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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阴影笼罩下压抑已久的希腊民众通过一场公投向外界宣泄出内心的不满。在当地时间7月5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约616万希腊人就是否接受国际债权人“改革换资金”协议草案参与了投票,投票人数超过希腊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总量的六成。最终有多达61.31%的选民反对国际债权人开出的纾困条款。
公投结果令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感到极为振奋。在公投后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他形容希腊民众做出了一次“非常勇敢的选择”。
与此同时,仍有38.69%选民投票支持国际债权人的协议草案,因为他们深切体会到,在没有获得纾困资金援助的情况下,民众生活正脱离原有的轨道。
由于银行流动资金不足,希腊政府在公投前一周实施资本管制,所有银行暂停营业,民众凭所持银行卡每天仅能从自动取款机上取60欧元,任何转账和向海外付款的行为都被禁止。有退休老人甚至因无法提取养老金在银行外痛哭。
更严重的是,希腊目前背负着总额高达3230亿欧元的债务,相当于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80%。
债务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希腊的执政者。2009年,上任不久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向外界公布,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可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比上届政府预测的高出三倍。随后披露的数据还显示,希腊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从2008年的109%飙升至2010年的146%。这直接诱发希腊债务危机,并危及到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等欧元区边缘国家。
2010年5月,由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成的欧债危机三方委员会(以下简称“欧洲三驾马车”)不得不为希腊提供总额达110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资金,前提是希腊须采取紧缩措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并对政府资产进行私有化。
不过,迫于国内压力的希腊政府迟迟难以实施紧缩措施,导致财务进一步恶化。曾试图就是否接受紧缩方案举行公投的帕潘德里欧,也在一片质疑声中辞职。直至前欧洲央行副行长的帕帕季莫斯于2011年11月临危受命,接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才确保总额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救助协议实施方案于2012年2月在希腊国会获得通过。
同年6月,萨马拉斯领导的新民主党在希腊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并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民主左派党组建联合政府。萨马拉斯上台后推行一揽子严厉的削减公共预算以及增税措施,以确保取得国际债权人的援助。但一连串紧缩措施引起了希腊国民的不满,导致国内极左势力抬头,其领导的新民主党也在2015年1月举行的提前选举中大败于由齐普拉斯领导的左翼激进联盟党。
希腊保守派政府在今年1月议会选举中失去执政地位,被许多观察家视为希腊经济复苏路上的转折点。
时任总理萨马拉斯2014年2月15日曾高调宣布,2013年基本预算盈余超过15亿欧元,并表示希腊已不需要第三轮经济援助,同时定下“2014年退出援助计划、2015年重返国际金融市场”的目标。同年第二季度,希腊经济还赢来了6年来的首次增长。
位于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克里斯蒂安·德雷格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前希腊政府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已获得一定的成效。希腊年度公共赤字占GDP的比重已从2009年的15%大幅减至2014年的3.4%,在药物、纺织品等产品出口上也有所增长,因而令贸易逆差问题大为改观。同时,单位劳动成本也下降了约15%。
尽管如此,德雷格指出,多年来实施紧缩性措施也导致希腊市场需求下降,生产状况和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
统计数据显示,希腊GDP从2008年到2014年下降了25%,2014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仍高达177%,失业率也攀升至约27%,44%希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德雷格说,失业状况未能好转,加上令人失望的经济现状,让希腊人看不到出现实质性改变的迹象,导致许多人在选举中投票给了极左党派,希望谋求一个新变局。
高举“宏观调控、公民利益、反紧缩、反新自由主义”旗帜的左翼激进联盟党上台后,积极推进由齐普拉斯提出的塞萨洛尼基计划。齐普拉斯在1月27日举行的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他的政府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希腊当下的“人道主义危机”,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讨如何重组希腊债务,以及废除大型公共资产私有化等往届政府实施的措施。2月8日,他还进一步公布了实施减税和提高最低工资等多项反紧缩措施的计划。
但即便手中掌握充分民意和一份宏伟的治国蓝图,齐普拉斯也不得不面对希腊债台高筑的财政状况。
由于齐普拉斯政府不遵守现有的紧急财政援助条款,令希腊政治不稳定性增加,欧洲“三驾马车”决定暂缓向希腊提供余下的援助资金,直至希腊新政府接受原有方案,或双方达成新方案为止。
为了令谈判双方对希腊的改革计划达成协议,国际债权人于2月底还同意对希腊的救助协议延长四个月。在此期间,希腊和国际债权人断断续续地展开谈判,但双方仍因在就业市场改革和养老金削减等方面存在分歧无法达成共识。
6月25日,在对希腊救助协议即将到期的情况下,欧洲“三驾马车”主动提出一份新的协议草案,同意向希腊提供总额155亿欧元的第三轮纾困资金。但他们要求希腊削减养老金支出,提高退休年龄,上调增值税税率,以便在2016年实现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收。 但希腊政府拒绝接受上述紧缩条件,齐普拉斯还形容,“这是在敲诈,意在羞辱希腊人民。”两天后,希腊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就是否接受国际债权人协议草案举行公投。此时,距离希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一笔15亿欧元贷款的到期日仅有3天。
齐普拉斯祭出公投牌,难免留下其试图捆绑民意,胁迫国际债权人就范的印象。已披露的信件还显示,齐普拉斯一边筹备7月5日举行全民公决的同时,曾于6月30日向欧洲“三驾马车”表达了希腊政府愿意在救助协议草案基础上作出一定妥协的意向。
不过,欧元区其他国家领导人此时都倾向于静待公投结果。齐普拉斯政府试图采取“边缘政策”,不断试探国际债权人忍耐极限而获取最大利益的策略并没有奏效。无法如期偿还贷款的希腊,成为首个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款项的发达经济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以“希腊永不谢幕的戏剧”为题,来形容希腊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
而现在担当“戏剧”主角的,是在反紧缩呼声中走上前台的齐普拉斯。他成功收拢了希腊的民心,并将之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但他“自导自演的公投苦情戏”并不能掩盖其在化解债务危机上的蹩脚。希腊经济问题的症结,仍需交由希腊人来解决。
7月5日希腊公投的结果显示出希腊与国际债权人之间存在明显裂痕。即便齐普拉斯在公投前一再表示,投下反对票将显示出希腊“留在欧洲,并且有尊严地在欧洲生活”的决心。
欧洲智库“环球咨询”首席经济学家格里高·埃尔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希腊与欧元区其他国家严重缺乏互信。这不仅仅是因为齐普拉斯政府的一意孤行,也缘于欧洲“三驾马车”设定的希腊救助方案存在缺陷,“为希腊制定的首轮经济调整方案中,原定的许多目标未能实现。”
“救助方案的严苛程度令希腊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难以承受。” 格里高·埃尔文分析说,萨马拉斯政府曾积极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但由此引发的衰退状况远远超出人们的意料。“包括国际债权人、希腊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各方都已意识到,通过紧缩措施偿还债务的方式不可持续,但债权人不能接受希腊仅过度依赖援助,坚持要求希腊继续改革,这严重损害了希腊与欧元区内其他国家的互信。”
对此,葡萄牙前财长、葡萄牙电力公司董事会主席卡特罗有不同的见解。他近日在北京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希腊至今无法脱困,与此前债务水平过高和执行紧缩政策的决心不足相关。
“同样接受纾困措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实行紧缩过程中GDP仅分别下降了8%和7.8%。而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已先后在2013年至2014年成功脱困,摆脱了纾困方案。”卡特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缺乏牢固经济基础的希腊应继续接受救助方案,并逐步调整经济结构。
“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愿意让希腊成为‘例外’,做出更大的让步。”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格里高·埃尔文说,尽管希腊民众通过公投表达了对国际债权人协议草案的不满,但齐普拉斯也难以借此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掌握更多的筹码。“一旦齐普拉斯政府借公投成功争取到债务减免,恐怕将引起连锁反应,令同样接受过纾困方案的其他欧元区国家中的极左政治势力抬头。”
但如果希腊离开欧元区,这样的局面将不会出现。格里高·埃尔文还预测,近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将令欧元区领导人更容易意识到,希腊退出对欧元区更为有利,希腊公投结果也为他们提供了借口。
“他们仍将倾听希腊的意见,但不会继续做出让步,这将让希腊财政压力增加。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希腊唯有退出欧元区。” 格里高·埃尔文说。
多名分析人士认为,希腊未来将发行期票(IOUs)或新货币来弥补开支缺口,但这无疑都将冲击欧元区的底线。
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克里斯蒂安·德雷格则认为,希腊脱离欧元区可能性不大,如果真的退出,希腊经济在短期内将遭受到更大的冲击。
“因为希腊发行新货币,或恢复使用原先的货币德拉克马(Drachme)后,该货币将大幅贬值,进口产品将变得更加昂贵,这将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希腊也仍将无法偿还以欧元计价的债务。个人和私有企业将面临更紧的信贷限制。”
不过,德雷格也认为,如果真的出现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情况,其给欧元区内其他国家造成的短期影响不会很明显。但由此带来的长远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因为欧元区将因此失去信誉,欧元区未来继续扩张也将遇到困难。
公投结果令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感到极为振奋。在公投后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他形容希腊民众做出了一次“非常勇敢的选择”。
与此同时,仍有38.69%选民投票支持国际债权人的协议草案,因为他们深切体会到,在没有获得纾困资金援助的情况下,民众生活正脱离原有的轨道。
由于银行流动资金不足,希腊政府在公投前一周实施资本管制,所有银行暂停营业,民众凭所持银行卡每天仅能从自动取款机上取60欧元,任何转账和向海外付款的行为都被禁止。有退休老人甚至因无法提取养老金在银行外痛哭。
更严重的是,希腊目前背负着总额高达3230亿欧元的债务,相当于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80%。
6年来的首次经济增长戛然而止
债务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希腊的执政者。2009年,上任不久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向外界公布,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可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比上届政府预测的高出三倍。随后披露的数据还显示,希腊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从2008年的109%飙升至2010年的146%。这直接诱发希腊债务危机,并危及到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等欧元区边缘国家。
2010年5月,由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成的欧债危机三方委员会(以下简称“欧洲三驾马车”)不得不为希腊提供总额达110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资金,前提是希腊须采取紧缩措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并对政府资产进行私有化。
不过,迫于国内压力的希腊政府迟迟难以实施紧缩措施,导致财务进一步恶化。曾试图就是否接受紧缩方案举行公投的帕潘德里欧,也在一片质疑声中辞职。直至前欧洲央行副行长的帕帕季莫斯于2011年11月临危受命,接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才确保总额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救助协议实施方案于2012年2月在希腊国会获得通过。
同年6月,萨马拉斯领导的新民主党在希腊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并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民主左派党组建联合政府。萨马拉斯上台后推行一揽子严厉的削减公共预算以及增税措施,以确保取得国际债权人的援助。但一连串紧缩措施引起了希腊国民的不满,导致国内极左势力抬头,其领导的新民主党也在2015年1月举行的提前选举中大败于由齐普拉斯领导的左翼激进联盟党。
希腊保守派政府在今年1月议会选举中失去执政地位,被许多观察家视为希腊经济复苏路上的转折点。
时任总理萨马拉斯2014年2月15日曾高调宣布,2013年基本预算盈余超过15亿欧元,并表示希腊已不需要第三轮经济援助,同时定下“2014年退出援助计划、2015年重返国际金融市场”的目标。同年第二季度,希腊经济还赢来了6年来的首次增长。
位于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克里斯蒂安·德雷格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前希腊政府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已获得一定的成效。希腊年度公共赤字占GDP的比重已从2009年的15%大幅减至2014年的3.4%,在药物、纺织品等产品出口上也有所增长,因而令贸易逆差问题大为改观。同时,单位劳动成本也下降了约15%。
尽管如此,德雷格指出,多年来实施紧缩性措施也导致希腊市场需求下降,生产状况和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
统计数据显示,希腊GDP从2008年到2014年下降了25%,2014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仍高达177%,失业率也攀升至约27%,44%希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德雷格说,失业状况未能好转,加上令人失望的经济现状,让希腊人看不到出现实质性改变的迹象,导致许多人在选举中投票给了极左党派,希望谋求一个新变局。
自导自演的公投苦情戏
高举“宏观调控、公民利益、反紧缩、反新自由主义”旗帜的左翼激进联盟党上台后,积极推进由齐普拉斯提出的塞萨洛尼基计划。齐普拉斯在1月27日举行的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他的政府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希腊当下的“人道主义危机”,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讨如何重组希腊债务,以及废除大型公共资产私有化等往届政府实施的措施。2月8日,他还进一步公布了实施减税和提高最低工资等多项反紧缩措施的计划。
但即便手中掌握充分民意和一份宏伟的治国蓝图,齐普拉斯也不得不面对希腊债台高筑的财政状况。
由于齐普拉斯政府不遵守现有的紧急财政援助条款,令希腊政治不稳定性增加,欧洲“三驾马车”决定暂缓向希腊提供余下的援助资金,直至希腊新政府接受原有方案,或双方达成新方案为止。
为了令谈判双方对希腊的改革计划达成协议,国际债权人于2月底还同意对希腊的救助协议延长四个月。在此期间,希腊和国际债权人断断续续地展开谈判,但双方仍因在就业市场改革和养老金削减等方面存在分歧无法达成共识。
6月25日,在对希腊救助协议即将到期的情况下,欧洲“三驾马车”主动提出一份新的协议草案,同意向希腊提供总额155亿欧元的第三轮纾困资金。但他们要求希腊削减养老金支出,提高退休年龄,上调增值税税率,以便在2016年实现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收。 但希腊政府拒绝接受上述紧缩条件,齐普拉斯还形容,“这是在敲诈,意在羞辱希腊人民。”两天后,希腊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就是否接受国际债权人协议草案举行公投。此时,距离希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一笔15亿欧元贷款的到期日仅有3天。
齐普拉斯祭出公投牌,难免留下其试图捆绑民意,胁迫国际债权人就范的印象。已披露的信件还显示,齐普拉斯一边筹备7月5日举行全民公决的同时,曾于6月30日向欧洲“三驾马车”表达了希腊政府愿意在救助协议草案基础上作出一定妥协的意向。
不过,欧元区其他国家领导人此时都倾向于静待公投结果。齐普拉斯政府试图采取“边缘政策”,不断试探国际债权人忍耐极限而获取最大利益的策略并没有奏效。无法如期偿还贷款的希腊,成为首个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款项的发达经济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以“希腊永不谢幕的戏剧”为题,来形容希腊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
而现在担当“戏剧”主角的,是在反紧缩呼声中走上前台的齐普拉斯。他成功收拢了希腊的民心,并将之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但他“自导自演的公投苦情戏”并不能掩盖其在化解债务危机上的蹩脚。希腊经济问题的症结,仍需交由希腊人来解决。
最后的选择还是退出欧元区?
7月5日希腊公投的结果显示出希腊与国际债权人之间存在明显裂痕。即便齐普拉斯在公投前一再表示,投下反对票将显示出希腊“留在欧洲,并且有尊严地在欧洲生活”的决心。
欧洲智库“环球咨询”首席经济学家格里高·埃尔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希腊与欧元区其他国家严重缺乏互信。这不仅仅是因为齐普拉斯政府的一意孤行,也缘于欧洲“三驾马车”设定的希腊救助方案存在缺陷,“为希腊制定的首轮经济调整方案中,原定的许多目标未能实现。”
“救助方案的严苛程度令希腊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难以承受。” 格里高·埃尔文分析说,萨马拉斯政府曾积极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但由此引发的衰退状况远远超出人们的意料。“包括国际债权人、希腊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各方都已意识到,通过紧缩措施偿还债务的方式不可持续,但债权人不能接受希腊仅过度依赖援助,坚持要求希腊继续改革,这严重损害了希腊与欧元区内其他国家的互信。”
对此,葡萄牙前财长、葡萄牙电力公司董事会主席卡特罗有不同的见解。他近日在北京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希腊至今无法脱困,与此前债务水平过高和执行紧缩政策的决心不足相关。
“同样接受纾困措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实行紧缩过程中GDP仅分别下降了8%和7.8%。而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已先后在2013年至2014年成功脱困,摆脱了纾困方案。”卡特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缺乏牢固经济基础的希腊应继续接受救助方案,并逐步调整经济结构。
“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愿意让希腊成为‘例外’,做出更大的让步。”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格里高·埃尔文说,尽管希腊民众通过公投表达了对国际债权人协议草案的不满,但齐普拉斯也难以借此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掌握更多的筹码。“一旦齐普拉斯政府借公投成功争取到债务减免,恐怕将引起连锁反应,令同样接受过纾困方案的其他欧元区国家中的极左政治势力抬头。”
但如果希腊离开欧元区,这样的局面将不会出现。格里高·埃尔文还预测,近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将令欧元区领导人更容易意识到,希腊退出对欧元区更为有利,希腊公投结果也为他们提供了借口。
“他们仍将倾听希腊的意见,但不会继续做出让步,这将让希腊财政压力增加。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希腊唯有退出欧元区。” 格里高·埃尔文说。
多名分析人士认为,希腊未来将发行期票(IOUs)或新货币来弥补开支缺口,但这无疑都将冲击欧元区的底线。
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克里斯蒂安·德雷格则认为,希腊脱离欧元区可能性不大,如果真的退出,希腊经济在短期内将遭受到更大的冲击。
“因为希腊发行新货币,或恢复使用原先的货币德拉克马(Drachme)后,该货币将大幅贬值,进口产品将变得更加昂贵,这将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希腊也仍将无法偿还以欧元计价的债务。个人和私有企业将面临更紧的信贷限制。”
不过,德雷格也认为,如果真的出现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情况,其给欧元区内其他国家造成的短期影响不会很明显。但由此带来的长远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因为欧元区将因此失去信誉,欧元区未来继续扩张也将遇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