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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著名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其短短一生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其中许多都成为文学批评者们评论分析的对象,发表于1920年的《幸福》更是其中的焦点。这个故事一直倍受称赞,享有盛名。对这篇短篇小说评论的角度也是十的分丰富:有从写作技巧的角度,如象征手法的运用;有从写作主题的视角,如对小说中现代婚姻、女性主体意识的剖析。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幸福》中所表现的女性情意,结合曼斯菲尔德生平经历,探讨她的女性情意观点。
曼斯菲尔德的生命虽短,却是纵情经历生活的一生,她从十七岁开始便不断尝试各种生活。她的作品是她生活经历的凝结,也是她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的态度和观念的体现。在曼斯菲尔德的一生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她与众多著名人物的交往,例如她与著名作家劳伦斯和弗吉尼亚之间既相互欣赏,又相互隔阂的矛盾关系。同样令人着迷的是,她的生命中除了充斥着和丈夫默里等男性的异性恋,也交织着与埃达等女性的同性情意。正如《幸福》中的贝莎·杨,曼斯菲尔德是双性恋。《幸福》中的双性植物梨树是贝莎,也是曼斯菲尔德性取向的象征。早在1907年曼斯菲尔德就先后与两位女性发生过强烈的恋情,而且她的一生都无法摆脱与密友埃达既亲密又矛盾的扯不断的关系。
在曼斯菲尔德经历、寻找爱情的过程中,女性情意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她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体现了她对女性情意的观点和态度。这些观点和态度也暗示在她的著名短篇小说《幸福》中。
《幸福》描述了一位中产阶级少妇贝莎·杨突如其来的幸福感以及幸福感的幻灭。她幸福感很大一部分源自她对女友富尔顿小姐的暧昧感情,幸福感的毁灭也主要是由于她渴望的女性情意的破灭。《幸福》中,曼斯菲尔德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寻求女性情意的深层起因和破灭的根源,这个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在男女关系模式中的取舍。
《幸福》中贝莎就是世人眼中幸福的代表,她拥有一切,"真的-真的-她什么都有了。她还年轻,哈里和她彼此相亲相爱……她有个可爱的小宝宝。他们用不着为钱操心。他们这所花园住宅也非常称心如意。朋友呢——都是时髦人物……家里要书有书,要音乐有音乐,她还找了一个手艺高明的女裁缝,夏天他们还到国外去游览,他们家的新厨子做的蛋卷味蛋糕味道美得无以复加……"。但是这一切只是表面情况:贝莎在浮华的后面,是一个孤独寂寞的中产阶级女性。与丈夫哈里恩爱、和谐只是表面现象,她对丈夫毫无激情,维持他们婚姻的是对一个看起来美满时髦家庭的需要。他们明知隔膜的存在却用自欺欺人的方式在自我满足中生活着。他们虽结婚多年在,但只是在这个下午"贝莎·杨生平第一遭想要她丈夫"。"她爱着他呢-当然,她处处都一直爱着他,只是没有现在这个爱法。还有她当然同样了解,他和她不一样。他俩常常谈论这事。开头她发现自己那么冷淡还发愁呢,不过,过了一阵子似乎也就不当一回事了。他们夫妇之间向来开诚布公-真是一对好夫妻。这就是新派夫妇的最大好处"。在这一段陈述中曼斯菲尔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婚姻中的致命弱点:没有性爱的婚姻。
她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实际上被控制在保姆的手中。在保姆和女儿面前"她垂手站在那儿看着她们,活像个穷姑娘站在抱着洋娃娃的阔小姐面前"。这里保姆只是一个象征,文章中她爱自己的女儿,女儿看起来也十分喜欢她,但女儿多小啊,无法成为她的精神伴侣,这也暗示了女性与子女乃至外界之间的隔阂。另外,众多时髦的朋友只是她满足虚荣心的道具,他们带来了喧闹,却只是提供了夸夸其谈,和空洞溢美的语言。贝莎在朋友面前主要充当的是听众的角色,偶尔的发言也只是心不在焉的附和。"他们都是些可爱的人——可爱的人——她喜欢请他们来这儿一块吃饭,用好酒好菜招待大家"。 但是这些人也无法给她精神支持,"不,这些人根本体会不到她的感受",表面的喧闹恰恰反应了她内心强烈的孤独。为了填补内心的孤独,贝莎喜欢在社交场合寻找合自己口味的女性朋友,富尔顿小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以为她与富尔顿之间肯定有什么,她能够分享她内心的情感。她甚至帮助调节丈夫与女友之间佯装起来的不合,以为自己很快就会集男性与女性的情爱与一体,自己也成了男女关系之间的平衡支撑。然而事实却与她所幻想相去甚远:自己的心仪的女友原来正在与自己的丈夫通奸。故此,用"幸福"为题并在小说中对女主人公的幸福心情极力渲染,正是为了说明这位女性的不幸福。贝莎的最大不幸在于她无法平衡男女之间的关系,她与丈夫维持着在外界看来正常而美满的男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没有带给她真正的幸福,她的精神和性欲都没有得到满足,她只是一个形同摆设的客体。这这种情况下,她开始寻求女性情意,想通过同性恋来来摆脱客体的地位。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 "女同性恋,是一种将她的独立自我和肉体加以协调的一种企图"。这种企图本身代表着一种勇敢的背叛和对自我主体的确立。
人在社会中概括起来有两种关系:同性(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和异性(男性与女性)。在家庭、婚姻和性取向上,长久以来社会接受异性关系为正常的或天经地义的男女关系模式。在《幸福》中,贝莎有强烈的双性恋的倾向,她既需要丈夫的爱(不是性欲的),又幻想女友富尔顿小姐的爱。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贝莎代表了曼斯菲尔德笔下的中产阶级妇女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的性冷淡和性变态倾向。同时,曼斯菲尔德在《幸福》中对双性的描写,以及对女性同性恋的渲染也不啻是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性爱模式的一种否定。她以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筆触更真实地反映女性的心理,所以说,贝莎的性取向体现了曼斯菲尔德这位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女作家拒绝接受女性的传统定义,向一贯为人们所接受的女性形象提出的质疑。
但是,我们能说曼斯菲尔德和她笔下的《幸福》中的贝莎真正摆脱了婚姻、家庭中男女正常模式的影响,接受女性情意的存在吗?
这里,我们必须先来区分女性友谊和女性情意。通常,女性主义用"女同性爱"、"女同性恋"、"姐妹情谊"、"女性情谊"等名词表达女性之间的情谊和情爱,它们都携带着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政治意味。性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都已证明了这一共同的观察结果:大多数"女同性恋"的身体结构与其他女人完全一样。她们的性取向决非人体结构的"命运"所决定的,而是她们向社会,向约定成俗的男女关系模式的挑战。而女性友谊是一个不带性别政治意味的词语,用来描述女性之间的友谊。绝大多数女人会对同性产生信任和依赖的感情,因为这是一个与自己完全相同的群体,她们能够理解和体会自己的所有悲喜,并给予自己最贴近的关怀和帮助。排解烦恼、缓解压力的最常用方法就是找同性朋友倾诉。美国心理学家米勒博士在调查报告中,鼓励女性把同性友谊列入到你优先考虑的各项事情的首位。
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也会部分接受女性友谊的存在(只要这种友谊没影响到女性做家务,照顾丈夫、孩子),但是却拒绝给女性情意即女同性恋开绿灯。因此社会压力下的女性很难顺利发展她们之间的情意,这点首先可以从曼斯菲尔德与女友埃达的关系上得到印证。埃达作为曼斯菲尔德的同性恋女友,在曼斯菲尔德的生活中,尤其是在她生病的时期,给予了她无私、忠诚的爱护和帮助。"埃达一辈子都需要一种特殊的友谊,能够让她分享到别人的雄心和成就,从中得到一些代替的快乐"(安东尼·阿尔伯斯,29)。她一生都崇拜、热爱着曼斯菲尔德。但是曼斯菲尔德对埃达的感情却充满了矛盾,她热爱埃达,但是接受不了与埃达的爱带给她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在她内心,她有着对女性的强烈欲望,但是同时她又深感这种关系是"肮脏"的。在她与默里的感情出现危急时,她会投入埃达的怀抱,但是在她需要与默里在一起时,她会毫不留情地离开埃达,把埃达排除在她的生活之外,因为男性的因素占了永久的上风。她依赖了埃达20年,在她利用埃达时,她的内心充满了内疚,唯恐害了埃达的一生。1913年曼斯菲尔德在她的日记中提到她与埃达不同寻常的、充满爱与恨的神秘关系"我是否毁灭了她的幸福生活?我该受谴责吗?她把自己给了我,我该让她幸福才对。"(安东尼·阿尔伯斯,171)曼斯菲尔德还在她的诗《相逢》中表达了她与埃达的生命已用铁环彼此相联,可见她对埃达是怀有真正的感情的,但是在她们的关系中,与默里的感情始终被放在了首位。她对埃达的占有、利用和摆脱都表明她无法摆脱被人们认为是约定成俗的正常的男女关系的影响。《幸福》中的贝莎也面临同样的环境:为了摆脱婚姻生活的枯燥,和内心的孤独,她渴望与富尔顿小姐的爱情。但是当富尔顿小姐成了她与丈夫关系的威胁时,她会做出何种选择呢?"哦,这可怎么办好呢"?贝莎的疑问向我们暗示了女性在男女关系中抉择的困惑与障碍,而造成这种困惑与障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来自社会的压力。社会允许同性友谊的存在,但是却不允许同性恋的发展,因为这构成了对婚姻、家庭乃至社会正常发展的破坏。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女同性恋不能履行繁衍后代的任务,而这正是女人的首要义务,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女人最大的价值体现,所以社会拒绝为同性恋提供社会保障地位。曼斯菲尔德,以及其他女作家如弗吉尼亚都有同性恋倾向和经历,但是她们仍都选择以某某夫人的社会头衔出现,曼斯菲尔德先是波登夫人,后来又是默里夫人。与女性的情意能够弥补她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不足,但是无法给她们提供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而没有了这些头衔和身份,她们在社会上便没有了归属感。《幸福》中的贝莎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但是丈夫只是一个庸俗的商人,无法与她进行精神沟通,对丈夫身体的排斥实际上反映了她与丈夫思想交流的障碍。她希冀富尔顿小姐能与她心意相通,以此来弥补自己生活的不足。但是即使富尔顿小姐真的也对她有好感,贝莎又真的会放弃现在拥有的地位吗?她寻找女性情意只是为了弥补对现有婚姻生活不足,而并非真能彻底的反抗不能给她带来幸福的男女关系模式。
其次,女性情意无法保障物质来源。弗吉尼亚在《一间自己的屋子》开头就提出了一个饱含唯物主义意识的命题:"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2)这里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不仅是获得创作自由,也是获得人身自由的物质基础,而传统却迫使妇女在经济上依赖于男子。在曼斯菲尔德以及《幸福》中贝莎的年代,女性很难找到丰衣足食的职业。在那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1819-1901),中产阶级的妇女除了结婚或当家庭教师外,是没有其他职业可以寻求的。之后情况也许好些,但是并不容乐观,这点可以从曼斯菲尔德作品中对求职女们的描述了解。曼斯菲尔德算是好的,既有父母的经济支持,自己的写作也可以带来部分收入。但是在曼斯菲尔德的父母得知她与埃达的关系后,他们决定把她送往国外,离开埃达。她的母亲更是就此取消了曼斯菲尔德对她个人财产的继承权。在《幸福》中,贝莎显然十分享受丈夫哈里带给她的物质享受,这些物质条件可以为她带来有趣的朋友,和展示她的虚荣,所以她对富尔顿的情意是不可能稳定的。
另外,女性自身的固有觀念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女性情意的形成。根据西蒙·波伏娃的观点,女人在社会制度压力下必须要使自己成为客体的生存者,但是她作为主体,肉欲中含有攻击性的因子,这方面未能从男人那里得到满足,这样就出现了她的性欲中必须加以克服的矛盾。在女人与男人的性关系中,女性往往以客体的一方存在,多数是男性欲望的承载者。在波利·扬·艾森卓的著作《性别与欲望》中,她指出女性是欲望的客体,而非主体。女性以能否满足男性的欲望为自己的欲望。然而,女性在男人那里得不到的满足有时却可以在同性身上轻易得到而不需受到任何自尊的伤害,如《幸福》中的贝莎,她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其实来自对女友的渴望,这种感情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快感,甚至引起了她对丈夫的需要。所以女人的本我强烈要求她们这么做,但是女人的自我和超我都阻止女人这种想法的产生。曼斯菲尔德认为那是"肮脏"的,贝莎也一直处于犹豫不安之中,只是把对富尔顿小姐的欲望幻想化,甚至把它转移到对丈夫的需要上。总之,女性在本我与自我和超我之间挣扎矛盾着,本我激励她们放纵欲望,满足自己,实现自主;自我和超我又把她们拉回到正常的、天经地义的男女关系中去。
西蒙·波伏娃指出:同性恋也意味着一种方法,女人以它来解决生存处境,特别是她的性处境所引发的问题。女性情意给曼斯菲尔德带来了精神和生活上的慰藉和帮助,也引起了她内心不断的挣扎与矛盾。《幸福》中的贝莎因为幻想与女友的情意而引起了她内心巨大的幸福感,使原本寂寞虚伪的生活燃起了希望,但是这种转机又使她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处境。《幸福》的结尾写道:可是那棵梨树还是照样那么可爱,照样繁华满树,恬然静立。女性对女性情意的追寻也在继续,女性受男女正常关系的桎梏也不会停息。所以女性注定仍会在男女关系中挣扎犹豫,希望能在男女关系中早日找到平衡与和谐的支点。
参考文献:
[1]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著.陈良廷,郑启吟等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2]安东尼·阿尔伯斯著.冯洁音译.曼斯菲尔德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
[3]高虹.西蒙·波伏娃. 新夏娃的诞生[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4]波利·扬·艾森卓.女性性别与欲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吴庆宏.弗吉尼亚·伍尔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曼斯菲尔德的生命虽短,却是纵情经历生活的一生,她从十七岁开始便不断尝试各种生活。她的作品是她生活经历的凝结,也是她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的态度和观念的体现。在曼斯菲尔德的一生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她与众多著名人物的交往,例如她与著名作家劳伦斯和弗吉尼亚之间既相互欣赏,又相互隔阂的矛盾关系。同样令人着迷的是,她的生命中除了充斥着和丈夫默里等男性的异性恋,也交织着与埃达等女性的同性情意。正如《幸福》中的贝莎·杨,曼斯菲尔德是双性恋。《幸福》中的双性植物梨树是贝莎,也是曼斯菲尔德性取向的象征。早在1907年曼斯菲尔德就先后与两位女性发生过强烈的恋情,而且她的一生都无法摆脱与密友埃达既亲密又矛盾的扯不断的关系。
在曼斯菲尔德经历、寻找爱情的过程中,女性情意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她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体现了她对女性情意的观点和态度。这些观点和态度也暗示在她的著名短篇小说《幸福》中。
《幸福》描述了一位中产阶级少妇贝莎·杨突如其来的幸福感以及幸福感的幻灭。她幸福感很大一部分源自她对女友富尔顿小姐的暧昧感情,幸福感的毁灭也主要是由于她渴望的女性情意的破灭。《幸福》中,曼斯菲尔德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寻求女性情意的深层起因和破灭的根源,这个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在男女关系模式中的取舍。
《幸福》中贝莎就是世人眼中幸福的代表,她拥有一切,"真的-真的-她什么都有了。她还年轻,哈里和她彼此相亲相爱……她有个可爱的小宝宝。他们用不着为钱操心。他们这所花园住宅也非常称心如意。朋友呢——都是时髦人物……家里要书有书,要音乐有音乐,她还找了一个手艺高明的女裁缝,夏天他们还到国外去游览,他们家的新厨子做的蛋卷味蛋糕味道美得无以复加……"。但是这一切只是表面情况:贝莎在浮华的后面,是一个孤独寂寞的中产阶级女性。与丈夫哈里恩爱、和谐只是表面现象,她对丈夫毫无激情,维持他们婚姻的是对一个看起来美满时髦家庭的需要。他们明知隔膜的存在却用自欺欺人的方式在自我满足中生活着。他们虽结婚多年在,但只是在这个下午"贝莎·杨生平第一遭想要她丈夫"。"她爱着他呢-当然,她处处都一直爱着他,只是没有现在这个爱法。还有她当然同样了解,他和她不一样。他俩常常谈论这事。开头她发现自己那么冷淡还发愁呢,不过,过了一阵子似乎也就不当一回事了。他们夫妇之间向来开诚布公-真是一对好夫妻。这就是新派夫妇的最大好处"。在这一段陈述中曼斯菲尔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婚姻中的致命弱点:没有性爱的婚姻。
她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实际上被控制在保姆的手中。在保姆和女儿面前"她垂手站在那儿看着她们,活像个穷姑娘站在抱着洋娃娃的阔小姐面前"。这里保姆只是一个象征,文章中她爱自己的女儿,女儿看起来也十分喜欢她,但女儿多小啊,无法成为她的精神伴侣,这也暗示了女性与子女乃至外界之间的隔阂。另外,众多时髦的朋友只是她满足虚荣心的道具,他们带来了喧闹,却只是提供了夸夸其谈,和空洞溢美的语言。贝莎在朋友面前主要充当的是听众的角色,偶尔的发言也只是心不在焉的附和。"他们都是些可爱的人——可爱的人——她喜欢请他们来这儿一块吃饭,用好酒好菜招待大家"。 但是这些人也无法给她精神支持,"不,这些人根本体会不到她的感受",表面的喧闹恰恰反应了她内心强烈的孤独。为了填补内心的孤独,贝莎喜欢在社交场合寻找合自己口味的女性朋友,富尔顿小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以为她与富尔顿之间肯定有什么,她能够分享她内心的情感。她甚至帮助调节丈夫与女友之间佯装起来的不合,以为自己很快就会集男性与女性的情爱与一体,自己也成了男女关系之间的平衡支撑。然而事实却与她所幻想相去甚远:自己的心仪的女友原来正在与自己的丈夫通奸。故此,用"幸福"为题并在小说中对女主人公的幸福心情极力渲染,正是为了说明这位女性的不幸福。贝莎的最大不幸在于她无法平衡男女之间的关系,她与丈夫维持着在外界看来正常而美满的男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没有带给她真正的幸福,她的精神和性欲都没有得到满足,她只是一个形同摆设的客体。这这种情况下,她开始寻求女性情意,想通过同性恋来来摆脱客体的地位。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 "女同性恋,是一种将她的独立自我和肉体加以协调的一种企图"。这种企图本身代表着一种勇敢的背叛和对自我主体的确立。
人在社会中概括起来有两种关系:同性(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和异性(男性与女性)。在家庭、婚姻和性取向上,长久以来社会接受异性关系为正常的或天经地义的男女关系模式。在《幸福》中,贝莎有强烈的双性恋的倾向,她既需要丈夫的爱(不是性欲的),又幻想女友富尔顿小姐的爱。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贝莎代表了曼斯菲尔德笔下的中产阶级妇女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的性冷淡和性变态倾向。同时,曼斯菲尔德在《幸福》中对双性的描写,以及对女性同性恋的渲染也不啻是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性爱模式的一种否定。她以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筆触更真实地反映女性的心理,所以说,贝莎的性取向体现了曼斯菲尔德这位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女作家拒绝接受女性的传统定义,向一贯为人们所接受的女性形象提出的质疑。
但是,我们能说曼斯菲尔德和她笔下的《幸福》中的贝莎真正摆脱了婚姻、家庭中男女正常模式的影响,接受女性情意的存在吗?
这里,我们必须先来区分女性友谊和女性情意。通常,女性主义用"女同性爱"、"女同性恋"、"姐妹情谊"、"女性情谊"等名词表达女性之间的情谊和情爱,它们都携带着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政治意味。性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都已证明了这一共同的观察结果:大多数"女同性恋"的身体结构与其他女人完全一样。她们的性取向决非人体结构的"命运"所决定的,而是她们向社会,向约定成俗的男女关系模式的挑战。而女性友谊是一个不带性别政治意味的词语,用来描述女性之间的友谊。绝大多数女人会对同性产生信任和依赖的感情,因为这是一个与自己完全相同的群体,她们能够理解和体会自己的所有悲喜,并给予自己最贴近的关怀和帮助。排解烦恼、缓解压力的最常用方法就是找同性朋友倾诉。美国心理学家米勒博士在调查报告中,鼓励女性把同性友谊列入到你优先考虑的各项事情的首位。
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也会部分接受女性友谊的存在(只要这种友谊没影响到女性做家务,照顾丈夫、孩子),但是却拒绝给女性情意即女同性恋开绿灯。因此社会压力下的女性很难顺利发展她们之间的情意,这点首先可以从曼斯菲尔德与女友埃达的关系上得到印证。埃达作为曼斯菲尔德的同性恋女友,在曼斯菲尔德的生活中,尤其是在她生病的时期,给予了她无私、忠诚的爱护和帮助。"埃达一辈子都需要一种特殊的友谊,能够让她分享到别人的雄心和成就,从中得到一些代替的快乐"(安东尼·阿尔伯斯,29)。她一生都崇拜、热爱着曼斯菲尔德。但是曼斯菲尔德对埃达的感情却充满了矛盾,她热爱埃达,但是接受不了与埃达的爱带给她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在她内心,她有着对女性的强烈欲望,但是同时她又深感这种关系是"肮脏"的。在她与默里的感情出现危急时,她会投入埃达的怀抱,但是在她需要与默里在一起时,她会毫不留情地离开埃达,把埃达排除在她的生活之外,因为男性的因素占了永久的上风。她依赖了埃达20年,在她利用埃达时,她的内心充满了内疚,唯恐害了埃达的一生。1913年曼斯菲尔德在她的日记中提到她与埃达不同寻常的、充满爱与恨的神秘关系"我是否毁灭了她的幸福生活?我该受谴责吗?她把自己给了我,我该让她幸福才对。"(安东尼·阿尔伯斯,171)曼斯菲尔德还在她的诗《相逢》中表达了她与埃达的生命已用铁环彼此相联,可见她对埃达是怀有真正的感情的,但是在她们的关系中,与默里的感情始终被放在了首位。她对埃达的占有、利用和摆脱都表明她无法摆脱被人们认为是约定成俗的正常的男女关系的影响。《幸福》中的贝莎也面临同样的环境:为了摆脱婚姻生活的枯燥,和内心的孤独,她渴望与富尔顿小姐的爱情。但是当富尔顿小姐成了她与丈夫关系的威胁时,她会做出何种选择呢?"哦,这可怎么办好呢"?贝莎的疑问向我们暗示了女性在男女关系中抉择的困惑与障碍,而造成这种困惑与障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来自社会的压力。社会允许同性友谊的存在,但是却不允许同性恋的发展,因为这构成了对婚姻、家庭乃至社会正常发展的破坏。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女同性恋不能履行繁衍后代的任务,而这正是女人的首要义务,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女人最大的价值体现,所以社会拒绝为同性恋提供社会保障地位。曼斯菲尔德,以及其他女作家如弗吉尼亚都有同性恋倾向和经历,但是她们仍都选择以某某夫人的社会头衔出现,曼斯菲尔德先是波登夫人,后来又是默里夫人。与女性的情意能够弥补她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不足,但是无法给她们提供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而没有了这些头衔和身份,她们在社会上便没有了归属感。《幸福》中的贝莎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但是丈夫只是一个庸俗的商人,无法与她进行精神沟通,对丈夫身体的排斥实际上反映了她与丈夫思想交流的障碍。她希冀富尔顿小姐能与她心意相通,以此来弥补自己生活的不足。但是即使富尔顿小姐真的也对她有好感,贝莎又真的会放弃现在拥有的地位吗?她寻找女性情意只是为了弥补对现有婚姻生活不足,而并非真能彻底的反抗不能给她带来幸福的男女关系模式。
其次,女性情意无法保障物质来源。弗吉尼亚在《一间自己的屋子》开头就提出了一个饱含唯物主义意识的命题:"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2)这里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不仅是获得创作自由,也是获得人身自由的物质基础,而传统却迫使妇女在经济上依赖于男子。在曼斯菲尔德以及《幸福》中贝莎的年代,女性很难找到丰衣足食的职业。在那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1819-1901),中产阶级的妇女除了结婚或当家庭教师外,是没有其他职业可以寻求的。之后情况也许好些,但是并不容乐观,这点可以从曼斯菲尔德作品中对求职女们的描述了解。曼斯菲尔德算是好的,既有父母的经济支持,自己的写作也可以带来部分收入。但是在曼斯菲尔德的父母得知她与埃达的关系后,他们决定把她送往国外,离开埃达。她的母亲更是就此取消了曼斯菲尔德对她个人财产的继承权。在《幸福》中,贝莎显然十分享受丈夫哈里带给她的物质享受,这些物质条件可以为她带来有趣的朋友,和展示她的虚荣,所以她对富尔顿的情意是不可能稳定的。
另外,女性自身的固有觀念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女性情意的形成。根据西蒙·波伏娃的观点,女人在社会制度压力下必须要使自己成为客体的生存者,但是她作为主体,肉欲中含有攻击性的因子,这方面未能从男人那里得到满足,这样就出现了她的性欲中必须加以克服的矛盾。在女人与男人的性关系中,女性往往以客体的一方存在,多数是男性欲望的承载者。在波利·扬·艾森卓的著作《性别与欲望》中,她指出女性是欲望的客体,而非主体。女性以能否满足男性的欲望为自己的欲望。然而,女性在男人那里得不到的满足有时却可以在同性身上轻易得到而不需受到任何自尊的伤害,如《幸福》中的贝莎,她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其实来自对女友的渴望,这种感情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快感,甚至引起了她对丈夫的需要。所以女人的本我强烈要求她们这么做,但是女人的自我和超我都阻止女人这种想法的产生。曼斯菲尔德认为那是"肮脏"的,贝莎也一直处于犹豫不安之中,只是把对富尔顿小姐的欲望幻想化,甚至把它转移到对丈夫的需要上。总之,女性在本我与自我和超我之间挣扎矛盾着,本我激励她们放纵欲望,满足自己,实现自主;自我和超我又把她们拉回到正常的、天经地义的男女关系中去。
西蒙·波伏娃指出:同性恋也意味着一种方法,女人以它来解决生存处境,特别是她的性处境所引发的问题。女性情意给曼斯菲尔德带来了精神和生活上的慰藉和帮助,也引起了她内心不断的挣扎与矛盾。《幸福》中的贝莎因为幻想与女友的情意而引起了她内心巨大的幸福感,使原本寂寞虚伪的生活燃起了希望,但是这种转机又使她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处境。《幸福》的结尾写道:可是那棵梨树还是照样那么可爱,照样繁华满树,恬然静立。女性对女性情意的追寻也在继续,女性受男女正常关系的桎梏也不会停息。所以女性注定仍会在男女关系中挣扎犹豫,希望能在男女关系中早日找到平衡与和谐的支点。
参考文献:
[1]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著.陈良廷,郑启吟等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2]安东尼·阿尔伯斯著.冯洁音译.曼斯菲尔德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
[3]高虹.西蒙·波伏娃. 新夏娃的诞生[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4]波利·扬·艾森卓.女性性别与欲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吴庆宏.弗吉尼亚·伍尔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