用了《庄子》里的一个故事：宋国江边人能制冬天“（漂洗丝绵）”而“不龟手（双手不会冻裂）”的药，有客愿以百金买此药方。江边人聚族商议后决定卖给他。他至吴国献方，使吴国冬日作战大胜越人，遂得封地厚赏。包世臣的用意是：我虽传你书法秘诀，但能否成为书法大师，仍仗自己努力。
这封信不但艺术性高，文史意义重，更是吴让之得邓、包嫡传的重要证明。就书法成就而论，吴让之实胜过包世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四）吴昌硕学“吾家让翁”
我想找吴昌硕模仿吴让之的物证，终于让我找到了吴昌硕的《春风贵寿图》（图5）。上半幅画大红牡丹，下半幅画两丛水仙。牡丹象征富贵，水仙象征“群仙祝寿”。两种花同见于春风骀宕中，故称《春风贵寿图》。两种不同的花，以大小三堆石头隔开。全图显得构图紧凑，笔力雄劲，色彩鲜艳，确是杰作。
吴昌硕自题：“春风贵寿。吾家让翁法，只欠一厚字，此衰年进步之不易也。八十一叟吴昌硕老缶。”吴昌硕姓吴，吴让之也姓吴，我国习惯称同姓为“五百年前是一家”，故吴昌硕称吴让之为“吾家让翁”。题字很简略，试予演绎为白话：我的这幅画，是模仿吴让之的，对比之下，我的画没有让翁的厚重。我很想达到让翁浑厚酣畅的境界，可惜年纪大了，要进一步也是不容易的了。
此画作于1924年，吴昌硕已八十一岁。从书画看，没有什么衰颓之态。但过了三年，即因中风而逝，曷胜浩叹。
（五）喜读刘芳如大作
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1993年出版的119期《故宫文物月刊》中，读到一篇刘芳如先生的《近代绘画在中国》：“国学革新的契机，大抵以上海、北平（北京）、广州等地为据点，并各自从传统出发，力图创变出独特的个人风貌。
上海为清末东南沿海的最大都会，江浙一带画家多汇集于此鬻画，著名画家如吴熙载、张熊、虚谷、蒲华、钱慧安、任伯年、吴昌硕、王震等人，风格遥接清中叶的扬州画派，擅长运用狂狷的笔调，刻画写意人物及花卉，并时而融金石、书画于一炉，开创清末最具代表性的金石画派。”
此文所指“海派”以吴熙载（吴让之）为首，未提及赵之谦，与拙著《海派翘楚 谁领风骚—赵之谦、吴让之“海派”考略》一文的浅见不谋而合。
此文意赅言简，但附图较多，且有较详说明。全文第一幅便是吴让之的花卉轴（图6），除简介吴让之历史外，写道：
“本幅以没骨画法写夹竹桃。出枝由右下而上，布局偏重于右方，而款题一行置于左上，以便平衡。点花用粉红，叶则墨加花青，复以墨线勾筋，色彩之互补运用颇为恰当。
本幅为林宗毅先生捐赠。
款：徐崇嗣画本每有此意。让之。钤印一：熙载之印。
签题：吴让之花卉图。钤印一：定静堂印。
收藏印记：张午桥珍藏印、台员林氏定静堂所藏书画。”
我觉得这幅画的题词很有意思：五代十国时，蜀国的著名画家黄筌，画花卉先以淡墨勾勒轮廓，然后施以浓艳色彩；而南唐的著名画家徐熙，画花卉粗笔浓墨，略施淡彩。两家号称“徐、黄异体”。徐崇嗣是徐熙的孙子，不单重墨彩，更以彩色渍染，谓之“没骨法”，似为后世小写意画之祖。吴让之寻本探源，直接徐崇嗣，目的在于创作笔精墨妙，赋彩鲜活，形神兼备，雅俗共赏，不逊前人，无愧后世的新花卉画。
（六）《吴让之花卉册》
早在2007年，杭州拍卖市场出现过一本《吴让之花卉册》。我迟至2011年才从拍卖图录上看到这本画册，仍为之欣喜不已。
这是一本绢本八开画册，所画为白牡丹、金桂（图7）、黄菊、白芙蓉、芍药、柳枝鸣蝉（图8）、兰花、梅花（图9）。仅梅花一开落上下款为：“峄山先生雅正，让之吴熙载。”其余各开盖有“攘之”等章。此册尚用“吴熙载”款，其创作时间当在同治以前。
此册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归杭州杜剑青，他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题跋（图10）。
杜剑青不愧为著名收藏家，短短一跋，对《吴让之花卉册》的评价，恰到好处。他在指出吴让之的个人风格后，又指出了当时花卉画的时代风格，还进一步指出当时花卉画家大多模仿上辈花卉画家张桂岩。张桂岩即张赐宁（1743-？年），字坤一，号桂岩，沧州人，曾官通州州判，受纪晓岚契重。工画，擅山水、花卉。晚年寓居扬州，与罗聘齐名，著有《十三峰诗草》。杜剑青提到模仿张桂岩的有吴让之及“赵之谦辈”，未提到吴昌硕。其实，吴昌硕题画中多次提到自己“仿张十三峰”。古代称呼前辈，往往不用姓名，而用字号、排行、籍贯、官衔。此则以所著《十三峰诗草》也是一法。
杜剑青说，西泠印社1922年影印出版过他所藏的两件吴让之画作。当年，京沪杭一带大出版社，影印出版过很多名家画作。开本较大，页数不多，继往用缎带装订。百年沧桑，现在已很难寻觅了。
（七）《国宝大观》赞让翁
到处找有关吴让之的资料，在自己眼皮底下，即发现梁白泉主编的《国宝大观》中，有一篇符骥良撰写的《吴熙载震无咎斋印》，称赞吴让之“善作四体书，作品精美。写意花卉用陈白阳法，同样潇洒浑朴，自成一家，是晚清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家。”十五岁学刻印，师事包世臣后，始见到邓石如印作，遂尽弃所学，致力邓印，使邓印发扬光大。赵之谦有诗：“圆朱文印始赵宋，怀宁布衣（指邓石如）人所师。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吴昌硕说：“让翁平生因膺服完白（邓石如），而于秦汉玺印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让翁。”
符文指出吴让之所刻的“震无咎斋”印（图11），整体疏密恰当，笔划流畅，“婀娜俊美可说空前。”按：“震无咎”，见《易经》。清江阴缪庭桂有震无咎斋。
符文提到，吴让之虚心好学，拜小于他十岁的画家郑箕为师，学画写意花卉。画作上每有“晚学生”、“晚学居士”的印章。
郑箕（1809-1879年），字芹圃，江都（今扬州）人。本儒家子，后习绘事，自谓得张赐宁传。可见吴让之是通过郑箕学张赐宁，正如他通过包世臣学邓石如。郑箕画少见，画史译他“所作荷柳，绰有遗意，他作未能称是。”则晚学生也是青出于蓝。
一般讲，晚年学画，会有质朴、生硬的痕迹。但吴让之的画，流畅自然，生机勃勃。足见艺术是共通的，诗、书、画、印是相辅相成的，更足说明吴让之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名是“晚学生”，实是天才生。
（八）印章要不要避讳？
我看书画不大看印章，总觉得书画对头了，印章也就关系不大了。最近，我看了看吴让之书画上的印章，不由大吃一惊。因为，在我所藏吴让之《枇杷图》上，落款“让之抚之”（图12），下钤印为阳文“攘之”、“熙载”；《岁寒三友图》上，落款“吴让之写生”（图13），下钤印为阴文“吴熙载印”。吴让之为了避同治皇帝载淳的讳，不用“熙载”的名字，改以字“让之”为名。作于同治甲子年的《岁寒三友图》，落款“吴让之”，是最标准的。写名不用“熙载”，何以盖印还用“熙载”呢？是不是写名要避讳，印章可以不避讳呢？是不是刻于同治以前的印章允许继续使用呢？为了弄清问题，我从《清史稿·礼》查起，查了很多资料，都查不到“避讳细则”之类的文字，始终解决不了自己的疑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把它写出来，求教于海内方家。
画史称吴让之又作“攘之”，但从吴让之传世书画中，未见署名“攘之”，而所用印章中，却多“攘之”而少“让之”。这是什么缘故呢？“让”是儒家传统思想五德“温、良、恭、俭、让”之一，吴让之取名当取“让之”。不过，按古人训注，“攘”是古“让”字，两字相通。在篆刻印章时，或“攘”比“让”易于取势，即用“攘”字。或许，吴让之作画、刻印，多有上紧下松的习惯，因而“让”多刻作“攘”。
（九）小结
“赵之谦是‘海派’领军人物”的说法，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众所周知，由于政治的原因，海峡两岸学术界曾长期缺乏交流。因此，台湾的林芳如先生介绍“海派”大师，就以吴让之为首，没有赵之谦。
一种学说深入人心后，要想改变，十分困难，这就是我不得不多方寻找佐证的原因和动力。寻来寻去，寻到一些，肯定还有很多，只有等日后偶或见到了。
吴让之以其真才实学，颇受同代人尊重。著名肖像画家万岚（？-1860年），曾为壮年的吴让之画过像（图14），眉清目秀，意气风发。由于命运多舛，儿女不孝，晚年的吴让之颇为穷困。杭州著名收藏家魏锡曾（？-1882年）嗜印成癖，自称“印奴”。他收得唐人写经四种，装订成册，要请刻印大师吴让之为之题字。同治二年（1863年），他特地跑到泰州去找吴让之，最后在一个冷落的小庙里找到了穷困的吴让之。吴为他题写：“唐贤写经遗墨，稼孙（魏锡曾）先生藏，吴让之题。”这特地注明一句“此吴江徐君所藏澄心堂纸也”。
人之穷也，名也随之。可怜的吴让之，应该还他一个应有的地位了。（责编：李禹默）
—题记
（一）吴昌硕赞扬沙孟海“传让翁”
现代著名书法家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浙江鄞县人，擅诗文，工书法，篆刻。乙丑年（1925年），沙孟海只有二十六岁，出了本篆刻拓本《兰沙馆印式》。当时，吴昌硕已八十二岁，看了沙孟海的拓本，极为赞许，主动写了首诗送给他：
“浙人不学赵叔，偏师独出殊英雄。
文、何陋习一荡涤，不似之似传让翁。
我思投笔一鏖战，笳鼓不竞还藏锋。
文若先生正之。乙丑四月，老缶（吴昌硕号老缶）读竟书。”（图1）
“赵叔”即赵之谦。“偏师”原指主力军以外的部分军队，此处可作“奇兵”、“异军”解。“文、何”指明朝的文彭、何震。古代以铜、玉为印章，多由工匠刻制。元末明初流行石章，始涌现大量文人篆刻家，而石印边款，始于文、何。“文、何陋习一荡涤”，意为沙孟海的偏师独出，使以文、何为正宗的守旧派受到冲击、涤荡。“让翁”，指宗汉印、皖派印学的吴让之。“投笔”，指不用毛笔，改用刻刀。“笳鼓”，胡笳、战鼓，指军乐。“不竞”，指竞争失败。“藏锋”，锋，刀锋，指刻刀，犹言搁笔、搁刀，自我藏拙。
全诗可译白为：你是浙江人，不摹仿浙江的赵之谦，而异军突起，堪称英雄。敢于冲击正统派的陋习，风格接近崇尚汉印、皖派的吴让之。我也曾操刀篆刻，也思参与印坛鏖战，可惜进军不利，只好搁刀藏拙了。
吴昌硕，作为“海派”诗文、书画、篆刻全面发展的主帅，对后起之秀，如此谦逊，实属难能可贵。吴昌硕对潘天寿、吴之，都作过类似的诗歌，可谓奖掖后进，不遗余力。
（二）赵云壑学“让翁”
我在一个展览会上见到一幅赵云壑的《竹子桃花图轴》（图2），居中画石，右侧画竹子，左侧画桃花，桃花映于右侧竹叶间。左上角题字：“竹欹低翠黛，花笑吐芳容。游冶寻常事，相逢亦应浓。此作略似让翁意。辛酉冬至，云壑。”
赵云壑（1874-1955年），一名起，字子云，苏州人，吴昌硕弟子，作花卉与行书，得吴昌硕嫡传，日本人称之为“缶翁第二”。的确，我见此图时，以为是吴昌硕所画。构图、笔力、赋色、书法，乃至神彩，全似吴昌硕。我所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赵云壑不题“略似缶翁意”，而题“略似让翁（吴让之）意”呢？难道他是在向我们透露信息：缶翁也是瓣香让翁的吗？试看，居中画石，将不同花卉相聚一图，力求和谐、美观，不正是吴昌硕常画，而吴让之《岁寒三友图》所已具备的吗？
（三）包世臣盛赞吴让之
包世臣（1775-1855年）的书法、篆刻得邓石如（1739-1805年）嫡传；吴让之（1799-1870年）又得包世臣嫡传。包世臣有代表作《艺舟双楫》，其中，刊有一封题为《与吴熙载书》的长信。此信真迹（图3）原归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收藏。最近，此信出现于拍卖市场，我曾将图片与1935年商务印书馆本《艺舟双楫》（图4）对照，仅个别字句略有出入，当是包世臣刊书时将原稿略加润色所致。
此信主要内容是说明书法中的“裹笔”。吴让之向包世臣请教“裹笔”，包认为“近人可与言此者希矣”！就作了详细的答复。所谓“裹笔”，是指：“专借他画（划）以作此画之势，借他字以成此字之体。健者为短长排阖之雄，弱者为便僻侧媚而已。”即前后笔划、字体间的带动、映衬、包容。包世臣从“二王”开始，略述历代大书家是否能用“裹笔”。自称：“仆（我）学裹笔，廿年而后得；……又十年，乃见裹笔与用逆相近，而实悬殊也。”
包世臣虽比吴让之年长二十四岁，但对吴颇为赞许，乃传“裹笔”之秘。他在信末写：“足下资性卓绝，而自力不倦，自能悟入单微（妙旨），故以（裹笔）相授。然不龟手药虽出江头人，执之赏，是足下才力自致。非聚族而谋者，所敢与其巧也。有暇望过我面悉。”这里引用了《庄子》里的一个故事：宋国江边人能制冬天“（漂洗丝绵）”而“不龟手（双手不会冻裂）”的药，有客愿以百金买此药方。江边人聚族商议后决定卖给他。他至吴国献方，使吴国冬日作战大胜越人，遂得封地厚赏。包世臣的用意是：我虽传你书法秘诀，但能否成为书法大师，仍仗自己努力。
这封信不但艺术性高，文史意义重，更是吴让之得邓、包嫡传的重要证明。就书法成就而论，吴让之实胜过包世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四）吴昌硕学“吾家让翁”
我想找吴昌硕模仿吴让之的物证，终于让我找到了吴昌硕的《春风贵寿图》（图5）。上半幅画大红牡丹，下半幅画两丛水仙。牡丹象征富贵，水仙象征“群仙祝寿”。两种花同见于春风骀宕中，故称《春风贵寿图》。两种不同的花，以大小三堆石头隔开。全图显得构图紧凑，笔力雄劲，色彩鲜艳，确是杰作。
吴昌硕自题：“春风贵寿。吾家让翁法，只欠一厚字，此衰年进步之不易也。八十一叟吴昌硕老缶。”吴昌硕姓吴，吴让之也姓吴，我国习惯称同姓为“五百年前是一家”，故吴昌硕称吴让之为“吾家让翁”。题字很简略，试予演绎为白话：我的这幅画，是模仿吴让之的，对比之下，我的画没有让翁的厚重。我很想达到让翁浑厚酣畅的境界，可惜年纪大了，要进一步也是不容易的了。
此画作于1924年，吴昌硕已八十一岁。从书画看，没有什么衰颓之态。但过了三年，即因中风而逝，曷胜浩叹。
（五）喜读刘芳如大作
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1993年出版的119期《故宫文物月刊》中，读到一篇刘芳如先生的《近代绘画在中国》：“国学革新的契机，大抵以上海、北平（北京）、广州等地为据点，并各自从传统出发，力图创变出独特的个人风貌。
上海为清末东南沿海的最大都会，江浙一带画家多汇集于此鬻画，著名画家如吴熙载、张熊、虚谷、蒲华、钱慧安、任伯年、吴昌硕、王震等人，风格遥接清中叶的扬州画派，擅长运用狂狷的笔调，刻画写意人物及花卉，并时而融金石、书画于一炉，开创清末最具代表性的金石画派。”
此文所指“海派”以吴熙载（吴让之）为首，未提及赵之谦，与拙著《海派翘楚 谁领风骚—赵之谦、吴让之“海派”考略》一文的浅见不谋而合。
此文意赅言简，但附图较多，且有较详说明。全文第一幅便是吴让之的花卉轴（图6），除简介吴让之历史外，写道：
“本幅以没骨画法写夹竹桃。出枝由右下而上，布局偏重于右方，而款题一行置于左上，以便平衡。点花用粉红，叶则墨加花青，复以墨线勾筋，色彩之互补运用颇为恰当。
本幅为林宗毅先生捐赠。
款：徐崇嗣画本每有此意。让之。钤印一：熙载之印。
签题：吴让之花卉图。钤印一：定静堂印。
收藏印记：张午桥珍藏印、台员林氏定静堂所藏书画。”
我觉得这幅画的题词很有意思：五代十国时，蜀国的著名画家黄筌，画花卉先以淡墨勾勒轮廓，然后施以浓艳色彩；而南唐的著名画家徐熙，画花卉粗笔浓墨，略施淡彩。两家号称“徐、黄异体”。徐崇嗣是徐熙的孙子，不单重墨彩，更以彩色渍染，谓之“没骨法”，似为后世小写意画之祖。吴让之寻本探源，直接徐崇嗣，目的在于创作笔精墨妙，赋彩鲜活，形神兼备，雅俗共赏，不逊前人，无愧后世的新花卉画。
（六）《吴让之花卉册》
早在2007年，杭州拍卖市场出现过一本《吴让之花卉册》。我迟至2011年才从拍卖图录上看到这本画册，仍为之欣喜不已。
这是一本绢本八开画册，所画为白牡丹、金桂（图7）、黄菊、白芙蓉、芍药、柳枝鸣蝉（图8）、兰花、梅花（图9）。仅梅花一开落上下款为：“峄山先生雅正，让之吴熙载。”其余各开盖有“攘之”等章。此册尚用“吴熙载”款，其创作时间当在同治以前。
此册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归杭州杜剑青，他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题跋（图10）。
杜剑青不愧为著名收藏家，短短一跋，对《吴让之花卉册》的评价，恰到好处。他在指出吴让之的个人风格后，又指出了当时花卉画的时代风格，还进一步指出当时花卉画家大多模仿上辈花卉画家张桂岩。张桂岩即张赐宁（1743-？年），字坤一，号桂岩，沧州人，曾官通州州判，受纪晓岚契重。工画，擅山水、花卉。晚年寓居扬州，与罗聘齐名，著有《十三峰诗草》。杜剑青提到模仿张桂岩的有吴让之及“赵之谦辈”，未提到吴昌硕。其实，吴昌硕题画中多次提到自己“仿张十三峰”。古代称呼前辈，往往不用姓名，而用字号、排行、籍贯、官衔。此则以所著《十三峰诗草》也是一法。
杜剑青说，西泠印社1922年影印出版过他所藏的两件吴让之画作。当年，京沪杭一带大出版社，影印出版过很多名家画作。开本较大，页数不多，继往用缎带装订。百年沧桑，现在已很难寻觅了。
（七）《国宝大观》赞让翁
到处找有关吴让之的资料，在自己眼皮底下，即发现梁白泉主编的《国宝大观》中，有一篇符骥良撰写的《吴熙载震无咎斋印》，称赞吴让之“善作四体书，作品精美。写意花卉用陈白阳法，同样潇洒浑朴，自成一家，是晚清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家。”十五岁学刻印，师事包世臣后，始见到邓石如印作，遂尽弃所学，致力邓印，使邓印发扬光大。赵之谦有诗：“圆朱文印始赵宋，怀宁布衣（指邓石如）人所师。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吴昌硕说：“让翁平生因膺服完白（邓石如），而于秦汉玺印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让翁。”
符文指出吴让之所刻的“震无咎斋”印（图11），整体疏密恰当，笔划流畅，“婀娜俊美可说空前。”按：“震无咎”，见《易经》。清江阴缪庭桂有震无咎斋。
符文提到，吴让之虚心好学，拜小于他十岁的画家郑箕为师，学画写意花卉。画作上每有“晚学生”、“晚学居士”的印章。
郑箕（1809-1879年），字芹圃，江都（今扬州）人。本儒家子，后习绘事，自谓得张赐宁传。可见吴让之是通过郑箕学张赐宁，正如他通过包世臣学邓石如。郑箕画少见，画史译他“所作荷柳，绰有遗意，他作未能称是。”则晚学生也是青出于蓝。
一般讲，晚年学画，会有质朴、生硬的痕迹。但吴让之的画，流畅自然，生机勃勃。足见艺术是共通的，诗、书、画、印是相辅相成的，更足说明吴让之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名是“晚学生”，实是天才生。
（八）印章要不要避讳？
我看书画不大看印章，总觉得书画对头了，印章也就关系不大了。最近，我看了看吴让之书画上的印章，不由大吃一惊。因为，在我所藏吴让之《枇杷图》上，落款“让之抚之”（图12），下钤印为阳文“攘之”、“熙载”；《岁寒三友图》上，落款“吴让之写生”（图13），下钤印为阴文“吴熙载印”。吴让之为了避同治皇帝载淳的讳，不用“熙载”的名字，改以字“让之”为名。作于同治甲子年的《岁寒三友图》，落款“吴让之”，是最标准的。写名不用“熙载”，何以盖印还用“熙载”呢？是不是写名要避讳，印章可以不避讳呢？是不是刻于同治以前的印章允许继续使用呢？为了弄清问题，我从《清史稿·礼》查起，查了很多资料，都查不到“避讳细则”之类的文字，始终解决不了自己的疑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把它写出来，求教于海内方家。
画史称吴让之又作“攘之”，但从吴让之传世书画中，未见署名“攘之”，而所用印章中，却多“攘之”而少“让之”。这是什么缘故呢？“让”是儒家传统思想五德“温、良、恭、俭、让”之一，吴让之取名当取“让之”。不过，按古人训注，“攘”是古“让”字，两字相通。在篆刻印章时，或“攘”比“让”易于取势，即用“攘”字。或许，吴让之作画、刻印，多有上紧下松的习惯，因而“让”多刻作“攘”。
（九）小结
“赵之谦是‘海派’领军人物”的说法，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众所周知，由于政治的原因，海峡两岸学术界曾长期缺乏交流。因此，台湾的林芳如先生介绍“海派”大师，就以吴让之为首，没有赵之谦。
一种学说深入人心后，要想改变，十分困难，这就是我不得不多方寻找佐证的原因和动力。寻来寻去，寻到一些，肯定还有很多，只有等日后偶或见到了。
吴让之以其真才实学，颇受同代人尊重。著名肖像画家万岚（？-1860年），曾为壮年的吴让之画过像（图14），眉清目秀，意气风发。由于命运多舛，儿女不孝，晚年的吴让之颇为穷困。杭州著名收藏家魏锡曾（？-1882年）嗜印成癖，自称“印奴”。他收得唐人写经四种，装订成册，要请刻印大师吴让之为之题字。同治二年（1863年），他特地跑到泰州去找吴让之，最后在一个冷落的小庙里找到了穷困的吴让之。吴为他题写：“唐贤写经遗墨，稼孙（魏锡曾）先生藏，吴让之题。”这特地注明一句“此吴江徐君所藏澄心堂纸也”。
人之穷也，名也随之。可怜的吴让之，应该还他一个应有的地位了。（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