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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荒田，原名刘毓华，1948年出生于台山水步，早年当知青，之后当过教师和公务员，1980年移民美国。在美国，刘荒田在为生活打拼之余，始终没有放弃华文文学创作，先后出版散文随笔集二十一部，诗集四部。2009年荣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首奖。
刘荒田从2011年开始，在生活了三十二年的美国旧金山和岭南名镇佛山两地轮流居住，实现了生命的洄流。2015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荒田的散文新著《人生三山》。所谓人生“三山”即台山、旧金山、佛山。陈新先生在为《人生三山》所作的序中写道：“刘荒田的写作一直在井喷中。于他似乎用得上这样一句：文学的外延与生活相同。凡是生活中有的，他可以诉诸作品。生活文学，文学与生活，永远处于‘不隔’的状态。”有论者指出，刘荒田的作品始终保住“真”字：叙事的真实，抒情的真诚，议论的率真；他的文笔泼辣老练，既善于抒情议论，又长于调侃谐谑，更敢于袒露心灵，虽然时而自嘲自讼，但每每有哲思诗意油然而生。
那么，刘荒田的生活和写作究竟是何种状态？下文是野湖川老师对其进行的专访。
野湖川：刘老师您好！您的处女作什么时候发表于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了写作这条道路的？
刘荒田：我的“处女作”，严格言之，有两次：一是1978年刊载于《广东文艺》（即现在的《作品》）的抒情诗《侨乡的山》（和老南合作），但那是“配合中心”的虚伪之作，我视之为耻辱；另一个是1984年刊于《诗刊》的新诗《这北美洲的天空》，这是我成为新移民四年后，清洗浮嚣虚妄的“红卫兵”毒素，重新出发的告白。那个年代，写诗是为了填补异国生涯的空虚；而直接的刺激来自台湾现代诗，以洛夫为代表的诗群，将我带入全新的汉语文学世界。
野湖川：您一直是用“荒田”这个笔名吗？我知道这笔名与您台山家乡的村名有关。中国人起名字都讲究要有好的意头，广东人尤甚。“荒田”毕竟有个“荒”字，您为什么会一直用它呢？
刘荒田：是。我的祖屋在台山水步镇乔庆乡瑞龙村，它于20世纪初才成村，较附近村庄年轻，前身该是田垌中的稻田，模样方正，故有土名“方田”。我在旧金山初次投稿时，取它的谐音当笔名（台山话“方”与“荒”同），开始时是信手拈来，但后来想及命途，一言以蔽之，曰“荒芜”。“田”也许土质可以，但從未认真耕耘，迄无成果。1966年“文革”浩劫启幕，是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被取消，从此造反，下乡，回城，异国羁旅，一直浪掷岁月，笔名可以说是寄寓感慨的自嘲。沿用至今，别无深意，好玩而已。
野湖川：能简单回顾一下您的写作经历吗？
刘荒田：出国前基本上守住底线，读鲁迅和外国名著，写诚实而青涩的新诗。出国后头几年因学英语和谋生，写作停顿。生活稍安定后即写新诗，为时近二十年，出诗集四本，获两岸诗奖四次。20世纪90年代中期，忽然极度厌倦“硬写”的恶习，弃新诗而就散文随笔，从中找到较为雍容、随意的自我，欲罢不能，迄今写了三十一本。
野湖川：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您初学写作时已经对“趋时”写作产生警惕和抗拒，在那样的年代何来这样的先见？
刘荒田：知青时期我还能自持，远离时髦的“工农兵文学”，因为古典名著的影响力太大，罗曼·罗兰的系列长篇《约翰·克里斯朵夫》为我一生校正了航向。
野湖川：您在《美国小品》的“后记”中曾说，您移民美国的头十年，主要是做一种信笔涂诗，不讲命意，不营造意象，只是一味追求发泄，尽情释放自我的操练，这是否也是说，这十年您完全没有有意识地去进行创作？
刘荒田：确切一点说，来美头十年，我把这种练习作为日课，目的是挣脱“四人帮”的“三中心”“四突出”一类教条的束缚，清理毒素，是谓练功。但这只是一方面，我也从事正经的写作。这一阶段的后段，偶出可读的作品，如台湾评为优秀奖的组诗《异国的粽子》。
野湖川： 三十多年的美国生活，东西方文化的夹击，您从抗拒到融入，再到兼收并蓄，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随之而来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为您创作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刘荒田：拿中年和晚年的作品比较，进步大抵有三方面：一是较为自由。接近“从心所欲”的年纪，在写作自由得到充分保证的环境，“文革”所造成的心魔已驱除，所写都是真心话、良心话。二是较为新鲜。所写都是自己所拥有的“新”——新的人生图景，新的感悟，新的意蕴。避开老生常谈，远离肤浅“鸡汤”。三是较为圆融。初写小品文时，仿效明清小品，刻意追求某种风格。如今把端起来的身段放下，让自我在字里行间自在地呈现。其中好些篇什曾被《读者》等杂志转载。
野湖川：您的《美国小品》是从两千篇小品文中择选出来的。十五年时间，近十家海内外报刊的“专栏”写作，是不吐不快地挥洒，还是也有为“稻粱谋”的成分？如此高产高质的小品文的写作于您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刘荒田：过奖了。高质远远说不上，高产也只在六十岁前。迄今我写了三千多篇小品文。在海外，几乎没人可以靠投稿养家糊口，我另有职业，写作主要为了排遣寂寞，安顿无依的灵魂（当然，也拿到与劳动并不相称的稿费）。我较为深刻的体会是：一，必须尽情尽兴，无顾忌，无牵虑，无束缚，无切身功利。二，必须写到最后。才由天授，但路是要自己走的，出水才看两腿泥。
野湖川：八九年前吧，记得是在台城召开您的作品研讨会，论者评论您的创作，将您的写作归类为 “打工文学”，因为此时我正在“打工文学”杂志《江门文艺》做主编，所以有些印象。近期看到国内也有人称您为旅美华侨标志性作家，您对自己侨居美国的写作生活是如何定义或者定位的？
刘荒田：不错，我在美国打工三十一年，五年前才退休。但“打工”仅仅是谋生手段，“打工文学”若局限于描写职场和打工者的生存状态，那就失诸狭隘。美国的主流文学是英语文学，除非拿到英语写作的入场券，少数族裔的写作者只能处于边缘。说凭中文作品进入主流，那是自欺。我安于这样的位置：表现我自己以及我所见、所身历、所熟悉的异国社会、移民人生。书写“不在海外浸泡多年就写不出的”作品，发掘人性深层，表现生命意义。这就是我最后的使命。 野湖川：到目前为止，您已经创作了三十多种散文随笔著作，如果让您选择一部代表作，您会选择哪一部？为什么？
刘荒田：我以为《刘荒田散文精选》和《刘荒田小品文精选》这两本（百花洲出版社2015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博导程国君选编并为序），收入我近年的作品。此外，我还为纪念移民三十六周年，编了散文随笔集《三十六陂烟水》，集中都是前年、去年的最新作品，这三部较能代表目前的水准。按常规，在衰竭期来临前，写作曲线以“向上”为主调，我的晚年超越中年。
野湖川：您现在是在美国、中国两边居住生活，一般怎样安排自己的写作时间，在美国、中国会有不同吗？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
刘荒田：自由来去于我至为热爱的两个国度，乃晚年人生的理想状态？我因天生欠缺虚构本领，所以没有写大部头小说的念头，一直是这样：有灵感 就写，没有就读书，查资料，外出看世界，与人聊天。从来不闻鸡起舞，也不指望任何大人物来电。
野湖川：另外，就文学创作的环境或者生态，中美有什么异同？您自己在中或在美的写作上有什么不同吗？对国内的文学现状关注吗？怎么看国内的文学？
刘荒田：写作寂寞两地皆然，但旧金山更甚，因园地和同好者更少。异国写中文，绝对无人干预，自由的广阔令初来者手足无措。我倒习惯了。我一直关注国内文学，但局限于散文领域，偶涉新诗，小说很少涉猎。同我出国前比较，国内文学界拥有了较多自由，那是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写手之多，尤其使得我等来自“无物之阵”（鲁迅语）的浪子备感欣慰。文学离开热点，反而使它独立。可惜，我不靠写作吃饭，这超然也教我失去部分痛感。
野湖川：您现在的写作是随意随性的写作，还是有计划性安排性的写作？
刘荒田：随意性写作。多半因灵机一动，脑子里有一团隐隐约约的“意象”，及时抓住，展开，成立。我只能从每日进行着的“庸常”中撷取题材，相反，面对不“平常”的生活，如旅游，大起大落的事件，我却麻木。可能是作诗多年的缘故，我注意发掘“司空见惯”中的诗意。但为了免去“写光了”的彷徨，我有时以难度较大的长文为替补。
野湖川： 在美国，华文作家华文创作的情况如何？相互间的交流多吗？
刘荒田：美国从事华文创作的队伍庞大，实力很强。每个大城市都有会员少则数十多则上百的同人团体，举办年会、新书发布会、研讨会。海外写作，几乎和名利无关，目的较为纯粹，也有致命的弱点，如读者和发表园地太少，生存压力太大，使得许多颇具禀赋的写手中途退出。缺乏交流也是宿命性问题，住处距离远，人际关系疏离，文学气氛稀薄，都是原因。
野湖川：我经常在国内的文学报刊上看到，某某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一国或几国的文字。就您所了解的，在美国有关中国文学阅读传播的情况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刘荒田：说句晦气话，此言并不靠谱，国内作家的作品，即使被翻译、推介，在国外也只有寥寥汉学家和大学研究人员注意到。亲历的事：1993年，我在上班的场所遇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节目专职评论员Bill Meyer先生，这位每天傍晚在全美电视露面的大牌，看到我是中国人，和我谈点中国文学，我问他知道鲁迅不？他说：“当然，我刚刚在上海和Lu Xun见过面。”
野湖川：您一直非常关心家乡的文化人、文学人，比如为程坚甫先生鼓与呼，对赵元瑜先生推崇爱戴，也在家乡讲学传播文学薪火，您对家乡的文学现状有什么看法和感受？
刘荒田：台山，是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我的母上，我祖先的坟茔，我的乡愁之所寄。台山境内写作者众多，在美的五邑乡亲中，台山籍作者为数也最多。我祈愿家乡的作者，以激情从事文学，我认为，比才情、学问和阅历更紧要的，是全情投入，梦寐以求，念兹在兹，走在街上，也能够为诗变为梦游者，这样的写作，即使因多方面局限难以登顶，但被文学烧透的灵魂，完成了美的涅槃。
野湖川：阅读您的散文随笔从语言角度上讲有两个最大的感受，一是诗意表达的流美自然，一是古典文学信手拈来的出神入化，前者和您也是诗人有关吗？后者呢？
刘荒田：凭我的修养，这辈子都走不进“化境”。我自知浅薄，不敢不读书，当知青时点松明烛背《离骚》，一晚下来鼻子被熏黑。现在耽读明清小品，尤爱张宗子，还有杜诗、兰姆的散文。最近读《清诗话》，被多方面的人文思考深深吸引。
野湖川： 昨晚读您发在《南方周末》“非虚构”栏目里的《“回娘家”美国导游讲的故事》，读前充满期待，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现在不大喜欢读虚构类的作品。我是将文中的“我”设想为您的。所以文章中出现“台山”字样，让人感到亲切。但读到“我”是“东北人”时，我突然就有点兴味索然，虽然文章还是读完了，但感觉上有点“上当”——虽然我知道这是“美国导游讲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文章中的“我”，不說自己是东北人，丝毫不影响文章的情节安排，而且他如果是台山人还可能更显真实。因为一个在美国的东北人能准确听出粤语里的台山话，确实让我这个在江门生活了二十年的北方人讶异。你如何理解“非虚构”写作呢？或者说如何理解散文的“虚构”呢？
刘荒田： 《“回娘家”：美国导游讲的故事》是我前年参加旅游团，一连多天坐旅游大巴听来的，讲述者是东北籍导游查理，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热忱、最具经验、口才最佳的领队。前面提及，我因无虚构能力，所以专注于实事。该文亦然，框架和主要情节都是来自导游，但那仅是骨头，需要添加血肉，我为此做了移民史的功课，特别要弄清华法案施行时期美国社会的实情。
另外一个问题，是散文的虚构。我一向尽管不排斥，但身体力行的，是“据实写来”。不过，近年就散文作法多方探索发现，虚构是可以接受的，为了阐明一个主题，表达一个意境，对现实做适度改造，并非削足适履。但不可以虚构吹捧自我，诬陷他人。
野湖川：另外《“回娘家”：美国导游讲的故事》中有一个细节我很感兴趣，就是旅游车中座位的安排，美国导游说每天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大家轮换，以体现公平。国内跟团旅游，一般在车里你坐哪儿旅程中就基本一直是哪儿了。好久没跟团旅游了，也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种情况。我想知道的是在美国跟团旅游都是这样吗？
刘荒田： 据我所知，美国华文旅行社，都贯彻这一项公平原则。我今年春天在上海一带旅游，导游说，她去年带的团因不轮换座位，遭到以下责难：不换，我们看不到你；不换，我们错过许多风景，你赔不赔钱？最后，数位彪悍的女汉子为座位打了架。
野湖川：《“回娘家”：美国导游讲的故事》是美国导游讲的故事。读您的文章知道您之前做过餐饮业，还做过其他职业吗？是否也做过导游呢？
刘荒田：只做过餐饮业、旅馆业。常常当游客，没当过导游。
野湖川：看到您写孙子的文章，那兴奋、那甜蜜、那牵挂的感觉好像能把人融化掉。北方有俗语“爷爷亲孙子”，我不知道粤语里是否也有类似的表达，但这无疑是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一。美国有类似的这种“隔代亲”吗？他们的“隔代亲”是怎样的呢？
刘荒田：这是普遍的人性，中美皆然。若说差别，那是：一，美国的老人不牺牲自己以成全后辈，很少当全职保姆；二，隔代亲来自距离，美国三代同住的极少。
野湖川：《白沙》发了您的一组散文，写到了时光易逝、人生易老、命运难料、死生无常，尤其文中写到八十三的诗人纪弦和五十六岁的W女诗人在大庭广众下二人相拥大哭的情景，让人感慨万千。这些从我们的文化传统看都容易理解。我想问的是，您在美三十年，美国人看待这些尤其是看待生死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刘荒田：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死亡”被注入宗教精神以后，悲哀少了，灵魂获得救赎的欣幸多了。我的好朋友去世，他那完全洋化的女儿主持追思会，名目是：庆祝生命。她的主张是：父亲活得精彩，我们聚集起来不是惋惜，而是怀念他的人格，发扬他的精神。这不比一味呼天抢地更靠近终极价值吗？
野湖川：最后我们谈谈您接下来的计划吧。写作、出版或者文学活动上有什么计划吗？
刘荒田：我将于今年11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今年，争取出版二至三本散文随笔集。年来撰写《“永益隆”记事》，接近完稿。“永益隆”是我家解放初期开设在台山一个圩镇的文具店，围绕它，我追述童年，少年至“文革”年代的小镇。写好，是我对故土的一个交代。
刘荒田从2011年开始，在生活了三十二年的美国旧金山和岭南名镇佛山两地轮流居住，实现了生命的洄流。2015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荒田的散文新著《人生三山》。所谓人生“三山”即台山、旧金山、佛山。陈新先生在为《人生三山》所作的序中写道：“刘荒田的写作一直在井喷中。于他似乎用得上这样一句：文学的外延与生活相同。凡是生活中有的，他可以诉诸作品。生活文学，文学与生活，永远处于‘不隔’的状态。”有论者指出，刘荒田的作品始终保住“真”字：叙事的真实，抒情的真诚，议论的率真；他的文笔泼辣老练，既善于抒情议论，又长于调侃谐谑，更敢于袒露心灵，虽然时而自嘲自讼，但每每有哲思诗意油然而生。
那么，刘荒田的生活和写作究竟是何种状态？下文是野湖川老师对其进行的专访。
野湖川：刘老师您好！您的处女作什么时候发表于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了写作这条道路的？
刘荒田：我的“处女作”，严格言之，有两次：一是1978年刊载于《广东文艺》（即现在的《作品》）的抒情诗《侨乡的山》（和老南合作），但那是“配合中心”的虚伪之作，我视之为耻辱；另一个是1984年刊于《诗刊》的新诗《这北美洲的天空》，这是我成为新移民四年后，清洗浮嚣虚妄的“红卫兵”毒素，重新出发的告白。那个年代，写诗是为了填补异国生涯的空虚；而直接的刺激来自台湾现代诗，以洛夫为代表的诗群，将我带入全新的汉语文学世界。
野湖川：您一直是用“荒田”这个笔名吗？我知道这笔名与您台山家乡的村名有关。中国人起名字都讲究要有好的意头，广东人尤甚。“荒田”毕竟有个“荒”字，您为什么会一直用它呢？
刘荒田：是。我的祖屋在台山水步镇乔庆乡瑞龙村，它于20世纪初才成村，较附近村庄年轻，前身该是田垌中的稻田，模样方正，故有土名“方田”。我在旧金山初次投稿时，取它的谐音当笔名（台山话“方”与“荒”同），开始时是信手拈来，但后来想及命途，一言以蔽之，曰“荒芜”。“田”也许土质可以，但從未认真耕耘，迄无成果。1966年“文革”浩劫启幕，是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被取消，从此造反，下乡，回城，异国羁旅，一直浪掷岁月，笔名可以说是寄寓感慨的自嘲。沿用至今，别无深意，好玩而已。
野湖川：能简单回顾一下您的写作经历吗？
刘荒田：出国前基本上守住底线，读鲁迅和外国名著，写诚实而青涩的新诗。出国后头几年因学英语和谋生，写作停顿。生活稍安定后即写新诗，为时近二十年，出诗集四本，获两岸诗奖四次。20世纪90年代中期，忽然极度厌倦“硬写”的恶习，弃新诗而就散文随笔，从中找到较为雍容、随意的自我，欲罢不能，迄今写了三十一本。
野湖川：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您初学写作时已经对“趋时”写作产生警惕和抗拒，在那样的年代何来这样的先见？
刘荒田：知青时期我还能自持，远离时髦的“工农兵文学”，因为古典名著的影响力太大，罗曼·罗兰的系列长篇《约翰·克里斯朵夫》为我一生校正了航向。
野湖川：您在《美国小品》的“后记”中曾说，您移民美国的头十年，主要是做一种信笔涂诗，不讲命意，不营造意象，只是一味追求发泄，尽情释放自我的操练，这是否也是说，这十年您完全没有有意识地去进行创作？
刘荒田：确切一点说，来美头十年，我把这种练习作为日课，目的是挣脱“四人帮”的“三中心”“四突出”一类教条的束缚，清理毒素，是谓练功。但这只是一方面，我也从事正经的写作。这一阶段的后段，偶出可读的作品，如台湾评为优秀奖的组诗《异国的粽子》。
野湖川： 三十多年的美国生活，东西方文化的夹击，您从抗拒到融入，再到兼收并蓄，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随之而来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为您创作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刘荒田：拿中年和晚年的作品比较，进步大抵有三方面：一是较为自由。接近“从心所欲”的年纪，在写作自由得到充分保证的环境，“文革”所造成的心魔已驱除，所写都是真心话、良心话。二是较为新鲜。所写都是自己所拥有的“新”——新的人生图景，新的感悟，新的意蕴。避开老生常谈，远离肤浅“鸡汤”。三是较为圆融。初写小品文时，仿效明清小品，刻意追求某种风格。如今把端起来的身段放下，让自我在字里行间自在地呈现。其中好些篇什曾被《读者》等杂志转载。
野湖川：您的《美国小品》是从两千篇小品文中择选出来的。十五年时间，近十家海内外报刊的“专栏”写作，是不吐不快地挥洒，还是也有为“稻粱谋”的成分？如此高产高质的小品文的写作于您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刘荒田：过奖了。高质远远说不上，高产也只在六十岁前。迄今我写了三千多篇小品文。在海外，几乎没人可以靠投稿养家糊口，我另有职业，写作主要为了排遣寂寞，安顿无依的灵魂（当然，也拿到与劳动并不相称的稿费）。我较为深刻的体会是：一，必须尽情尽兴，无顾忌，无牵虑，无束缚，无切身功利。二，必须写到最后。才由天授，但路是要自己走的，出水才看两腿泥。
野湖川：八九年前吧，记得是在台城召开您的作品研讨会，论者评论您的创作，将您的写作归类为 “打工文学”，因为此时我正在“打工文学”杂志《江门文艺》做主编，所以有些印象。近期看到国内也有人称您为旅美华侨标志性作家，您对自己侨居美国的写作生活是如何定义或者定位的？
刘荒田：不错，我在美国打工三十一年，五年前才退休。但“打工”仅仅是谋生手段，“打工文学”若局限于描写职场和打工者的生存状态，那就失诸狭隘。美国的主流文学是英语文学，除非拿到英语写作的入场券，少数族裔的写作者只能处于边缘。说凭中文作品进入主流，那是自欺。我安于这样的位置：表现我自己以及我所见、所身历、所熟悉的异国社会、移民人生。书写“不在海外浸泡多年就写不出的”作品，发掘人性深层，表现生命意义。这就是我最后的使命。 野湖川：到目前为止，您已经创作了三十多种散文随笔著作，如果让您选择一部代表作，您会选择哪一部？为什么？
刘荒田：我以为《刘荒田散文精选》和《刘荒田小品文精选》这两本（百花洲出版社2015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博导程国君选编并为序），收入我近年的作品。此外，我还为纪念移民三十六周年，编了散文随笔集《三十六陂烟水》，集中都是前年、去年的最新作品，这三部较能代表目前的水准。按常规，在衰竭期来临前，写作曲线以“向上”为主调，我的晚年超越中年。
野湖川：您现在是在美国、中国两边居住生活，一般怎样安排自己的写作时间，在美国、中国会有不同吗？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
刘荒田：自由来去于我至为热爱的两个国度，乃晚年人生的理想状态？我因天生欠缺虚构本领，所以没有写大部头小说的念头，一直是这样：有灵感 就写，没有就读书，查资料，外出看世界，与人聊天。从来不闻鸡起舞，也不指望任何大人物来电。
野湖川：另外，就文学创作的环境或者生态，中美有什么异同？您自己在中或在美的写作上有什么不同吗？对国内的文学现状关注吗？怎么看国内的文学？
刘荒田：写作寂寞两地皆然，但旧金山更甚，因园地和同好者更少。异国写中文，绝对无人干预，自由的广阔令初来者手足无措。我倒习惯了。我一直关注国内文学，但局限于散文领域，偶涉新诗，小说很少涉猎。同我出国前比较，国内文学界拥有了较多自由，那是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写手之多，尤其使得我等来自“无物之阵”（鲁迅语）的浪子备感欣慰。文学离开热点，反而使它独立。可惜，我不靠写作吃饭，这超然也教我失去部分痛感。
野湖川：您现在的写作是随意随性的写作，还是有计划性安排性的写作？
刘荒田：随意性写作。多半因灵机一动，脑子里有一团隐隐约约的“意象”，及时抓住，展开，成立。我只能从每日进行着的“庸常”中撷取题材，相反，面对不“平常”的生活，如旅游，大起大落的事件，我却麻木。可能是作诗多年的缘故，我注意发掘“司空见惯”中的诗意。但为了免去“写光了”的彷徨，我有时以难度较大的长文为替补。
野湖川： 在美国，华文作家华文创作的情况如何？相互间的交流多吗？
刘荒田：美国从事华文创作的队伍庞大，实力很强。每个大城市都有会员少则数十多则上百的同人团体，举办年会、新书发布会、研讨会。海外写作，几乎和名利无关，目的较为纯粹，也有致命的弱点，如读者和发表园地太少，生存压力太大，使得许多颇具禀赋的写手中途退出。缺乏交流也是宿命性问题，住处距离远，人际关系疏离，文学气氛稀薄，都是原因。
野湖川：我经常在国内的文学报刊上看到，某某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一国或几国的文字。就您所了解的，在美国有关中国文学阅读传播的情况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刘荒田：说句晦气话，此言并不靠谱，国内作家的作品，即使被翻译、推介，在国外也只有寥寥汉学家和大学研究人员注意到。亲历的事：1993年，我在上班的场所遇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节目专职评论员Bill Meyer先生，这位每天傍晚在全美电视露面的大牌，看到我是中国人，和我谈点中国文学，我问他知道鲁迅不？他说：“当然，我刚刚在上海和Lu Xun见过面。”
野湖川：您一直非常关心家乡的文化人、文学人，比如为程坚甫先生鼓与呼，对赵元瑜先生推崇爱戴，也在家乡讲学传播文学薪火，您对家乡的文学现状有什么看法和感受？
刘荒田：台山，是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我的母上，我祖先的坟茔，我的乡愁之所寄。台山境内写作者众多，在美的五邑乡亲中，台山籍作者为数也最多。我祈愿家乡的作者，以激情从事文学，我认为，比才情、学问和阅历更紧要的，是全情投入，梦寐以求，念兹在兹，走在街上，也能够为诗变为梦游者，这样的写作，即使因多方面局限难以登顶，但被文学烧透的灵魂，完成了美的涅槃。
野湖川：阅读您的散文随笔从语言角度上讲有两个最大的感受，一是诗意表达的流美自然，一是古典文学信手拈来的出神入化，前者和您也是诗人有关吗？后者呢？
刘荒田：凭我的修养，这辈子都走不进“化境”。我自知浅薄，不敢不读书，当知青时点松明烛背《离骚》，一晚下来鼻子被熏黑。现在耽读明清小品，尤爱张宗子，还有杜诗、兰姆的散文。最近读《清诗话》，被多方面的人文思考深深吸引。
野湖川： 昨晚读您发在《南方周末》“非虚构”栏目里的《“回娘家”美国导游讲的故事》，读前充满期待，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现在不大喜欢读虚构类的作品。我是将文中的“我”设想为您的。所以文章中出现“台山”字样，让人感到亲切。但读到“我”是“东北人”时，我突然就有点兴味索然，虽然文章还是读完了，但感觉上有点“上当”——虽然我知道这是“美国导游讲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文章中的“我”，不說自己是东北人，丝毫不影响文章的情节安排，而且他如果是台山人还可能更显真实。因为一个在美国的东北人能准确听出粤语里的台山话，确实让我这个在江门生活了二十年的北方人讶异。你如何理解“非虚构”写作呢？或者说如何理解散文的“虚构”呢？
刘荒田： 《“回娘家”：美国导游讲的故事》是我前年参加旅游团，一连多天坐旅游大巴听来的，讲述者是东北籍导游查理，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热忱、最具经验、口才最佳的领队。前面提及，我因无虚构能力，所以专注于实事。该文亦然，框架和主要情节都是来自导游，但那仅是骨头，需要添加血肉，我为此做了移民史的功课，特别要弄清华法案施行时期美国社会的实情。
另外一个问题，是散文的虚构。我一向尽管不排斥，但身体力行的，是“据实写来”。不过，近年就散文作法多方探索发现，虚构是可以接受的，为了阐明一个主题，表达一个意境，对现实做适度改造，并非削足适履。但不可以虚构吹捧自我，诬陷他人。
野湖川：另外《“回娘家”：美国导游讲的故事》中有一个细节我很感兴趣，就是旅游车中座位的安排，美国导游说每天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大家轮换，以体现公平。国内跟团旅游，一般在车里你坐哪儿旅程中就基本一直是哪儿了。好久没跟团旅游了，也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种情况。我想知道的是在美国跟团旅游都是这样吗？
刘荒田： 据我所知，美国华文旅行社，都贯彻这一项公平原则。我今年春天在上海一带旅游，导游说，她去年带的团因不轮换座位，遭到以下责难：不换，我们看不到你；不换，我们错过许多风景，你赔不赔钱？最后，数位彪悍的女汉子为座位打了架。
野湖川：《“回娘家”：美国导游讲的故事》是美国导游讲的故事。读您的文章知道您之前做过餐饮业，还做过其他职业吗？是否也做过导游呢？
刘荒田：只做过餐饮业、旅馆业。常常当游客，没当过导游。
野湖川：看到您写孙子的文章，那兴奋、那甜蜜、那牵挂的感觉好像能把人融化掉。北方有俗语“爷爷亲孙子”，我不知道粤语里是否也有类似的表达，但这无疑是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一。美国有类似的这种“隔代亲”吗？他们的“隔代亲”是怎样的呢？
刘荒田：这是普遍的人性，中美皆然。若说差别，那是：一，美国的老人不牺牲自己以成全后辈，很少当全职保姆；二，隔代亲来自距离，美国三代同住的极少。
野湖川：《白沙》发了您的一组散文，写到了时光易逝、人生易老、命运难料、死生无常，尤其文中写到八十三的诗人纪弦和五十六岁的W女诗人在大庭广众下二人相拥大哭的情景，让人感慨万千。这些从我们的文化传统看都容易理解。我想问的是，您在美三十年，美国人看待这些尤其是看待生死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刘荒田：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死亡”被注入宗教精神以后，悲哀少了，灵魂获得救赎的欣幸多了。我的好朋友去世，他那完全洋化的女儿主持追思会，名目是：庆祝生命。她的主张是：父亲活得精彩，我们聚集起来不是惋惜，而是怀念他的人格，发扬他的精神。这不比一味呼天抢地更靠近终极价值吗？
野湖川：最后我们谈谈您接下来的计划吧。写作、出版或者文学活动上有什么计划吗？
刘荒田：我将于今年11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今年，争取出版二至三本散文随笔集。年来撰写《“永益隆”记事》，接近完稿。“永益隆”是我家解放初期开设在台山一个圩镇的文具店，围绕它，我追述童年，少年至“文革”年代的小镇。写好，是我对故土的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