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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89（2016）31-00-03
宜昌博物館《三峡·宜昌文物展》于1993年8月对外开放，当时展出文物约1000余件，分为旧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楚文物、秦汉文物陈列三个部分。展品中既有约40万年前的秭归玉虚洞旧石器时代遗存和距今10多万年的“长阳人”文物；又有繁複绮丽的楚文化文物；同时还有特色鲜明的巴文化和秦汉文物，以及因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而抢救发掘的各类出土文物。
就当时社会背景而言，此展览在全省地市州博物馆系统应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同时也得到了文博界同仁的一致好评。但由于展陈理念已今非昔比，这个基本陈列的面貌却18年一贯制，因与时代严重脱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很难适应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不要说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调研宜昌博物馆基本陈列主题，改陈宜昌博物馆基本陈列，促进地方文化发展，已迫在眉睫。笔者在材料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下面的改陈主题调研报告。
一、峡江晨韵——史前文化展示
“峡江晨韵”所展示的主题，是宜昌境内及三峡地区的远古文化，应是与黄河文化的发展并驾齐驱的一种华夏文明；包括宜昌在内的三峡地区，同样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明起源地之一。这一认知，是建立在对大量的考古学与史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的。
宜昌是三峡门户，分析宜昌文化序列，就不能局限于某一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现象，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区域文化，高屋建瓴地阐述宜昌文化现象。具体说就是要把长江、三峡地区以及其辐射范围内的文化现象，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进而全面分析宜昌文化现象与走势。
根据近年来田野调查和发掘资料表明，三峡地区属于旧石器时代遗址共有70余处（包括洞穴遗址和旷野遗址），年代约从200多万年前到距今8000年，文化内涵包括早、中、晚各个历史阶段。早期重要的遗址和化石点有“巫山猿人”化石及其遗址，巴东、建始巨猿动物群化石。秭归玉虚洞遗址，在更大范围说，含湖北长阳、巴东、建始、利川及重庆巫山、奉节等地海拔为700—1000米的半高山地带一些发育较好的喀斯特溶洞里，这些溶洞均常有巨猿和各类动物化石出土。
经科学手段测定与学术研究表明，早期“巫山猿人”化石距今年代为204万—201万年，属于更新世早期。巴东、建始“巨猿化石”可能是猿类系统的一个旁支，其生存时期从第三纪上新世经更新世早期到更新世中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有1956年在宜昌境内发现的“长阳人化石”，其它相关遗址还有丰都高家镇、井水湾、烟墩堡、奉节藕塘、万州大地坪、忠县乌杨、神龙架犀牛洞、宜都九道河、当阳九里岗等，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20万—5万年。
著名的“长阳人化石”距今年代约为19.5万年，介于猿人和现代人之间，与“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三峡地区普遍被发现，主要遗址有重庆铜梁、九龙坡、马王场、合川沙桥角村。湖北巴东一带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发现有10多处，其中保存较好的有巴东李家湾、高桅子等遗址。著名的铜梁遗址发现并于1976年，1978年正式发掘，1981年命名为“铜梁文化”。在重庆地区，属于铜梁文化性质的遗址分布较广。遗址的年代有偏早阶段和偏晚阶段，铜梁文化诸遗址距今年代约为21550+310年，奉节横路遗址距今年代约为10000—8000年，长阳桅杆坪遗址（下层）距今年代约为10070+190年。这类晚期文化遗存中有不少遗存之上叠压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从地层学角度观察，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应与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有着一定的联系。
三峡地区的一些宽谷以及缓坡和山前台地上，密集地分布着一些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经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表明，属于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共有100余处。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有宜昌窝棚墩、路家河、三斗坪、伍相庙、杨家嘴、秭归朝天嘴、柳林溪、玉种地、巴东店子头、楠木园、宜都城背溪、花庙堤、白水巷、金子山等（以上均为三峡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发现较少，主要遗址有巫山刘家坝、丰都玉溪、奉节鱼腹浦等。其中城背溪遗址被命名为“城背溪”文化。
出土遗物：石器类主要有斧、锛、凿等。绝大多数石器制作比较粗糙，器表面不甚平滑，器形不太规整，显现出相当的原始性，但也有部分小型石器制作比较规整，刃部不仅大都经过磨制，而且还相当锋利。陶器类以圜底器为多见，次为圈足器、平底器。器形主要有壶、罐、釜、钵、碗、盘、支座等。制法一般采用泥片贴筑法，以手制为主，器形一般不太规整，是较原始的文化遗物。西陵峡地区诸遗址距今年代多在8000—7000年之间，基本上可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年代衔接。
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以大溪文化为代表。这类遗址除巫山大溪遗址外，还有秭归老坟口、白水河、朝天嘴、龚家大沟、柳林碛、巴东店子头、土寨子、宜昌中堡島、杨家湾、白狮湾、黄土包、清水滩、伍相庙、巫山琵琶州、大脚洞等。
出土遗物：石器类主要有斧、锛、凿、球、锄、铲、雕刻器、盘状器、砍砸器、杵、镞、尖状器、纺轮、砺石等。陶器类主要有壶、罐、釜、簋、缽、碗、盘、杯、瓶、盖、支座等。其中，有的陶器是绘有图案的各类彩陶，同时还发现一批刻有各种符号的陶片。据研究，这类“刻画符号”当与我国文字起源有一定关系。陶器多为手制，系用泥条盘筑法制作陶坯。据测定，三峡东部的这类大溪文化遗存的距今年代为6300—5000年之间。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在三峡地区广为分布，三峡东部地区主要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为代表。屈家岭文化类型的遗存主要有宜昌中堡岛、杨家湾、清水滩、秭归渡口、官庄坪等。石家河文化类型的遗存主要有宜昌白庙、下岸溪、下尾子、王家湾、黄土嘴、庙坪、旧州河，巴东雷家坪等。
这类遗址出土石器种类较多，主要有斧、锄、铲、耜、镰、砍伐器、凿、锛、石杵、磨盘、网坠、矛、匕、刀、镞、石球等。屈家岭文化陶器类主要有双腹碗、双腹豆、双腹鼎、壶形器、高圈足杯、蛋壳彩陶碗、杯、罐形鼎、盆、碟、锅、尊形器、钵、器盖、陶球、罐、纺轮等。石家河文化类型的器形主要深腹罐、圈足盘、鼓腹罐、大口罐、鼎、釜、瓶、杯、平底钵、竹节豆、甑、器座、擂钵等。 屈家岭文化距今年代为5020+235至4585+145年之间，石家河文化距今年代为4388+150年。
近年来，考古人员在宜昌西陵峡一带，发现了一批以三斗坪为代表的一类夏商时期文化遗址。考古人员有选择性的对朝天嘴、路家河、三斗坪等几个重要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对所获得的大批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它既与江汉地区其它同期的夏商文化面貌迥然有别，又具有巴蜀、土著（荆楚）与中原等三种文化因素。有学者研究表明，这批同类型遗址主要分布于巴东、秭归、宜昌三县境内的长江两岸。就区域文化来讲，三峡地区发现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多达200余处，遗址由西向东排列主要有江津王爷庙，渝北区朝阳河嘴、丰都黄柳嘴、农花苗、玉溪坪，忠县甘井沟、杜家院子、瓦渣地、哨棚嘴、岩脚，云阳东阳子、李家坝了，奉节新浦、老油坊，巴东官渡口、红庙岭，秭归庙坪、旧州河、朝天嘴、下尾子、徐家冲、长府沱，宜昌路家河、白庙、中堡岛、下岸溪、伍相庙、三斗坪等。
出土的陶器类多为夹砂褐陶，此为泥质灰陶，常见器形主要有釜、罐、瓮、壶、盆、缸、钵、豆、碗、杯、灯形器、器盖、器座、鬶、盉、尊等。石器类较少，有打制、磨制两种，小件石器制作较精，大多数通体磨光，器形主要有斧、锛、凿、铲、刮削器、网坠等。铜器器类有尊、镞、钩、管、针等。此外，在有的遗存还屡见一些殘铜渣、铜矿石等遗物。
三斗坪类型的遗存中，表现出明显的土著文化因素，其中以陶罐为基本炊器仅在江汉地区流行，是江汉地区和长江西陵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而西陵峡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存，又与中原地区二里岗商代文化遗存存在许多共性，尤其是夹砂大口尊等陶器特征，几乎同郑州二里岗同期遗存一样。从目前已掌握的考古资料分析，长江西陵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与川东地区已发现的同期文化遗存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在成都平原上大量出土与西陵峡地区相似或相近的器物。因此，西陵峡地区已发现的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的自身特点表明，它具有浓厚的巴文化因素，有可能是早期巴人文化遗存[2]。
宜昌博物馆夏商时期藏品不多，很难全面、准确反映该时期的文化现象，特色也不鲜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本地文化在夏商时期与中原文化、蜀文化是有所接触的，这一判断可从本馆馆藏的盉、鬶、陶缸等器物造型上看出其所含文化因素。有研究表明，夏商时期三峡地区基本上是巴人活动区域，甚至有些学者还认为巴人起源于长阳武落钟离山，西迁至川东地区，然后在峡江流域活动，这姑且是一家之说，在此不与探讨。但从地域角度着眼，鄂西、三峡地区已有考古资料线索证明，这一地区是探索巴文化起源的重要区域，且夏商时期巴人遗址中出土的绝大多数遗物，可直接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找到它们的归宿，这有待更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科院李绍连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于多元论之说。李文既把中原看作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最重要发祥地，同时又认为中华文明是多元发展的，他还列举了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江浙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文化等文化序列。多元，就是不能忽视区域文化在萌芽之初其自身发展规律。
综上所述，从查阅现有的考古资料足以表明，三峡区域历史文化悠久，旧石器中晚期至新石器早中晚各个时期遗存没有缺环，特别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多种文化并存相融，形成了与黄河文明发展并驾齐驱的自身文化特色，这一地域文化说明该区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持这一观点的许多学者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均有合乎逻辑的阐述，更何况我们还有翔实可靠的考古资料和实物作支撑，应该说提炼主题是合符实际，切实可行的。
二、沮河之梦——春秋早期楚文化展示
1975年冬至1979年，原宜昌地区文物工作队在当阳的赵家湾、金家山、李家垇子、郑家垇子，以东的杨家山和曹家岗等六个墓区进行了发掘，共发掘楚墓297座，出土陶器1230件，铜器1064件，玉器、料珠103件，漆木器68件，锡器4件，铁器3件。
高应勤、王光镐二先生将这批楚墓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乙A类、乙B类、丙类。七期之中，第一期为西周晚期，第二期为两周之交至春秋早期。与楚文化滥觞期的后段大致相合的是第一期和第二期。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分析，甲类墓几乎纯属中原风格，乙A类墓周式多于蛮式，乙B类墓则蛮式多于周式。
张正明先生主编的《楚文化志》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甲类墓的墓主是国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渐成习尚并出于尊夏卑夷的心理，必须摹仿华夏的礼制；乙A类墓的墓主人是国人中的平民和家道中衰落的下等部落贵族，虽也受到华夏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与蛮夷比较接近，因此吸收了蛮夷文化的某些成分；乙B类墓的墓主人大抵是土著蛮夷，与国人相对而言是野人，地位则与平民类同。死后有等差的墓葬规格，反映了当时已有国与野、贵与贱、富与贵的分化，但不管怎么说，文化融合的趋势已见端倪。
对楚文化的探讨，我们还应通过对楚民族起源、生存环境、民族心理、性格等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来全面把握楚文化演变规律。
《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是祝融的后裔。《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国别封之君夔子不祀祝融和鬻熊，楚人以为数典忘祖，怒而灭之。祝融是高辛的火正，上古之时，火正最重要的职责是观象授时。可见，楚人的先祖是我国古代最早知名天文学家，他们观象授时的特殊才干，直接服务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夏人在战胜高辛部落集团之后，祝融部落集团转而依附于夏朝。夏人曾与南方的三苗干戈交加，在这场斗争中，祝融部落集团把锋锷对准了三苗，而楚人则首当其冲的处于夏人和三苗之间，另外从地理位置上看，楚是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媒介和平台。
商代，殷人称分布在其南境的祝融诸部为荆，所以《诗·商颂·殷武》说：“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所谓“南乡”，本来是指大别山、桐柏山迤北和伏牛山迤东的中原南部，后来随着殷人的逐步向南开拓而同步向南展宽，推进到大别山，桐柏山以南。《诗·商颂·殷武》记：“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罙（深）入其阻，衰荆之旅”。在殷人南進的压力下，荆人少数散匿，多数归顺。据古代文献记载：在祝融八姓中，唯有芈姓分支尚存。 商末周初，芈姓荆人季连的后人，已西迁到丹水与淅水一带，以丹阳为中心，拥戴鬻熊为酋长。鬻熊举部背弃日暮途穷的商朝，亲附蒸蒸日上的周朝，颇受周王青睐。《史记·楚世家》记鬻熊“子事文王”。鬻熊卒，其子熊丽继为。熊丽孙熊绎在周成王之时，被封于楚蛮之地，楚，这个国号兼族名才始见于史册。
早期的楚国，恰好位于毗连豫西南的鄂西北，这种纵跨南北的地理位置，成为楚人得以兼采华夏和蛮夷之长的优势，再加上楚人具有励精图治、锐意创新之精神，所以才创造出了美轮美奂，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楚文化。
两周之际，有若敖、霄敖、蚡冒相继为楚君。《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若敖、霄敖，至于武、文，土不过同”。同为方圆五十里地，说明当时楚国的版图并不大。当时，楚人用兵方向仍以南为主，因此，此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今沮漳河中游和下游，也就是今当阳市及周边一带。很多研究楚文化的学者一致认为，早期楚文化中心应在当阳境内。早期楚文化是伴随楚人南征步履，逐步形成的，其主要文化渊源是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与华夏、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而形成的一种全新文化的结果。熊渠自封为王，并自嘲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种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给楚文化打上了深刻的个性烙印。
成王在位之时，楚地千里，带甲百万，有半中国之说”。楚人之梦已初步形成，尊奉周天子，只是为了号令天下并最终取代周天子而举起的一个名正言顺的幌子而已。
楚立国800余年，版图扩张和国家强盛与其文化的发展形影不离。
楚灭国70余个，对所灭之国一般采取“兼人之国，修其国廓，处其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即使对于蛮夷，也概莫能外。正是因为楚人奉行了“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混一华夏的民族政策，才赢得了楚国版图的扩充、财富的增殖和文化的繁荣。诸夏则不然：“兼人之国，毁其城郭，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土地”。楚国民族政策正好与之相反。
宜昌博物館现收藏的楚文化藏品，大多数均来自这批楚墓，反映了春秋早期楚文化现象。
这批出土器物的造型、纹饰都深深留下华夏文化的印记。师夷夏之长技，模仿之中敢于创新，在这批遗物中也较为突出。如：馆藏春秋时期蟠虺纹铜鼎，其盖钮经专家考证，系采用失蜡法浇铸而成。其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伴随着楚人版图不断扩展，特别是拥有铜绿山铜矿资源后，楚国国力日益加强，再加上立范铸造法、分铸铸接、叠铸法、镶嵌法、销接和焊接工艺的大量使用，以及根据不同器具的用途来合理确定铜、锡、铅的不同含量及配比方法，使得楚国青铜冶铸技术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群雄并起的诸国。已故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老先生曾感叹地说：“我在北方看了很多馆，楚国青铜器优于北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文化看民族兴衰，楚国在文化繁荣的支持下，曾一度问鼎中原，跻身春秋五霸之一，大有一统九州之势。楚国的崛起与沮漳河流域密切相关，这里是早期楚文化中心，这是很多学者在研究楚史后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提炼的主题，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宜昌记亿——宜昌非物质文化展示
《史记·楚世家》载，楚倾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夷陵之名始见于此，至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伴随着这块土地下面丰富却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遗產的是，这里也流传有大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3年，文化部正式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宜昌市被列入全国首批10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城市之一。现宜昌市已有16项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民俗曲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有民间故事，兴山民歌，宜昌丝竹，民间吹打乐，土家族撒叶儿嗬，薅草锣鼓，土家族打溜子等项目10名代表传承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此外，宜昌还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曲艺等32项非物质文化项目入选省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已有51名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曲艺等项目代表传承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一）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及传承人：
（1）人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
1、长阳撒叶儿嗬 2、屈原故里端午习俗
3、兴山民歌 4、青林寺谜语
5、下堡坪故事 6、宜昌丝竹
7、枝江民间吹打乐 8、屈原传说
9、王昭君传说 10、都镇湾故事
11、江河号子 12、宜昌堂鼓
13、长阳南曲 14、薅草锣鼓
15、唢呐艺术 16、土家族打溜子
（2）10名人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传承人：
刘德方 陈家珍 黄太柏 杜海涛
覃自友 张言科 孙家香 彭泗德
王爱民 简伯元
（二）省级非物质遗产项目及传承人：
（1）人选省级非物质遗产项目：
1、长阳撒叶儿嗬 2、屈原故里端午习俗
3、兴山民歌 4、青林寺谜语
5、下堡坪故事 6、宜昌丝竹
7、宜昌堂调 8、枝江民间吹打乐
9、屈原传说 10、王昭君传说
11、都镇湾故事 12、江河号子
13沮水鸣音 14、长阳山歌
15、兴山围鼓 16、五峰土家族撒叶儿嗬
17、南曲 18、薅草锣鼓
19、唢呐艺术 20、土家族打溜子
21、远安花鼓戏 22、枝江楠管
23、五峰土家族告祖礼仪 24、嫘祖庙会
25、雾渡河民歌 26、长阳吹打乐
27、地花鼓 28、当阳打鼓说书 29、枝江民间手工布鞋 30、五峰采花毛尖茶制作技
31、远安鹿苑茶 32、当阳关陵庙会
（2）51名人选省级非物质项目传承人：
王作章 孙家香 肖世芹 李作权
刘泽刚 向昌进 刘德方 李国新
付吉佳 陈代金 赵兴寿 金开亮
万能千 丁开清 陈德望 高秉全
王道本 向维平 熊作正 罗留英
马协菊 李德翠 覃春波 王爱民
阎顺章 胡振浩 王祖湘 董长华
王万斌 雷杰秀 李作权 简伯元
王德方 陈家珍 彭泗德 万梅知
黄太柏 杜海涛 杨龙舟 李绪贵
毛方明 向科美 杨和春 陆先模
高家尧 覃好群 田卜栋 覃远新
覃自友 汪达升 张言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是：所谓无形文化遗产或统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无形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除物质遗存外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其特点是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它的最大特性就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不脱离具体的民族历史和社会环境，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的“活”的显现。
宜昌地处鄂西，上控巴蜀，下引荆襄，既是军事上的重要关隘，也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远古时期在南方地区分布着较多氏族，史籍中称之为“南蛮”或“三苗”。据《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有苗之民，判入南海，为三苗国”。古史记载中的“三苗”，其活动范围大致上就是《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所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对于古史记载传说中三苗民族的活动区域，专家和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在今古洞庭湖流域、鄂西地区、汉水中下游地区这一范围内。因春秋时期楚国南扩，本地楚蛮逐渐被融合进了楚民族。
因三峡地区自古以來都未曾间断过人类活动，故有专家称三峡为管状文化长廊，这一形象的比拟，可从三峡十年考古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大量外迁，使得原生态的文化伴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了“生态危机”。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必将会对该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会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尚可以通过文物抢救性发掘或异地搬迁，使之得以被保护；而对那些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需要投入更多、更大的精力与智慧，才可能使之得以继续流传，否则就将会从此而消失。
传承、抢救、保护本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民族文化多样性延续与发展，将那些濒临灭绝与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请进博物馆，让它们与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文化遗产彼此相守在一起，或许是一种较为有效的保护与拯救方式。所以，用身边“活”的文化遗产，唤醒市民对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予以关注，应是我们博物馆人当仁不让的责任。
四、三峡纪实——展示十年来三峡考古成果
兴建三峡大坝，蓄水覆盖三峡区域，水头直抵重庆，而三峡两岸的宽谷地带，却是一条蕴含着丰富文化信息的瑰丽、宝贵的文化长廊。有专家、学者研究，三峡与黄河河套、中原大地一样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保存着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经夏至商至周时期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历代文物古迹，也是巴楚文化的汇粹地。
据普查，因移民与库区淹没线的抬升而受影响的地下地面文物有1282处，湖北省境内有399处。纪念爱国主义诗人的秭归屈原祠将整体搬迁、还有大批清代古民居也将整体迁址。地下古遗址、古墓葬，数目之多，分布之广，价值之高，也是举世罕见的。库区的近现代文物，民族、民俗文物，宗教文物数量巨大。据专家预测，整个淹没区将危及的文物有数十万件，数量之大，是世界上其它大型工程很少可比拟的。
根据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自1992年起，湖北省文物部门组织全国20多个省市的文物工作者进行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三峡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为抢救历史文化遗产克服种种困难，辛勤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6年来，省文物部门仅在湖北库区175米水位线下就圆满完成96处地面文物保护项目，并率先完成6处地面搬迁项目的复建工作，独具峡江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的文化风貌最大限度的得以保护和延续。完成地下217处文物点，45.8万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和190.6万平方米的勘探调查工作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发掘出土文物50000余件，其中珍贵文物6000件。珍贵文物中有距今6000——7000多年前的“太阳人”石刻和石人雕像，有精美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有图案精美的巴文化铜戈、矛及一组保存完好的弓箭；有造型优美、工艺精致的秦汉时期青铜器和宋明时期瓷器，堪称湖北库区文物中的瑰宝。此外，根据普查资料显示，还可征集民俗、宗教文物5000余件。主要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建筑构件、祭祀物品、民俗用品等。
三峡纪实所要展示内容：
1、大事记：从批准、工程设计、施工、发电、防洪等来展示世界第一工程。图文并举，展示工程背后的鲜为人知的实况。
2、移民搬迁纪实。以120万移民搬迁为背景，展示民族几千年来舍小家，顾大家的民族精神。
3、地面文物搬迁纪实。主要展示从规划到实施全过程，充分体现工程中文物保护的理念。
4、三峡出土文物展。以发掘出土文物为基础，介绍工程背后的文物保护工作。
5、展示三峡考古新发现。巴东旧县坪宋代官署遗址、楠木园文化（复原）。
6、复原柳林溪发掘现场。主要复原布方实景，普及考古知识，让边缘学科大众化。
以上内容是经过数月材料梳理后形成的陈列主题，但由于时间匆忙，很多考古现场未实地调研，形成主题的过程只是在故纸堆上作肤浅比较，难免有不周甚至于错误之处，是故，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资料：
1、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辛勤耕耘》（宜昌博物館编辑）一书中杨华《简述长江三峡地区先秦时期文物考古发现的资料情况》与《远古时期巴族与三苗文化的关系》等两篇文本；
2、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辛勤耕耘》（宜昌博物馆编辑）一书中高应勤《长江西陵峡考古文化发展序列综论》一文；
3、张正明：《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一版。
宜昌博物館《三峡·宜昌文物展》于1993年8月对外开放，当时展出文物约1000余件，分为旧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楚文物、秦汉文物陈列三个部分。展品中既有约40万年前的秭归玉虚洞旧石器时代遗存和距今10多万年的“长阳人”文物；又有繁複绮丽的楚文化文物；同时还有特色鲜明的巴文化和秦汉文物，以及因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而抢救发掘的各类出土文物。
就当时社会背景而言，此展览在全省地市州博物馆系统应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同时也得到了文博界同仁的一致好评。但由于展陈理念已今非昔比，这个基本陈列的面貌却18年一贯制，因与时代严重脱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很难适应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不要说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调研宜昌博物馆基本陈列主题，改陈宜昌博物馆基本陈列，促进地方文化发展，已迫在眉睫。笔者在材料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下面的改陈主题调研报告。
一、峡江晨韵——史前文化展示
“峡江晨韵”所展示的主题，是宜昌境内及三峡地区的远古文化，应是与黄河文化的发展并驾齐驱的一种华夏文明；包括宜昌在内的三峡地区，同样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明起源地之一。这一认知，是建立在对大量的考古学与史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的。
宜昌是三峡门户，分析宜昌文化序列，就不能局限于某一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现象，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区域文化，高屋建瓴地阐述宜昌文化现象。具体说就是要把长江、三峡地区以及其辐射范围内的文化现象，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进而全面分析宜昌文化现象与走势。
根据近年来田野调查和发掘资料表明，三峡地区属于旧石器时代遗址共有70余处（包括洞穴遗址和旷野遗址），年代约从200多万年前到距今8000年，文化内涵包括早、中、晚各个历史阶段。早期重要的遗址和化石点有“巫山猿人”化石及其遗址，巴东、建始巨猿动物群化石。秭归玉虚洞遗址，在更大范围说，含湖北长阳、巴东、建始、利川及重庆巫山、奉节等地海拔为700—1000米的半高山地带一些发育较好的喀斯特溶洞里，这些溶洞均常有巨猿和各类动物化石出土。
经科学手段测定与学术研究表明，早期“巫山猿人”化石距今年代为204万—201万年，属于更新世早期。巴东、建始“巨猿化石”可能是猿类系统的一个旁支，其生存时期从第三纪上新世经更新世早期到更新世中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有1956年在宜昌境内发现的“长阳人化石”，其它相关遗址还有丰都高家镇、井水湾、烟墩堡、奉节藕塘、万州大地坪、忠县乌杨、神龙架犀牛洞、宜都九道河、当阳九里岗等，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20万—5万年。
著名的“长阳人化石”距今年代约为19.5万年，介于猿人和现代人之间，与“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三峡地区普遍被发现，主要遗址有重庆铜梁、九龙坡、马王场、合川沙桥角村。湖北巴东一带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发现有10多处，其中保存较好的有巴东李家湾、高桅子等遗址。著名的铜梁遗址发现并于1976年，1978年正式发掘，1981年命名为“铜梁文化”。在重庆地区，属于铜梁文化性质的遗址分布较广。遗址的年代有偏早阶段和偏晚阶段，铜梁文化诸遗址距今年代约为21550+310年，奉节横路遗址距今年代约为10000—8000年，长阳桅杆坪遗址（下层）距今年代约为10070+190年。这类晚期文化遗存中有不少遗存之上叠压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从地层学角度观察，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应与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有着一定的联系。
三峡地区的一些宽谷以及缓坡和山前台地上，密集地分布着一些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经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表明，属于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共有100余处。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有宜昌窝棚墩、路家河、三斗坪、伍相庙、杨家嘴、秭归朝天嘴、柳林溪、玉种地、巴东店子头、楠木园、宜都城背溪、花庙堤、白水巷、金子山等（以上均为三峡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发现较少，主要遗址有巫山刘家坝、丰都玉溪、奉节鱼腹浦等。其中城背溪遗址被命名为“城背溪”文化。
出土遗物：石器类主要有斧、锛、凿等。绝大多数石器制作比较粗糙，器表面不甚平滑，器形不太规整，显现出相当的原始性，但也有部分小型石器制作比较规整，刃部不仅大都经过磨制，而且还相当锋利。陶器类以圜底器为多见，次为圈足器、平底器。器形主要有壶、罐、釜、钵、碗、盘、支座等。制法一般采用泥片贴筑法，以手制为主，器形一般不太规整，是较原始的文化遗物。西陵峡地区诸遗址距今年代多在8000—7000年之间，基本上可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年代衔接。
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以大溪文化为代表。这类遗址除巫山大溪遗址外，还有秭归老坟口、白水河、朝天嘴、龚家大沟、柳林碛、巴东店子头、土寨子、宜昌中堡島、杨家湾、白狮湾、黄土包、清水滩、伍相庙、巫山琵琶州、大脚洞等。
出土遗物：石器类主要有斧、锛、凿、球、锄、铲、雕刻器、盘状器、砍砸器、杵、镞、尖状器、纺轮、砺石等。陶器类主要有壶、罐、釜、簋、缽、碗、盘、杯、瓶、盖、支座等。其中，有的陶器是绘有图案的各类彩陶，同时还发现一批刻有各种符号的陶片。据研究，这类“刻画符号”当与我国文字起源有一定关系。陶器多为手制，系用泥条盘筑法制作陶坯。据测定，三峡东部的这类大溪文化遗存的距今年代为6300—5000年之间。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在三峡地区广为分布，三峡东部地区主要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为代表。屈家岭文化类型的遗存主要有宜昌中堡岛、杨家湾、清水滩、秭归渡口、官庄坪等。石家河文化类型的遗存主要有宜昌白庙、下岸溪、下尾子、王家湾、黄土嘴、庙坪、旧州河，巴东雷家坪等。
这类遗址出土石器种类较多，主要有斧、锄、铲、耜、镰、砍伐器、凿、锛、石杵、磨盘、网坠、矛、匕、刀、镞、石球等。屈家岭文化陶器类主要有双腹碗、双腹豆、双腹鼎、壶形器、高圈足杯、蛋壳彩陶碗、杯、罐形鼎、盆、碟、锅、尊形器、钵、器盖、陶球、罐、纺轮等。石家河文化类型的器形主要深腹罐、圈足盘、鼓腹罐、大口罐、鼎、釜、瓶、杯、平底钵、竹节豆、甑、器座、擂钵等。 屈家岭文化距今年代为5020+235至4585+145年之间，石家河文化距今年代为4388+150年。
近年来，考古人员在宜昌西陵峡一带，发现了一批以三斗坪为代表的一类夏商时期文化遗址。考古人员有选择性的对朝天嘴、路家河、三斗坪等几个重要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对所获得的大批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它既与江汉地区其它同期的夏商文化面貌迥然有别，又具有巴蜀、土著（荆楚）与中原等三种文化因素。有学者研究表明，这批同类型遗址主要分布于巴东、秭归、宜昌三县境内的长江两岸。就区域文化来讲，三峡地区发现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多达200余处，遗址由西向东排列主要有江津王爷庙，渝北区朝阳河嘴、丰都黄柳嘴、农花苗、玉溪坪，忠县甘井沟、杜家院子、瓦渣地、哨棚嘴、岩脚，云阳东阳子、李家坝了，奉节新浦、老油坊，巴东官渡口、红庙岭，秭归庙坪、旧州河、朝天嘴、下尾子、徐家冲、长府沱，宜昌路家河、白庙、中堡岛、下岸溪、伍相庙、三斗坪等。
出土的陶器类多为夹砂褐陶，此为泥质灰陶，常见器形主要有釜、罐、瓮、壶、盆、缸、钵、豆、碗、杯、灯形器、器盖、器座、鬶、盉、尊等。石器类较少，有打制、磨制两种，小件石器制作较精，大多数通体磨光，器形主要有斧、锛、凿、铲、刮削器、网坠等。铜器器类有尊、镞、钩、管、针等。此外，在有的遗存还屡见一些殘铜渣、铜矿石等遗物。
三斗坪类型的遗存中，表现出明显的土著文化因素，其中以陶罐为基本炊器仅在江汉地区流行，是江汉地区和长江西陵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而西陵峡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存，又与中原地区二里岗商代文化遗存存在许多共性，尤其是夹砂大口尊等陶器特征，几乎同郑州二里岗同期遗存一样。从目前已掌握的考古资料分析，长江西陵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与川东地区已发现的同期文化遗存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在成都平原上大量出土与西陵峡地区相似或相近的器物。因此，西陵峡地区已发现的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的自身特点表明，它具有浓厚的巴文化因素，有可能是早期巴人文化遗存[2]。
宜昌博物馆夏商时期藏品不多，很难全面、准确反映该时期的文化现象，特色也不鲜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本地文化在夏商时期与中原文化、蜀文化是有所接触的，这一判断可从本馆馆藏的盉、鬶、陶缸等器物造型上看出其所含文化因素。有研究表明，夏商时期三峡地区基本上是巴人活动区域，甚至有些学者还认为巴人起源于长阳武落钟离山，西迁至川东地区，然后在峡江流域活动，这姑且是一家之说，在此不与探讨。但从地域角度着眼，鄂西、三峡地区已有考古资料线索证明，这一地区是探索巴文化起源的重要区域，且夏商时期巴人遗址中出土的绝大多数遗物，可直接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找到它们的归宿，这有待更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科院李绍连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于多元论之说。李文既把中原看作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最重要发祥地，同时又认为中华文明是多元发展的，他还列举了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江浙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文化等文化序列。多元，就是不能忽视区域文化在萌芽之初其自身发展规律。
综上所述，从查阅现有的考古资料足以表明，三峡区域历史文化悠久，旧石器中晚期至新石器早中晚各个时期遗存没有缺环，特别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多种文化并存相融，形成了与黄河文明发展并驾齐驱的自身文化特色，这一地域文化说明该区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持这一观点的许多学者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均有合乎逻辑的阐述，更何况我们还有翔实可靠的考古资料和实物作支撑，应该说提炼主题是合符实际，切实可行的。
二、沮河之梦——春秋早期楚文化展示
1975年冬至1979年，原宜昌地区文物工作队在当阳的赵家湾、金家山、李家垇子、郑家垇子，以东的杨家山和曹家岗等六个墓区进行了发掘，共发掘楚墓297座，出土陶器1230件，铜器1064件，玉器、料珠103件，漆木器68件，锡器4件，铁器3件。
高应勤、王光镐二先生将这批楚墓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乙A类、乙B类、丙类。七期之中，第一期为西周晚期，第二期为两周之交至春秋早期。与楚文化滥觞期的后段大致相合的是第一期和第二期。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分析，甲类墓几乎纯属中原风格，乙A类墓周式多于蛮式，乙B类墓则蛮式多于周式。
张正明先生主编的《楚文化志》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甲类墓的墓主是国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渐成习尚并出于尊夏卑夷的心理，必须摹仿华夏的礼制；乙A类墓的墓主人是国人中的平民和家道中衰落的下等部落贵族，虽也受到华夏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与蛮夷比较接近，因此吸收了蛮夷文化的某些成分；乙B类墓的墓主人大抵是土著蛮夷，与国人相对而言是野人，地位则与平民类同。死后有等差的墓葬规格，反映了当时已有国与野、贵与贱、富与贵的分化，但不管怎么说，文化融合的趋势已见端倪。
对楚文化的探讨，我们还应通过对楚民族起源、生存环境、民族心理、性格等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来全面把握楚文化演变规律。
《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是祝融的后裔。《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国别封之君夔子不祀祝融和鬻熊，楚人以为数典忘祖，怒而灭之。祝融是高辛的火正，上古之时，火正最重要的职责是观象授时。可见，楚人的先祖是我国古代最早知名天文学家，他们观象授时的特殊才干，直接服务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夏人在战胜高辛部落集团之后，祝融部落集团转而依附于夏朝。夏人曾与南方的三苗干戈交加，在这场斗争中，祝融部落集团把锋锷对准了三苗，而楚人则首当其冲的处于夏人和三苗之间，另外从地理位置上看，楚是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媒介和平台。
商代，殷人称分布在其南境的祝融诸部为荆，所以《诗·商颂·殷武》说：“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所谓“南乡”，本来是指大别山、桐柏山迤北和伏牛山迤东的中原南部，后来随着殷人的逐步向南开拓而同步向南展宽，推进到大别山，桐柏山以南。《诗·商颂·殷武》记：“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罙（深）入其阻，衰荆之旅”。在殷人南進的压力下，荆人少数散匿，多数归顺。据古代文献记载：在祝融八姓中，唯有芈姓分支尚存。 商末周初，芈姓荆人季连的后人，已西迁到丹水与淅水一带，以丹阳为中心，拥戴鬻熊为酋长。鬻熊举部背弃日暮途穷的商朝，亲附蒸蒸日上的周朝，颇受周王青睐。《史记·楚世家》记鬻熊“子事文王”。鬻熊卒，其子熊丽继为。熊丽孙熊绎在周成王之时，被封于楚蛮之地，楚，这个国号兼族名才始见于史册。
早期的楚国，恰好位于毗连豫西南的鄂西北，这种纵跨南北的地理位置，成为楚人得以兼采华夏和蛮夷之长的优势，再加上楚人具有励精图治、锐意创新之精神，所以才创造出了美轮美奂，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楚文化。
两周之际，有若敖、霄敖、蚡冒相继为楚君。《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若敖、霄敖，至于武、文，土不过同”。同为方圆五十里地，说明当时楚国的版图并不大。当时，楚人用兵方向仍以南为主，因此，此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今沮漳河中游和下游，也就是今当阳市及周边一带。很多研究楚文化的学者一致认为，早期楚文化中心应在当阳境内。早期楚文化是伴随楚人南征步履，逐步形成的，其主要文化渊源是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与华夏、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而形成的一种全新文化的结果。熊渠自封为王，并自嘲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种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给楚文化打上了深刻的个性烙印。
成王在位之时，楚地千里，带甲百万，有半中国之说”。楚人之梦已初步形成，尊奉周天子，只是为了号令天下并最终取代周天子而举起的一个名正言顺的幌子而已。
楚立国800余年，版图扩张和国家强盛与其文化的发展形影不离。
楚灭国70余个，对所灭之国一般采取“兼人之国，修其国廓，处其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即使对于蛮夷，也概莫能外。正是因为楚人奉行了“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混一华夏的民族政策，才赢得了楚国版图的扩充、财富的增殖和文化的繁荣。诸夏则不然：“兼人之国，毁其城郭，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土地”。楚国民族政策正好与之相反。
宜昌博物館现收藏的楚文化藏品，大多数均来自这批楚墓，反映了春秋早期楚文化现象。
这批出土器物的造型、纹饰都深深留下华夏文化的印记。师夷夏之长技，模仿之中敢于创新，在这批遗物中也较为突出。如：馆藏春秋时期蟠虺纹铜鼎，其盖钮经专家考证，系采用失蜡法浇铸而成。其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伴随着楚人版图不断扩展，特别是拥有铜绿山铜矿资源后，楚国国力日益加强，再加上立范铸造法、分铸铸接、叠铸法、镶嵌法、销接和焊接工艺的大量使用，以及根据不同器具的用途来合理确定铜、锡、铅的不同含量及配比方法，使得楚国青铜冶铸技术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群雄并起的诸国。已故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老先生曾感叹地说：“我在北方看了很多馆，楚国青铜器优于北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文化看民族兴衰，楚国在文化繁荣的支持下，曾一度问鼎中原，跻身春秋五霸之一，大有一统九州之势。楚国的崛起与沮漳河流域密切相关，这里是早期楚文化中心，这是很多学者在研究楚史后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提炼的主题，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宜昌记亿——宜昌非物质文化展示
《史记·楚世家》载，楚倾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夷陵之名始见于此，至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伴随着这块土地下面丰富却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遗產的是，这里也流传有大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3年，文化部正式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宜昌市被列入全国首批10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城市之一。现宜昌市已有16项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民俗曲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有民间故事，兴山民歌，宜昌丝竹，民间吹打乐，土家族撒叶儿嗬，薅草锣鼓，土家族打溜子等项目10名代表传承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此外，宜昌还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曲艺等32项非物质文化项目入选省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已有51名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曲艺等项目代表传承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一）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及传承人：
（1）人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
1、长阳撒叶儿嗬 2、屈原故里端午习俗
3、兴山民歌 4、青林寺谜语
5、下堡坪故事 6、宜昌丝竹
7、枝江民间吹打乐 8、屈原传说
9、王昭君传说 10、都镇湾故事
11、江河号子 12、宜昌堂鼓
13、长阳南曲 14、薅草锣鼓
15、唢呐艺术 16、土家族打溜子
（2）10名人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传承人：
刘德方 陈家珍 黄太柏 杜海涛
覃自友 张言科 孙家香 彭泗德
王爱民 简伯元
（二）省级非物质遗产项目及传承人：
（1）人选省级非物质遗产项目：
1、长阳撒叶儿嗬 2、屈原故里端午习俗
3、兴山民歌 4、青林寺谜语
5、下堡坪故事 6、宜昌丝竹
7、宜昌堂调 8、枝江民间吹打乐
9、屈原传说 10、王昭君传说
11、都镇湾故事 12、江河号子
13沮水鸣音 14、长阳山歌
15、兴山围鼓 16、五峰土家族撒叶儿嗬
17、南曲 18、薅草锣鼓
19、唢呐艺术 20、土家族打溜子
21、远安花鼓戏 22、枝江楠管
23、五峰土家族告祖礼仪 24、嫘祖庙会
25、雾渡河民歌 26、长阳吹打乐
27、地花鼓 28、当阳打鼓说书 29、枝江民间手工布鞋 30、五峰采花毛尖茶制作技
31、远安鹿苑茶 32、当阳关陵庙会
（2）51名人选省级非物质项目传承人：
王作章 孙家香 肖世芹 李作权
刘泽刚 向昌进 刘德方 李国新
付吉佳 陈代金 赵兴寿 金开亮
万能千 丁开清 陈德望 高秉全
王道本 向维平 熊作正 罗留英
马协菊 李德翠 覃春波 王爱民
阎顺章 胡振浩 王祖湘 董长华
王万斌 雷杰秀 李作权 简伯元
王德方 陈家珍 彭泗德 万梅知
黄太柏 杜海涛 杨龙舟 李绪贵
毛方明 向科美 杨和春 陆先模
高家尧 覃好群 田卜栋 覃远新
覃自友 汪达升 张言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是：所谓无形文化遗产或统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无形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除物质遗存外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其特点是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它的最大特性就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不脱离具体的民族历史和社会环境，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的“活”的显现。
宜昌地处鄂西，上控巴蜀，下引荆襄，既是军事上的重要关隘，也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远古时期在南方地区分布着较多氏族，史籍中称之为“南蛮”或“三苗”。据《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有苗之民，判入南海，为三苗国”。古史记载中的“三苗”，其活动范围大致上就是《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所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对于古史记载传说中三苗民族的活动区域，专家和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在今古洞庭湖流域、鄂西地区、汉水中下游地区这一范围内。因春秋时期楚国南扩，本地楚蛮逐渐被融合进了楚民族。
因三峡地区自古以來都未曾间断过人类活动，故有专家称三峡为管状文化长廊，这一形象的比拟，可从三峡十年考古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大量外迁，使得原生态的文化伴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了“生态危机”。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必将会对该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会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尚可以通过文物抢救性发掘或异地搬迁，使之得以被保护；而对那些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需要投入更多、更大的精力与智慧，才可能使之得以继续流传，否则就将会从此而消失。
传承、抢救、保护本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民族文化多样性延续与发展，将那些濒临灭绝与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请进博物馆，让它们与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文化遗产彼此相守在一起，或许是一种较为有效的保护与拯救方式。所以，用身边“活”的文化遗产，唤醒市民对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予以关注，应是我们博物馆人当仁不让的责任。
四、三峡纪实——展示十年来三峡考古成果
兴建三峡大坝，蓄水覆盖三峡区域，水头直抵重庆，而三峡两岸的宽谷地带，却是一条蕴含着丰富文化信息的瑰丽、宝贵的文化长廊。有专家、学者研究，三峡与黄河河套、中原大地一样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保存着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经夏至商至周时期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历代文物古迹，也是巴楚文化的汇粹地。
据普查，因移民与库区淹没线的抬升而受影响的地下地面文物有1282处，湖北省境内有399处。纪念爱国主义诗人的秭归屈原祠将整体搬迁、还有大批清代古民居也将整体迁址。地下古遗址、古墓葬，数目之多，分布之广，价值之高，也是举世罕见的。库区的近现代文物，民族、民俗文物，宗教文物数量巨大。据专家预测，整个淹没区将危及的文物有数十万件，数量之大，是世界上其它大型工程很少可比拟的。
根据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自1992年起，湖北省文物部门组织全国20多个省市的文物工作者进行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三峡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为抢救历史文化遗产克服种种困难，辛勤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6年来，省文物部门仅在湖北库区175米水位线下就圆满完成96处地面文物保护项目，并率先完成6处地面搬迁项目的复建工作，独具峡江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的文化风貌最大限度的得以保护和延续。完成地下217处文物点，45.8万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和190.6万平方米的勘探调查工作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发掘出土文物50000余件，其中珍贵文物6000件。珍贵文物中有距今6000——7000多年前的“太阳人”石刻和石人雕像，有精美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有图案精美的巴文化铜戈、矛及一组保存完好的弓箭；有造型优美、工艺精致的秦汉时期青铜器和宋明时期瓷器，堪称湖北库区文物中的瑰宝。此外，根据普查资料显示，还可征集民俗、宗教文物5000余件。主要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建筑构件、祭祀物品、民俗用品等。
三峡纪实所要展示内容：
1、大事记：从批准、工程设计、施工、发电、防洪等来展示世界第一工程。图文并举，展示工程背后的鲜为人知的实况。
2、移民搬迁纪实。以120万移民搬迁为背景，展示民族几千年来舍小家，顾大家的民族精神。
3、地面文物搬迁纪实。主要展示从规划到实施全过程，充分体现工程中文物保护的理念。
4、三峡出土文物展。以发掘出土文物为基础，介绍工程背后的文物保护工作。
5、展示三峡考古新发现。巴东旧县坪宋代官署遗址、楠木园文化（复原）。
6、复原柳林溪发掘现场。主要复原布方实景，普及考古知识，让边缘学科大众化。
以上内容是经过数月材料梳理后形成的陈列主题，但由于时间匆忙，很多考古现场未实地调研，形成主题的过程只是在故纸堆上作肤浅比较，难免有不周甚至于错误之处，是故，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资料：
1、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辛勤耕耘》（宜昌博物館编辑）一书中杨华《简述长江三峡地区先秦时期文物考古发现的资料情况》与《远古时期巴族与三苗文化的关系》等两篇文本；
2、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辛勤耕耘》（宜昌博物馆编辑）一书中高应勤《长江西陵峡考古文化发展序列综论》一文；
3、张正明：《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