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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政以德”的政德观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强调为政者的榜样示范作用，具有朴素的“民本”观念、道德的治理手段、多种制权方式和制度建设确保为官者具备为政之德。新时代政德建设的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守正和出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政德观念，新时代的政德建设要从领导干部的政德养成;制度规约和个人自律三方面强化政德建设。
[关键词] 政德;政德建设;民本;为政者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志码]A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道德发表过重要论断。对德的强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德治精神，更是对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观的关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以及作风建设等内容入手，突出强调了我党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重要性。而政治建设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直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干部的执政水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可以说，对政德的研究就是对于政治建设主题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也是对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方面的再次强化。十九大以来，进一步优化了政治生态，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目标，为新时代的政德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新时代的政德建设，不仅要继续推进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开展各级各类教育活动，加强党的建设，而且要积极借鉴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明发展中所积累的文明成果，创造性的继承和创新性的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政德观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核，为新时代的政德建设提供更好的参考和经验。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德观
政德是在政治生活中应该秉持的道德品质和坚持的伦理规则，是政治与道德的合体，然而又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在中国历史上，就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为儒家与法家之争，表现为政治与道德是对立还是统一的问题。
（一）政治与道德是统一的，二者共同服务于统治需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德的连用最早可见于《左传》中，“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1]527，指希翼借助外在的地势险要、马匹良多以及邻国的多灾多难，而使国家免于灭亡是徒劳的，如果不注重学习政事、涵养德行，国家灭亡的命运同样不可避免。因此政德建设是钻研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发展完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加强个人品德修养的有机结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政治之根则从西周始，出于维护宗法统治的需要，统治者直觉到了“天命靡长”，即天子的地位非恒久不变的，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继而提出了“修德配命”与“敬德保民”思想，可以说这是道德与政治的第一次联姻。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不断变革，各家各派百家争鸣，但尤以儒家最为看重统治者的道德建设，他们建立起一套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是其颇具代表性的政德观。孟子承继了孔子的道德治理思想，在《孟子·离娄上》提出仁政得民心的“民本”思想，“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2]146;“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3]328。荀子将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仁政中又植入一个“礼”，认为礼是国家生死存亡之命脉，《荀子·天论》中提出 “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4]253。
（二）政治与道德格格不入，政治应该与重法相伴
当然，儒家思想走向历史舞台中央时，法家思想也曾辉煌一时，主要以韩非子为代表，其在政治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认为政治是治国的权术，而道德对于国家治理是完全无用的，道德与政治无关，甚至在《五蠹》还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5]244，释意为国家之所以出现违纪乱法的根源就在于儒家通过道德文章破坏法纪，游侠用暴力触犯法律，而国王却要以礼待之（法律所反对的，却是道德所维护的）。韩非子还用直躬举报其父偷窃，反而获刑;鲁人三战三降的故事，警示人们：如果在治国理政中，使用道德治理，必将出现“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5]344-345的悖论。“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5]345。韩非子认为在国家治理中，明智的君主要追求法治，掌握治理官吏的权术，才能实现官员善治。
（三）道德为政治之根，儒家德治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治理的主流
秦亡的教训，促使统治者重新思考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政治没有道德作为根基，将会引发民众的怨恨，进而导致一个政权的瓦解和崩塌，从而最终走向灭亡。而这一重大的政治发现，就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巩固了儒家“仁政”思想的历史地位，至此，从汉朝开始，开始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朝历代都将儒家思想作为其治国理政的正统思想，这也直接导致了儒家思想的“一家独大”，且其思想也成为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意識形态。比如董仲舒作为汉朝统治者的一大谋士，他从阴阳的角度，对道德与法治的作用进行了比附，认为：“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6]438，实际上，这就将儒家思想上升到天之好恶之选上。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则更进一步指出：“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7]227，他将儒家经典视为治国之本根。他还提出“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效，则有以使民日迁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怵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8]55的德主刑辅的政德思想。
总之，中国传统“为政以德”的思想主要经历了先秦儒家的创建期;汉代董仲舒的发展确立期;清朝晚期的解构以及新儒学的发展，历经千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文明经验，可以说，其一直对今天的为官从政者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对于新时代的领导干部，不仅对其加附了较强的伦理道德责任，也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德建设的特点
（一）为政者是政德建设的主体
为政阶层即统治阶层。为政者之德，最早体现在西周的宗教天命观中，“其将‘天命’、‘敬德’、‘保民’（宗教、道德、政治融为一体），且周人所提倡的德只是对王者的要求，德在周人眼里，主要指君德、政德，因而称美德如‘先哲王德’、‘大德’、‘元德’、‘宁王德’、‘文王蔑（美）德’、‘文祖德’;称恶德如：‘桀德’、‘受（纣）德’、‘暴德’ ”[9]14-15，可以看出，无论何种德，都是对于王者的要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10]166孟子认为天下得失在于是否实行仁政，不同层次的主体都要实行仁政，是政德建设的主体。作为法家鼻祖的管子也认为：“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官治化民，其要在上”。[11]407老百姓道德自化的前提，是统治阶层的以身作则，强调以统治者之德引领整个社会道德建设。董仲舒也认为：“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2]20。君主若犯错，天人感知后，会拿阴阳灾祸趋之，也在侧面强调了统治者自身要进行政德修养和政德建设。
（二）政德建设的内容饱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为利民、惠民、爱民、安民、富民、教民、取信于民等理念。周朝统治者已经有“民惟邦本”[13]387的理性认识，且周公与成王的对话，更要求成王“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14]201-202。类似的表述还有“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5]54;“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16]36等，明确表示要理解百姓的疾苦与所依之艰难，保护并且恩惠老百姓，不歧视寡妇，只有这样才能永保天命。周朝的统治者已然开创了民本思想的先河。
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提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7]79，只有于民实惠，才能使之履行国家义务;在治国理政征发力役时，“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8]48，要稳定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征发力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9]210，要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20]131，孔子主张实行仁政，强调要教化老百姓，而非直接使用暴力。
孟子在百姓治理中提出：“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21]26，要以史为鉴（夏、商的灭亡），坚持以民为本。孟子还提出得民心的意义：“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22]88。荀子则提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3]500的思想。
管子从得民心的角度，分别论述了给予百姓物质财富的重要意义以及政权巩固与民心向背的关系。《管子·牧民》中指出：“仓禀实，则知礼节”[24]1;在《管子·四顺》中又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5]41总之，从周朝的“敬德保民”、到儒家的“德治主義”无不投射出民本思想的光环，是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民本思想的宝贵思想来源。
（三）政德涵养主要依靠为政者的道德修养
为政者的自我修养是儒家道德修养观的起点。孔子最早提出“政者，正也”的观念，强调为政者首先应该要端正己身;继而才能“修己已安人”以至实现“修己已安百姓”，实际上遵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逻辑，并将其与天下胸怀统一了起来。但根本上看，道德修养的实现主要依靠的是外在的道德教育。
从道德教育的内容看，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纲常作为施政纲领，或者是其衍生品，儒家思想在汉朝获得主导地位后，到了宋明时期实现了理论上的成熟，并成为了社会的权威思想。如孔子对道德教育的阐释：“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6]4荀子认为礼记为道德的极致状态，要学礼，“《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致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27]56韩愈认为道德教育的内容为儒家经典，“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28]18
（四）政德养成的外在保障：选官制度、监察体制等多种制权方式
在选官用官上，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重贤任能理念的落实。我国的选官制度经历了周朝的“世官世禄制”;战国的军功受爵制;汉朝的察举、辟除和征召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以至一直持续到清朝科举制衰亡，可以说是在选官史上不断去除糟粕，不断进步的过程，每种选官制度无论在形式上发生何种变化，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儒家制定的伦理规范体系，处处彰显着伦理的意蕴，即便科举取士发展到顶峰并走向衰落的清朝，其考试内容仍然为四书五经的八股取士。因此，传统社会的选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儒家道德规范和等级体系的外在保障，不仅产生了一批才高行洁的官员，也因为重德忽行，选出了一部分满口仁义道德的假君子。
传统社会的监察制度是与选官制度相辅相成的制度设计，它不仅监督权力的运作，力求权力的制衡，而且也对官员的政德养成具有重要作用。在机构设置上：各个朝代设有相对独立的监察机关，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和考核，比如始于汉朝的刺史巡察制度、唐朝的“十道巡查”和明朝的“十三道巡按”等为监察机关的演进历程。在监察官员的选择上：“传统中国对官员个人甚至整个官僚系统的要求是双重的，既要求其具备‘钱粮刑名’等技术性官僚的职能，又在道德上提出了极高要求。在这种双重标准下，监察官员乃至监察体制的德性要求始终居于极高的地位”[29]88。对监察官员的道德要求就是为了在政治监督中的正义和伦理。在考核内容上：借助巡视制度，年终考核和考课制度，主要对全体官员的“德、能、勤、绩、廉”做出整体评价和分析，并在考核结果后实行严格的问责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政德，构成了政德的制度基础。 三、对新时代政德建设的启示
（一）在政德建设的主体上，更加聚焦强调领导干部的政德养成
政德建设的主体，不仅包括普通党员，要更加聚焦于领导干部身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民以吏为师”的观念，老百姓普遍地认为领导干部的德行举止会直接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甚至于对社风、民风都有直接影响。因此早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間，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重庆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了领导干部作为政德建设主体的任务：“持之以恒锤炼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30]“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31]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32]8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我党的思想理论根基，要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操持上切实贯彻落实。公德强调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职业准则和行为准则，作为领导干部要模范地遵守社会公德，还要在职业生活中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宗旨意识、坚守职业理念，锤炼道德品质;严私德主要为自律层次，强化个人自我约束，主要体现为私人生活方面的兴趣爱好、生活情趣以及严格家风等方面。三个层次的要求互为基础，相互呼应，良好私德是公德和大德的基础，私人良善也往往成为领导干部进入公仆队伍的准入标准。私德严的人往往能经受和抵得过糖衣炮弹的袭击，从而保障公德和大德;同理，大德明，才能在任何时候严守公德，讲私德，三个层次的要求是整个政治体系的完整组成部分。
（二）在政德建设的理念上，强化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工作理念的实施
“政德”建设的核心理念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想和服务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就立下了为民服务的壮志豪言，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的大庆时刻，为了更好地诠释初心和使命，在政德建设方面就要更加牢记其为民、富民、利民的执政之基。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中，一直都孕育有“民本”的思想萌芽，但非常遗憾其一直没有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后，“民本”思想才真正走向现实。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在党内开展了一系列以“为民务实清廉”为核心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以“三严三实”和反“四风”等为主要内容，以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自我约束，保障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同时，也再次锤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和责任意识。与此同时，党还出台和修改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以保障人民至上理念的有效开展。现阶段已颁布的“限制三公消费”“反四风”“六项禁令”“八项规定”、制度建党和作风建设等设定，在现实中引发了强烈的正面激励。领导干部在自觉不自觉中，外在应酬大为减少，主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家风建设的好气象初步显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以制度建设为题，从加强思想建党、从严建党、提升法治能力、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权力监督等角度，全面保障了我们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也表明领导干部政德提升的四梁八柱已全面支撑起来。
（三）在政德建设的方式上，要更加重视对于领导干部在德方面的考察，加强德治
政德建设不仅需要法制保障，更需要充分发挥道德的软性约束作用。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基本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基础性、综合性和专门性党内制度并存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凝结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逐步构建起‘不能腐’的有效机制，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主体的素质……，治党治国之要，在于筑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33]6如果说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我们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那么对于领导干部德方面的考察就更加突出了德的软性规导和准入考察。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在政德方面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在大德方面，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甚至缺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沉迷于物质享受和各种诱惑中，不信马列，信鬼神，在精神方面寄托于一些虚无缥缈的牛鬼蛇神等迷信活动中;更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社会制度的比较中，抱着消极的态度看待中国，表现为迷茫，无畏，投机等状态。在公德方面，主要表现为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没有履行好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官僚主义作风、形式主义问题频频出现，严重影响我党和政府机关的公信力，遗忘了我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脱离群众。在私德方面，有的领导干部以八小时内外有别的说法，抱怨、诋毁我党的各项纪律准则，在实际工作中表面上积极应付，实则满腹牢骚，消极处理，私生活不严肃，追求享乐主义，生活腐败，道德堕落。因此，加强领导干部德的考察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在政德的建设方面，只有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德性考察，才能真正实现以德治滋养法治，德法相得益彰，共同发挥作用。
（四）在新时代政德建设上，要以古照今，促进中国传统政治道德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关于政治道德的内容蕴含着深刻的治国理政智慧，主要体现在几对范畴中：政德与国家兴亡的关系;政德与社会风气的关系;政德与官员个人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其在内容上饱含着朴素的“民本”“公忠”“尚贤”“正己”等思想，可以转化成今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道德”“廉洁勤政”等德目。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坚持以“以德代法”，人治代替法治，特别强调统治阶层的政德修养，国家也通过一系列选官制度将德才兼备的人员录取到体制内部。对于新时代而言，在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方面，我党也已经通过一系列党纪、党规、法制建设与制度建设来确保政德养成，政德建设的内容更加丰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政德的核心要义进行了概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德观，新时代政德建设要抓重点人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把政治观，坚定选人用人的好干部标准和导向不动摇。 （五）在政德养成上，要加强领导干部个人道德修养，强化自律自觉
1.培养健康的兴趣习惯、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
个人修养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与外部事物与自身不断的磨合中，与错误的理念、庸俗、低俗和媚俗的事务不断地斗争中造就的。从养成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可以通过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比如读书，写字，下棋等修身养性，涵养人性。个人兴趣来源于健康的生活理念。比如在勤俭节约理念方面，要树立“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34]122以及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所言“俭，德之共。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的理念。
2.培养优良家风
《颜氏家训》“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35]1。家庭、家风、家教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未来发展走向，影响一个领导干部的心性和品格养成。身处高位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时刻加强修养，而且要在家庭源头上，涵养好作风，端正己身，以身示范，带动身边的家属及工作人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36]10;“妻贤夫祸少”[37]100等就是对现实诸多作风问题最好的注脚，好家风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对领导干部的作风起到督导作用。
3.净化个人交往圈
傳统文化中对于人的社会交往圈也有着独到的看法，汉王肃在《孔子家语·六本》中指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这里强调外在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即人伴贤良品自高，如何识人方能成就彼此，“同悦而交， 以德者也”[38]91的友德观，明白择良友之方，对于个体人好家风的传承亦是极为珍贵的财富。
四、结语
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建设进入新阶段，从严治党全面铺开，对我党的制度设计能力、法制水平、长期执政能力、为政者的政治操守和道德自觉都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尤其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责任要求和担当呼唤。“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政德问题，认为治党治国之要，在于筑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33]6而政德建设就是从德的视角保证了德法相依，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将党员干部外在的制度规范与主体人内在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新时代的政德建设任务更为迫切，也更要谨慎，尤其对于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目标的实现，在德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有部分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不足，学习教育不积极，影响党的政治生态建设的消极因素还有待根除，还需要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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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Political andMoral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AI Yanni1，SHEN Yongfu2
（1.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arty School of Tianjin Municipl Committeeof CPC，Tianjin，300191，China;
2.College of Marxist，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The view of political morality is the main content of 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It emphasizes the exemplary role of those who serve the government，with the simple concept of "people first"，the means of moral governance，multiple modes of power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o ensure that those who serve the government have the virtue of serving the government.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orality in the new era is to keep and bring fort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morality.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by leaders.We will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in three aspects：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and personal self-discipline.
Keywords：political morality;political morality construction;people first; leader
[关键词] 政德;政德建设;民本;为政者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志码]A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道德发表过重要论断。对德的强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德治精神，更是对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观的关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以及作风建设等内容入手，突出强调了我党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重要性。而政治建设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直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干部的执政水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可以说，对政德的研究就是对于政治建设主题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也是对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方面的再次强化。十九大以来，进一步优化了政治生态，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目标，为新时代的政德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新时代的政德建设，不仅要继续推进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开展各级各类教育活动，加强党的建设，而且要积极借鉴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明发展中所积累的文明成果，创造性的继承和创新性的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政德观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核，为新时代的政德建设提供更好的参考和经验。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德观
政德是在政治生活中应该秉持的道德品质和坚持的伦理规则，是政治与道德的合体，然而又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在中国历史上，就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为儒家与法家之争，表现为政治与道德是对立还是统一的问题。
（一）政治与道德是统一的，二者共同服务于统治需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德的连用最早可见于《左传》中，“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1]527，指希翼借助外在的地势险要、马匹良多以及邻国的多灾多难，而使国家免于灭亡是徒劳的，如果不注重学习政事、涵养德行，国家灭亡的命运同样不可避免。因此政德建设是钻研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发展完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加强个人品德修养的有机结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政治之根则从西周始，出于维护宗法统治的需要，统治者直觉到了“天命靡长”，即天子的地位非恒久不变的，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继而提出了“修德配命”与“敬德保民”思想，可以说这是道德与政治的第一次联姻。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不断变革，各家各派百家争鸣，但尤以儒家最为看重统治者的道德建设，他们建立起一套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是其颇具代表性的政德观。孟子承继了孔子的道德治理思想，在《孟子·离娄上》提出仁政得民心的“民本”思想，“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2]146;“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3]328。荀子将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仁政中又植入一个“礼”，认为礼是国家生死存亡之命脉，《荀子·天论》中提出 “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4]253。
（二）政治与道德格格不入，政治应该与重法相伴
当然，儒家思想走向历史舞台中央时，法家思想也曾辉煌一时，主要以韩非子为代表，其在政治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认为政治是治国的权术，而道德对于国家治理是完全无用的，道德与政治无关，甚至在《五蠹》还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5]244，释意为国家之所以出现违纪乱法的根源就在于儒家通过道德文章破坏法纪，游侠用暴力触犯法律，而国王却要以礼待之（法律所反对的，却是道德所维护的）。韩非子还用直躬举报其父偷窃，反而获刑;鲁人三战三降的故事，警示人们：如果在治国理政中，使用道德治理，必将出现“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5]344-345的悖论。“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5]345。韩非子认为在国家治理中，明智的君主要追求法治，掌握治理官吏的权术，才能实现官员善治。
（三）道德为政治之根，儒家德治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治理的主流
秦亡的教训，促使统治者重新思考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政治没有道德作为根基，将会引发民众的怨恨，进而导致一个政权的瓦解和崩塌，从而最终走向灭亡。而这一重大的政治发现，就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巩固了儒家“仁政”思想的历史地位，至此，从汉朝开始，开始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朝历代都将儒家思想作为其治国理政的正统思想，这也直接导致了儒家思想的“一家独大”，且其思想也成为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意識形态。比如董仲舒作为汉朝统治者的一大谋士，他从阴阳的角度，对道德与法治的作用进行了比附，认为：“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6]438，实际上，这就将儒家思想上升到天之好恶之选上。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则更进一步指出：“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7]227，他将儒家经典视为治国之本根。他还提出“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效，则有以使民日迁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怵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8]55的德主刑辅的政德思想。
总之，中国传统“为政以德”的思想主要经历了先秦儒家的创建期;汉代董仲舒的发展确立期;清朝晚期的解构以及新儒学的发展，历经千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文明经验，可以说，其一直对今天的为官从政者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对于新时代的领导干部，不仅对其加附了较强的伦理道德责任，也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德建设的特点
（一）为政者是政德建设的主体
为政阶层即统治阶层。为政者之德，最早体现在西周的宗教天命观中，“其将‘天命’、‘敬德’、‘保民’（宗教、道德、政治融为一体），且周人所提倡的德只是对王者的要求，德在周人眼里，主要指君德、政德，因而称美德如‘先哲王德’、‘大德’、‘元德’、‘宁王德’、‘文王蔑（美）德’、‘文祖德’;称恶德如：‘桀德’、‘受（纣）德’、‘暴德’ ”[9]14-15，可以看出，无论何种德，都是对于王者的要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10]166孟子认为天下得失在于是否实行仁政，不同层次的主体都要实行仁政，是政德建设的主体。作为法家鼻祖的管子也认为：“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官治化民，其要在上”。[11]407老百姓道德自化的前提，是统治阶层的以身作则，强调以统治者之德引领整个社会道德建设。董仲舒也认为：“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2]20。君主若犯错，天人感知后，会拿阴阳灾祸趋之，也在侧面强调了统治者自身要进行政德修养和政德建设。
（二）政德建设的内容饱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为利民、惠民、爱民、安民、富民、教民、取信于民等理念。周朝统治者已经有“民惟邦本”[13]387的理性认识，且周公与成王的对话，更要求成王“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14]201-202。类似的表述还有“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5]54;“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16]36等，明确表示要理解百姓的疾苦与所依之艰难，保护并且恩惠老百姓，不歧视寡妇，只有这样才能永保天命。周朝的统治者已然开创了民本思想的先河。
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提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7]79，只有于民实惠，才能使之履行国家义务;在治国理政征发力役时，“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8]48，要稳定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征发力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9]210，要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20]131，孔子主张实行仁政，强调要教化老百姓，而非直接使用暴力。
孟子在百姓治理中提出：“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21]26，要以史为鉴（夏、商的灭亡），坚持以民为本。孟子还提出得民心的意义：“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22]88。荀子则提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3]500的思想。
管子从得民心的角度，分别论述了给予百姓物质财富的重要意义以及政权巩固与民心向背的关系。《管子·牧民》中指出：“仓禀实，则知礼节”[24]1;在《管子·四顺》中又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5]41总之，从周朝的“敬德保民”、到儒家的“德治主義”无不投射出民本思想的光环，是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民本思想的宝贵思想来源。
（三）政德涵养主要依靠为政者的道德修养
为政者的自我修养是儒家道德修养观的起点。孔子最早提出“政者，正也”的观念，强调为政者首先应该要端正己身;继而才能“修己已安人”以至实现“修己已安百姓”，实际上遵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逻辑，并将其与天下胸怀统一了起来。但根本上看，道德修养的实现主要依靠的是外在的道德教育。
从道德教育的内容看，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纲常作为施政纲领，或者是其衍生品，儒家思想在汉朝获得主导地位后，到了宋明时期实现了理论上的成熟，并成为了社会的权威思想。如孔子对道德教育的阐释：“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6]4荀子认为礼记为道德的极致状态，要学礼，“《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致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27]56韩愈认为道德教育的内容为儒家经典，“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28]18
（四）政德养成的外在保障：选官制度、监察体制等多种制权方式
在选官用官上，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重贤任能理念的落实。我国的选官制度经历了周朝的“世官世禄制”;战国的军功受爵制;汉朝的察举、辟除和征召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以至一直持续到清朝科举制衰亡，可以说是在选官史上不断去除糟粕，不断进步的过程，每种选官制度无论在形式上发生何种变化，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儒家制定的伦理规范体系，处处彰显着伦理的意蕴，即便科举取士发展到顶峰并走向衰落的清朝，其考试内容仍然为四书五经的八股取士。因此，传统社会的选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儒家道德规范和等级体系的外在保障，不仅产生了一批才高行洁的官员，也因为重德忽行，选出了一部分满口仁义道德的假君子。
传统社会的监察制度是与选官制度相辅相成的制度设计，它不仅监督权力的运作，力求权力的制衡，而且也对官员的政德养成具有重要作用。在机构设置上：各个朝代设有相对独立的监察机关，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和考核，比如始于汉朝的刺史巡察制度、唐朝的“十道巡查”和明朝的“十三道巡按”等为监察机关的演进历程。在监察官员的选择上：“传统中国对官员个人甚至整个官僚系统的要求是双重的，既要求其具备‘钱粮刑名’等技术性官僚的职能，又在道德上提出了极高要求。在这种双重标准下，监察官员乃至监察体制的德性要求始终居于极高的地位”[29]88。对监察官员的道德要求就是为了在政治监督中的正义和伦理。在考核内容上：借助巡视制度，年终考核和考课制度，主要对全体官员的“德、能、勤、绩、廉”做出整体评价和分析，并在考核结果后实行严格的问责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政德，构成了政德的制度基础。 三、对新时代政德建设的启示
（一）在政德建设的主体上，更加聚焦强调领导干部的政德养成
政德建设的主体，不仅包括普通党员，要更加聚焦于领导干部身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民以吏为师”的观念，老百姓普遍地认为领导干部的德行举止会直接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甚至于对社风、民风都有直接影响。因此早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間，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重庆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了领导干部作为政德建设主体的任务：“持之以恒锤炼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30]“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31]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32]8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我党的思想理论根基，要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操持上切实贯彻落实。公德强调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职业准则和行为准则，作为领导干部要模范地遵守社会公德，还要在职业生活中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宗旨意识、坚守职业理念，锤炼道德品质;严私德主要为自律层次，强化个人自我约束，主要体现为私人生活方面的兴趣爱好、生活情趣以及严格家风等方面。三个层次的要求互为基础，相互呼应，良好私德是公德和大德的基础，私人良善也往往成为领导干部进入公仆队伍的准入标准。私德严的人往往能经受和抵得过糖衣炮弹的袭击，从而保障公德和大德;同理，大德明，才能在任何时候严守公德，讲私德，三个层次的要求是整个政治体系的完整组成部分。
（二）在政德建设的理念上，强化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工作理念的实施
“政德”建设的核心理念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想和服务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就立下了为民服务的壮志豪言，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的大庆时刻，为了更好地诠释初心和使命，在政德建设方面就要更加牢记其为民、富民、利民的执政之基。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中，一直都孕育有“民本”的思想萌芽，但非常遗憾其一直没有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后，“民本”思想才真正走向现实。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在党内开展了一系列以“为民务实清廉”为核心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以“三严三实”和反“四风”等为主要内容，以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自我约束，保障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同时，也再次锤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和责任意识。与此同时，党还出台和修改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以保障人民至上理念的有效开展。现阶段已颁布的“限制三公消费”“反四风”“六项禁令”“八项规定”、制度建党和作风建设等设定，在现实中引发了强烈的正面激励。领导干部在自觉不自觉中，外在应酬大为减少，主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家风建设的好气象初步显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以制度建设为题，从加强思想建党、从严建党、提升法治能力、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权力监督等角度，全面保障了我们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也表明领导干部政德提升的四梁八柱已全面支撑起来。
（三）在政德建设的方式上，要更加重视对于领导干部在德方面的考察，加强德治
政德建设不仅需要法制保障，更需要充分发挥道德的软性约束作用。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基本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基础性、综合性和专门性党内制度并存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凝结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逐步构建起‘不能腐’的有效机制，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主体的素质……，治党治国之要，在于筑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33]6如果说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我们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那么对于领导干部德方面的考察就更加突出了德的软性规导和准入考察。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在政德方面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在大德方面，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甚至缺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沉迷于物质享受和各种诱惑中，不信马列，信鬼神，在精神方面寄托于一些虚无缥缈的牛鬼蛇神等迷信活动中;更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社会制度的比较中，抱着消极的态度看待中国，表现为迷茫，无畏，投机等状态。在公德方面，主要表现为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没有履行好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官僚主义作风、形式主义问题频频出现，严重影响我党和政府机关的公信力，遗忘了我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脱离群众。在私德方面，有的领导干部以八小时内外有别的说法，抱怨、诋毁我党的各项纪律准则，在实际工作中表面上积极应付，实则满腹牢骚，消极处理，私生活不严肃，追求享乐主义，生活腐败，道德堕落。因此，加强领导干部德的考察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在政德的建设方面，只有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德性考察，才能真正实现以德治滋养法治，德法相得益彰，共同发挥作用。
（四）在新时代政德建设上，要以古照今，促进中国传统政治道德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关于政治道德的内容蕴含着深刻的治国理政智慧，主要体现在几对范畴中：政德与国家兴亡的关系;政德与社会风气的关系;政德与官员个人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其在内容上饱含着朴素的“民本”“公忠”“尚贤”“正己”等思想，可以转化成今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道德”“廉洁勤政”等德目。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坚持以“以德代法”，人治代替法治，特别强调统治阶层的政德修养，国家也通过一系列选官制度将德才兼备的人员录取到体制内部。对于新时代而言，在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方面，我党也已经通过一系列党纪、党规、法制建设与制度建设来确保政德养成，政德建设的内容更加丰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政德的核心要义进行了概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德观，新时代政德建设要抓重点人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把政治观，坚定选人用人的好干部标准和导向不动摇。 （五）在政德养成上，要加强领导干部个人道德修养，强化自律自觉
1.培养健康的兴趣习惯、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
个人修养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与外部事物与自身不断的磨合中，与错误的理念、庸俗、低俗和媚俗的事务不断地斗争中造就的。从养成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可以通过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比如读书，写字，下棋等修身养性，涵养人性。个人兴趣来源于健康的生活理念。比如在勤俭节约理念方面，要树立“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34]122以及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所言“俭，德之共。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的理念。
2.培养优良家风
《颜氏家训》“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35]1。家庭、家风、家教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未来发展走向，影响一个领导干部的心性和品格养成。身处高位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时刻加强修养，而且要在家庭源头上，涵养好作风，端正己身，以身示范，带动身边的家属及工作人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36]10;“妻贤夫祸少”[37]100等就是对现实诸多作风问题最好的注脚，好家风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对领导干部的作风起到督导作用。
3.净化个人交往圈
傳统文化中对于人的社会交往圈也有着独到的看法，汉王肃在《孔子家语·六本》中指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这里强调外在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即人伴贤良品自高，如何识人方能成就彼此，“同悦而交， 以德者也”[38]91的友德观，明白择良友之方，对于个体人好家风的传承亦是极为珍贵的财富。
四、结语
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建设进入新阶段，从严治党全面铺开，对我党的制度设计能力、法制水平、长期执政能力、为政者的政治操守和道德自觉都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尤其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责任要求和担当呼唤。“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政德问题，认为治党治国之要，在于筑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33]6而政德建设就是从德的视角保证了德法相依，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将党员干部外在的制度规范与主体人内在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新时代的政德建设任务更为迫切，也更要谨慎，尤其对于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目标的实现，在德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有部分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不足，学习教育不积极，影响党的政治生态建设的消极因素还有待根除，还需要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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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Political andMoral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AI Yanni1，SHEN Yongfu2
（1.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arty School of Tianjin Municipl Committeeof CPC，Tianjin，300191，China;
2.College of Marxist，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The view of political morality is the main content of 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It emphasizes the exemplary role of those who serve the government，with the simple concept of "people first"，the means of moral governance，multiple modes of power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o ensure that those who serve the government have the virtue of serving the government.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orality in the new era is to keep and bring fort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morality.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by leaders.We will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in three aspects：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and personal self-discipline.
Keywords：political morality;political morality construction;people first; l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