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勿略远东传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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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浪潮波澜壮阔,宗教改革的声势惊天动地、弥漫全欧,伟大的地理发现又把人们视线推向全球,激发人们掀起海外扩张活动的狂热。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是一个动乱、变革与进取的时代。各种势力都在组合力量,为其本集团的利益而拼搏。在这种形势下,耶稣会於1534年圣母升天节那天,在巴黎蒙特马特圣母教堂里宣告成立。该会领头人和终身会长是依纳爵·罗耀拉,西班牙巴斯克人,他本是一个放荡不羁、爱务虚荣的贵族士兵,平时在赌博、玩女人和決斗方面放任无度。后来在一次战爭中负伤,躺在医院病床上阅读了《耶稣传》和《圣徒列传》。耶稣受难和殉教者的痛苦形象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於是他突发奇想,要将自已的全部热情和精力投身於“传教”和“卫道”当中去。他聚集了若干名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成立了一个修会组织,取名耶稣会。1540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了耶稣会的会规。从此,耶稣会便保证无条件地服从教皇,听从教皇的调遣,成为教皇亲自支配的私人部队。须知这个时候,天主教保守势力正在受到巨大的冲击,各国经过宗教改革之后,纷纷成立基督新教派。耶稣会的成立和表示效忠於教皇,在这场宗教革命与反动的斗爭中,公开站在宗教保守势力一边,向宗教改革派进行反扑,罗耀拉这一宗教投机活动,非常符合教皇和天主教保守势力的利益。因此耶稣会从一开始就受到教皇的重视,给予它享有巨大的独立性和特权。
   当时耶稣会以依纳爵·罗耀拉为终身会长,常驻罗马,整个耶稣会便在他一人的控制和指挥之下。此外,还有一名训诫官,一名检察官和数名助手也常驻罗马,协助罗耀拉管理修会的日常事务。在总会之下设5个分会,即: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美洲。这5个分会又分成若干省分会,集中管理修会的各类机构。耶稣会在天主教内部自成体系,其成员不受各地主教的管理而独立进行各种传教活动,直接向总部和教皇请示报告。
   为了使耶稣会士像自已那样死心塌地效忠教皇,成为狂热的教皇专制主义的卫道士,罗耀拉想出了一套耶稣会士的精神修炼法,他编写了一本名叫《神操》的书,要求每个会众在灵魂导师的引导下进行修炼。其目的是“将一种精神的力量渗入到他身上,使之以后很难摆脱。这种力量比任何原则和任何动人的学说都更有抵抗力。”迫使人盲目服从,接受驱使,奋不顾身去行动。罗耀拉要求耶稣会士不问是非黑白,他在写给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信中说:“如果修会认为白的是黑的,那么,我们便必须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总之,要求整个身心都服从於会长,任何怀疑和顾虑都被看成是罪孽。
   耶稣会的目标是效忠教皇,保卫天主教,让全世界都服从罗马教廷。为此目的,它刚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到全世界去传教,征服世界各地異教徒的心灵,使他们皈依天主。於是在得到教皇的支持后,耶稣会派出了他们狂热的圣徒沙勿略,沿著葡萄牙人开辟的东方新航路的轨迹,开始其向东方传教的活动。
   沙勿略1506年4月7日出生於西班牙纳瓦拉王国沙勿略堡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家乡度过了少年时代之后,1525年来到法国巴黎求学,进入巴黎大学最著名的巴尔巴拉学院攻读哲学。又在蒙太古学院学习人文科学。此时沙勿略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学者。1530年获得学士学位。1533年开始在巴黎毕蒂维斯学院任教,讲授亚里斯多德哲学。在巴尔巴拉学院将要毕业之时,沙勿略结识了罗耀拉,后者於1529年进入学院求学,沙勿略与这个比他大15岁的朋友同居一室,交往密切,罗耀拉向他灌输的“传教”和“卫道”理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就在他担任教师一年之后,罗耀拉又找上这位小兄弟,以及其它友人一起成立耶稣会。从此沙勿略改变了人生轨迹,成为一名狂热的天主教传教使徒,终其一生,要为耶稣基督献身。沙勿略加入耶稣会后,担任会长罗耀拉的秘书。
   耶稣会成立后,1537年间沙勿略与罗耀拉等人从巴黎前往意大利,多次觐见教皇保椂三世,表示效忠,並请求前往全世界传播福音。恰好葡萄牙自从开辟东方新航路以后,在东方夺取了一些殖民地,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为使其殖民地人民更驯服接受统治,急需传教士前来协助改变土著居民的灵魂,使之改宗天主教。耶稣会士这一请求与葡萄牙国王的愿望不谋而合,而沙勿略立即成为东方传教的首选之人。
   1541年4月7日,沙勿略35岁生日这一天,随同葡萄牙新任印度果阿总督卡斯珀尔·索萨乘坐圣迪戈号旗舰,从里斯本特茹河启航前往遥远的东方印度。8月底,船队抵达非洲东部莫桑比克一个港口。这里向来是葡萄牙远东船队的中转站。通常要休整半年左右,治疗病人、补充淡水给养,等待下一年季候风的到来。1542年2月末,船队重新启航,跨越印度洋,於5月抵达印度果阿。
   沙勿略身为教皇使节的尊贵身份,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並被安排豪宅居住。但沙勿略在拜会当地主教之后,立即深入到当地人民中间去,通过访贫问苦、治病施药、周济穷人等等传教士惯用的小恩小惠手段,开展传教活动,取得一些成功。当然,沙勿略深知单凭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做,是永远不可能完成天主教庞大的普世传教任务的。因此他花费许多时间去编写传教小册子《小公教要理书》,书中包括十诫、使徒信经和基本祈祷辞等内容。並设立圣信学院,招收了300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少年儿童,培养他们成为开展本地传教事业的人才。沙勿略不愧是一个出色的宗教宣传家,他在东方到处奔波劳碌,不辞艰险,不怕困难,深入最广大的人群中去传播天主福音。他的艰苦努力做出了巨大成绩,在一片荒僻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个教区。
   沙勿略的东方传教活动,又是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他所到之处,除传教之外,还附带有调查风俗民情,收集当地政治经济情报的使命,並定期向教皇和葡萄牙国王报告。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宗教与殖民扩张活动,以及同爭夺海洋霸权的密切关係。沙勿略的传教成绩也往往得益於葡萄牙人政治上的支持。例如1544年2月,沙勿略在果阿以外一处名为渔夫海岸的地方,以一个月时间,成功地给当地将近10000名土著施洗。之所以有此成绩,是因为当地一个王公与葡萄牙总督订立了盟约,促使人民踊跃入教,皈依天主。渔夫海岸从此成为基督徒最多、教会影响最为广泛的地区之一。
   1545年至1549年间,沙勿略从果阿乘船出海,穿越孟加拉国湾,进入马六甲海峡,前往摩鹿加群岛的特尔那特、安汶、西里百、茅利加和马六甲地区传播福音。在他的努力下,许多穆斯林和当地居民皈依了天主教。不过沙勿略的传教除了积极宣传基督教义之外,还多次参加过殖民扩张的军事行动,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狂热的殖民分子。他在宣传教义遭受挫折之后,曾号召葡国军队打著圣战旗号,攻打难以归化的茅利加岛,佔领该岛后,终於使传教大获成功。不仅如此,沙勿略还在这里直接参与了葡萄牙人的军事殖民扩张活动。1547年,马六甲总督同沙勿略商讨与亚齐作战问题。沙勿略认为亚齐国的強大是对马六甲的威胁,站在葡萄牙王国和天主教会立场,为了巩固对马六甲的殖民佔领,力主出兵征战亚齐。在沙勿略号召下,马六甲葡人出动战舰向亚齐进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解除了亚齐对马六甲殖民地的威胁。这次战爭被称为“亚齐奇迹”,它充分展现了沙勿略殖民主义急先锋的面目。据平托:《远遊记》一书记载,葡萄牙佔领马六甲后,与亚齐矛盾尖锐,爭战不断。1547年10月间,亚齐起兵报复,5000士兵、70艘兵船杀奔马六甲港口,一度猛攻马六甲城。一贯从事海盗活动的葡萄牙人措手不及,惶惶不安。城防司令也不知所措。这时沙勿略从山顶圣母堂来到城防司令部,鼓励这里的葡萄牙人修复破船,组织一支舰队进行反击。他並且自告奋勇的说:“如果事情仅在於修复小帆桨战船,我愿为上帝及我主的荣誉承担这一任务。如有必要的话,我会随时同这些基督的信徒,我的兄弟们,去同十字架的敌人作战。”其后沙勿略亲自指挥修船的事务,很快修复船只,组成舰队,然后他又到士兵中去布道,“列举种种理由,要众人为贤良的上帝献出生命。”但是当这七条小船组成的舰队次日准备启航时,士兵中出现混乱,有人公开拒绝出征,认为沙勿略的那一套宣传鼓动,“纯属魔鬼冒犯上帝的诡说,是要把那弱小的舰队拱手送给亚齐人。可以肯定,如果出征的话,无一人可以生还,因为我们仅有7艘小帆桨战船,而敌方有60艘;我方仅有180人,而敌军达5000人。”沙勿略为了稳住军心,又深入士兵中去进行宣传鼓动,说服每个士兵去进行侵略战爭。同时又顺利地说服过路的葡萄牙商船加入征战。最后终於打了一次大胜仗,打死几千名亚齐士兵,夺取了46条大船,满载而归。
   1547年12月7日,沙勿略在马六甲结识日本武士弥次郎。此人能说流利葡语,因身负杀人罪案,随同葡国商船逃亡海外。沙勿略将他收入门下,送往果阿神学院培训,使之成为一名基督徒,並担任日本传教的向导和助手。1549年沙勿略离开果阿前往日本传教,先后在九州岛鹿儿岛、平户、山口等地活动。还在1551年访问了京都。但传教收效甚微,前来听传播福音的日本民众指手画脚,並不听信神父的话。“见到外国人,大人们逗乐般地瞧著,而孩子们则吵吵嚷嚷地尾随其后。”沙勿略经过调查后发现,日本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喜爱模仿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他们往往询问传教士,中国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他同日本佛教僧侣辩论时,有僧人告诉他:“日本久附中国,其教亦自中国传来。中国未曾信奉(天主教),日本不可擅更。”“他们说他们宣传的教规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六百年来一直将其视为金科玉律。只有当他们知道神父以同样的理由说服了中国人,他们才口服心服,承认他们的教义是真正的教义,听他布道。”在这种情況下,沙勿略深深感到对中国开展传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只要中国人感受基督福音,皈依天主教,日本人自然就会仿效中国人,纷纷拜倒在基督门下。於是,1551年11月间,他留下两名神父在日本守候,便匆匆乘坐葡人商船返回印度,筹划来中国传教事宜。途中曾抵达中国广东珠江口外的上川岛,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用中文翻译了一部教理书,做了到中国传教的初步准备。並且同一些人士商讨前往中国传教问题。有人建议沙勿略跟随一个使团前往中国,切忌单枪匹马私自入境。沙勿略对此建议表示认同,返回印度后,说服总督派遣迪奥戈·佩雷拉为特使,沙勿略作为使团随员,一同前往中国。但是使团途径马六甲时,由於当地总督向佩雷拉借钱未遂,便寻找借口坚決不准佩雷拉前往中国。沙勿略只得带领几名助手,以及一名中国教徒离开马六甲。临走前他狠狠地说,总督阻挠使团去中国传教这笔账总是要算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很快他就就会受到惩罚,他的名誉、财产、及生命都会有麻烦。”1552年8月底,沙勿略到达葡人在广东的走私基地上川岛。他们在岛上的山坡搭建茅屋临时居住,几度请求走私商人带领他们进入广州,答应给商人200两银子,但没有人敢冒风险。后来总算有一个名叫切波切卡(Chepocheca)的中国商人表示愿意在返回时顺便把他带到广州,但要求他必须蒙上眼睛,让他不知道是谁带他到那里的,万一被中国官员抓到刑讯,也无法取得口供。不过这个商人终究觉得风险太大,害怕事情败露受到重罚,没有履行承诺。沙勿略极度失望之余,又不幸染上热病。於1552年12月3日在上川岛去世。
   因此,沙勿略的中国传教活动,在没有正式开始之时便失败了。儘管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仍然对中国传教有一定影响。沙勿略曾对来华传教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並且根据从多方面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认为对中国人传教,绝不能照搬在印度或亚洲其它地方那样的做法:宣讲教理、显露圣迹、使用其它政治和军事手段等等均不可行。他在许多书信和报告中,曾经阐述过对中国及其文化的一些认识,並提出要结合中国实际情況,协调中国文化进行传教的策略。但是沙勿略来不及实践,就过早地离开人世。其后范礼安、利玛窦等人的联儒、合儒、学术传教策略,就是秉承沙勿略中国传教的思路,並加以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
   圣沙勿略墓碑铭文(1639年立)沙勿略死后被封为圣人。整个耶稣会圣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会长罗耀拉,另一个便是沙勿略。可见他在耶稣会的崇高地位。此后天主教会通过大量的著作和绘画,极力赞美和颂扬沙勿略,大肆美化和神化这个圣人。编造出许多圣人显露圣迹的传说。沙勿略一生投身东方开教,作出了傑出的贡献。但他之所以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主要是依靠自身狂热的使命感,不知疲倦的辛勤工作,並且借助葡萄牙殖民者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得来的。他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自已有什么特異功能。在他活著的时候,教会赞扬他的工作能力和贡献时,也从来没有传说他有什么奇妙的圣迹。正如贝特朗·吕塞尔勋爵在其名著:《科学与宗教》一书中所说:“沙勿略与他的同伴写了大量长信,至今仍保存完好。他们在信中汇报自已的工作。但是,他生前丝毫未谈及他掌握过什么神奇妙术。耶稣会士约瑟夫·阿克斯塔曾在秘鲁被野兽弄得狼狈不堪,曾十分明确地说,这些传教士们在改宗異教徒的努力中没有得到什么神力相助。可是,在沙勿略死后不久,诸如他会神奇妙术的说法便不胫而走。”有人传说,有一次,圣徒在前往塞拉岛传教途中,在海上遇到风暴,他抛下随身携带的十字架,惊涛骇浪顿时平息。而到达目的地时,更有一隻螃蟹将沙勿略抛下大海的十字架送还给他。另有一次,在漫长的航海途中,水手们口渴难忍,将双脚浸入海中,苦涩的海水顿时变为可以饮用的淡水,从而拯救了濒临死亡的水手。还有人说,沙勿略有使人起死回生的妙术,他一生曾使14个人复活。
   甚至在中国上川岛,也有沙勿略的故事。据说上川岛曾经有老虎出没其间,伤害百姓。沙勿略来到之后,就勇敢地承担了驱除老虎的责任。当时老虎活动十分猖狂,“一天晚上,这个上帝的仆人外出遇到了老虎群,当它们走近他的时候,他朝它们泼出了圣水,命令它们回去,以后不要再来。命令完全生效,整群老虎迅速撤走了,从那时以后,该岛上再也见不到老虎。”
   人们胡编乱造出这些神话,目的是把沙勿略打造成基督教的神,以便愚弄群众。这种做法,同东方人的造神颇有異曲同工之妙。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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