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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把城管比作“猫”，把无照商贩比作“鼠”，城管执法则被喻为“猫鼠大战”“猫鼠游击”。可如今，“猫鼠大战”竟然演变成了一起血案，这使得本来就颇具争议的城管制度，再次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
2006年8月11日下午4时50分，随着无照商贩崔英杰将尖刀刺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颈，一起早已司空见惯的城管与商贩的查抄与反查抄的闹剧，却酿成了一起血案。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李志强之死被媒体广泛报道后，舆论在对其殉职表示哀悼的同时，也郑重反思了历时10年争议重重的城管制度。
他们都是善良的人
崔英杰，1983年7月15日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他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常以帮小煤窑挖煤贴补家用，患有高血压的父亲则常在农闲时给人做短工，其收入也极其可怜。
长大后的崔英杰选择了当兵，经过层层选拔，他来到了济南军区某电子干扰部队服役，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并获嘉奖一次。两年后崔英杰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后才发现，家乡变化很大，大家都盖起了新房子，惟独他家依然住着那间破旧不堪的老房子。
崔英杰决定外出打工，并于2006年4月，到北京中关村的一家餐饮娱乐城当保安。可直至2006年8月，单位仅发了两次薪水，总共大概1800元。拿到手的工资只够崔英杰还债，此外还得付房租和支付其他费用。
崔英杰当保安的上班时间是午夜2点到早上10点，下班后大家都去睡觉。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就另找了一个送外卖的活。后来，他又发现一些蹬着三轮车卖烤肠和煎饼饣果子的小摊，生意非常火爆，所以他就打起了卖烤肠的主意。很快，崔英杰买来一辆三轮车，又买来炉子，烤肠摊就支起来了。
虽然每天只睡两个多小时，但崔英杰还是非常知足，因为这样就有了不错的收入。不过，崔英杰这属于无照经营，他根本没钱去办理好所有手续再卖烤肠。崔英杰的烤肠摊从2006年7月开始支起，先后曾被城管抄了3次。第一次他跑得快，没损失什么。第二次在他正发呆的时候，城管查抄了他的摊，结果手机、钱包都放在三轮车上一起丢了。那时候的崔英杰几乎一无所有。
那次查抄对崔英杰打击很大，被抄摊那天，房东又催交房租，崔英杰只好四处借债，以至于连续两天都没到单位上班。但是，仅仅过了两天，崔英杰又开始重操旧业了，因为父亲从老家来电话说，他要来北京看看儿子的生意。崔英杰只好再次向同事们借了1000元钱，花500多元钱买了车，又买了炉子和香肠，准备着父亲的到来。2006年8月10日下午，父亲从河北阜平老家来到北京，还带来一个亲戚家的女孩来找崔英杰，让他安排工作。
为了让父亲高兴，崔英杰把自己在北京遭遇的委屈统统掩饰起来。安顿好父亲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8月11日下午4点多，崔英杰带着小亲戚来到中关村科贸大厦楼前，准时出摊。正是这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日子，崔英杰遇到了李志强，他们两人的青春也在那个黄昏蒙上了血色。
李志强的年龄也在那天被永远定格在36岁上。李志强是个宽容、随和的人，性格内向，很少吵架，读书的时候不吵，执法的时候也没有吵过。李志强刚刚当城管的时候，连邻居们都不理解这么文静的人怎么能去当城管。
2006年8月6日，李志强的父母到北戴河，当天他们在北京见了儿子最后一面。8月10日父母回京时，李志强连打了4个电话准备去接站，但父亲都没有接，因为他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回京的具体时间，不想耽误儿子的工作。但不想就此生死永别，白发人送黑发人。提起儿子的殉职，李志强的父亲忍不住痛哭，李志强出事的那个时间，本来刚好到车站接父母的。
那时正是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
他们却以死相拼
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是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和小贩崔英杰相遇的时间。这个时候，崔英杰正在科贸大厦门前卖烤肠，城管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其中就有3个月前刚刚调任海淀分队担任副队长的李志强。
十几名城管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封堵了他的去路。崔英杰一手紧紧拽住三轮车，一手舞动着紧握的小刀，并苦苦向城管人员哀求：“把车给我留下吧，这是我刚刚借钱买的啊，其他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但是，这种司空见惯的哀求没有打动城管人员，他们提醒崔英杰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但是，崔英杰并没有放下右手中的刀，而是紧紧拽住三轮车再三哀求：“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吧！”最终，崔英杰的哀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城管还是收缴了他的三轮车。这时，崔英杰放弃了努力，退回到了巷子中。
当城管队员协助李志强把三轮车抬到城管卡车那一刹，崔英杰心痛了，那是他刚刚花500多元钱买来的新车。崔英杰从人群中再次冲了出来，反手握着那把切烤肠的刀，走向李志强。崔英杰曾亲眼看到有些商贩经过苦苦哀求要回自己三轮车的，他非常心痛自己的新车，他想最后再试一试，抱着这个想法，崔英杰就又冲了上去。
就在崔英杰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李志强的手和和崔英杰的手碰了一下，崔英杰以为李志强要抓他，接受过良好军事格斗训练的崔英杰，本能地将尖刀朝李志强挥去。还没等李志强反应过来，崔英杰就已经把刀子扎在他的锁骨与咽喉之间。城管队员迅速将李志强送往海淀医院，但是，李志强的气管、颈动脉均被割断，最终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出事后，慌乱之中崔英杰扔下手中的刀逃离了现场，并在朋友的安排下逃到了天津。到达天津之后，崔英杰曾经发短信给朋友询问李志强的伤势状况，但他并没得到确切的消息。8月12日早上5点30分，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崔英杰在天津塘沽区被警方抓获。
他们的青春都不该染血
李志强殉职后，为表彰李志强严格执法、不畏凶险、英勇献身的精神，北京市政府第127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批准李志强同志为革命烈士。
而在法院判决之前，对于崔英杰一案大致有两种声音：一是崔英杰该杀，二是崔英杰不该杀。“我没有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是想用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我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承担责任。”听了崔英杰在法庭上的这段忏悔，不禁令人有些心酸。
其实，无论是李志强，还是崔英杰，他们的青春都不该染血。
2006年12月12日，“小贩杀城管”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检方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与崔英杰同时站在法庭上的，还有以窝藏罪被起诉、在他逃亡中提供帮助的4位朋友。
但辩方反对这一指控。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认为，崔英杰的行为仅属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粗通法律的人都知道，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对崔英杰而言，两者最直接的区别就是生与死。
庭审中，检方当庭播放了事发现场的录像资料，这被认为是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和李劲松认为崔英杰故意杀人不成立。他们表示，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可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他只是在挽救自己三轮车的同时，担心自己人身可能受到限制，急于脱身才随手一挥刀。还有，崔英杰逃到天津后，曾向朋友发短信询问李志强的伤情，这也足以证明崔英杰确实没有预见到李志强死亡的后果，对李的死亡结果没有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李志强的妻子旁听了当天的庭审，当录像显示李志强倒在血泊中时，她哭倒在家人的怀里。李志强去世后，留下了7岁的女儿，考虑到崔英杰的实际情况，她放弃了附带民事赔偿。
在辩护过程中，崔英杰的律师夏霖当庭为崔英杰发表了声情并茂的辩护。他在法庭上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崔英杰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判决后的律师会见时，崔英杰对辩护律师表示，他有求死之心，他接受不了成为杀人犯的心理落差，因为将来待在监狱里会“给家人丢脸，是家里的负担”。但律师劝崔英杰服从判决，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判决。最后，崔英杰委托会见律师带给父母两句话：“第一，让我大哥不要在北京干了，赶快回家；第二，妈妈岁数这么大了，以后不要再去挖煤了。”
他们让压制性城管制度的矛盾暴露无遗
崔英杰杀死李志强，这本来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却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与城管执法合法性、合理性的博弈中，具有标本意义的事件。此案引起了众多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
常有人把城管比作“猫”，把无照商贩比作“鼠”，城管执法则被喻为“猫鼠大战”、“猫鼠游击”。可如今，“猫鼠大战”竟然演变成了一起血案，这使得本来就颇具争议的城管制度，再次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李志强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值得我们尊敬。崔英杰杀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可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虽以最极端的面目出现，却绝非偶然，它使得压制性城管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暴露无遗。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存在，或者无限加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城市的每个街头，都可能会再出现崔英杰。
据了解，在李志强被杀之后，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甚至划出专门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市对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不少。
2006年8月11日下午4时50分，随着无照商贩崔英杰将尖刀刺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颈，一起早已司空见惯的城管与商贩的查抄与反查抄的闹剧，却酿成了一起血案。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李志强之死被媒体广泛报道后，舆论在对其殉职表示哀悼的同时，也郑重反思了历时10年争议重重的城管制度。
他们都是善良的人
崔英杰，1983年7月15日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他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常以帮小煤窑挖煤贴补家用，患有高血压的父亲则常在农闲时给人做短工，其收入也极其可怜。
长大后的崔英杰选择了当兵，经过层层选拔，他来到了济南军区某电子干扰部队服役，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并获嘉奖一次。两年后崔英杰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后才发现，家乡变化很大，大家都盖起了新房子，惟独他家依然住着那间破旧不堪的老房子。
崔英杰决定外出打工，并于2006年4月，到北京中关村的一家餐饮娱乐城当保安。可直至2006年8月，单位仅发了两次薪水，总共大概1800元。拿到手的工资只够崔英杰还债，此外还得付房租和支付其他费用。
崔英杰当保安的上班时间是午夜2点到早上10点，下班后大家都去睡觉。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就另找了一个送外卖的活。后来，他又发现一些蹬着三轮车卖烤肠和煎饼饣果子的小摊，生意非常火爆，所以他就打起了卖烤肠的主意。很快，崔英杰买来一辆三轮车，又买来炉子，烤肠摊就支起来了。
虽然每天只睡两个多小时，但崔英杰还是非常知足，因为这样就有了不错的收入。不过，崔英杰这属于无照经营，他根本没钱去办理好所有手续再卖烤肠。崔英杰的烤肠摊从2006年7月开始支起，先后曾被城管抄了3次。第一次他跑得快，没损失什么。第二次在他正发呆的时候，城管查抄了他的摊，结果手机、钱包都放在三轮车上一起丢了。那时候的崔英杰几乎一无所有。
那次查抄对崔英杰打击很大，被抄摊那天，房东又催交房租，崔英杰只好四处借债，以至于连续两天都没到单位上班。但是，仅仅过了两天，崔英杰又开始重操旧业了，因为父亲从老家来电话说，他要来北京看看儿子的生意。崔英杰只好再次向同事们借了1000元钱，花500多元钱买了车，又买了炉子和香肠，准备着父亲的到来。2006年8月10日下午，父亲从河北阜平老家来到北京，还带来一个亲戚家的女孩来找崔英杰，让他安排工作。
为了让父亲高兴，崔英杰把自己在北京遭遇的委屈统统掩饰起来。安顿好父亲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8月11日下午4点多，崔英杰带着小亲戚来到中关村科贸大厦楼前，准时出摊。正是这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日子，崔英杰遇到了李志强，他们两人的青春也在那个黄昏蒙上了血色。
李志强的年龄也在那天被永远定格在36岁上。李志强是个宽容、随和的人，性格内向，很少吵架，读书的时候不吵，执法的时候也没有吵过。李志强刚刚当城管的时候，连邻居们都不理解这么文静的人怎么能去当城管。
2006年8月6日，李志强的父母到北戴河，当天他们在北京见了儿子最后一面。8月10日父母回京时，李志强连打了4个电话准备去接站，但父亲都没有接，因为他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回京的具体时间，不想耽误儿子的工作。但不想就此生死永别，白发人送黑发人。提起儿子的殉职，李志强的父亲忍不住痛哭，李志强出事的那个时间，本来刚好到车站接父母的。
那时正是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
他们却以死相拼
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是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和小贩崔英杰相遇的时间。这个时候，崔英杰正在科贸大厦门前卖烤肠，城管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其中就有3个月前刚刚调任海淀分队担任副队长的李志强。
十几名城管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封堵了他的去路。崔英杰一手紧紧拽住三轮车，一手舞动着紧握的小刀，并苦苦向城管人员哀求：“把车给我留下吧，这是我刚刚借钱买的啊，其他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但是，这种司空见惯的哀求没有打动城管人员，他们提醒崔英杰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但是，崔英杰并没有放下右手中的刀，而是紧紧拽住三轮车再三哀求：“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吧！”最终，崔英杰的哀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城管还是收缴了他的三轮车。这时，崔英杰放弃了努力，退回到了巷子中。
当城管队员协助李志强把三轮车抬到城管卡车那一刹，崔英杰心痛了，那是他刚刚花500多元钱买来的新车。崔英杰从人群中再次冲了出来，反手握着那把切烤肠的刀，走向李志强。崔英杰曾亲眼看到有些商贩经过苦苦哀求要回自己三轮车的，他非常心痛自己的新车，他想最后再试一试，抱着这个想法，崔英杰就又冲了上去。
就在崔英杰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李志强的手和和崔英杰的手碰了一下，崔英杰以为李志强要抓他，接受过良好军事格斗训练的崔英杰，本能地将尖刀朝李志强挥去。还没等李志强反应过来，崔英杰就已经把刀子扎在他的锁骨与咽喉之间。城管队员迅速将李志强送往海淀医院，但是，李志强的气管、颈动脉均被割断，最终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出事后，慌乱之中崔英杰扔下手中的刀逃离了现场，并在朋友的安排下逃到了天津。到达天津之后，崔英杰曾经发短信给朋友询问李志强的伤势状况，但他并没得到确切的消息。8月12日早上5点30分，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崔英杰在天津塘沽区被警方抓获。
他们的青春都不该染血
李志强殉职后，为表彰李志强严格执法、不畏凶险、英勇献身的精神，北京市政府第127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批准李志强同志为革命烈士。
而在法院判决之前，对于崔英杰一案大致有两种声音：一是崔英杰该杀，二是崔英杰不该杀。“我没有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是想用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我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承担责任。”听了崔英杰在法庭上的这段忏悔，不禁令人有些心酸。
其实，无论是李志强，还是崔英杰，他们的青春都不该染血。
2006年12月12日，“小贩杀城管”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检方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与崔英杰同时站在法庭上的，还有以窝藏罪被起诉、在他逃亡中提供帮助的4位朋友。
但辩方反对这一指控。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认为，崔英杰的行为仅属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粗通法律的人都知道，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对崔英杰而言，两者最直接的区别就是生与死。
庭审中，检方当庭播放了事发现场的录像资料，这被认为是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和李劲松认为崔英杰故意杀人不成立。他们表示，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可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他只是在挽救自己三轮车的同时，担心自己人身可能受到限制，急于脱身才随手一挥刀。还有，崔英杰逃到天津后，曾向朋友发短信询问李志强的伤情，这也足以证明崔英杰确实没有预见到李志强死亡的后果，对李的死亡结果没有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李志强的妻子旁听了当天的庭审，当录像显示李志强倒在血泊中时，她哭倒在家人的怀里。李志强去世后，留下了7岁的女儿，考虑到崔英杰的实际情况，她放弃了附带民事赔偿。
在辩护过程中，崔英杰的律师夏霖当庭为崔英杰发表了声情并茂的辩护。他在法庭上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崔英杰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判决后的律师会见时，崔英杰对辩护律师表示，他有求死之心，他接受不了成为杀人犯的心理落差，因为将来待在监狱里会“给家人丢脸，是家里的负担”。但律师劝崔英杰服从判决，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判决。最后，崔英杰委托会见律师带给父母两句话：“第一，让我大哥不要在北京干了，赶快回家；第二，妈妈岁数这么大了，以后不要再去挖煤了。”
他们让压制性城管制度的矛盾暴露无遗
崔英杰杀死李志强，这本来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却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与城管执法合法性、合理性的博弈中，具有标本意义的事件。此案引起了众多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
常有人把城管比作“猫”，把无照商贩比作“鼠”，城管执法则被喻为“猫鼠大战”、“猫鼠游击”。可如今，“猫鼠大战”竟然演变成了一起血案，这使得本来就颇具争议的城管制度，再次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李志强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值得我们尊敬。崔英杰杀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可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虽以最极端的面目出现，却绝非偶然，它使得压制性城管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暴露无遗。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存在，或者无限加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城市的每个街头，都可能会再出现崔英杰。
据了解，在李志强被杀之后，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甚至划出专门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市对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