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即使很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往往写通史，写国别史，也写世界史；由一个人来写，上下几千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在中国，尤其是当代，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然而，这是很必要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能力的进步和历史环境的变迁，人们对过去的历史总要不断地重新认识，因此，历史总要不断地重写。在当代那些著名的通史著作中，往往反映着作者对历史长时段的宏观认识，或是反映了他们从一个新角度或新学科对历史的新开拓。因此，写一部优秀的通史，是需要些功底和气魄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写的《法国史》就是一部很出色的法国通史。
　　这部通史有四十余万字，从古代的高卢，一直写到一九六九年的现代法国。
　　作者写这本书的宗旨在导言中便声明了。他认为，从十九世纪自由派历史学家和米什莱开始，“民族”和“民主”两个主题例来是编撰法国史的基本倾向，在许多法国近代和现代史著作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精神：群众参军、革命武装和革命战争，这些内容和共和思想一样，都被认作是法国的传统。不仅如此，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还认为，不应只造福于法国人，还应该解放欧洲，解放奴隶，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因此，民族主义向外扩张了，“一八三○年，一八四八年和以后的巴黎公社，都是忠于这个世界解放理想的，而一九一四年以后，这个理想又被各个战时内阁中‘爱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另外一种形式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至于法国式的“正义”，它表现为一种要求平等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是在对中央集权的典型法国式热情中形成的，它表现为对国家的崇拜，从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到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不过是把“国王主权代之以人民主权”，于是，就可以在革命的形势下，维持王政时期的中央集权传统。作者认为，中央集权派的巴黎人同外省人的争论自有法兰西以来就存在，它表现为外省的大领主和法兰西岛国王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中主张建立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国家的吉伦特派与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雅各宾派之间的对话和现在某些大城市市长对国家机器的反抗。
　　作者认为，人们往往按照这样的线索去写法国史，然而，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是太片面，太简单化了，它“把由于离心力造成的财富，即被遗忘的各省的文化和它们生存的意志，都当作残渣废料舍弃了”。而历史学目前的任务正是要重新说明这种已被故弄玄虚了的民族史，尽力忘掉那种在编纂历史时过于严格的民族观点，以便把法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展开，并向其欧洲的延续部分展开。
　　在写这部通史中，他贯彻了这种精神。他认为，自古以来，“法国门户四开”，“山脉和河流没有成为阻碍”，在法国的边境没有到达莱茵河之前，北部和东部都没有边界线，莱茵河和东多瑙河一样，经常被东方来的民族所穿越，比利牛斯山“没能挡住南北的相互移民和入侵”，“更不用说阿尔卑斯山了，它的宽阔山谷就是阳关大道！”法国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能蛰居自守。而相互入侵的结果，是落后民族被先进民族同化。米盖尔对罗马征服高卢是唱赞歌的，他没有象其他许多历史学家在描写这段历史时那样，去写掠夺、屠杀和罪恶，而是认为罗马人入侵的结果，给法国带来长达四个世纪的繁荣。他写道：在几百年间，高卢人忘掉了独立，忘掉了战争，唯独和罗马社会发生联系，并心甘情愿地成为罗马社会在西欧的基础。他这种写法在那些抱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人看来，恐怕有些荒唐了。但是，在米盖尔看来，显然社会进步的标准要重于民族独立的标准。
　　至于中央集权，众所周知，法国从路易十四以来就确立了中央集权，并成为欧洲最专制的国家，这种专制维持了很多年，从王政到雅各宾专政，再到拿破仑，直至十九世纪后期，这种情况才有改变。随着政治上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向议会民主制过渡，巴黎也渐渐地失去了在法国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对这一点，米盖尔是予以充分关注的。他虽然承认巴黎在艺术和享乐上是法国甚至欧洲的中心，在法国大革命中和以后一段时期里也是政治中心，但在十九世纪末，法国政治角逐的战场却已转移到外省。他写道：激进派政治从来不在巴黎“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中物色自己的优秀分子，最显赫的政治人物来自外省的中小资产阶级，巴黎表面上居于支配地位，实际上是外省决定政治形势。因此，他着意描叙了共和制在外省的社会基础，并把第三共和国到来的悄悄无声和不可逆转比喻成“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
　　总之，无论从导言和正文中都可以看出，米盖尔是既不喜欢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喜欢中央集权的，他试图用新的史学思想并从更高的角度去冷眼、客观地看待法国的全部历史，并追寻那些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珍贵财富。这在本书对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的描写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米盖尔的史学思想对于十九世纪欧洲和当代一些国家的历史写作倾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反传统。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是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有人认为，中央集权的历史使命就是，也仅仅是民族的统一和独立，在完成了这两个历史使命之后，就应该用民主的议会制来取代它。在十八世纪末和整个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普遍经历了民族、民主运动，因此，在这些国家当时的历史著作中，“民族”和“民主”必然是两大基本主题。而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早已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因此，作为一种新的、更先进的世界观，必然把眼光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范围扩展到全人类和全世界，而着眼于人类的进步。这种世界观也必然在历史学中表现出来，米盖尔在《法国史》中所体现出来的史学思想，就是这种新世界观的体现。
　　米盖尔的法国史又是一部文化史。他不但用大量笔墨去写法国文化，而且，显然在有意把法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历史联系起来——与意大利，与俄国，他在寻找法国文化的渊源及流向。对古代，他写罗马人的入侵、罗马化和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中世纪末期，他写法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心向往之和刻意模仿；现代，则写法国，或更准确地说巴黎成为全欧洲的文化中心：绘画、文学、音乐、雕塑……，最现代的艺术风格从这里向欧洲传播扩散。正是由于偏重文化上的考虑，他一反常人而赞赏十五世纪的几位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并有几分为他们的意大利冒险辩护；也正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他抨击宗教战争，认为它给法国带来了苦涩。对于那几位国王，他是这样写的：“在‘市民式国王’路易十一之后，法国相继有过好几个‘骑士式的国王’。对他们来说，意大利冒险不仅仅是一次侵袭。他们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数不尽的财富。十五世纪意大利如此优雅和欢快的奇迹般的城市，不免使粗鲁的法国领主们想入非非，但他们的幻想毫无英雄气概。他们去意大利，不是为了在那里打几场胜仗，而是因为文艺复兴的奇妙幻景打动了他们的心。”意大利冒险之后，把“新文化”带给了法国，使文化空气风靡一时。在以后一段时期，法国的国王们对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也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为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正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米盖尔对十九世纪末巴黎作为国际都市的重要性予以足够关注。他认为，巴黎成了欧洲的首都，在艺术上也成为欧洲的中心。最早的野兽派画家和最早的立体派画家是在巴黎宣告了艺术革命，此外，还有罗丹的雕塑、德彪西的音乐。总之，“震动世界的艺术事件无不来自巴黎”，巴黎以其游乐盛会使法国声名远扬，全世界的百万富翁纷纷出入于这里的沙龙、豪华酒楼和跑马场……。
　　此外，米盖尔的《法国史》还是一部社会史，他注意观察不同时期的社会风俗、心态和民情。对罗马时期，他写道，罗马化提高了高卢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生活环境，为他们增添了戏剧、竞技和祭祀等精神生活。对文艺复兴时期，米盖尔写道，意大利的影响给法国一种刺激，一种时尚，改变了法国的习俗。艺术家的地位提高了，从此受到宫廷和富人的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柔和、更文明、更得体。人们的生活也时髦起来，昂贵雅致的服装、精心制作的头饰，还有车马随从和讲究的家俱……，总之，法国人在发现意大利的同时，也发现了生活的情趣。对启蒙运动时期，米盖尔认为，在“法国式”思想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法国式”的城市，“法国式”的沙龙和“法国式”的平民住宅，一种“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形成。
　　米盖尔还注意了不同时期的法国人，他们的不同心态、情感和性格。他认为，高卢人生性暴躁，嗜好战争，单纯，善良却骄傲轻佻；中世纪的法国人带有一种好斗狂热和追求美女的骑士风度；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崇尚文化、温文尔雅，重视修饰；启蒙时代的法国人追求时髦，思想活跃，夸夸其谈；十九世纪末的法国人浪漫轻佻，充满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人因为生活条件的变化侵蚀了民族的精神面貌，变得颓废和萎靡不振，青年人留起了长头发，跳起了扭摆舞；而五、六十年代的法国人则因为经济的巨大飞跃而一反常态，变得精明能干，善于管理和充满信心。
　　在写作的文风和技巧上，这本《法国史》也很有特色。作者是巴黎第四大学的历史教授，同时又是通讯报导问题专家和电视台的制片人。职业习惯使他普遍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敏感、尖锐、幽默、充满情感，他还善于用富于变幻的形象思维把社会历史的种种场景一一展现出来，使人感到时空的变化，思想的流动和迸发火花，读着他写的法国史，有如在欣赏一部色彩斑斓的电视记录片，随着摄像机镜头的移动，作者在向我们诉说那古老和动荡的法国历史。这的确是一部写得很美的法国史。
　　
　　(《法国史》，〔法〕皮埃尔·米盖尔著，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3.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