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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母给予她超乎寻常的爱
池田澄江的父亲是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带到了西伯利亚,她的母亲只好带着5个女儿颠沛流离地逃难,后来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日本难民收养所。一路上备受煎熬的母亲早已经没有了奶水,收养所里也没有10个月大的池田澄江能吃的东西,她很快就被饿得奄奄一息,母亲只好背着她在牡丹江的大街小巷求救,一对李姓的夫妻收下了小池田,后来又介绍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徐姓夫妇收养,并给她起名徐明。
在池田澄江的记忆中,养母是个心地善良的传统女性。虽然童年生活异常艰难,但养母却给予了她超乎寻常的母爱。
由于做买卖的养父亏了钱,每到过年过节家里会有很多讨债的人追上门,养父还因为做黑工两次被抓,家里就剩下孤苦伶仃的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能让娘儿俩活下去,养母每天早出晚归,凌晨3点就起床去排队进冰棍卖,而这对连路都走不稳的小脚女人来说特别艰难。
尽管生活艰难,但池田澄江回忆起儿时的生活仍然带着一点幸福的感动:“到了过年的时候,其他家的孩子又有新衣服又有新玩具,而我什么都没有,后来养母为了让我高兴,她就把结婚时穿的小棉袄从锁着的箱底拿出来改了给我穿,我长大一点就放开一点。”
养父也为徐明的健康倾注了心血,在她刚被收养时,患眼病几近失明,养父背着她到处求治,终于使她的眼睛复明。徐明渐渐长大,养父母还费尽千辛万苦,供她上完牡丹江师范学院,而徐明也如愿成為了一名教师。先被分配到了山沟里的一个小学,一呆就是10年。在那里,她和一个在伐木场开拖拉机的工人结婚。中日建交以后,徐明回到了牡丹江城里的林业学校工作。
回国寻亲 不料一波三折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政府决定从1981年开始,分期分批地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而徐明也开始积极为寻找自己的亲人而努力,并多次给公安局和日本大使馆写信寻求帮助。
时间到了1980年的一天,徐明的寻亲之路有了意外的转机,她意外地接到了牡丹江市公安局的电话,让她下班后去见一个日本访华团。不会日语的她是用手语和日本人交流的,还把自己的情况用中文写成信交给一个随团的记者。记者回国后报道了她的故事,一位寻找遗弃在牡丹江的女儿的日本老人看到报道后写信和她联系,在经过10多次通信并确定血型符合条件后,这名家在北海道的老人认定徐明就是她的女儿。
徐明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激动:“终于找到家了,从小困扰我的身世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我特别兴奋。”
可是这时养母却舍不得她走:“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回日本了,我们怎么活啊?”而养父却劝养母放下不舍:“这孩子背井离乡几十年,能不想家吗?她的亲爹亲娘也想她啊。你死拦着,能对得起孩子?”
1981年7月24日,徐明踏上回日本寻亲之路,同行的还有徐明的3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6岁。
徐明回到日本后,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3个月后,DNA鉴定结果出来了,徐明并不是那位日本老人的女儿,变脸的老人开始撵她出门,但倔强的徐明却不想因此回中国。
签证到期的压力让徐明备受煎熬,后来,徐明找到了领事馆,在领事馆和其他华人的帮助下,徐明和3个孩子来到了东京,最终免于流落街头。东京的报社把徐明的遭遇报道了出来,“徐明事件”迅速成为了当时轰动日本的热点新闻,甚至还有热心人组织了“徐明支援会”。
偶遇亲姐 终于找到家人
樱花共同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帮助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在找了多个机构证明其是日本人后,法院经过5个月的裁判,最终在她还没有找到亲人的情况下,承认她是日本的残留孤儿。最终,徐明在1987年2月3日正式得到了日本国籍,成为第一个得到国籍的残留孤儿。
随后,她给自己取了今村明子的日本名字,“今村”是一个曾经帮助过她的日本人的姓,而“明”则是为了纪念在中国的难忘岁月。
虽然费尽辛苦取得了国籍,但在日本生存下去却是今村明子所面临的又一个难题。由于不会日语,难以融入日本社会,又在日本举目无亲,还有3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她的求生之路充满了艰辛。
后来,她找到了帮她办国籍的律师,好心的律师把她介绍到律所试用。在这期间,她任劳任怨的付出感动了所有人,并最终在1989年成为正式员工,法律事务所还把为其他日本遗孤办国籍的业务交给了她。
学会了日语,找到了工作,但人海茫茫,失散数十年的家人何从找起?爸爸、妈妈又在哪里?生活稳定后,今村明子一直没有忘记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但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1994年的一个星期天,她在给一批归国遗孤做完入籍演讲后到一家咖啡馆休息,一个日本老太太和她聊起了天,老太太说起自己有个妹妹也留在了中国,同样也在牡丹江。说着说着,她发现自己和老太太妹妹的相似点越来越多。最后,老太太让她把当时她家的地图画出来,她就画了牡丹江车站、难民收养所和当时的一些主要道路,当画到最初收养的李家时,老太太站起来说,你就是我的妹妹。
最后,今村明子和老太太进行了DNA化验,结果证明了她们就是亲生姐妹。1996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之后,52岁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池田家的户口本上,这个最小的妹妹的户口还一直保留着,池田澄江的名字也是父母在50多年前早就已经取好,只不过注明已经死亡。
今村明子的名字变回了“池田澄江”。
赴华谢恩 代表2000名遗孤
2009年11月8日,池田澄江作为团长的“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我们是在战争中和亲人离别的战争遗孤,是善良的中国人把我们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池田澄江说,“虽然回到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中国的亲人朋友,更想念中国的养父母。日本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是养育我们的故乡。这次我们回到中国,就是为感谢这份恩情。”
11日,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这群特殊的日本人。在会面过程中,访华团成员动情地唱起了一首歌:
“说句心里话,我有两个家,一个家在东瀛,一个家在中华……虽然回到祖国,更想中国的家,没有中国的养父母,谁能把我收养,把我养育大……”一首改编的《说句心里话》,唱得在场人员热泪盈眶,也唱出了包括池田澄江在内的2000多名已经在日本定居的遗孤们的心声。
摘自《钱江晚报》2009.11.16
池田澄江的父亲是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带到了西伯利亚,她的母亲只好带着5个女儿颠沛流离地逃难,后来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日本难民收养所。一路上备受煎熬的母亲早已经没有了奶水,收养所里也没有10个月大的池田澄江能吃的东西,她很快就被饿得奄奄一息,母亲只好背着她在牡丹江的大街小巷求救,一对李姓的夫妻收下了小池田,后来又介绍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徐姓夫妇收养,并给她起名徐明。
在池田澄江的记忆中,养母是个心地善良的传统女性。虽然童年生活异常艰难,但养母却给予了她超乎寻常的母爱。
由于做买卖的养父亏了钱,每到过年过节家里会有很多讨债的人追上门,养父还因为做黑工两次被抓,家里就剩下孤苦伶仃的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能让娘儿俩活下去,养母每天早出晚归,凌晨3点就起床去排队进冰棍卖,而这对连路都走不稳的小脚女人来说特别艰难。
尽管生活艰难,但池田澄江回忆起儿时的生活仍然带着一点幸福的感动:“到了过年的时候,其他家的孩子又有新衣服又有新玩具,而我什么都没有,后来养母为了让我高兴,她就把结婚时穿的小棉袄从锁着的箱底拿出来改了给我穿,我长大一点就放开一点。”
养父也为徐明的健康倾注了心血,在她刚被收养时,患眼病几近失明,养父背着她到处求治,终于使她的眼睛复明。徐明渐渐长大,养父母还费尽千辛万苦,供她上完牡丹江师范学院,而徐明也如愿成為了一名教师。先被分配到了山沟里的一个小学,一呆就是10年。在那里,她和一个在伐木场开拖拉机的工人结婚。中日建交以后,徐明回到了牡丹江城里的林业学校工作。
回国寻亲 不料一波三折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政府决定从1981年开始,分期分批地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而徐明也开始积极为寻找自己的亲人而努力,并多次给公安局和日本大使馆写信寻求帮助。
时间到了1980年的一天,徐明的寻亲之路有了意外的转机,她意外地接到了牡丹江市公安局的电话,让她下班后去见一个日本访华团。不会日语的她是用手语和日本人交流的,还把自己的情况用中文写成信交给一个随团的记者。记者回国后报道了她的故事,一位寻找遗弃在牡丹江的女儿的日本老人看到报道后写信和她联系,在经过10多次通信并确定血型符合条件后,这名家在北海道的老人认定徐明就是她的女儿。
徐明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激动:“终于找到家了,从小困扰我的身世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我特别兴奋。”
可是这时养母却舍不得她走:“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回日本了,我们怎么活啊?”而养父却劝养母放下不舍:“这孩子背井离乡几十年,能不想家吗?她的亲爹亲娘也想她啊。你死拦着,能对得起孩子?”
1981年7月24日,徐明踏上回日本寻亲之路,同行的还有徐明的3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6岁。
徐明回到日本后,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3个月后,DNA鉴定结果出来了,徐明并不是那位日本老人的女儿,变脸的老人开始撵她出门,但倔强的徐明却不想因此回中国。
签证到期的压力让徐明备受煎熬,后来,徐明找到了领事馆,在领事馆和其他华人的帮助下,徐明和3个孩子来到了东京,最终免于流落街头。东京的报社把徐明的遭遇报道了出来,“徐明事件”迅速成为了当时轰动日本的热点新闻,甚至还有热心人组织了“徐明支援会”。
偶遇亲姐 终于找到家人
樱花共同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帮助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在找了多个机构证明其是日本人后,法院经过5个月的裁判,最终在她还没有找到亲人的情况下,承认她是日本的残留孤儿。最终,徐明在1987年2月3日正式得到了日本国籍,成为第一个得到国籍的残留孤儿。
随后,她给自己取了今村明子的日本名字,“今村”是一个曾经帮助过她的日本人的姓,而“明”则是为了纪念在中国的难忘岁月。
虽然费尽辛苦取得了国籍,但在日本生存下去却是今村明子所面临的又一个难题。由于不会日语,难以融入日本社会,又在日本举目无亲,还有3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她的求生之路充满了艰辛。
后来,她找到了帮她办国籍的律师,好心的律师把她介绍到律所试用。在这期间,她任劳任怨的付出感动了所有人,并最终在1989年成为正式员工,法律事务所还把为其他日本遗孤办国籍的业务交给了她。
学会了日语,找到了工作,但人海茫茫,失散数十年的家人何从找起?爸爸、妈妈又在哪里?生活稳定后,今村明子一直没有忘记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但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1994年的一个星期天,她在给一批归国遗孤做完入籍演讲后到一家咖啡馆休息,一个日本老太太和她聊起了天,老太太说起自己有个妹妹也留在了中国,同样也在牡丹江。说着说着,她发现自己和老太太妹妹的相似点越来越多。最后,老太太让她把当时她家的地图画出来,她就画了牡丹江车站、难民收养所和当时的一些主要道路,当画到最初收养的李家时,老太太站起来说,你就是我的妹妹。
最后,今村明子和老太太进行了DNA化验,结果证明了她们就是亲生姐妹。1996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之后,52岁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池田家的户口本上,这个最小的妹妹的户口还一直保留着,池田澄江的名字也是父母在50多年前早就已经取好,只不过注明已经死亡。
今村明子的名字变回了“池田澄江”。
赴华谢恩 代表2000名遗孤
2009年11月8日,池田澄江作为团长的“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我们是在战争中和亲人离别的战争遗孤,是善良的中国人把我们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池田澄江说,“虽然回到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中国的亲人朋友,更想念中国的养父母。日本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是养育我们的故乡。这次我们回到中国,就是为感谢这份恩情。”
11日,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这群特殊的日本人。在会面过程中,访华团成员动情地唱起了一首歌:
“说句心里话,我有两个家,一个家在东瀛,一个家在中华……虽然回到祖国,更想中国的家,没有中国的养父母,谁能把我收养,把我养育大……”一首改编的《说句心里话》,唱得在场人员热泪盈眶,也唱出了包括池田澄江在内的2000多名已经在日本定居的遗孤们的心声。
摘自《钱江晚报》2009.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