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被各种知识和词语密不透风的包围着，常常使我们无法从容不迫或者理直气壮的去指证“现实”的位置，这导致我们不断的去寻找介入“现实”的力量，并相信有某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获取“现实”的“葵花宝典”，它被转化为一种对技术的情感向往。
　　当我们手持摄像机镜头在“现实”的“皮肤”上不断挪动、停顿，期待打开能够获得进入“现实”的大门时，我们与“现实”已经无法互相指证，也不存在通过镜头会产生异样的“现实”，决定异样的力量来自于镜头的操作者，他们决定“现实”具有何种属性，以及选择用何种方式建立它，同时，我也选择这样的方式去识别一个作品。
　　在整个“村民自治”的影像作品中，《天里》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它的机位从令人向往的“第一现场”撤退到它的外围——“第二现场”，在此，打开了它的镜头，接着它开始了对另外一个现场的记录。“第一现场”的选举被各种不同的声音和行为所包围，所有的信息都似乎在传递的过程之中，它们既互相关联又相互影响，话语从日常的鸡零狗碎到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大词，在未经过排练的空间中，被潜在的规则演练得丝丝入扣，个体与公共空间，语言方式及某种惯性力量共同支持了这个暧昧的现场。我们几乎没有看见选举的任何直接性符号——会场、仪式、填写选票……但是，我们看见了关于选举的整个社会化产生的现场，看见了选举的生态系统，以及如何选举、选举是被何种因素所决定、他们来自何处？如何产生？我们在形形色色的关系中，努力而兴奋的去辨认那个“第一现场”的社会化含义，同时，那些“隐藏”在各种目的和理由的现实深处，被不断地在关系中抖落出来，民间政治智慧和那些村民政治人物，他们使用的语言和手段，作为个体的双重性——选举人和自然人的矛盾与一致、村民自治与选举的现实基础以及基本组织的构成，在循环反复的言说与行为中被显现，与此同时，另一个作为纪录片的叙述结构悄悄地覆盖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看见了一种关系的行为，他们的身份常常滑动在他们身处的现实情境和与摄像机的对话之间——现实与现场，我们听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语言，他们是在讨论村民选举的具体事件、还是在潜在的表演自己的日常经验，两种声音和表情不断的在同一个面孔上闪烁，并且游离不定；他们是被迫还是自我选择了这样的方式，这种被迫是来自于选举的禁忌还是面对镜头的压迫，这种选择是瞬间的直觉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无论如何他们面对镜头的态度，让我们明白还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我们无法回避，起码我们不能躲闪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既不相信我们手持摄像机就能自然获得所谓真实的“现实”，也不能过分陶醉在我们镜头后面的某种干预现场的想象之中，这也许是纪录片最准确的切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