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盈余管理的存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盈余管理的产生与管理层的利益密不可分,企业账面盈利的多寡、相关各项经营费用的高低、生产及现金流决策等问题不仅关系管理层本年甚或多年的绩效收入,也会对政府给予企业的优惠政策等产生影响。中小企业,特别是家族式中小企业,由于财务制度的不够健全和规范,内部审计制度缺失等情况的存在,盈余管理问题更加普遍。在创业板推出以后,屡屡出现的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后企业业绩变脸的问题正是财务报告中盈余管理问题真实存在的变相反应。PE(Private Equity)是与创业板密不可分的一个群体。一方面,创业板的开办解决了多年来中国PE退出渠道不畅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了创业板这一退出通道,PE也可以为中国广大的创业型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但是,在近几年之内,PE行业逐步暴露出造假、腐败等一系列负面问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资本市场立法健全、PE行业成熟度高等因素,PE在投资于创业企业的过程中,基本行使了其监督和孵化的作用。由于被投资的创业企业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初创期和成长期,因此PE在选择项目、签署投资协议时,对企业业绩、成长性等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是在中国目前法律法规缺失、上市资源有限等市场条件下,PE投资往往呈现出欧美PE投资于成熟企业时的特点,即Pre-IPO模式盛行,IPO后迅速减持退出等。这样一来,PE、创业板企业和盈余管理等三个名词就联系到了一起。PE是否参与到创业板企业的盈余管理当中并扮演了重要角色、PE以多大程度影响了创业板企业盈余管理方式方法的选择以及PE在减持过程中是否曾操纵创业板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以期到期获利从而对中小投资者实现了价值掠夺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在创业板推出的6年时间里,不仅有投资IPO企业几年或者十几年的长期PE的身影,也有短期突击入股的PE存在。为了顺利实现资本的巨额增值,PE有帮助创投企业实施盈余管理以提高其利润、保证其成长性,进而影响企业估值并提高IPO发行价以攫取更高的超额利润的动机。但是,盈余管理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并造成业绩增长的假象,从而使得公司内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深,令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以及广大中小投资者们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受到误导,这样一方面不利于公司的长期运营,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创业板市场的健康发展。在这种局面下,PE、创投企业以及监管部门三方之间必将围绕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博弈。一方面,PE和创投企业将粉饰业绩,追求IPO尽可能成功的情况下,拿到更高的股票发行价格,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则倾向于控制过量的正向盈余管理以保障更好的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实现融资,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长短期PE在这一过程中,很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对声誉的敏感度,做出不同的决策,对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产生相异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择创业板发行以来406个上市股票数据,对创业板企业在IPO前后存在的应计盈余管理及真实盈余管理的情况进行研究,通过若干研究假设,验证PE入股与否及其背景信息与创业板企业盈余管理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联。研究包括对IPO前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情况及特点的描述、各盈余管理背后的影响因素等,并通过分析IPO后PE、大股东减持企业股票时的累进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因素,检验大股东是否对流通中小股东存在价值掠夺。最后,计算创投企业减持时的盈余反应系数以评价创业板企业减持当期的盈余质量。论文研究发现:第一、IPO前,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情况普遍,与PE是否持股没有显著关联。PE持股与异常可操纵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PE持股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更多。长期PE在5%的显著水平上与异常可操控费用正相关且与真实盈余管理总额负相关,说明IPO前长期PE对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第二、IPO后,PE是否持股并未对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及真实盈余管理产生显著影响。长期PE及PE的声誉项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与异常可操纵生产成本负相关,说明长期PE在IPO后仍然发挥了其参与公司治理的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且PE声誉机制也行之有效。PE减持与企业的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及异常可操控费用显著负相关,且与真实盈余管理总量显著正相关,说明PE减持增加了企业当年的盈余管理水平,且政府系PE的减持与异常可操控费用显著负相关,说明政府型PE倾向于使用缩减研发支出等损害创投企业长期创新性成长性的真实盈余管理方法操控企业盈余。第三、创业板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即企业倾向于同时采取两种盈余管理方式而非此消彼长地使用它们。第四、减持事件前后,企业股票的累进超额收益率普遍为负,且PE入股及减持与否、是否多个股东同时减持以及创投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等都对减持股价有显著影响。第五、PE减持引致企业盈余质量恶化。且通过分组计算创业板企业的盈余反应系数发现,PE解禁事件严重恶化了当期企业的盈余质量,且有PE入资的企业同期盈余质量更低。本文的研究贡献和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从PE、高/低质量创投企业和监管部门间围绕盈余管理的三方博弈角度,阐述了企业盈余管理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创新;其次,本文使用最新数据,分别研究了创业板IPO前和IPO后,长短期PE对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拓宽了国内学者对IPO过程中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盈余管理的文献研究内容;最后,本文关注了 PE减持事件及其对创业板企业股价和当期盈余管理质量的影响,丰富了中国国情下关于PE投资行为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框架主要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动机、相关定义、技术路线和整体研究框架;第二章详细阐述了 PE的运作机制以及创业板相关的信息,并对我国PE发展的现状及创业板、PE的积极意义和存在问题作一总结;第三章回顾了国内外主要的相关研究文献,包括PE与公司治理的关系、PE参与盈余管理的情况等,并对上述文献进行了简要述评;第四章在博弈论基础上,阐述PE、创投企业与监管部门三者之间基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博弈情况,证实了创业板企业盈余管理存在的必然性;第五章至第九章为实证分析,主要研究了 IPO前后PE入股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PE减持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PE及大股东减持行为对创投企业股票价格的影响,并通过计算盈余反映系数衡量创投企业减持当期的盈余质量情况等。第十章为研究结论及建议,对本文的研究作一简要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