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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暴事件发生在家门口了！”北京大学BBS医学部版上的一篇帖子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3月7日上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心理科一位医生因拒绝一个候诊患者的加塞要求，被该患者在诊室砍伤。
近来，暴力袭医事件不断发生。
对此，到底该如何切实改善医患关系、保护医生安全？
而北大医学部的学生——这些未来的医生们，又是如何看医暴的？
安保之惑
我们做了一份针对北京大学医学部从大一新生到博士生的调查，在回收的216份有效问卷中，过半数的学生表示对医暴事件“零容忍，要求得到有效处理”，但近40%的学生“愤怒但无能为力”。无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医院在安保方面的尴尬。
医院属于内保单位，不是公共场所，不能由公安机关直接负责安保工作。医院只能外聘保安，或与警方协作设立有警察挂名的工作站。也正因此，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医卫界90位委员联名递交“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提案牵头人、全国政协委员凌峰说：“只有公安成为医院治安的主体，才能有效遏制、弹压日益频发的恶性伤医案件。”但医疗界外也有不同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就指出：“警察的过多介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相反还会让医院气氛紧张。”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77.78%的医学生认为医院应该被修改为公共场所，并允许警察进入实行安保；而剩余22.22%的人则同阮教授一样，表达了这样做会加剧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担忧。
据我们调查，北医六院只能通过加强安保措施来保障医生安全。医院办公室主任张霞向我们介绍，医院新增4名保安，组织医生们学习了简单有效的格斗防身术，也在开会征集大家意见，考虑使用一些盾牌类的东西，能“随手拿起来挡一下，保护自己”，但她并未透露医院具体安保现状。
北医六院的保安均是到专业公司聘请的，在医院的三层诊室中，每层都有一名穿制服的保安，其中有一个外面穿着防护服。在医院的门口也有三名保安在执勤。保安队刘队长说还不止于此，“除了看得到的，还有看不到的。我们还有些便衣保安，要穿便衣是怕保安太多，把病人惊着。”当他看到门口的年轻保安从值班室拿着警棍出来时，立刻上前制止：“你别拿这出去，吓着病人。有事你再拿就行了。”
医患之困
4月3日的凌晨2点，我们来到北医六院，虽然医院大门还没有开，已有4个人在排队，其中有个坐在小板凳上的阿姨告诉我们，她是从河北保定来的，给家人看了一年多的病。虽多次来北京寻医，但这是第一次到北医六院看病，“吃了晚饭就在这里排队了，等一夜。”她“幸运”地成为了队伍中的第一个。
紧邻北医六院的是北医三院。作为综合性医院，北医三院门口排队的人就更多了，目测达三四十人。他们从门口沿着墙根和花坛依次排开，排在前面的带着铺盖睡觉，排在后面的坐在花坛上聊天，还有零散的几个人在院子里抽烟、徘徊。
看过医生的，如果要住院，也会面临没有床位的现状。北医三院地下走廊上，两旁的椅子上睡满了人，也有人支个简易床睡。这里面有家属，也有还在打点滴的患者。与看病难相对应的，是医生高强度的工作。凌晨两点多，我们来到北医三院的儿科急诊，有两个护士在值班，不时有家长急匆匆地跑进来，“大夫，我的孩子吐了”“大夫，我的孩子发烧”，护士们指引他们办手续，到相应的科室看病。在没有病人的间隙，一位值班护士向我们抱怨起来：“你们有节假日，我们不管啥时候都要值班，我们为什么没有休息？”她的脸上满是倦容，眼睛里渗着血丝。“我三天一个夜班，已经快10年了。”说到这里，她的声音轻微地颤抖了一下。当被问及为什么10年都没有人顶替，她说：“谁愿意来儿科啊，挣得又少又辛苦。”她指了指墙上的《儿科急诊范围告知》，“看见没，这些才属于急诊，都要到了心脏骤停、惊厥的程度。但现在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家长就带着来看急诊，根本忙不过来。你看刚才那个小孩，我就只能让他吃药，先缓一下，让大夫给下一个看，要不就都掐一块儿了。”
在我们所做的调查中，有近86%的学生把“医疗体制不健全”看作暴力袭医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超过患者或家属素质低、医患缺乏沟通等原因，高居所有列出的原因首位。
张力杰是医学部的博士生，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泌尿外科的助理医师。在谈到医疗体制的不足时，他说：“这些不是我们医生能解决的问题，在庞大的医疗体系中，医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在我们采访的医学生中，除了医疗体制，“误解”也是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词。
张力杰为我们讲述了一次亲历但并不严重的医闹事件。“当时我从上午8点一直忙到下午五六点，没吃晚饭，被病人围着。这时有个病人要求给他写病历，其实不写也没事，当时又忙，但他就吵起来，觉得你给别人都写了，为啥不给他写。”
“最后怎么办？”
“写了完事呗。”他无奈地笑了笑。
类似这样病人不理解医生的事不胜枚举。“比如病人伤口稍微渗点东西，不会影响伤口恢复。这时候医生忙不过来，觉得稍微延迟处理也没事，但病人不理解，就非要让马上处理。”
魏冬豪是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实习的大三学生，他指出的是患者对医疗水平的误解。“现代医疗发展至今，大部分的疾病还是不能完全治愈，或者说还停留于对症治疗而不是对因治疗。但是患者来医院的期望值过高，他们把现在的医疗想得无所不能。认为治好了是正常，治不好是医生的问题。”
对医生来说，每天要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患者，对患者来说，能寻求帮助的却只有一个或几个医生。北大2008级临床医学泌尿外科的实习医生顿耀军这么说：“就像阑尾炎手术，总有百分之一的死亡率，这是事实。但患者就接受不了，就觉得为什么那百分之一要落到他们头上。”
准医之路
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针对全国医生的一项调查显示，回收的3704份有效问卷中，医师对执业环境的不满意率仍高达49%，满意的比例不足五分之一。医生是否希望子女继续学医，也是衡量医生对自己工作满意的指标之一。在中国医师协会的这项调查中，有近80%的医生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穿上白大褂。希望“子承父业”的医师比例仅为6.83%，与前几年调查结果相比，再创新低。
面对这样的现状，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们——极有可能在若干年后成为正式医生，又有怎样的想法？
我们所做的调查问卷显示，面对暴力袭医事件频发，超过60%的人选择了“影响心情但对医生工作没有影响”。选择学医的原因中排名最高的是“医学理想”，但实习后认为医生这一职业“太辛苦，还有风险，与原来想的差距较大”的达一半以上，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现在对医生这一职业的印象是“工作辛苦，薪资不高，人身安全无保障，不太好的职业”。
在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两位医学生采访结束后，顿耀军提议带我们到急诊病房看看。虽已是晚上8点多，但这里仍非常繁忙，人声嘈杂，挂号的人排着长队，病人们在床上或坐或躺挂着点滴，护士们推着小车在病房间穿梭，一派忙碌的景象。2012年有部很火的反映医患关系的电视剧叫《心术》，编剧六六曾坦言，一开始自己是抱着“挖黑幕”的心态去医院观察的，但最后却写出了医生的心声。当问及，是否害怕被人说成是站在医生的角度写医患关系，六六坦诚地说：“我并不是写医生的不易。而是理解，对所有人的理解。”
责任编辑：尹颖尧
3月7日上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心理科一位医生因拒绝一个候诊患者的加塞要求，被该患者在诊室砍伤。
近来，暴力袭医事件不断发生。
对此，到底该如何切实改善医患关系、保护医生安全？
而北大医学部的学生——这些未来的医生们，又是如何看医暴的？
安保之惑
我们做了一份针对北京大学医学部从大一新生到博士生的调查，在回收的216份有效问卷中，过半数的学生表示对医暴事件“零容忍，要求得到有效处理”，但近40%的学生“愤怒但无能为力”。无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医院在安保方面的尴尬。
医院属于内保单位，不是公共场所，不能由公安机关直接负责安保工作。医院只能外聘保安，或与警方协作设立有警察挂名的工作站。也正因此，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医卫界90位委员联名递交“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提案牵头人、全国政协委员凌峰说：“只有公安成为医院治安的主体，才能有效遏制、弹压日益频发的恶性伤医案件。”但医疗界外也有不同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就指出：“警察的过多介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相反还会让医院气氛紧张。”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77.78%的医学生认为医院应该被修改为公共场所，并允许警察进入实行安保；而剩余22.22%的人则同阮教授一样，表达了这样做会加剧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担忧。
据我们调查，北医六院只能通过加强安保措施来保障医生安全。医院办公室主任张霞向我们介绍，医院新增4名保安，组织医生们学习了简单有效的格斗防身术，也在开会征集大家意见，考虑使用一些盾牌类的东西，能“随手拿起来挡一下，保护自己”，但她并未透露医院具体安保现状。
北医六院的保安均是到专业公司聘请的，在医院的三层诊室中，每层都有一名穿制服的保安，其中有一个外面穿着防护服。在医院的门口也有三名保安在执勤。保安队刘队长说还不止于此，“除了看得到的，还有看不到的。我们还有些便衣保安，要穿便衣是怕保安太多，把病人惊着。”当他看到门口的年轻保安从值班室拿着警棍出来时，立刻上前制止：“你别拿这出去，吓着病人。有事你再拿就行了。”
医患之困
4月3日的凌晨2点，我们来到北医六院，虽然医院大门还没有开，已有4个人在排队，其中有个坐在小板凳上的阿姨告诉我们，她是从河北保定来的，给家人看了一年多的病。虽多次来北京寻医，但这是第一次到北医六院看病，“吃了晚饭就在这里排队了，等一夜。”她“幸运”地成为了队伍中的第一个。
紧邻北医六院的是北医三院。作为综合性医院，北医三院门口排队的人就更多了，目测达三四十人。他们从门口沿着墙根和花坛依次排开，排在前面的带着铺盖睡觉，排在后面的坐在花坛上聊天，还有零散的几个人在院子里抽烟、徘徊。
看过医生的，如果要住院，也会面临没有床位的现状。北医三院地下走廊上，两旁的椅子上睡满了人，也有人支个简易床睡。这里面有家属，也有还在打点滴的患者。与看病难相对应的，是医生高强度的工作。凌晨两点多，我们来到北医三院的儿科急诊，有两个护士在值班，不时有家长急匆匆地跑进来，“大夫，我的孩子吐了”“大夫，我的孩子发烧”，护士们指引他们办手续，到相应的科室看病。在没有病人的间隙，一位值班护士向我们抱怨起来：“你们有节假日，我们不管啥时候都要值班，我们为什么没有休息？”她的脸上满是倦容，眼睛里渗着血丝。“我三天一个夜班，已经快10年了。”说到这里，她的声音轻微地颤抖了一下。当被问及为什么10年都没有人顶替，她说：“谁愿意来儿科啊，挣得又少又辛苦。”她指了指墙上的《儿科急诊范围告知》，“看见没，这些才属于急诊，都要到了心脏骤停、惊厥的程度。但现在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家长就带着来看急诊，根本忙不过来。你看刚才那个小孩，我就只能让他吃药，先缓一下，让大夫给下一个看，要不就都掐一块儿了。”
在我们所做的调查中，有近86%的学生把“医疗体制不健全”看作暴力袭医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超过患者或家属素质低、医患缺乏沟通等原因，高居所有列出的原因首位。
张力杰是医学部的博士生，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泌尿外科的助理医师。在谈到医疗体制的不足时，他说：“这些不是我们医生能解决的问题，在庞大的医疗体系中，医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在我们采访的医学生中，除了医疗体制，“误解”也是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词。
张力杰为我们讲述了一次亲历但并不严重的医闹事件。“当时我从上午8点一直忙到下午五六点，没吃晚饭，被病人围着。这时有个病人要求给他写病历，其实不写也没事，当时又忙，但他就吵起来，觉得你给别人都写了，为啥不给他写。”
“最后怎么办？”
“写了完事呗。”他无奈地笑了笑。
类似这样病人不理解医生的事不胜枚举。“比如病人伤口稍微渗点东西，不会影响伤口恢复。这时候医生忙不过来，觉得稍微延迟处理也没事，但病人不理解，就非要让马上处理。”
魏冬豪是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实习的大三学生，他指出的是患者对医疗水平的误解。“现代医疗发展至今，大部分的疾病还是不能完全治愈，或者说还停留于对症治疗而不是对因治疗。但是患者来医院的期望值过高，他们把现在的医疗想得无所不能。认为治好了是正常，治不好是医生的问题。”
对医生来说，每天要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患者，对患者来说，能寻求帮助的却只有一个或几个医生。北大2008级临床医学泌尿外科的实习医生顿耀军这么说：“就像阑尾炎手术，总有百分之一的死亡率，这是事实。但患者就接受不了，就觉得为什么那百分之一要落到他们头上。”
准医之路
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针对全国医生的一项调查显示，回收的3704份有效问卷中，医师对执业环境的不满意率仍高达49%，满意的比例不足五分之一。医生是否希望子女继续学医，也是衡量医生对自己工作满意的指标之一。在中国医师协会的这项调查中，有近80%的医生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穿上白大褂。希望“子承父业”的医师比例仅为6.83%，与前几年调查结果相比，再创新低。
面对这样的现状，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们——极有可能在若干年后成为正式医生，又有怎样的想法？
我们所做的调查问卷显示，面对暴力袭医事件频发，超过60%的人选择了“影响心情但对医生工作没有影响”。选择学医的原因中排名最高的是“医学理想”，但实习后认为医生这一职业“太辛苦，还有风险，与原来想的差距较大”的达一半以上，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现在对医生这一职业的印象是“工作辛苦，薪资不高，人身安全无保障，不太好的职业”。
在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两位医学生采访结束后，顿耀军提议带我们到急诊病房看看。虽已是晚上8点多，但这里仍非常繁忙，人声嘈杂，挂号的人排着长队，病人们在床上或坐或躺挂着点滴，护士们推着小车在病房间穿梭，一派忙碌的景象。2012年有部很火的反映医患关系的电视剧叫《心术》，编剧六六曾坦言，一开始自己是抱着“挖黑幕”的心态去医院观察的，但最后却写出了医生的心声。当问及，是否害怕被人说成是站在医生的角度写医患关系，六六坦诚地说：“我并不是写医生的不易。而是理解，对所有人的理解。”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