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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甫，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用他那饱含浓情的写实手法道出了时代的沧桑与黎民的苦难，这样的诗作所渗透的信息是真切的、深切的，更是急切的。
关键词：杜甫；身之切；情之切
在中国古代诗坛上，杜甫可谓一名集大成者，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而且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用饱含浓情的写实手法道出了时代的沧桑与黎民的苦难，这样的诗作所渗透的信息是真切的、深切的，更是急切的。
身之切
“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仅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国家的严重危机，也把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层。他曾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这就使他有可能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的生活画面，并逐渐攀登上现实主义的高峰。”[1]正如游国恩先生所说的这样，在杜诗中能够如此真切、具体、客观的再现历史画面，只因他未离时局，他的切身体验。如果没有长安十载的困苦生活，又怎会有《兵车行》《秋雨叹》中所反映出的人民的痛苦，《丽人行》这所揭露出的统治阶级的荒淫骄奢；如果没有身陷叛军中的亲身境遇，又怎会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那山河如故，江山易主的满目苍凉；如果没有西南的漂泊生活，又怎会有《岁晏行》中“到死忧黎元”的哀惋怨曲。
在他的诗篇中所展现的是真实的年代中，国难的真实，矛盾的真实，百姓的真实，遭遇的真实，以及情感的真实。所以真，只因诗人的身之切，身之所处。杜甫的一生是步履蹒跚的，无论是困守长安，陷乱为官，还是漂泊西南，可以说它是追随着战火与苦难逐渐成熟与成长的。达也兼济天下，穷也兼济天下的处世思想与战火纷飞、百姓罹难的社会现实促使他的笔锋总是徘徊于国家与人民，忧苦与愤恨，救世与济民之间，不是他去刻意摄取，而是在他儒家思想的支配下自觉不自觉的将真实的景象尽收眼底，赋诸笔端而且看的透彻，思的深刻，写的真实，映的尖刻。“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斗鸡》）、“万里黄山北，园陵白露中”（《洞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负薪行》）。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幅幅不着色彩的素描画卷，那一草一木一情一景历历在目，是“纯”的真，不饰雕琢的真，令人不忍为信的真，而且是混杂着诗人无奈与感伤的真。唐代的艺术“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2]这样通过他的眼、他的耳、他的心和手来描绘这血淋淋的人间现实，并再现在他的作品中。这种真实首先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宽领域的，这源于诗人的居无定所，四处飘泊的切身经历。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的盛世繁荣，有“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永怀五百字》）的君臣享乐，有“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岁晏行》）的农民辛酸，有“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战争惨状，更有“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别》）的百姓苦难。杜甫最全面、最饱满、最生动的展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因此，他的诗也被后人称为了“诗史”，这也是对他的诗歌能够再现生活，再现真实的一种肯定。其次这种真实是具体的，是细致入微的。这源于诗人敏锐的洞察，易感的心灵，平等的心态，而且也是身陷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如《北征》里关于对小女儿的一段精彩描写，从细致处见真实，以小家见大家，正如李因笃所说“四句写尽大家乱后，仓卒无衣之苦”。[3]
情之切
后人把杜诗称为“诗史”，不只因其提供了史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所赋予其中的深厚情感，通过自己独创性的表达方式展现出异于史书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篇篇巨作。正是由于这满怀的悲慨，深沉的忧思，厚积的情感融注于诗篇，便形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每每读杜诗心情骤沉谷底，仿佛与诗人比肩同处。眼前是历史的荒凉萧瑟，身边是一位年迈的老者时而抑郁，时而悲愤地向你倾诉着世间沧桑变幻。诗中的情感涌动是一波三折的：一折是那个动荡时代所特有的沉郁而悲壮的情调，二折是诗人主观所渗透的悲怆忧郁的感情气氛，三折是读者共鸣所生发出的郁勃之愤。正是从这些感怆里，才能读懂诗人忧国忧民的孤独心境，突显出那历史的真实。
情之切，情之所系。时代造就了杜甫，杜甫就用诗铸成一面镜子，来折射出那个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特定历史时代。他所反映的事物，既不是浮光掠影的，更不是细枝末节的，而是深刻的、透彻的、警醒的、耐人寻味的。他的所睹、所闻、所感是深入心骨的，加之思想深邃、洞察敏锐，使他能够深刻地揭露出他人所未呈的社会隐蔽以及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正是因为他看的深刻与透彻，使他成为了一个饱受辛酸的伟大孤独者。为何看的如此深刻？不只因他身处其境，更因诗人是以一名“平凡者”的身份介乎其中。“杜甫出身士大夫阶级，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事儒家思想。但它是把儒家的济世思想最彻底、最光辉的贯彻在自己的全部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局限。”[4]杜甫并非劳动人民出身，作为一位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能够深刻透彻的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人民的苦难，以一名人民代表的身份反映出只有在人民的眼中才能看到、看清的社会现实，那么说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自己阶级的局限”是不足为过的，是深入情理的。他逐渐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生活，成为其中一员，发生情感共鸣。而作为诗人的他，在这种情感的驱动下会不由自主地将他的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景摄入他的诗篇中，从每首诗中都可以呼吸到与民共苦的浓郁气息，只有这样的诗人才能够看的透彻，看的深入。
心之切
心之切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全心的贴近与付出，“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确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确是不管在不在位，都要谋其政。”[5]达也忧国忧民，穷也忧国忧民，忧的沉郁深广，忧的身心惧惫，只因他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这个动荡的年代，献给了国家和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永怀五百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可以说他是心无二物，一心具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连描写的一景一物都沾染了他的愁苦思绪。“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连卜居草堂时，也终不能忘怀国事。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感情之流不是清澈的小溪，不是明净湖泊，而是潜伏着巨大波涛的大海。”[6]可见诗人心胸如海宽广无垠，却又波涛澎湃。
另一种解释则是内心的急迫与感伤。因自身，有着日渐衰老、“无路请缨”的惆怅之“急”；因国家，有着满目疮痍、国破家亡的痛恨之“急”；因人民，有着生灵涂炭、百姓罹难的忧患之“急”；更有着在忠君与爱国痛苦徘徊间的矛盾之“急”。这样的急切心情交织在一起，延绵一生，甚至在喜悦中也是“急切有加”，如其《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真可称“生平第一快诗也”。作为一名沾染着浓厚儒家思想的诗人在这样一个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心情是何等的急切，渴望立功报国，渴望国泰民安。本是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去投向仕途，可是不被重用仕途多舛，只能在诗中寻求快慰，因此漫笔沧桑，“老态”纵横，来倾吐时光有限不为所用无门报国的满心惆怅与急切心情。“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有悲往事》）、“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桃竹杖引赠章留后》）。而在《梦李白二首》中“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实诗人感叹友人李白“本有大志，而今只有徒乎负负罢了”。[7]但这何曾不是在抒发诗人自身怀抱，忧苦忧急，倍受煎熬。国家的衰微，百姓的苦难更是诗人急切的核心。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李泽厚《美学三书》，12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5]萧涤非《杜甫诗选注》，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陈祥耀《五大诗人评述》，5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6]罗宗强《唐诗小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7]傅庚生《杜诗散译》，6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黄日暖
关键词：杜甫；身之切；情之切
在中国古代诗坛上，杜甫可谓一名集大成者，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而且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用饱含浓情的写实手法道出了时代的沧桑与黎民的苦难，这样的诗作所渗透的信息是真切的、深切的，更是急切的。
身之切
“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仅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国家的严重危机，也把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层。他曾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这就使他有可能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的生活画面，并逐渐攀登上现实主义的高峰。”[1]正如游国恩先生所说的这样，在杜诗中能够如此真切、具体、客观的再现历史画面，只因他未离时局，他的切身体验。如果没有长安十载的困苦生活，又怎会有《兵车行》《秋雨叹》中所反映出的人民的痛苦，《丽人行》这所揭露出的统治阶级的荒淫骄奢；如果没有身陷叛军中的亲身境遇，又怎会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那山河如故，江山易主的满目苍凉；如果没有西南的漂泊生活，又怎会有《岁晏行》中“到死忧黎元”的哀惋怨曲。
在他的诗篇中所展现的是真实的年代中，国难的真实，矛盾的真实，百姓的真实，遭遇的真实，以及情感的真实。所以真，只因诗人的身之切，身之所处。杜甫的一生是步履蹒跚的，无论是困守长安，陷乱为官，还是漂泊西南，可以说它是追随着战火与苦难逐渐成熟与成长的。达也兼济天下，穷也兼济天下的处世思想与战火纷飞、百姓罹难的社会现实促使他的笔锋总是徘徊于国家与人民，忧苦与愤恨，救世与济民之间，不是他去刻意摄取，而是在他儒家思想的支配下自觉不自觉的将真实的景象尽收眼底，赋诸笔端而且看的透彻，思的深刻，写的真实，映的尖刻。“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斗鸡》）、“万里黄山北，园陵白露中”（《洞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负薪行》）。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幅幅不着色彩的素描画卷，那一草一木一情一景历历在目，是“纯”的真，不饰雕琢的真，令人不忍为信的真，而且是混杂着诗人无奈与感伤的真。唐代的艺术“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2]这样通过他的眼、他的耳、他的心和手来描绘这血淋淋的人间现实，并再现在他的作品中。这种真实首先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宽领域的，这源于诗人的居无定所，四处飘泊的切身经历。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的盛世繁荣，有“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永怀五百字》）的君臣享乐，有“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岁晏行》）的农民辛酸，有“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战争惨状，更有“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别》）的百姓苦难。杜甫最全面、最饱满、最生动的展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因此，他的诗也被后人称为了“诗史”，这也是对他的诗歌能够再现生活，再现真实的一种肯定。其次这种真实是具体的，是细致入微的。这源于诗人敏锐的洞察，易感的心灵，平等的心态，而且也是身陷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如《北征》里关于对小女儿的一段精彩描写，从细致处见真实，以小家见大家，正如李因笃所说“四句写尽大家乱后，仓卒无衣之苦”。[3]
情之切
后人把杜诗称为“诗史”，不只因其提供了史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所赋予其中的深厚情感，通过自己独创性的表达方式展现出异于史书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篇篇巨作。正是由于这满怀的悲慨，深沉的忧思，厚积的情感融注于诗篇，便形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每每读杜诗心情骤沉谷底，仿佛与诗人比肩同处。眼前是历史的荒凉萧瑟，身边是一位年迈的老者时而抑郁，时而悲愤地向你倾诉着世间沧桑变幻。诗中的情感涌动是一波三折的：一折是那个动荡时代所特有的沉郁而悲壮的情调，二折是诗人主观所渗透的悲怆忧郁的感情气氛，三折是读者共鸣所生发出的郁勃之愤。正是从这些感怆里，才能读懂诗人忧国忧民的孤独心境，突显出那历史的真实。
情之切，情之所系。时代造就了杜甫，杜甫就用诗铸成一面镜子，来折射出那个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特定历史时代。他所反映的事物，既不是浮光掠影的，更不是细枝末节的，而是深刻的、透彻的、警醒的、耐人寻味的。他的所睹、所闻、所感是深入心骨的，加之思想深邃、洞察敏锐，使他能够深刻地揭露出他人所未呈的社会隐蔽以及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正是因为他看的深刻与透彻，使他成为了一个饱受辛酸的伟大孤独者。为何看的如此深刻？不只因他身处其境，更因诗人是以一名“平凡者”的身份介乎其中。“杜甫出身士大夫阶级，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事儒家思想。但它是把儒家的济世思想最彻底、最光辉的贯彻在自己的全部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局限。”[4]杜甫并非劳动人民出身，作为一位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能够深刻透彻的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人民的苦难，以一名人民代表的身份反映出只有在人民的眼中才能看到、看清的社会现实，那么说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自己阶级的局限”是不足为过的，是深入情理的。他逐渐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生活，成为其中一员，发生情感共鸣。而作为诗人的他，在这种情感的驱动下会不由自主地将他的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景摄入他的诗篇中，从每首诗中都可以呼吸到与民共苦的浓郁气息，只有这样的诗人才能够看的透彻，看的深入。
心之切
心之切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全心的贴近与付出，“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确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确是不管在不在位，都要谋其政。”[5]达也忧国忧民，穷也忧国忧民，忧的沉郁深广，忧的身心惧惫，只因他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这个动荡的年代，献给了国家和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永怀五百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可以说他是心无二物，一心具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连描写的一景一物都沾染了他的愁苦思绪。“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连卜居草堂时，也终不能忘怀国事。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感情之流不是清澈的小溪，不是明净湖泊，而是潜伏着巨大波涛的大海。”[6]可见诗人心胸如海宽广无垠，却又波涛澎湃。
另一种解释则是内心的急迫与感伤。因自身，有着日渐衰老、“无路请缨”的惆怅之“急”；因国家，有着满目疮痍、国破家亡的痛恨之“急”；因人民，有着生灵涂炭、百姓罹难的忧患之“急”；更有着在忠君与爱国痛苦徘徊间的矛盾之“急”。这样的急切心情交织在一起，延绵一生，甚至在喜悦中也是“急切有加”，如其《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真可称“生平第一快诗也”。作为一名沾染着浓厚儒家思想的诗人在这样一个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心情是何等的急切，渴望立功报国，渴望国泰民安。本是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去投向仕途，可是不被重用仕途多舛，只能在诗中寻求快慰，因此漫笔沧桑，“老态”纵横，来倾吐时光有限不为所用无门报国的满心惆怅与急切心情。“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有悲往事》）、“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桃竹杖引赠章留后》）。而在《梦李白二首》中“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实诗人感叹友人李白“本有大志，而今只有徒乎负负罢了”。[7]但这何曾不是在抒发诗人自身怀抱，忧苦忧急，倍受煎熬。国家的衰微，百姓的苦难更是诗人急切的核心。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李泽厚《美学三书》，12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5]萧涤非《杜甫诗选注》，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陈祥耀《五大诗人评述》，5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6]罗宗强《唐诗小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7]傅庚生《杜诗散译》，6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黄日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