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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拜读了黄树东先生的《选择与崛起》一书,书中,论述5-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把日本导入泡沫经济的历史,读后让人不禁汗毛耸立,现把读后感给整理出来,以期明鉴。
当时日本的经济在经过18年高速增长之后已经膨胀得到了极点,一时间国内外舆论也把日本捧上了天,其中,以美国出版《日本第一》一书为最,惊呼当时“日本买下了美国”。就在日本人还未从这种“自大”中清醒过来时,曾几何时泡沫破灭,自此,日本经济停滞了20年。
美国政策的核心利益
贸易摩擦,产业控制与高科技争夺,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日本与美国是二战期间的敌人,战后的政治军事外交盟友。美国先占领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以后则是围堵中国的需要。
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改造日本。战后日本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杜鲁门总统派特使,银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疗法”,说日本是“高跷经济”,要砍掉美国援助和财政补贴这两条腿,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依靠朝鲜战争才解脱出来。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8年,离不开美国的扶植,美国替日本承担了军费,把力量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向日本廉价转让民用技术;对日本实行5%的优惠关税,而默认日本单方面对美国征收15%的关税,保持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日本则在政治军事外交技术市场方面全面依赖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基地。
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强劲竞争对手,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从1956年的纺织品,到后来的钢铁,汽车,计算机,层出不穷。1977年美国半导体协会指责日本违背市场规则,滥用倾销方式。美国政府帮助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政府间协议限制日本,培植台湾韩国作为竞争对手,至1993年终于取代日本再度成为最大的晶片出口国。日元资本外流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日本政府没有魄力和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至21世纪日本在高科技产业上已完全输给了美国。
催生泡沫经济的四大因素
出口导向,货币升值,金融自由,宏观失控是催生泡沫经济的四大因素。
1946年为扶植日本,美元对于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导向恶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关系。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兑换,但金融体系没有放开,国家控制相当严密,国际资本无法自由进出。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续了14年,日本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最后全盘放开,顷刻瓦解。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明了一种理论:日元低估是万恶之源,日本政府操纵汇率,背离市场,导致美国双赤字。美国联合西方各国联手,在1985年达成“华盛顿共识”,联手压迫日元升值,一宣布就造成严重升值预期,投机资本进入日本,1985年底就数使日元迅速升值到1:200,最高升值到1:80;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日元曾贬值到1:150,后来就在90~130范围内波动。
仅仅是货币升值,并不会产生严重的泡沫经济。
华盛顿共识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个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开放国内市场;充分发挥私人行业的生命力;实施弹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虑到日元的汇率;更有力地推动金融体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经济的实力;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追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消费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货币升值期间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经济形成。日本传统金融体制是主银行体制,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以银行为中心形成企业集团,政府规定存贷款利率差,保护银行和居民的利益。资本市场极不发达,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主要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政府经济目标和财团整体利益。
这种银行体系被指责为“封建体系”,逼迫日本实施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自由化:扩大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允许银行业以利润为中心,从事创新业务,发展房地产按揭和资产证券化,银行参与债券发行,交易外国金融期货,进入养老信托,向企业出售证券化贷款,将银行完全推向市场和国际化,改造成“现代银行”,废除政府对银行的保护。
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引起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银行过度介入证券市场。日本在1960~1980年企业借入资金为30%,80年代后下降到10%,进入90年代下降到5%。银行收益减少,从事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加大了金融系统存在的道德风险。
惯性思维导致决策失误
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在改革过程中忽略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宏观政策屡屡失误。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鼓励银行和企业向海外投资。1980~1984年逐步放开外汇管制,外国企业可在日本发行以日元和外国货币为基准的债券,日本金融机构可用任何货币在海外发行债券,把得到的资金对置成日元,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的资本供给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1996年16.7%的GDP是外国资产。日本外流的资本有40%到了美国,25%到了亚洲。日本银行在美国发放的贷款曾达到美国新增贷款的17%,大量购买美国的房地产,此时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日本资本接盘后,美国房地产就崩盘,日本投资巨亏,相当于10年对美贸易顺差。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保持企业竞争力,日本实行低利率,把经济资源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形成。日本银行在吹大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吹大了自己资产和利润。金融自由化促进信用极度扩张,银行业资本极度膨胀,银行股票价格迅速上升,“解放资本”的奇迹就是资产泡沫。股市从1986年的12000点飙升到39000点,东京房地产总市值超全美国房地产总值,资产泡沫吸引了巨额银行贷款。1980年日本银行在世界前10名当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10名。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引起全球连锁反应,各国在1988年紧缩银根,日本仍沉浸于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增大现钞供给,到1989年紧缩银根为时已晚。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日本当局直到1995年才承认经济衰退,采取措施已晚,经济泡沫最终破灭。
日本银行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1992年达到4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经济回升消化不良资产,结果1998年增加到8737亿日元,占银行业贷款的15~20%,国内生产总值的30%。
在经济大萧条环境下,日本政府在1996年实施“大爆炸”式的全盘自由化改革。2002年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受此冲击2003年股指跌破8000点大关,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经过长期的改革,健全了法律监管,至2005年银行不良资产下降到16万亿日元。
理论上讲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充满着风险。初期改革与货币升值,经济高速增长并行,引发了资产泡沫。泡沫崩溃以后,市场力量无法使日本走出通货紧缩,零利率和改革都不能解决问题,出现“流通性陷阱”。2008年受美国影响,日本的出口和GDP又出现下降,经济没有走出衰退。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于,第一,没有完整的主权,在外力压迫下被迫升值和改革;第二,错误地应用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三,没有处理好货币升值,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关系;第四,沉浸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思维中不能摆脱,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在经济转型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会走日本老路,因为大家对此已有警惕,现在看来有必要旧事重提。中国目前的形势与当初的日本非常相似,理论欺骗仍旧有市场,中国有强大的势力在阻挠我们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一直有意识地回避实质问题,而把反思限制在技术层面。如果美国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就范,还是有可能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国家利益与安全角度谨慎对待升值等问题,绝对不能让泡沫经济等问题葬送30年的改革成果。
编辑 张君
当时日本的经济在经过18年高速增长之后已经膨胀得到了极点,一时间国内外舆论也把日本捧上了天,其中,以美国出版《日本第一》一书为最,惊呼当时“日本买下了美国”。就在日本人还未从这种“自大”中清醒过来时,曾几何时泡沫破灭,自此,日本经济停滞了20年。
美国政策的核心利益
贸易摩擦,产业控制与高科技争夺,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日本与美国是二战期间的敌人,战后的政治军事外交盟友。美国先占领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以后则是围堵中国的需要。
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改造日本。战后日本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杜鲁门总统派特使,银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疗法”,说日本是“高跷经济”,要砍掉美国援助和财政补贴这两条腿,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依靠朝鲜战争才解脱出来。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8年,离不开美国的扶植,美国替日本承担了军费,把力量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向日本廉价转让民用技术;对日本实行5%的优惠关税,而默认日本单方面对美国征收15%的关税,保持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日本则在政治军事外交技术市场方面全面依赖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基地。
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强劲竞争对手,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从1956年的纺织品,到后来的钢铁,汽车,计算机,层出不穷。1977年美国半导体协会指责日本违背市场规则,滥用倾销方式。美国政府帮助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政府间协议限制日本,培植台湾韩国作为竞争对手,至1993年终于取代日本再度成为最大的晶片出口国。日元资本外流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日本政府没有魄力和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至21世纪日本在高科技产业上已完全输给了美国。
催生泡沫经济的四大因素
出口导向,货币升值,金融自由,宏观失控是催生泡沫经济的四大因素。
1946年为扶植日本,美元对于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导向恶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关系。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兑换,但金融体系没有放开,国家控制相当严密,国际资本无法自由进出。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续了14年,日本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最后全盘放开,顷刻瓦解。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明了一种理论:日元低估是万恶之源,日本政府操纵汇率,背离市场,导致美国双赤字。美国联合西方各国联手,在1985年达成“华盛顿共识”,联手压迫日元升值,一宣布就造成严重升值预期,投机资本进入日本,1985年底就数使日元迅速升值到1:200,最高升值到1:80;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日元曾贬值到1:150,后来就在90~130范围内波动。
仅仅是货币升值,并不会产生严重的泡沫经济。
华盛顿共识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个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开放国内市场;充分发挥私人行业的生命力;实施弹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虑到日元的汇率;更有力地推动金融体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经济的实力;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追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消费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货币升值期间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经济形成。日本传统金融体制是主银行体制,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以银行为中心形成企业集团,政府规定存贷款利率差,保护银行和居民的利益。资本市场极不发达,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主要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政府经济目标和财团整体利益。
这种银行体系被指责为“封建体系”,逼迫日本实施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自由化:扩大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允许银行业以利润为中心,从事创新业务,发展房地产按揭和资产证券化,银行参与债券发行,交易外国金融期货,进入养老信托,向企业出售证券化贷款,将银行完全推向市场和国际化,改造成“现代银行”,废除政府对银行的保护。
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引起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银行过度介入证券市场。日本在1960~1980年企业借入资金为30%,80年代后下降到10%,进入90年代下降到5%。银行收益减少,从事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加大了金融系统存在的道德风险。
惯性思维导致决策失误
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在改革过程中忽略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宏观政策屡屡失误。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鼓励银行和企业向海外投资。1980~1984年逐步放开外汇管制,外国企业可在日本发行以日元和外国货币为基准的债券,日本金融机构可用任何货币在海外发行债券,把得到的资金对置成日元,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的资本供给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1996年16.7%的GDP是外国资产。日本外流的资本有40%到了美国,25%到了亚洲。日本银行在美国发放的贷款曾达到美国新增贷款的17%,大量购买美国的房地产,此时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日本资本接盘后,美国房地产就崩盘,日本投资巨亏,相当于10年对美贸易顺差。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保持企业竞争力,日本实行低利率,把经济资源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形成。日本银行在吹大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吹大了自己资产和利润。金融自由化促进信用极度扩张,银行业资本极度膨胀,银行股票价格迅速上升,“解放资本”的奇迹就是资产泡沫。股市从1986年的12000点飙升到39000点,东京房地产总市值超全美国房地产总值,资产泡沫吸引了巨额银行贷款。1980年日本银行在世界前10名当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10名。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引起全球连锁反应,各国在1988年紧缩银根,日本仍沉浸于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增大现钞供给,到1989年紧缩银根为时已晚。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日本当局直到1995年才承认经济衰退,采取措施已晚,经济泡沫最终破灭。
日本银行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1992年达到4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经济回升消化不良资产,结果1998年增加到8737亿日元,占银行业贷款的15~20%,国内生产总值的30%。
在经济大萧条环境下,日本政府在1996年实施“大爆炸”式的全盘自由化改革。2002年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受此冲击2003年股指跌破8000点大关,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经过长期的改革,健全了法律监管,至2005年银行不良资产下降到16万亿日元。
理论上讲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充满着风险。初期改革与货币升值,经济高速增长并行,引发了资产泡沫。泡沫崩溃以后,市场力量无法使日本走出通货紧缩,零利率和改革都不能解决问题,出现“流通性陷阱”。2008年受美国影响,日本的出口和GDP又出现下降,经济没有走出衰退。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于,第一,没有完整的主权,在外力压迫下被迫升值和改革;第二,错误地应用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三,没有处理好货币升值,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关系;第四,沉浸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思维中不能摆脱,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在经济转型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会走日本老路,因为大家对此已有警惕,现在看来有必要旧事重提。中国目前的形势与当初的日本非常相似,理论欺骗仍旧有市场,中国有强大的势力在阻挠我们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一直有意识地回避实质问题,而把反思限制在技术层面。如果美国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就范,还是有可能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国家利益与安全角度谨慎对待升值等问题,绝对不能让泡沫经济等问题葬送30年的改革成果。
编辑 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