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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明清时期在中国经济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两支商业力量—晋商和陕商，他们在这一时期，是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发展和兴起的，他们在西北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中更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甘肃一带，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对便利，所以更是分执商业牛耳，本文即从分析二者在该地区兴起的原因出发，探索近代商帮发展给当下带来的现实作用。
关键词 明清 甘肃地区 晋商 陕商
明清时期的西北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程度远逊于内地，所需手工业产品多贩自内地。明清时期甘肃的商人有“土商”与“客商”之别。土商，顾名思义，即本地商人，他们皆是小规模经商者，资本有限，实力较弱，无法对商品经济产生大规模、持续而有力的推动作用。客商，则是在西北各城经商的内地商贾，又称“客帮”。《清稗类钞》中有记载：“客商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
这些客商多来自陕西、山西、河南、川汉等地，是明清甘肃地区商业经济中的活跃力量，也是西北地区商业经济的主体。明代，客商主要活动于兰州、西宁等地；至清代，则扩大至漠北及天山南北各地，他们推动着各地商业的贸易，连结大小市场，对西北地区的商业经济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作为客商主体中最大的两支——晋商和陕商，在甘肃地区的商业经济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商和陕商在明清时期的崛起与壮大，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取得较大进步，手工业得以发展，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流动现象增加，并且从农业向手工业和工商业开始转移，新的经济因素开始发展。有学者这样分析晚明社会的变迁造成的经济影响：“明后期的人口流动，主流是改变经营方式，调整农村经济。至嘉、万之后逐步转移到加快发展工商业生产为中心的轨道上……（人口）从农业中分流出来，向工商业和大小城镇转移，出发点是为了改变经济资源配置，发展工商业，冲击旧的经济势力，促进新经济因素的萌芽。”
在明成、弘以后，随着官营的衰落和民营手工业的兴起，许多地方在以粮为本的基础上将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手工业，并使其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机制孕育起来。
随着隆庆朝取消“海禁”而实行开放政策，对外贸易也日渐活跃，成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明人周起元形容这一现象时说道：“我穆庙时，除贩类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与此同时，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影响，人们对商品有了新的认识，在晚明出现了重商思潮，这就动摇了封建社会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至明中后期，士、农、手工业和自由职业者等社会各阶层人员，纷纷从事或参与商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业，三倍于前矣。”人们也普遍接受商业是“善业”而非“贱流”这一观念。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身为翰林编修的张居正曾这样论述农商关系：“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历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明代统治阶级重视商业的作用而实行开明的经济政策，支持商品市场的迅速成长。明朝成、弘以后，白银货币化自上而下开展，使得社会经济货币化过程急剧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至于使当时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经济，形成“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的局面。
在这样的国内经济背景下，地域型商帮的兴起便有了充分的政治、经济、思想条件，而晋商和陕商又凭借其各自的优势在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明清时期晋商的兴起
关于晋商的兴起，多数学者认为是在明代前期“开中法”和“商屯”实行的过程中。万历时人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可见晋商的兴起应早于万历年间。而在西北地区，明初时晋商便已活跃在北部边镇一线从事对满蒙的贸易，明末晋商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西北贸易市场。其中，最大的贸易类型是茶叶贸易。明清以来蒙俄的茶叶供应几乎由晋商垄断，后来更是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以茶叶输出为主，成为晋商发展的财源。
清代，茶叶贸易更加兴盛，茶叶成为清政府治边驭夷的法宝，少数民族“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之后，行以茶易马法，用以制羌戎。”清康熙以后茶法渐驰，私茶盛行，其中尤以晋商所销之砖茶最为盛。晋商在北方的茶叶贸易地区涉及蒙古、恰克图与俄国等地区，通过甘肃嘉峪关的商路运茶，牟取利益，有史料记载，晋商在西北茶叶贸易中“有三倍之利，故营此业者，家数之多，资本之厚，为西北商业之冠。”这时期的茶叶贸易为晋商积累了大量资本，奠定了其在西北商业活动中的地位。到了咸同时期，受战乱的影响，西北茶务出现了危机。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之后，整顿西北茶务，招商营茶务，将回民起义中受乱逃散的晋商重新招募而来，并给予一定优惠政策如豁免欠课等，恢复了晋商在西北茶务中的地位，晋商力量壮大，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明清时期陕商的兴起
明代崛起于关中地区的商人群体是陕商的主体。关中曾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明清之际关中地区农业环境明显衰落，使得该地区的人们不得已地向商业转移资本，加上这地区的毛皮手工业相对较盛，便加速了手工业向商业转化的进程。陕西大荔县志便记载：“商贩以通有无，间挟资远贾，率多皮为业……大荔羌白镇，聚各色生皮熟成，四方商多来售者。”除了毛皮业之外，关陕地区亦是我国最早传入棉花的地区之一，至明代关中已成为陕西植棉业的中心，清代咸阳更是成为棉花贸易的中心，其中嘉道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年贸易额可达百万斤之巨。有文献记载陕西布商进行布匹交易时形容道：“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赀而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
明清以来陕西商帮的兴起，还得益于其对封建中央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利用。明朝时为了巩固边防，防范境外鞑靼等族入侵，在北方分设九边镇以卫中原，为了解决军需供应问题，于洪武二十年实行“食盐开中”政策，至宣德十一年，在陕西推行这一政策，这为陕商参与盐业贸易提供了条件。陕商积极发挥其地域优势和经济实力，参与中盐屯种，换引贩盐，一时间因贩盐而发家的陕商多不胜数，时人分析称：“前明用开中法，以盐实边，输粟塞上，得捆盐于淮南北，明边重西北，山陕输粟便，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然商极苦辽远，乃屯塞上，得粟即输，省运费，边益实，而商益富，则多赖陕。”
与晋商相似，陕西商人因着地域优势，也利用明政府的“以茶易马”，发展商业贸易，从经营方向来看，陕商以行西北边茶为主，同时利用明政府军布贩运与布马交易的相关政策扩大了棉布交易，进一步壮大了实力。而在明代，在西北地区活动的陕商多集中于兰州、西宁等地，“陕帮”在河陇各城镇的贸易在明中期开始活跃。明万历时人张瀚说：“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昔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宁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商之利途，今称边戎之绝塞矣。”
明清时期晋陕商兴起的原因还与当时交通条件的改善、生产的发展以及政府税率偏轻等因素有关。
参考文献：
[1]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5：31.
[2]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M].中华书局，2000：105.
[3]张瀚.《松窗梦语》卷4[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7.
[4]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M].黄山书社，1993：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关键词 明清 甘肃地区 晋商 陕商
明清时期的西北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程度远逊于内地，所需手工业产品多贩自内地。明清时期甘肃的商人有“土商”与“客商”之别。土商，顾名思义，即本地商人，他们皆是小规模经商者，资本有限，实力较弱，无法对商品经济产生大规模、持续而有力的推动作用。客商，则是在西北各城经商的内地商贾，又称“客帮”。《清稗类钞》中有记载：“客商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
这些客商多来自陕西、山西、河南、川汉等地，是明清甘肃地区商业经济中的活跃力量，也是西北地区商业经济的主体。明代，客商主要活动于兰州、西宁等地；至清代，则扩大至漠北及天山南北各地，他们推动着各地商业的贸易，连结大小市场，对西北地区的商业经济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作为客商主体中最大的两支——晋商和陕商，在甘肃地区的商业经济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商和陕商在明清时期的崛起与壮大，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取得较大进步，手工业得以发展，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流动现象增加，并且从农业向手工业和工商业开始转移，新的经济因素开始发展。有学者这样分析晚明社会的变迁造成的经济影响：“明后期的人口流动，主流是改变经营方式，调整农村经济。至嘉、万之后逐步转移到加快发展工商业生产为中心的轨道上……（人口）从农业中分流出来，向工商业和大小城镇转移，出发点是为了改变经济资源配置，发展工商业，冲击旧的经济势力，促进新经济因素的萌芽。”
在明成、弘以后，随着官营的衰落和民营手工业的兴起，许多地方在以粮为本的基础上将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手工业，并使其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机制孕育起来。
随着隆庆朝取消“海禁”而实行开放政策，对外贸易也日渐活跃，成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明人周起元形容这一现象时说道：“我穆庙时，除贩类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与此同时，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影响，人们对商品有了新的认识，在晚明出现了重商思潮，这就动摇了封建社会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至明中后期，士、农、手工业和自由职业者等社会各阶层人员，纷纷从事或参与商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业，三倍于前矣。”人们也普遍接受商业是“善业”而非“贱流”这一观念。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身为翰林编修的张居正曾这样论述农商关系：“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历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明代统治阶级重视商业的作用而实行开明的经济政策，支持商品市场的迅速成长。明朝成、弘以后，白银货币化自上而下开展，使得社会经济货币化过程急剧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至于使当时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经济，形成“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的局面。
在这样的国内经济背景下，地域型商帮的兴起便有了充分的政治、经济、思想条件，而晋商和陕商又凭借其各自的优势在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明清时期晋商的兴起
关于晋商的兴起，多数学者认为是在明代前期“开中法”和“商屯”实行的过程中。万历时人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可见晋商的兴起应早于万历年间。而在西北地区，明初时晋商便已活跃在北部边镇一线从事对满蒙的贸易，明末晋商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西北贸易市场。其中，最大的贸易类型是茶叶贸易。明清以来蒙俄的茶叶供应几乎由晋商垄断，后来更是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以茶叶输出为主，成为晋商发展的财源。
清代，茶叶贸易更加兴盛，茶叶成为清政府治边驭夷的法宝，少数民族“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之后，行以茶易马法，用以制羌戎。”清康熙以后茶法渐驰，私茶盛行，其中尤以晋商所销之砖茶最为盛。晋商在北方的茶叶贸易地区涉及蒙古、恰克图与俄国等地区，通过甘肃嘉峪关的商路运茶，牟取利益，有史料记载，晋商在西北茶叶贸易中“有三倍之利，故营此业者，家数之多，资本之厚，为西北商业之冠。”这时期的茶叶贸易为晋商积累了大量资本，奠定了其在西北商业活动中的地位。到了咸同时期，受战乱的影响，西北茶务出现了危机。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之后，整顿西北茶务，招商营茶务，将回民起义中受乱逃散的晋商重新招募而来，并给予一定优惠政策如豁免欠课等，恢复了晋商在西北茶务中的地位，晋商力量壮大，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明清时期陕商的兴起
明代崛起于关中地区的商人群体是陕商的主体。关中曾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明清之际关中地区农业环境明显衰落，使得该地区的人们不得已地向商业转移资本，加上这地区的毛皮手工业相对较盛，便加速了手工业向商业转化的进程。陕西大荔县志便记载：“商贩以通有无，间挟资远贾，率多皮为业……大荔羌白镇，聚各色生皮熟成，四方商多来售者。”除了毛皮业之外，关陕地区亦是我国最早传入棉花的地区之一，至明代关中已成为陕西植棉业的中心，清代咸阳更是成为棉花贸易的中心，其中嘉道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年贸易额可达百万斤之巨。有文献记载陕西布商进行布匹交易时形容道：“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赀而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
明清以来陕西商帮的兴起，还得益于其对封建中央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利用。明朝时为了巩固边防，防范境外鞑靼等族入侵，在北方分设九边镇以卫中原，为了解决军需供应问题，于洪武二十年实行“食盐开中”政策，至宣德十一年，在陕西推行这一政策，这为陕商参与盐业贸易提供了条件。陕商积极发挥其地域优势和经济实力，参与中盐屯种，换引贩盐，一时间因贩盐而发家的陕商多不胜数，时人分析称：“前明用开中法，以盐实边，输粟塞上，得捆盐于淮南北，明边重西北，山陕输粟便，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然商极苦辽远，乃屯塞上，得粟即输，省运费，边益实，而商益富，则多赖陕。”
与晋商相似，陕西商人因着地域优势，也利用明政府的“以茶易马”，发展商业贸易，从经营方向来看，陕商以行西北边茶为主，同时利用明政府军布贩运与布马交易的相关政策扩大了棉布交易，进一步壮大了实力。而在明代，在西北地区活动的陕商多集中于兰州、西宁等地，“陕帮”在河陇各城镇的贸易在明中期开始活跃。明万历时人张瀚说：“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昔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宁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商之利途，今称边戎之绝塞矣。”
明清时期晋陕商兴起的原因还与当时交通条件的改善、生产的发展以及政府税率偏轻等因素有关。
参考文献：
[1]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5：31.
[2]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M].中华书局，2000：105.
[3]张瀚.《松窗梦语》卷4[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7.
[4]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M].黄山书社，1993：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