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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铜元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广东始铸。1933年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但铜元继续流通。1935年11月4日实行法币政策，对辅币未作规定。1936年1月10日公布《发行辅币条例》，法币已有自己的辅币，后来铜元更因通货膨胀而完全退出了流通领域。它实际使用仅仅35年左右。在所见的近千种铜元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除了存世稀少、制造精美之外，更主要是在它的身上还留有方孔钱的印记。然而，也正因为多了一道冲孔工序，提高了制造成本，而未能实用于流通领域，使它最终只是成为一种珍稀样币。
先父丁宗琪先生自幼受苏州著名泉家王荫嘉先生引领，爱古如命。民国时期，清代遗风尚存，古钱是最受欢迎的收藏品。这是由于古钱承载了中国的历史，它们多数是以皇帝年号铸行，从西周、东周……一直到晚清光绪、宣统的数千年历史，皆可在方孔钱中寻觅到踪迹。而按当时社会而言，如果对中国历史不熟悉，那么，在官场中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先父接触古钱时在1928年前后，其时年仅十四五岁，而收藏古钱则始于1932～1933年，20岁左右，出道很早。
1937年抗战爆发，先父母两家二十多人结伴逃难，途中遭遇日寇，七八人遇难。1938年返回苏州后，原先信仰佛教的青年，因亲历杀戮之痛，礼佛之心愈坚，常以慈悲为念，扶弱济贫更是常有之事。翌年秋，一日在玄妙观见一位姓金的老人设摊卖旧货，俯身视之，未见中意之物。正欲离去时，老人喊道：“慢!”遂出示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曰：“先生识此币否?”先父接手端详，坦然曰：“不识，敬请赐教!”老人遂娓娓道来：晚清时，老人父亲在苏省铜元局任职，民国初铜元局迁往南京，清理库存，得此样币，留存至今，独此一家!先父起先对此币尚存疑虑，闻得金老所言，猛然想起数年前，有皖籍在苏友人曾说过清末安徽省曾委托苏省铜元局打样之往事，疑云顿消，仔细翻阅，爱意顿生。及询价，老人竟索价一元。按照当时情形，铜元收藏尚无人问津，偶尔有人买一两个稀见品种，市值最多一二角而已。以当时一般职员月薪约6元左右计，一元之价似已离谱。正踌躇间，老人直言苦境：孤单一人，身无长物，欲度残年，唯有此币!……一番言语，令先父甚为感动，因恤其境遇，决意买下。老人拿出一个缝制十分精美的小口袋，从中倒出一半，售于先父，点数后为26枚，问道：“为何不全售于我?”答日：“花钱易，赚钱难，你给的钱可以过一阵子了。余下一半，我为你留着，不会轻易售与他人的，日后如需，再来找我就是!”1939年，中国泉币学社在上海成立，王荫嘉先生在苏州创办分社。当时活跃于泉坛的苏州籍著名泉家蒋仲川、秦子帏先生等人也只钟情于金、银币，铜元作为辅币仍未被泉友看好，更没有人肯出一元之价购买一枚铜元。但是，先父仍乐而无悔。他说，即使无人识此铜元，因为帮助过别人，心里仍然很高兴，权当纪念品留存。
解放初，先父没有参加工作，家庭生活日益困难。有一次逛玄妙观，听说金老去了安老院。心想，金老连地摊也摆不成了，困难肯定更大，就去安老院找他，想把他剩余的铜元再买下，继续对他有点帮助。但是，在安老院并没有找到金老。
先父将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称为“新古泉”，他曾说：“新古泉是古泉之尾，机制币之首，泉家不可不识，不可不集!”在他的长期坚持下，它终于走出深山，成为泉友人见人爱之物，并且最终成了大名誉品。这一有趣的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如下：1951年无锡泉友张筱弁先生，从马定祥先生处获得一枚，后来到苏州才知道是马定祥先生不久前才从先父处获得便出手转让了。上世纪60年代初，张老自办油印刊物，介绍机制币、火花、烟标等收藏品，至60年代中期，刚写了一篇关于江西辛亥大汉铜币的文章后，正打算再写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等其它珍稀铜元时，“文革”爆发，此枚铜元亦在“文革”中连同许多珍贵的银元、铜元一起被抄走，再也没了踪迹，思念之情，至今未了。
“文革”前泉友人数少，圈子小，更没有人想在爱好者之外的社会上产生影响。苏州沈子芳先生因与先父常来常往，获得此铜元更早，但是，外人概不知情，它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后人手里。真正引起泉界注意是1964年蒋伯壎先生上半年两次来苏，求购上海二钱孤品时，先父出示此种铜元，蒋以3元之价求购一枚而携之沪、杭，因为蒋伯壎先生是原中国泉币学社评议员，所以，之后，泉友索要此铜元者渐多。马定祥先生又来求得数枚。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周立强先生来苏先求得一枚，不久又要得一枚。1985年11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中日历代货币展，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一亮相就广受欢迎，为中日泉友一致看好。至90年代初，此币已被誉为铜元小十珍之一，但是，此时先父手中20多枚此种铜元竟全散完了。一次，一位老友专程来访，求购此币，先父直言相告已没有了，但是，他执意要先父再找找，说什么，这么多年交情了，这个面子一定要给。经不起软磨硬泡，先父无奈，在周立强先生又来访时，欲以7000元(此币时值人民币1万元了)购回一枚以应付老友，但未能如愿。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此币已誉为铜元十大珍，身价也从1万元上升到10万元了。1996年，原与香港钱币研究会没有联系的我，因在第十期会刊上撰写了《“重半两七珠”纪重圜钱介绍》一文，香港钱币研究会会长马德和先生给我寄来一套会刊，看到1988年第一期上，马定祥先生的文章中介绍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时，竟说此种铜元早先系方药雨先生旧藏，遂与先父聊起此事。先父坦然曰：此币现时身价不菲，但是，独乐不如众乐，没有什么后悔的。玩古，应以仁爱为本，玩古族中，高低贵贱各类人都有，应像医生不问病人出身，一视同仁，一心爱人，就超然物外，必有收获，须知诚以待人才有物聚、财聚。当初，断然购买此币，正如苏州人的一句老话：“行了春风才有夏雨!”昔日有“劫富济贫”之义，今日方有泉坛之乐!若当时，因金老索价高而迟疑不决，则此币绝于世矣!
从发现此种铜元至今已逾半世纪，机制币中金、银币身价高，铜元以前不为泉家所重，现时大受追捧，身价急剧上升是必然的。先父把爱人作为玩古的前提，金钱，则是第二位的。而旧时古董行中，为金钱而尔虞我诈之事举不胜举，与商人玩古，古趣尽失，而与藏家玩古，才有古趣盎然之乐。先父爱古是唯古物为爱，再及于爱人，故长期坚守，成效显然。可以说，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的发现和流传是人间之爱的结晶，记录下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成为大名誉品，可以说是丁宗琪的收藏，蒋伯螵的眼光，马定祥的推广，三者的完美组合，才演奏了一出收藏史上为泉友们所津津乐道的趣事。在此，同时纪念这三位爱古一生、相伴一生的泉界先辈是很有意义的。他们崇敬中国的传统文化，终身不倦怠的学习精神和互尊互爱的美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近些年在整理先父遗物时，一个线装本中有许多珍贵钱币的拓片，它们是先父一生心血的凝聚，幸好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赫然在目。先父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一枚这种铜元，但是在我看来，一张拓片所留下的精神财富较之一枚铜元更有意义。
责任编辑 肖阿伍
先父丁宗琪先生自幼受苏州著名泉家王荫嘉先生引领，爱古如命。民国时期，清代遗风尚存，古钱是最受欢迎的收藏品。这是由于古钱承载了中国的历史，它们多数是以皇帝年号铸行，从西周、东周……一直到晚清光绪、宣统的数千年历史，皆可在方孔钱中寻觅到踪迹。而按当时社会而言，如果对中国历史不熟悉，那么，在官场中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先父接触古钱时在1928年前后，其时年仅十四五岁，而收藏古钱则始于1932～1933年，20岁左右，出道很早。
1937年抗战爆发，先父母两家二十多人结伴逃难，途中遭遇日寇，七八人遇难。1938年返回苏州后，原先信仰佛教的青年，因亲历杀戮之痛，礼佛之心愈坚，常以慈悲为念，扶弱济贫更是常有之事。翌年秋，一日在玄妙观见一位姓金的老人设摊卖旧货，俯身视之，未见中意之物。正欲离去时，老人喊道：“慢!”遂出示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曰：“先生识此币否?”先父接手端详，坦然曰：“不识，敬请赐教!”老人遂娓娓道来：晚清时，老人父亲在苏省铜元局任职，民国初铜元局迁往南京，清理库存，得此样币，留存至今，独此一家!先父起先对此币尚存疑虑，闻得金老所言，猛然想起数年前，有皖籍在苏友人曾说过清末安徽省曾委托苏省铜元局打样之往事，疑云顿消，仔细翻阅，爱意顿生。及询价，老人竟索价一元。按照当时情形，铜元收藏尚无人问津，偶尔有人买一两个稀见品种，市值最多一二角而已。以当时一般职员月薪约6元左右计，一元之价似已离谱。正踌躇间，老人直言苦境：孤单一人，身无长物，欲度残年，唯有此币!……一番言语，令先父甚为感动，因恤其境遇，决意买下。老人拿出一个缝制十分精美的小口袋，从中倒出一半，售于先父，点数后为26枚，问道：“为何不全售于我?”答日：“花钱易，赚钱难，你给的钱可以过一阵子了。余下一半，我为你留着，不会轻易售与他人的，日后如需，再来找我就是!”1939年，中国泉币学社在上海成立，王荫嘉先生在苏州创办分社。当时活跃于泉坛的苏州籍著名泉家蒋仲川、秦子帏先生等人也只钟情于金、银币，铜元作为辅币仍未被泉友看好，更没有人肯出一元之价购买一枚铜元。但是，先父仍乐而无悔。他说，即使无人识此铜元，因为帮助过别人，心里仍然很高兴，权当纪念品留存。
解放初，先父没有参加工作，家庭生活日益困难。有一次逛玄妙观，听说金老去了安老院。心想，金老连地摊也摆不成了，困难肯定更大，就去安老院找他，想把他剩余的铜元再买下，继续对他有点帮助。但是，在安老院并没有找到金老。
先父将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称为“新古泉”，他曾说：“新古泉是古泉之尾，机制币之首，泉家不可不识，不可不集!”在他的长期坚持下，它终于走出深山，成为泉友人见人爱之物，并且最终成了大名誉品。这一有趣的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如下：1951年无锡泉友张筱弁先生，从马定祥先生处获得一枚，后来到苏州才知道是马定祥先生不久前才从先父处获得便出手转让了。上世纪60年代初，张老自办油印刊物，介绍机制币、火花、烟标等收藏品，至60年代中期，刚写了一篇关于江西辛亥大汉铜币的文章后，正打算再写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等其它珍稀铜元时，“文革”爆发，此枚铜元亦在“文革”中连同许多珍贵的银元、铜元一起被抄走，再也没了踪迹，思念之情，至今未了。
“文革”前泉友人数少，圈子小，更没有人想在爱好者之外的社会上产生影响。苏州沈子芳先生因与先父常来常往，获得此铜元更早，但是，外人概不知情，它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后人手里。真正引起泉界注意是1964年蒋伯壎先生上半年两次来苏，求购上海二钱孤品时，先父出示此种铜元，蒋以3元之价求购一枚而携之沪、杭，因为蒋伯壎先生是原中国泉币学社评议员，所以，之后，泉友索要此铜元者渐多。马定祥先生又来求得数枚。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周立强先生来苏先求得一枚，不久又要得一枚。1985年11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中日历代货币展，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一亮相就广受欢迎，为中日泉友一致看好。至90年代初，此币已被誉为铜元小十珍之一，但是，此时先父手中20多枚此种铜元竟全散完了。一次，一位老友专程来访，求购此币，先父直言相告已没有了，但是，他执意要先父再找找，说什么，这么多年交情了，这个面子一定要给。经不起软磨硬泡，先父无奈，在周立强先生又来访时，欲以7000元(此币时值人民币1万元了)购回一枚以应付老友，但未能如愿。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此币已誉为铜元十大珍，身价也从1万元上升到10万元了。1996年，原与香港钱币研究会没有联系的我，因在第十期会刊上撰写了《“重半两七珠”纪重圜钱介绍》一文，香港钱币研究会会长马德和先生给我寄来一套会刊，看到1988年第一期上，马定祥先生的文章中介绍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时，竟说此种铜元早先系方药雨先生旧藏，遂与先父聊起此事。先父坦然曰：此币现时身价不菲，但是，独乐不如众乐，没有什么后悔的。玩古，应以仁爱为本，玩古族中，高低贵贱各类人都有，应像医生不问病人出身，一视同仁，一心爱人，就超然物外，必有收获，须知诚以待人才有物聚、财聚。当初，断然购买此币，正如苏州人的一句老话：“行了春风才有夏雨!”昔日有“劫富济贫”之义，今日方有泉坛之乐!若当时，因金老索价高而迟疑不决，则此币绝于世矣!
从发现此种铜元至今已逾半世纪，机制币中金、银币身价高，铜元以前不为泉家所重，现时大受追捧，身价急剧上升是必然的。先父把爱人作为玩古的前提，金钱，则是第二位的。而旧时古董行中，为金钱而尔虞我诈之事举不胜举，与商人玩古，古趣尽失，而与藏家玩古，才有古趣盎然之乐。先父爱古是唯古物为爱，再及于爱人，故长期坚守，成效显然。可以说，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的发现和流传是人间之爱的结晶，记录下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成为大名誉品，可以说是丁宗琪的收藏，蒋伯螵的眼光，马定祥的推广，三者的完美组合，才演奏了一出收藏史上为泉友们所津津乐道的趣事。在此，同时纪念这三位爱古一生、相伴一生的泉界先辈是很有意义的。他们崇敬中国的传统文化，终身不倦怠的学习精神和互尊互爱的美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近些年在整理先父遗物时，一个线装本中有许多珍贵钱币的拓片，它们是先父一生心血的凝聚，幸好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赫然在目。先父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一枚这种铜元，但是在我看来，一张拓片所留下的精神财富较之一枚铜元更有意义。
责任编辑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