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的思量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汪曾祺写道：豆腐店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干了这一行也只有一直干下去。常言说：“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磨豆腐。”
　　这话有意思。
　　“黑夜”限定了环境。白天那么忙乱那么火热那么麻辣，脑袋都是短路的，只好乖顺地跟着螺旋转，哪有时间与心思去盘算沉重一点的话题。黑夜就不一样了。黑夜有多黑，就像永远有多远，静谧、安妥、辽阔、曼妙。
　　老人常说，白天做不到的事，夜里能做到。
　　夜里，是一个可以任性铺张的空间，也是一段沉潜着暗力量的时间。
　　白天哪懂夜的黑？黑夜有撩人的妖娆，有呼吸的自由，有思绪的远眺，有梦境的迷离。
　　于是，郑板桥惯于在黑夜向内用力，思量绘画的义理：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李白画风大变，挂念在黑夜里怎么个玩耍：
　　“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李清照则是“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闺怨一整天了，还在为“酒意诗情谁与共”而神伤，空对孤灯，剪弄灯花。百无聊赖。
　　可惜，卖苦力的哪来这般兴致。黑黑明明讨生活，为柴米油盐酱醋冲锋陷阵，茶都顾不及喝一口，直至夜深才得以喘口气，捋一捋漫长人生的子丑寅卯。
　　再说“千条路”。当然是夸张，道出的却是思量的广度，思维的臂长延伸的宽度。到底干点啥把剩下的日子对付过去呢？
　　孔子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哪两端？上下、左右、前后、正反、表里、始终，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脑海中“过电影”，又不得不一个连着一个地自我否定。这个似乎有点眉目，兴奋被点燃，但旋即发现纯属异想天开，自己都要笑话自己，微茫的希望熄灭得干脆利索。一声叹息。继续辗转反侧，眼睁着把出口寻。上半夜为自己想，下半夜替别人想，想来想去一锅粥。
　　月无华，星已坠，彻夜无话。天蒙蒙亮，东方现鱼肚白，一脸倦容愁绪，顶两个熊猫眼圈，“清早起来”，涛声依旧：
　　我之生活，概也这般，“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写稿子。”
　　其他人呢？想来也差不离：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把街扫。”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上学去。”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开出租。”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送快递。”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是科级。”

命运之手

　　《故里三陈》，打头的是“陈小手”，男性产科医生。汪曾祺写道，这人手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柔软细嫩，专治难产。
　　有年来了联军，驻扎在一个寺庙里。团长的太太要临盆，怎么也生不下来，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陈小手进了寺庙，团长正在团团转，直愣愣地喊话：“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陈小手真有一手，虽然“筋疲力尽”，还是一举拿下。团长添了个“男伢子”，摆了一桌酒席，并掏出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一边说“太重了，太重了”，一边还是揣上告辞，“得罪！得罪！”出了寺庙，跨上白马，绝尘而去，想必路上在想：只有经历过急难险重考验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哪知团长掏出枪来，“当当当……”了却了他的性命。说：
　　“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
　　分段，另起一行，汪曾祺续上一句，“团长觉得怪委屈”。结束了。
　　陈小手不明不白。
　　再说，明白了又如何？
　　所谓命运，不过是指缝间一粒沙。
　　见过一种零食，叫“树上干杏”。这杏熟了也不掉落，直接在树上风干，产自新疆伊犁霍城县，元代这里是阿力玛里古城。
　　说是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至阿拉山口，部队染上了不明疾病。随军医生没法子，贴出悬赏布告，向民间征集方子，允诺能治病的赏牛羊各百只。
　　阿力玛里部落的一位商人恰好在阿拉山口跑生意，揭下布告，说有一种野杏，不仅能冶好这怪病，常年食用还可长寿。获悉这么好的消息，成吉思汗来了精神，一举把阿力玛里部落攻下，强迫百姓交出杏干，供将士治病。这些当兵的每天每人食用十枚千杏，过了一段时间，发现确有疗效，强身健体，士气大振。从此，杏干姓了皇家，百姓不得吃食。
　　商家很直白：你瞅瞅，“树上干杏”有历史，有故事，营养还出奇地好，更重要的，曾经的贡品，天上之物，如今“飞人寻常百姓家”。买买买！
　　我想的是，汪曾祺笔下的故事与“树上干杏”的传说，一呼一应，说着什么道理。比如，权势的脾性不可捉摸。比如，命运之手对人的调控与戏弄。
　　那个商人，或许为了“牛羊各百只”（想起團长拿出的二十块大洋），或许纯粹一片菩萨心肠，送上“锦囊妙计”。结果呢，自己的部落被“一锅端”，人亡家破，世代受辱。
　　劫难降临之际，他的父母呢？妻儿呢？
　　他是在混乱现场目瞪口呆亲眼见证，还是生意归来满目疮痍不知缘由？
　　真令人操心。
　　这个商人，生不如死，还不如陈小手。

剔牙

　　《笔记小说两篇·捡烂纸的老头》，故事的地点在北京虎坊桥一带，具体来说，是一个平民化的清真馆子，烤肉刘。汪曾祺一一介绍了光临这个馆子的老主顾，另说还有一些流动客人，有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这个馆子，既生猛，又有烟火气。
　　女人敞开怀喂奶，是伟大母爱在发光。男人剔牙，是个大场面，颇为可观。 　　在云南大理古城偶遇过一个店主，卖眼镜的。汪曾祺有篇小说，《卖眼镜的宝应人》，大家知道他姓王，宝应人，就顺口喊他“王宝应”。那就姑且喊这个店主“王大理”吧。
　　见着时，王大理正在躺椅上舒坦，咧着嘴，牙龈外露，左手执牙签，在左侧的牙齿下端部位卖力地捣捣捣，那个力度，尽管“咔嚓”声是听不见的，但感觉是存在的。
　　好一阵子，再撤下牙签，上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并肩作战，冲着同一牙齿部位揪揪揪。这个阶段，手指甲是主要工具。看脸上表情，有些杠上了：小子，你在哪儿呢？躲！躲！再躲！×！看你再躲！
　　你追我赶捉迷藏，施工暂告一段落，撤出手指这等设备，放在眼下验证成果，很遗憾，好像一无所获。合上嘴巴，腮帮鼓起，又使劲地嘬嘬嘬。
　　折腾下来，也不知战绩几何。
　　反正先是疲了，王大理瘫坐着。长吁一口气。
　　这自然不雅。却又冒着热气。
　　况且，我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下来的。

难过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说沈从文有个习惯，喜欢在读过的书上写两行题记。有时记个日期，说说当日天气如何，有时也发一点感慨。比如，他在一本书的后边写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让汪曾祺纳闷不已，“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才子多情，一缕幽思，雪泥鸿爪，飘过心际。
　　二十五岁时，汪曾祺写下《花园》：“蜻蜒一个个选定地方息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蜒，翅膀较窄，称‘鬼蜻蜒’。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阴，不知甚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看来，师长的“衣钵”，他是囫囵吞下了。
　　莫名的难过，怎么破？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漂亮的女孩子都已成为漂亮的外婆和祖母。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难过。人生就是按照诗的安排过下来的。”
　　——跟他们俩都有过深交的黄永玉，以诗的语言作答。

“钉子户”

　　《鸡毛》，说西南联大新校舍住着一位文嫂。她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而是一个住在校园里的编外之人。
　　这个新校舍，择的是昆明大两门外的一片荒地，原来住着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学校征地，动议大家搬迁，补偿金是要出的，保证逐个安顿好了。进展不错，但还是有例外。“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说什么也不搬。她说她在这里住惯了。”这在理，但还是有些不讲情面。
　　文嫂成了“钉子户”。
　　看看联大当局是怎么处理的。先是态度很明确：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这是前提。退一步想，也是个头疼，她的两间草屋，破烂，“不当不间地戳在那里，实在也不成个样子”。新校舍建筑虽然也简陋，但是经过土木工程系名教授设计过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间利用十分合理”。这么一个环境，两间草屋有碍观瞻。怎么办呢？主其事者就跟文嫂商量，草房还是拆了为好，另行盖一间，许诺质料比她原来的要好一些。文嫂是通情达理之人，同意了。不过还是有诉求的，她想再添一个鸡窝。答复是“那好办”。
　　胳膊竟然拧过了大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任何人都是需要尊重的；
　　二、遇事要有大的格局。放长远眼光：
　　三、还是要沟通，坐下来，好好说话，交交心；
　　四、人还是要讲道理的，有问题要放在“理”的轨道上来解决；
　　五、要允许每个人有基于自己立场的合理诉求。
　　——汪曾祺写有《云致秋行状》。说当时京剧演员扮戏，都已经改用油彩了。但云致秋坚持用粉彩。这属于标新立异、标旧立异，还是玩世不恭？都不太像。汪曾祺站出来替云致秋做了一个解释，亦可视为对大家的一个忠告：
　　致秋是个凡事从众随俗的人。有的时候，在无害于人、无损于事的情况下，也应该容许他发一点小小的狂。这会使他得到一点快乐，一点满足。

面子哲学

　　汪曾祺对国人心态的捕捉与描摹，精准而灵动。
　　《黄开榜的一家》，日子不好过，无隔宿之粮。平常尚可，凑合着对付，要是赶上连阴下雨，特别是大雪天，那就真是揭不开锅了。这个时候，黄开榜两口子就吵架，“黄开榜用棍子打老婆——打的是枕头”。这是吵给街坊四邻听的，告诉大家：我们家没有一颗米了。紧隔壁邻居丁裁缝就倒了一升米，再跟邻居“告”一点，给黄家送去，这才天下太平。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为填饱肚子的事，《安乐居》里的老王也犯愁。不过他使的可不是“苦肉计”。
　　老王曾经是扛包的，同理，平常好办，就怕下雨，“赶上连阴天，惨啰：没活儿。怎么办呢，拿着面口袋，到一家熟粮店去：‘掌柜的！’‘来啦！几斤？’告诉他几斤几斤，‘接着！’没的说。赶天好了，拿了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为人在世，讲信用：家里揭不开锅的 时候，少！……”
　　多干脆，人来了，拿着面口袋，喊一声“掌柜的”，话只说半句，不必再言语，彼此心里跟明镜似的，该干什么，按规矩来。
　　从旁道或看似无意间把信息发出，尽管难免艰涩，但心知肚明，知音是在的。就像一起玩个游戏，合作者有着等同的文化心理和思维路径，是熟悉规则的，嗅觉也灵敏得很，“会来事儿”，对信息内容照单全收，而且还能逐一解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对信息传递过程检修补漏，再及时做出反应，给予恰当反馈。信息沟通的一个闭合过程，一步不落。
　　再看一例。
　　《故里杂记·李三》，汪曾祺写的是一个地保，也是个更夫。一看谁家失火了，他就拿起更锣，用一个锣棒使劲地敲着，没命地飞跑，嘴里还大声地嚷叫。一坊失火，各坊的水龙都要出动，这是规矩，同舟共济。待事态平稳下来，李三十日机行事。如果这一家损失不大，他就跑去道喜：“恭喜恭喜，越烧越旺！”如果这家烧得片瓦无存，他就向幸免殃及的四邻去道喜：“恭喜恭喜，土地菩萨保佑！”他还会接着感慨一句：火势没有蔓延，也多_，水龙来得快。言下之意，他是有功的。听话的人并不是傻子。于是，李三没有白忙乎，“总是能拿到相当可观的酒钱的”。 　　一点儿颜面与尊严留住了。
　　“凡事有个面子，人是为人活下来的。”《最响的炮仗》，汪曾祺写道。
　　直愣愣地挑明了，就没有味道了。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

演出票

　　黄裳的《也说曾祺》，提及一九九二年初汪曾祺给他写过一封信，交代了近况，包括徽班进京演出，“热闹了一阵，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一场也没有看”。理由是“因为没有给我送票，我的住处离市区又远（在南郊，已属丰台区），故懒得看”。
　　已經说得很明白了，没有看这个系列演出的原因，“没有给我送票”是第一位的，进而也可能影响到了对这个演出的整体印象，“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跟老友私下叙旧，姿态心态都属于原生态。汪曾祺似乎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一个小心恩：看演出，是要等着人家赠票的。也可以倒过来理解：不赠票，就不看演出了。反正要自己掏钱看演出，没门！
　　书非借不能读也，演出非送票不能观也。
　　不少人就是这么想的。有姑娘在微信朋友圈晒了几张观看演出的图片，留言不是“哪儿弄的票啊”，就是“求捎带！共文艺！”姑娘急着解释是自己掏的腰包，回复很及时：“呵呵！”
　　有时候去剧院或音乐厅，临时买票，售票处说没票了。但进了剧院的，发现演出开始了，不少座位是空着的。内行告知，有一部分是赠票，但人家不赏脸，没有到场。也就是说，送归送，礼到了，来不来，是另一回事。
　　进了场地，同一区域往往是同一个人送出的票。于是，多时不见的老相识经过共同的朋友牵线搭桥，拐个弯竟然在剧院见了。点个头，握个手，“您怎么来的？”“身体可好？”“改日聚聚！”“好哒，回见！”窝着嗓子这么相互致意一番，再也正常不过。
　　想起村庄上唱大戏。曾经那可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小孩子们围着货郎摊子转，年轻的小伙边溜达边物色意中人，姑娘也是花枝招展欲迎还拒，七大姑八大姨则忙着寒暄拉家常，“瓜拉瓜拉”的，没完没了。谁要是有个意见，问题就大了：
　　“这野台子戏，也不是你家的，你愿听戏，你请一台子到你家里去唱……”这属于发散思维，直中要害，一下子就可以把人给噎住。
　　“哟哟，我没见过，看起戏来，都六亲不认了，说个话儿也不让……”绵里藏针，时刻不忘“维权”。
　　“小养汉老婆……你奶奶，一辈子家里外头磨受过谁的大声小气，今天来到戏台底下受你的管教来啦，你娘的……”这有点咬牙切齿了，算是狠很地亮了一下刀子。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的描摹，传神，生动，带劲。
　　村子里搭台唱戏，是不收门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