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沈阳，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干部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却没有主人的责任感。一桶价值千元的高标号油，哥们儿几个在车间追打嬉戏，踢倒了没人扶;上万元的合金铸件卡在车床上，操作者随便出去接电话，磨蹭回来，零件已经报废。一厂之长呢，即使企业亏损了几十万，照样翘二郎腿喝茶水。他心里有底，大不了拍屁股走人，异地做官。主管部门对亏损的企业多是强行拉郎配，将其合并到好的企业。
　　1985年5月，李长春市长视察沈阳铝材厂。全市5000多户集体企业，像铝材厂效益好的不少。但经营差、亏损严重的也很多，市政府每年要拿出大笔资金堵窟窿。李长春眉头紧锁，其后提出了改革方向：“对那些经营不善、长期亏损、整顿无望的企业，应当用市场的方法破产倒闭。企业有兴有衰、有生有死，方能良性循环。”
　　当时，对破产姓“社”还是姓“资”争议极大，长春同志批示：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第二天，这项任务下达到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那时，我从企业调来这里不久，领导让我负责起草。我顿觉担子太重，但又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吃干饭的，就花了两个多月跑企业，下基层开座谈会，搞企业经营对比，起草了“关闭企业的处理规定”。两周后，市长批示回来了，我的头像炸开了一样。“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企业倒闭了，职工怎么办？救济金怎么发？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这意味着草案被毙了。领导安慰我继续努力。我去北京，找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的专家取经，在中南海北门，同专家探讨了6个小时。第二天，我又去专家家里。临近地铁古城路站时，雷雨大作，我钻进路旁的水泥管避雨。忽然一个大雷劈下，我心里一颤：莫非是一年前在古城路意外去世的战友，也是我在沈阳汽车公司工作时的挚友在迎接我？
　　当时，我和妻子带着3个孩子住在12平方米的筒子楼，晚上家里没地方，我就去妻子上班的小学办公室里加班。白天在单位我几乎不离办公桌，只是间操时，沿着市政府大楼转两圈。某日，我的右眼突然失明，是眼底出血，医生让我休息。我哪有空休息，继续跑企业征求意见，做调查，做家访，对市长的批示也有了新理解——用经济规律的手段来处理企业，而不是用长官意志来解决问题。终于，《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企业破产倒闭的规定》起草成功。
　　一周后，领导告诉大家：“我们的破产规定草案市长批回来了，他同意了，我们再修改后上政府常务会讨论！”
　　经过10个月的酝酿，6次修改，1985年2月9日，《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在沈阳诞生了，文稿及相关资料后来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长春同志对破产的操作慎之又慎，提出要先发警告令。他还打电话了解企业的反应，工人怎么讲的。那一次，我整整汇报了40分钟。不久，市政府给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农机三厂、五金铸造厂发了黄牌警告。警告发布会现场严肃紧张，我注意到有些工人在抖动。
　　警告会后，我到了五金铸造厂。企业正在开职工大会，厂长周桂英一边讲一边流泪。她说，今天是我们的厂耻日，一定干出个模样来，让我们五金铸造厂重新站起来。一年之后，五金铸造厂摘掉了黄牌，赢得新生。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成为共和国破产第一例。当时我参加防爆器械厂的职工大会，有职工说，这个《破产法》是谁搞的，起草这个东西的人作孽啊，不得好死！
　　防爆器械厂破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是借一个旅社的大房子进行的。恰遇雨天，债权人知道防爆器械厂不能足额偿还债务，痛苦至极。风声雨声雷电声，与人们的哭泣声连成一片，气氛悲凉。
　　8月4日，我陪新华社记者去厂子了解情况。职工在门前热议着，有人说这样的厂子早该黄了，产品卖不出去，堆在院子里，还叫我干，真没意思。有人反对，说再不好，我们还有个单位，现在倒好，没工作，只能喝西北风了。有一位嘟囔着，沈阳这么大，怎么就防爆器械厂倒闭了？真是盆大的雨点砸到咱们头上了。工厂门前的水泥柱上，挂着一个小小的花圈，底部是几个柳树枝拧成的粗绳，毫无表情地悬在那里。
　　有个年轻职工，没有任何沮丧的感觉，还有些得意，“厂子倒闭了，再找个好的单位也不错。”后来他真的考进了一家大型国企。
　　给职工发救济金时，一位中年妇女领完钱在旁边落泪，“干了十几年，现在领救济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我们按市领导指示，组成几个小组，到职工家里做工作，给职工鼓励，了解具体困难，帮助解决。有一位大姐独自领孩子生活，我们介绍她到火车站当清洁工，她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防爆器械厂原厂长石永阶，自己开个豆腐坊，后来又办起了小工厂，生活也不错。他经营的小买卖有时占道，城管人员要罚他，他就找我给他讲情。他还对我说：“当初听说是你起草的这个《破产法》，我对你恨透了，觉得咱俩是死对头。后来觉得你们不是整我们的，确实在做实事，这是改革的需要。”
　　2014年初夏，李长春同志重返沈阳，与老同志座谈，同我握手留影时，他打听我的年龄，称赞我是“专家”，说我在改革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