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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8岁的何殿奎离休前是秦城监狱监管处的处长，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功德林监狱担任监管员近40年。
何殿奎的记忆力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数字，从他嘴里出来。不用思考，不用回忆。
监房室内铺地毯
何殿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才离开。
前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仅仅是条件最一般的201监区。秦城的4座小楼，内部结构都不一样。204监区，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难时期都一样。
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就是在那里，何殿奎第一次见识了鱼翅。他以为那是粉丝，刘家雄告诉他，是鱼翅，就是鲨鱼的鳍。只有刘家雄一个人会发海参、鱼翅这些东西。
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4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
这些重量级犯人是从功德林监狱的“特监”迁来的。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特监”一共8个人：原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处迁来，一共15位。
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
’
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除了领导，只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个人。
贴身监护潘汉年
何殿奎跟这份专门看管大人物的特殊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汉年。领导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轻肯干：他才23岁，但十来岁到延安，20岁入党，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队都不是那里的，是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岗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谁都不能进去。
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
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临大敌。
谈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谈。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何殿奎在旁边端茶倒水。
秦城的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有严格区分。前者即预审员，只处理案情；后者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潘汉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击了审讯开始头几天的过程。
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已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结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入狱。
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编号是64，袁殊65，扬帆66，饶漱石最特殊，0105，全监狱独一无二。他至今不解其奥妙。
监狱最难管的人物
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专门负责管理“心眼太鬼”的头号难缠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整个秦城监狱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加上年龄又大，上面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其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看着他。他动不动就在监房里表演撞墙，搞得监狱上下越来越紧张。
何殿奎就是专门被调来啃这块硬骨头的。他首先搬到陈伯达旁边的监房中，近距离观察了一周，认定他的寻死只是作势而已。一天，陈伯达又要撞墙，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赶到后，叫哨兵放开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陈伯达不吭声了。
1976年，陈伯达又开始折腾起来。他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王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
何殿奎知道，陈伯达无非是想让上面注意他这个被遗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见报后，他重燃希望，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
但他等来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监狱。
何殿奎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为副处长，脱离了监管第一线。他离开的时候，陈伯达等已保外就医，“王关戚”也先后被释放。潘汉年病逝在湖南劳改林场，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何殿奎的记忆力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数字，从他嘴里出来。不用思考，不用回忆。
监房室内铺地毯
何殿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才离开。
前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仅仅是条件最一般的201监区。秦城的4座小楼，内部结构都不一样。204监区，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难时期都一样。
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就是在那里，何殿奎第一次见识了鱼翅。他以为那是粉丝，刘家雄告诉他，是鱼翅，就是鲨鱼的鳍。只有刘家雄一个人会发海参、鱼翅这些东西。
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4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
这些重量级犯人是从功德林监狱的“特监”迁来的。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特监”一共8个人：原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处迁来，一共15位。
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
’
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除了领导，只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个人。
贴身监护潘汉年
何殿奎跟这份专门看管大人物的特殊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汉年。领导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轻肯干：他才23岁，但十来岁到延安，20岁入党，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队都不是那里的，是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岗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谁都不能进去。
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
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临大敌。
谈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谈。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何殿奎在旁边端茶倒水。
秦城的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有严格区分。前者即预审员，只处理案情；后者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潘汉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击了审讯开始头几天的过程。
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已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结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入狱。
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编号是64，袁殊65，扬帆66，饶漱石最特殊，0105，全监狱独一无二。他至今不解其奥妙。
监狱最难管的人物
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专门负责管理“心眼太鬼”的头号难缠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整个秦城监狱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加上年龄又大，上面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其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看着他。他动不动就在监房里表演撞墙，搞得监狱上下越来越紧张。
何殿奎就是专门被调来啃这块硬骨头的。他首先搬到陈伯达旁边的监房中，近距离观察了一周，认定他的寻死只是作势而已。一天，陈伯达又要撞墙，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赶到后，叫哨兵放开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陈伯达不吭声了。
1976年，陈伯达又开始折腾起来。他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王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
何殿奎知道，陈伯达无非是想让上面注意他这个被遗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见报后，他重燃希望，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
但他等来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监狱。
何殿奎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为副处长，脱离了监管第一线。他离开的时候，陈伯达等已保外就医，“王关戚”也先后被释放。潘汉年病逝在湖南劳改林场，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