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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上海滩各报纸纷纷刊登黄浦江八大渡口摆渡费成倍上涨后引发广大渡客“怨声沸腾”的消息及评论文章，点名抨击主管当局松沪护军使署辖下的工巡捐局“不作调查，莫名准予涨价，与前清旧官僚衙门有何区别”？工巡捐局面对着这番从未有过的舆论攻势，指派专员对此事进行调查，最后宣布取消前已批准并开始实施的成倍上涨摆渡费的决定……
先斩后奏
當时的上海黄浦江市区段苏州河以东，沿江设置了8个长期固定的人力驱动船只摆渡口，曰：老白渡、烂泥渡、陆家渡、高昌渡、南仓渡、永济渡、杨家渡和周家渡，合并称为“八长渡”。八长渡不定班，不定时，有人就开船。最初属于不收费的民间义渡，由当地富绅集资承担船只修造和人工开支。渐渐过江往来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需要增添船只、船工以及维修费用，富绅觉得难以继续全额承担一应开支，遂酌收渡资，称为“济渡”。清朝晚期苏（州）松（江）太（仓）道台（因衙门设于上海，故又称“上海道”）在南市设了“济渡局”，把这些渡口摆渡的事管起来。各客渡线必须按时缴纳捐税，并遵守“济渡局”的传呼、训示。至民国，济渡局取消，各渡口归工巡捐局负责管理。
1912年，工巡捐局在八长渡渡口张贴布告并在报上刊登告示，宣布今后凡是在八长渡搭乘摆渡船过黄浦江的渡客，“不论中外华洋，一概每人每次支付渡资五文，贫富一体，概莫殊外”。所谓“五文”，即五枚铜钱。当时壹枚银洋可兑换120至150枚铜元，即坊间所称的“铜板”，每个铜板可兑换12至15枚铜钱。壹圆银洋可支付240至300次摆渡费。
但是，从1916年仲秋开始，八长渡中的一两个渡口忽然把渡资上涨了一倍，从五文涨到一枚铜元，仅仅三四天间，紧接着其余几个渡口全部把渡资涨到了一枚铜元。八长渡的船工都是以船只为家，一家大小就是一个单元，自负盈亏，钱钞挣多挣少本来是靠勤快，这时一涨价就往单价上倾斜了。船工中有胆大敢擅自涨价而且一涨就是100%比例的，也有胆小的，尽管跟着别人把渡资涨上去了，但因为从来没有接到过官府的通知，所以心里有点虚，几个人聚在一起议论下来，总觉得不妥，于是就有赵和尚（系姓名，非僧人）等七人决定联名向工巡捐局上书要求批准涨价，来个先斩后奏，变非法为合法。
1917年4月，赵和尚等七船户请南市前清秀才朱莫痴执笔，写了一份要求涨价的报告呈投工巡捐局。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的涨价理由是：“市上诸物价格均有上升，吾等渡户原本贫穷，纯靠微薄渡资赖以糊口，若以原渡资应付目前之物价，难免捉襟见肘，若有罹患疾病、突遭事故等意外之祸，只恐将家破人亡矣。”工巡捐局收到赵和尚七人的这份报告后，局长李争谷认为“增加渡资事关重要，是否允洽不应在一念之间”，所以需要了解情况后再作决定。于是，李争谷就决定派专人下去调研。李局长遂于4月29日“谕饬舶所承办人连锦堂”去八长渡调研，要求“须逐渡走遍，亲睹渡户生计景况，亲听渡客对增加渡资之意见”。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连锦堂是个不大靠谱的办事人员。这人的级别，估计只不过是个比寻常办事员高一档的科员，资历可能略深一些，因为已经四十挂零了。所以，他有差事外出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当交通工具，而且是用来步行，连自行车也没给配备。五月上旬江南的天气下雨比较多，那时候八长渡一带还没有柏油马路，一下雨码头上满地泥泞，浦东那边的码头有的没有用砖头石块铺地，上岸就是一片坑坑洼洼，泥水四溅。渡船上也是泥浆层层，人来人往一不小心就会溅到裤子上。让连锦堂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中马不停蹄地奔波，还要动嘴询问，动笔记录，还真是难为他了。如此，这位仁兄的工作积极性肯定要打折扣。后来知道，他只跑了四个渡口，而且有两个渡口只到了浦西。不过，时间倒是花了十天——其余时间是待在家里抽烟喝茶或者打麻将。十天后，这才上班，又用了五天时间起草、誊抄了“调研报告”，也就两张竖行公文纸，关键词是：“渡资每人每次收取銅元壹枚，历有半年有余，人无闲言。”“故职以为对赵和尚等七船户呈递之增加渡资之议，可以批准，由本局布告照加。”
这份报告送到李争谷的案头，李局长认为已经派员调研过了，可以照办，于是就签批“照准”。当然照那时的工作效率，还要公文旅行，所以直到半月后，方才出具盖有工巡捐局大印的布告张贴到八长渡浦东浦西十六个码头的墙壁上。当然，这对于所有船户来说，除了少数如赵和尚那样胆小怕事的，其余都认为这种布告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已经自行涨价七个多月了。
对于每天数以万计的渡客来说，这种成倍涨价的状况也已经被迫接受多时，算算铜元已经多支付了不少，尽管承受得起，但心里当然不爽。原本就已经为此发过牢骚了，此时就又再发了一通牢骚，还有一批粗汉把工巡捐局骂了一通。
法国“程咬金”
奇怪的是，尽管人们对渡资成倍上涨不爽，但却没有人通过正规途径吭过声，比如向工巡捐局反映，或者向新闻媒体投书。本来，这种变非法为合法的乱涨价也就顺理成章了，估计没两年又会故伎重演，把摆渡费再次往上升。哪知，这时冒出了一个外国程咬金，于是事情就发生了逆转。
这个外国人来自法国巴黎，名叫克里提，是个医生。克里提一年前从巴黎首次来上海旅行时，曾搭乘渡船去浦东川沙县城厢镇上的“耶稣主心堂”看望在那里担任神职工作的表兄，对浦东的江南乡村景象留有深刻印象。当时由于时间紧迫，未曾好好转一转。这次，克里提是应法租界广慈医院之聘，来上海工作的，所以抵达后趁尚未上班之前的空闲，立刻请了个粗通法语的上海华人做向导再次去浦东。克里提在摆渡过江时，发现渡资已经涨了一倍，感到非常吃惊，跟向导聊了聊，竟是先斩后奏变非法为合法的涨价行为，于是，就又有了一个“深刻印象”。从浦东逗留数日回来后，正好沪上著名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向他约稿，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游记，其中说到了渡资涨价之事，认为他在上海留意了其他底层民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跟他一年前所了解的有涨有跌，上涨的商品也没有涨一倍之多的，因此认为渡资涨价行为“程序既不合法，定价也欠合理”。 克里提不过是有感而发，随口说说。不料该文发表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申报》特约记者郭望仁。郭氏系美国海归，学的是理科，返沪后被著名的圣约翰大学聘为教师；因为平时喜欢动动笔头，而其文笔又不错，所以被《申报》聘为特约记者。郭望仁读了《字林西报》上克里提的那篇文章后，对其所写的游览内容无动于衷，却对那段关于渡资涨价的文字来了兴趣，于是在跟《申报》沟通后就抽空去渡口调查。浦西浦东一个圈子兜下来，接触了一些渡客，发现大家对这种涨价觉得不解和怨怼。回来后，郭望仁就写了一篇新闻报道，次日在《申报》刊登出来了。在上海地面的华人中，《申报》的影响自然远比《字林西报》大得多，顿时，全上海就为之轰动。沪上其他报纸《中华新报》《民国日报》《新游戏》《春申艺报》《新世界报》《大世界报》等纷纷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点，当天或者次日纷纷派记者前往八长渡进行现场采访，撰文刊登。
新闻舆论的一致抨击使上海工巡捐局局长李争谷坐不住了，他传令命当初前往八长渡搞调研的连锦堂立刻去见他。连锦堂还没到，松沪护军使卢永祥来电话了，说报纸他都看了，问渡资涨价是怎么一回事，说工巡捐局既然已经批准渡资涨价，那就要给出涨价——而且上涨一倍的充分理由，比如与其他物价的涨幅比例比较，或者一众船户突然增加的只有该行业才有的必须开支；如果给不出理由或者虽然给出但一看就是强词夺理的所谓理由，那倒还不如不说为好，把已经涨上去的渡资降到原先的标准就是了。当然，这也需要给出理由。别看卢永祥一介武夫，又不重视家教，扶植了卢筱嘉这样一个混账儿子，可是他这番话还真说在点子上。于是，李争谷一番检讨后，立刻指派本局第三处处长阮运浩抽人组建调查小组，阮任组长，率领前往调查。不管调查到什么情况，必须如实汇报。正在这时，连锦堂接到命令前来听训了，李争谷说我也懒得训你，你先回家去待着吧，回头等通知就是。也就是说，连锦堂被停职了。
次日开始，有社会电话打进工巡捐局责问渡资涨价之事，各办公室按照李局长的命令统一回答称“正在调查，恕无内容奉告，不久必有说法，请耐心等待”。然后，有市民直接前来工巡捐局询问，门房也是这般答词。
却说阮运浩带了三人调查小组进行调研。阮处长在此种情势下不敢疏忽大意，哪怕路再难走也要走了，免得落一个“玩忽职守”的考评，把职位甚至饭碗给丢了。他带着三个部下在八长渡一连调查了12天，十六个渡口反复跑了近百趟，接触了三教九流、中外渡客、渡船船工五百多人，还去华界、租界的多家茶馆向茶客询问关于渡资涨价的看法。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远比当初连锦堂的调研报告详细得多，有11页纸。李争谷根据这份报告的内容，决定取消原上涨渡资的决定。为此，工巡捐局颁布了一份新的布告，全文如下：松沪护军使署工巡捐局布告，本埠八长渡渡船向章每人每次出渡资五文。本年四月间，据渡夫赵和尚等七人联名具禀称，“市上诸物价格均有上升，吾等渡户原本贫穷，纯靠微薄渡资赖以糊口，若以原渡资应付目前之物价，难免捉襟见肘，若有罹患疾病、突遭事故等意外之祸，只恐将家破人亡矣”。本局因以增加渡资涉及民生，事关重要，是否应允，须视实情而定。遂谕舶所承办人连锦堂确查。据该承办人去后查明呈复声称渡资每人收取铜元壹枚，历有半年有余，人无闲言等语。即经本局布告照加在案。近日本埠各报登载渡船加资怨声腾沸情事，迭经派员复查，此项增加渡资众情既未允洽，应即取消，仍照向章办理。该承办人连锦堂，并不调查明确，轻率呈复，实属办理不善，应即撤换。嗣后渡浦，每人每次渡资仍照旧章收钱五文，不准私行增加，倘有各该渡夫借端索取情弊，立即重罚不贷。其各凛遵，毋违切切。特此布告。
处理善后
工巡捐局颁布新布告取消之前的涨价决定后，局本部向责任人连锦堂所在的船舶巡捐管理所下达指令，让追究连锦堂所犯错误的责任。
由于新闻界对“擅涨渡资之取消”事件的热炒，所以连锦堂作为该事件的重要角色之一的情况已经遭到记者的深挖。据当时报章披露，42岁的连锦堂系浙江鄞县人氏，早年来沪，曾在法租界洋行做过“跑街”（推销员），后又跳槽到公共租界一华商所经营的商行做账房先生，七年前该商行倒闭，连锦堂失业，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幸经在工巡捐局工作的一位同乡的推荐下进入工巡捐局下辖的船舶巡捐管理所当稽查员。据记者调查得知，“连氏为人小器，诸事只要有丝毫利益涉己，定管要与人斤斤计较，向不吃亏”。现在，局本部下令要追究他的错误责任，那肯定不是要吃一回不一般的亏了。连锦堂为此而“惶惶终日，食不知味，夜不成眠”，临末想出了一个主意，通过已经调离工巡捐局前往市政局工作的那个介绍他进船舶巡捐所的宁波同乡跟船舶巡捐管理所副所长郝应琨打个招呼，请其加以关照。郝应琨点了头，因他是李争谷局长的亲戚，因此说话还算得力，结果船舶所就给了连锦堂一个行政警告处分，扣了半月薪水。连锦堂为表示感谢，给那个同乡和郝应琨分别送了一条香烟。
哪知，此事被船舶管理所的其他职员察知，有人悄悄给报馆写了无名信札透露此事。新闻记者就给李争谷局长打电话询问此事，李氏说不知道，但答应查问，许诺24小时内给予答复。李争谷让秘书王存友给船舶管理所打电话查问，所长莫修荣说不知此情，当场把副所长郝应琨唤来了解。郝平时一向大大咧咧，仗着和李局長是亲戚关系对谁都看不上眼，再说那条香烟是从那个已经调离的老同事手里拿的，所以承认了此事，并扬言说为什么不能收受老同事的香烟。王秘书知道郝氏跟李局长的关系，没有往下追查，如实报知李争谷。哪知李氏为表示公允，直接给那个姓范的原船舶管理所职员打电话询问此事。范氏知道李争谷办事顶真，不敢隐瞒，当下就说了真相。
李争谷大怒，下令由局本部派员下去重新处理此事，结果，连锦堂被辞退（后由同乡范氏介绍去市政局当了门房），郝应琨降职降薪，三年内不得提拔和增薪。工巡捐局还向市政局发了公函，告知范氏“参与说情，扰乱本局整肃纲纪”之事，建议给予训诫。但市政局没作任何反应。
这桩事情刚刚处理完毕，又冒出新的情况：那个最先披露“擅涨渡资”的《申报》特约记者郭望仁又写了一篇题为《擅涨之渡资是否该由私人吞入》的评论文章，认为八长渡所有船户在工巡捐局批准渡资涨价之前就已擅自涨价，以及工巡捐局批准之后这段时间内广大渡客以一倍之价搭乘摆渡船，系违法违理之举，因此应该让船户把擅自多收的渡资退出来，市工巡捐局批准涨价之后多收的渡资，因责任在工巡捐局，故应由工巡捐局退出。退出的款项如何处理，应由每天乘摆渡船的那些八长渡乘客决定。这篇文章一发表，工巡捐局局长李争谷头就痛了，折腾了一番刚刚消停，才喘得一口气事情又出来了。几个头头随即碰头商量，最后决定派秘书王存友去与郭望仁沟通，向对方说明情况，告知此事的不可操作性（船户肯定不会退回多收的渡资，况且他们都是贫穷户，也无法退款）。王秘书跟郭望仁反复沟通后，终于说服了郭氏，答应再写一篇文章说明此事的不可操作性；但工巡捐局应该向社会和渡客有所表示。于是，经李争谷批准，工巡捐局出资在八长渡浦西浦东所有渡口修建了廊棚，给渡客作避雨遮阳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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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
先斩后奏
當时的上海黄浦江市区段苏州河以东，沿江设置了8个长期固定的人力驱动船只摆渡口，曰：老白渡、烂泥渡、陆家渡、高昌渡、南仓渡、永济渡、杨家渡和周家渡，合并称为“八长渡”。八长渡不定班，不定时，有人就开船。最初属于不收费的民间义渡，由当地富绅集资承担船只修造和人工开支。渐渐过江往来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需要增添船只、船工以及维修费用，富绅觉得难以继续全额承担一应开支，遂酌收渡资，称为“济渡”。清朝晚期苏（州）松（江）太（仓）道台（因衙门设于上海，故又称“上海道”）在南市设了“济渡局”，把这些渡口摆渡的事管起来。各客渡线必须按时缴纳捐税，并遵守“济渡局”的传呼、训示。至民国，济渡局取消，各渡口归工巡捐局负责管理。
1912年，工巡捐局在八长渡渡口张贴布告并在报上刊登告示，宣布今后凡是在八长渡搭乘摆渡船过黄浦江的渡客，“不论中外华洋，一概每人每次支付渡资五文，贫富一体，概莫殊外”。所谓“五文”，即五枚铜钱。当时壹枚银洋可兑换120至150枚铜元，即坊间所称的“铜板”，每个铜板可兑换12至15枚铜钱。壹圆银洋可支付240至300次摆渡费。
但是，从1916年仲秋开始，八长渡中的一两个渡口忽然把渡资上涨了一倍，从五文涨到一枚铜元，仅仅三四天间，紧接着其余几个渡口全部把渡资涨到了一枚铜元。八长渡的船工都是以船只为家，一家大小就是一个单元，自负盈亏，钱钞挣多挣少本来是靠勤快，这时一涨价就往单价上倾斜了。船工中有胆大敢擅自涨价而且一涨就是100%比例的，也有胆小的，尽管跟着别人把渡资涨上去了，但因为从来没有接到过官府的通知，所以心里有点虚，几个人聚在一起议论下来，总觉得不妥，于是就有赵和尚（系姓名，非僧人）等七人决定联名向工巡捐局上书要求批准涨价，来个先斩后奏，变非法为合法。
1917年4月，赵和尚等七船户请南市前清秀才朱莫痴执笔，写了一份要求涨价的报告呈投工巡捐局。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的涨价理由是：“市上诸物价格均有上升，吾等渡户原本贫穷，纯靠微薄渡资赖以糊口，若以原渡资应付目前之物价，难免捉襟见肘，若有罹患疾病、突遭事故等意外之祸，只恐将家破人亡矣。”工巡捐局收到赵和尚七人的这份报告后，局长李争谷认为“增加渡资事关重要，是否允洽不应在一念之间”，所以需要了解情况后再作决定。于是，李争谷就决定派专人下去调研。李局长遂于4月29日“谕饬舶所承办人连锦堂”去八长渡调研，要求“须逐渡走遍，亲睹渡户生计景况，亲听渡客对增加渡资之意见”。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连锦堂是个不大靠谱的办事人员。这人的级别，估计只不过是个比寻常办事员高一档的科员，资历可能略深一些，因为已经四十挂零了。所以，他有差事外出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当交通工具，而且是用来步行，连自行车也没给配备。五月上旬江南的天气下雨比较多，那时候八长渡一带还没有柏油马路，一下雨码头上满地泥泞，浦东那边的码头有的没有用砖头石块铺地，上岸就是一片坑坑洼洼，泥水四溅。渡船上也是泥浆层层，人来人往一不小心就会溅到裤子上。让连锦堂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中马不停蹄地奔波，还要动嘴询问，动笔记录，还真是难为他了。如此，这位仁兄的工作积极性肯定要打折扣。后来知道，他只跑了四个渡口，而且有两个渡口只到了浦西。不过，时间倒是花了十天——其余时间是待在家里抽烟喝茶或者打麻将。十天后，这才上班，又用了五天时间起草、誊抄了“调研报告”，也就两张竖行公文纸，关键词是：“渡资每人每次收取銅元壹枚，历有半年有余，人无闲言。”“故职以为对赵和尚等七船户呈递之增加渡资之议，可以批准，由本局布告照加。”
这份报告送到李争谷的案头，李局长认为已经派员调研过了，可以照办，于是就签批“照准”。当然照那时的工作效率，还要公文旅行，所以直到半月后，方才出具盖有工巡捐局大印的布告张贴到八长渡浦东浦西十六个码头的墙壁上。当然，这对于所有船户来说，除了少数如赵和尚那样胆小怕事的，其余都认为这种布告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已经自行涨价七个多月了。
对于每天数以万计的渡客来说，这种成倍涨价的状况也已经被迫接受多时，算算铜元已经多支付了不少，尽管承受得起，但心里当然不爽。原本就已经为此发过牢骚了，此时就又再发了一通牢骚，还有一批粗汉把工巡捐局骂了一通。
法国“程咬金”
奇怪的是，尽管人们对渡资成倍上涨不爽，但却没有人通过正规途径吭过声，比如向工巡捐局反映，或者向新闻媒体投书。本来，这种变非法为合法的乱涨价也就顺理成章了，估计没两年又会故伎重演，把摆渡费再次往上升。哪知，这时冒出了一个外国程咬金，于是事情就发生了逆转。
这个外国人来自法国巴黎，名叫克里提，是个医生。克里提一年前从巴黎首次来上海旅行时，曾搭乘渡船去浦东川沙县城厢镇上的“耶稣主心堂”看望在那里担任神职工作的表兄，对浦东的江南乡村景象留有深刻印象。当时由于时间紧迫，未曾好好转一转。这次，克里提是应法租界广慈医院之聘，来上海工作的，所以抵达后趁尚未上班之前的空闲，立刻请了个粗通法语的上海华人做向导再次去浦东。克里提在摆渡过江时，发现渡资已经涨了一倍，感到非常吃惊，跟向导聊了聊，竟是先斩后奏变非法为合法的涨价行为，于是，就又有了一个“深刻印象”。从浦东逗留数日回来后，正好沪上著名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向他约稿，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游记，其中说到了渡资涨价之事，认为他在上海留意了其他底层民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跟他一年前所了解的有涨有跌，上涨的商品也没有涨一倍之多的，因此认为渡资涨价行为“程序既不合法，定价也欠合理”。 克里提不过是有感而发，随口说说。不料该文发表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申报》特约记者郭望仁。郭氏系美国海归，学的是理科，返沪后被著名的圣约翰大学聘为教师；因为平时喜欢动动笔头，而其文笔又不错，所以被《申报》聘为特约记者。郭望仁读了《字林西报》上克里提的那篇文章后，对其所写的游览内容无动于衷，却对那段关于渡资涨价的文字来了兴趣，于是在跟《申报》沟通后就抽空去渡口调查。浦西浦东一个圈子兜下来，接触了一些渡客，发现大家对这种涨价觉得不解和怨怼。回来后，郭望仁就写了一篇新闻报道，次日在《申报》刊登出来了。在上海地面的华人中，《申报》的影响自然远比《字林西报》大得多，顿时，全上海就为之轰动。沪上其他报纸《中华新报》《民国日报》《新游戏》《春申艺报》《新世界报》《大世界报》等纷纷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点，当天或者次日纷纷派记者前往八长渡进行现场采访，撰文刊登。
新闻舆论的一致抨击使上海工巡捐局局长李争谷坐不住了，他传令命当初前往八长渡搞调研的连锦堂立刻去见他。连锦堂还没到，松沪护军使卢永祥来电话了，说报纸他都看了，问渡资涨价是怎么一回事，说工巡捐局既然已经批准渡资涨价，那就要给出涨价——而且上涨一倍的充分理由，比如与其他物价的涨幅比例比较，或者一众船户突然增加的只有该行业才有的必须开支；如果给不出理由或者虽然给出但一看就是强词夺理的所谓理由，那倒还不如不说为好，把已经涨上去的渡资降到原先的标准就是了。当然，这也需要给出理由。别看卢永祥一介武夫，又不重视家教，扶植了卢筱嘉这样一个混账儿子，可是他这番话还真说在点子上。于是，李争谷一番检讨后，立刻指派本局第三处处长阮运浩抽人组建调查小组，阮任组长，率领前往调查。不管调查到什么情况，必须如实汇报。正在这时，连锦堂接到命令前来听训了，李争谷说我也懒得训你，你先回家去待着吧，回头等通知就是。也就是说，连锦堂被停职了。
次日开始，有社会电话打进工巡捐局责问渡资涨价之事，各办公室按照李局长的命令统一回答称“正在调查，恕无内容奉告，不久必有说法，请耐心等待”。然后，有市民直接前来工巡捐局询问，门房也是这般答词。
却说阮运浩带了三人调查小组进行调研。阮处长在此种情势下不敢疏忽大意，哪怕路再难走也要走了，免得落一个“玩忽职守”的考评，把职位甚至饭碗给丢了。他带着三个部下在八长渡一连调查了12天，十六个渡口反复跑了近百趟，接触了三教九流、中外渡客、渡船船工五百多人，还去华界、租界的多家茶馆向茶客询问关于渡资涨价的看法。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远比当初连锦堂的调研报告详细得多，有11页纸。李争谷根据这份报告的内容，决定取消原上涨渡资的决定。为此，工巡捐局颁布了一份新的布告，全文如下：松沪护军使署工巡捐局布告，本埠八长渡渡船向章每人每次出渡资五文。本年四月间，据渡夫赵和尚等七人联名具禀称，“市上诸物价格均有上升，吾等渡户原本贫穷，纯靠微薄渡资赖以糊口，若以原渡资应付目前之物价，难免捉襟见肘，若有罹患疾病、突遭事故等意外之祸，只恐将家破人亡矣”。本局因以增加渡资涉及民生，事关重要，是否应允，须视实情而定。遂谕舶所承办人连锦堂确查。据该承办人去后查明呈复声称渡资每人收取铜元壹枚，历有半年有余，人无闲言等语。即经本局布告照加在案。近日本埠各报登载渡船加资怨声腾沸情事，迭经派员复查，此项增加渡资众情既未允洽，应即取消，仍照向章办理。该承办人连锦堂，并不调查明确，轻率呈复，实属办理不善，应即撤换。嗣后渡浦，每人每次渡资仍照旧章收钱五文，不准私行增加，倘有各该渡夫借端索取情弊，立即重罚不贷。其各凛遵，毋违切切。特此布告。
处理善后
工巡捐局颁布新布告取消之前的涨价决定后，局本部向责任人连锦堂所在的船舶巡捐管理所下达指令，让追究连锦堂所犯错误的责任。
由于新闻界对“擅涨渡资之取消”事件的热炒，所以连锦堂作为该事件的重要角色之一的情况已经遭到记者的深挖。据当时报章披露，42岁的连锦堂系浙江鄞县人氏，早年来沪，曾在法租界洋行做过“跑街”（推销员），后又跳槽到公共租界一华商所经营的商行做账房先生，七年前该商行倒闭，连锦堂失业，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幸经在工巡捐局工作的一位同乡的推荐下进入工巡捐局下辖的船舶巡捐管理所当稽查员。据记者调查得知，“连氏为人小器，诸事只要有丝毫利益涉己，定管要与人斤斤计较，向不吃亏”。现在，局本部下令要追究他的错误责任，那肯定不是要吃一回不一般的亏了。连锦堂为此而“惶惶终日，食不知味，夜不成眠”，临末想出了一个主意，通过已经调离工巡捐局前往市政局工作的那个介绍他进船舶巡捐所的宁波同乡跟船舶巡捐管理所副所长郝应琨打个招呼，请其加以关照。郝应琨点了头，因他是李争谷局长的亲戚，因此说话还算得力，结果船舶所就给了连锦堂一个行政警告处分，扣了半月薪水。连锦堂为表示感谢，给那个同乡和郝应琨分别送了一条香烟。
哪知，此事被船舶管理所的其他职员察知，有人悄悄给报馆写了无名信札透露此事。新闻记者就给李争谷局长打电话询问此事，李氏说不知道，但答应查问，许诺24小时内给予答复。李争谷让秘书王存友给船舶管理所打电话查问，所长莫修荣说不知此情，当场把副所长郝应琨唤来了解。郝平时一向大大咧咧，仗着和李局長是亲戚关系对谁都看不上眼，再说那条香烟是从那个已经调离的老同事手里拿的，所以承认了此事，并扬言说为什么不能收受老同事的香烟。王秘书知道郝氏跟李局长的关系，没有往下追查，如实报知李争谷。哪知李氏为表示公允，直接给那个姓范的原船舶管理所职员打电话询问此事。范氏知道李争谷办事顶真，不敢隐瞒，当下就说了真相。
李争谷大怒，下令由局本部派员下去重新处理此事，结果，连锦堂被辞退（后由同乡范氏介绍去市政局当了门房），郝应琨降职降薪，三年内不得提拔和增薪。工巡捐局还向市政局发了公函，告知范氏“参与说情，扰乱本局整肃纲纪”之事，建议给予训诫。但市政局没作任何反应。
这桩事情刚刚处理完毕，又冒出新的情况：那个最先披露“擅涨渡资”的《申报》特约记者郭望仁又写了一篇题为《擅涨之渡资是否该由私人吞入》的评论文章，认为八长渡所有船户在工巡捐局批准渡资涨价之前就已擅自涨价，以及工巡捐局批准之后这段时间内广大渡客以一倍之价搭乘摆渡船，系违法违理之举，因此应该让船户把擅自多收的渡资退出来，市工巡捐局批准涨价之后多收的渡资，因责任在工巡捐局，故应由工巡捐局退出。退出的款项如何处理，应由每天乘摆渡船的那些八长渡乘客决定。这篇文章一发表，工巡捐局局长李争谷头就痛了，折腾了一番刚刚消停，才喘得一口气事情又出来了。几个头头随即碰头商量，最后决定派秘书王存友去与郭望仁沟通，向对方说明情况，告知此事的不可操作性（船户肯定不会退回多收的渡资，况且他们都是贫穷户，也无法退款）。王秘书跟郭望仁反复沟通后，终于说服了郭氏，答应再写一篇文章说明此事的不可操作性；但工巡捐局应该向社会和渡客有所表示。于是，经李争谷批准，工巡捐局出资在八长渡浦西浦东所有渡口修建了廊棚，给渡客作避雨遮阳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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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