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要重视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是人类社会一项系统的探究活动，包含着研究者、问题、方法、经费，研究成果的评价、应用，以及教育研究政策与制度等。其中，研究方法体现了研究者的素养，直接影响研究问题的解决，对研究经费的使用效能也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研究成果的质量水平。因而，研究方法是教育研究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对教育研究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影响。
　　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从西方近现代科学发展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以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为基础的。近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康德形而上学思维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突破。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规范和创新。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经验逻辑分析方法、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方法、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原则、库恩历史主义的“范式革命”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現代科学发展史，同时也是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史。
　　科学研究如此，教育研究也同样如此。要提高教育研究水平，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研究方法。甚至可以说，教育研究方法变革，是促进教育理论变革的重要突破口。
　　教育研究方法面临的现实困境
　　随着现代科学、哲学以及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研究已经形成了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日本学者认为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四种：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实验研究、历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王坤庆认为，在教育研究中处于恒定地位的主要有三种研究方法：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辩证法作为教育研究总的方法论，从其他学科借鉴了许多具体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从国外学习借鉴了一大批新的教育研究方法，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
　　然而，当前研究方法仍然是教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面临诸多困境。其具体表现：
　　方法与研究两张皮。部分教育研究者在课题申报过程中也会填报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但在研究展开过程中就把研究方法摆在一边了，多数把研究等同于工作，把论文或研究报告等同于工作总结。
　　以教条化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教育研究总的方法论，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然而，不少教育研究者以为只要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引用几段话或摘录只言片语，就等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方法应用不规范。有些教育研究者也重视研究方法应用，但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没有掌握要点和关键，应用不规范。比如问卷调查是常用的研究方法，但很多教育研究者对问卷设计、问卷样本抽取、问卷数据统计分析缺乏应有规范，导致调查结果不准确。
　　理论、方法及事实的脱节。有些教育研究者迷恋于以西方理论分析我国的教育实践，迷恋于构建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型，迷恋于从数学模型推导出一系列的研究结果，似乎只要有理论指导、模型支持，就一定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对理论是否适用、模型是否合理却不太在意。
　　唯实证主义倾向。不少教育研究者崇拜数据或证据，似乎只要有数据或证据，就“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唯有数据才能发声，似乎不用数据说话就不是教育研究。
　　这些研究方法的困境，限制了研究者创新精神的发挥，降低了教育研究质量，阻碍了教育实践的发展。这亟须我们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改进。
　　强化教育研究方法的任务与路径
　　教育研究方法是适应教育实践需要而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化时代走向智能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中国教育也快速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适应未来社会和我国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当前亟须大力加强教育研究方法建设，提升教育研究和创新能力。
　　加强理论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其核心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证思维方法和实践论思想。更具体地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求教育研究者坚持人民的立场，也就是要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教育实践之中，研究人民群众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真问题，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求教育研究者高度重视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不断提升教育研究者的哲学素养。人类教育发展史表明，教育家往往是哲学家，教育家往往是在其独特的哲学方法论指导下理解和研究教育的。孔子、朱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夸美纽斯、洛克、卢梭、康德、斯宾塞、杜威等等，莫不如此。这也表明，哲学方法论是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教育研究起基本定向作用。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开展教育研究的根本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求教育研究者要始终坚持，并敢于且善于开展批判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在对历史及当时各种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与创新中形成的。可以说，在继承中批判，在批判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活力所在。
　　深化科学研究，大力加强实证研究。就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而言，20世纪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科学主义和实验主义。近年来兴起的混合法，也是奠基在数据基础之上的。与美国教育研究重实证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教育研究，更多是基于经验的定性研究，实量的实证研究一直比较缺乏。
　　有学者对1997—2006年《高等教育研究》刊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理论思辨的平均比例达到76.5%，而使用调查研究等实证方法的不到5%。这不但降低了我国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性，更为严重的是降低了我国教育科研对教育未来发展的适应性。随着智能社会的快速发展，数字存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存在方式，而数据资源也日益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资源和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基于数据或证据的实证研究必将成为未来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实证研究并不等于简单的数据收集与应用，而是基于数据或证据对教育更系统、更深刻的理解和发现。以往的教育实证研究更多是将科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应用到教育研究之中，以数学工具的应用为主要标志，而今后的教育实证研究在应用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要建立与教育本性相适应的实证研究方法。今后教育研究将能够获得教育过程性的海量数据支撑，因而，有可能建立新型教育实证方法。由于教育与脑的紧密关系，以及未来教育越来越体现为学习，因而，推动智能时代的教育实证研究，要高度重视脑科学、学习科学和数据科学，把教育实证研究努力从古典的科学研究转向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积极发展多学科研究，促进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教育化”。教育研究方法要适应教育的本性，或者说，教育本性内在地规定了研究的方法路径。就教育本性而言，教育是包含多层次多要素的复杂存在。
　　在宏观层面上，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上，学校是由不同年龄阶段、知识背景、文化追求的人群組成的社会组织，学校的运转和发展，离不开组织学、管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支持;在微观上，师生之间的交流交往，既是知识的，也是伦理的，同样是审美的，因而，需要生理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支持。“所有这一切，为教育学科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学科体系的形成是建立在整个时代科学发展基础之上的。”
　　就教育的本性而言，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作为科学的教育，人的身体、记忆、注意、思维等都有其客观规律，离开科学的指导，教育必将寸步难行。作为艺术的教育，谁能预言一个学生面对朝阳或落日时的感动呢？谁又能形容教师一句暖心的话语、一个善良的眼神、一个坚定的拥抱，或者一个充满柔情与关爱的抚摸，会给学生的成长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呢？也许学生的热情就被教师的一个眼神点燃，也许学生热切的希望也会被一个眼神扑灭。因此，多学科研究应当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然而，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并不是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照搬到教育之中，需要将其“教育化”。比如，将叙事研究应用于教育研究之中，应当根据教育的属性对叙事研究进行“教育化”，也就是要注意多重背景因素的影响，重视叙事意义的深层建构，要关注边缘群体和草根话语，要从认知、符号、经验、伦理、解释等多视角进行拓展，进而在动态过程中揭示叙事中的故事意义。
　　积极推进元教育研究，促进教育研究方法的自我反思。教育研究方法，不但要寻找研究教育的方法，同样要寻找检验教育研究方法的方法，也就是对教育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教育、应用教育方法而形成的教育理论是否合理等需要反思和检验。德国著名教育学家布雷岑卡指出，现存的教育学理论中充满知识与谬误，需要检验，而检验则需要标准、法则和规范。因此，发现这些标准、法则和规范，精确地界定和证实它们，是元教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要增强教育研究方法的自觉，促进教育研究方法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推进元教育学的发展。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兴科研。建设教育强国，离不开高水平的教育科研。先进的教育研究方法，既是高水平教育科研的重要标志，也是高水平教育科研的重要基础。因此，增强教育研究方法意识、规范研究方法应用、丰富和创新教育研究方法，既是当前的急迫任务，更是未来的期待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