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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本文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而后计算得出中间品关税水平，以此度量贸易自由化。接下来，本文借鉴Freestra和Hanson的外包模型来构建计量实证模型，检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我国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内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用进口渗透率替代中间品关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结果依旧稳健。最后，本文从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改善非熟练劳动力收入状况、加强技术进步的引导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以助于改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我国贸易的总体福利。
关键词：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工资差距;关税;制造业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根本趋势。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道路上稳步向前迈进。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主要得益于2001年12月加入WTO后我国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大幅削减关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呈现出“制造领先服务”的特征，制造业进口产品关税平均水平从2000年的16.4%降低到2018年的7.5%，使得对外贸易规模大幅度上升，贸易自由化进入了新阶段。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质量（郑万腾、赵红岩、陈娟娟，2021），也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力量（汤毅、尹翔硕，2014）。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像传统贸易理论预测的那样，贸易自由化使一些人受益的同时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从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会伴随着工资不平等程度地减少或增加。在早期国际贸易理论中，最早被提出的是赫克歇尔-俄林（H-O）定理，该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一国会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该定理与同时期的S-S定理相结合，得到了要素报酬均等化的推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非技术性劳动力，根据H-O-S理论，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我国的熟练劳动力工资下降，而所有非熟练劳动力都有望获得更好的生活。
随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对上述理论进行了验证。Wood（1994）在书中的观点与S-S理论相一致，即南部国家与北部国家相比，主要出口技術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于高技能劳动力下降，从而扩大工资差距;而Edwards（1997）选取6个不同的贸易自由化度量指标和2个不同的收入差距度量指标，实证结果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没有证据表明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有显著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提出了有悖于传统贸易理论中收入分配的观点，例如Davis和Mishra（2009）表示S-S定理“已死”;在众多非洲国家，其工资不平等程度随着对外开放而恶化（Lindert和Willianmson，2003）。综上，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并没有完全符合传统理论的预测。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接下来将对中国的经验展开综述。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有许多不同。李杰和杜晓（2018）采取外贸依存度和地区的进口总额占总GDP的比重作为贸易开放衡量指标，得出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扩大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结论;而尹正和倪志伟选取我国制造业2006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行业出口总额的对数作为贸易自由化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出口贸易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使得工资差距缩小。此外，王俊（2019）的研究基于技能偏向技术进步视角来解释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技能溢价的扩大。
综上，对于贸易自由化能够对我国工资差距造成何种影响尚无统一结论。与现有文献比较，本文主要的贡献点在于：（1）用更为准确的中间品关税而非进出口额来度量贸易自由化，并考察其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对中国现有的贸易与工资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有益补充。（2）借鉴Freestra和Hanson的外包模型，并用固定效应法较好地解决了类似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不仅包括用中间品关税来度量的贸易自由化核心解释变量，还包括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和行业规模等控制变量，以期望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得到更为丰富的结论。
工资不平等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民生问题，还关系着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这已经成为社会迫切关注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远比一个已经定型的经济体复杂得多，尚无成型的经验可用。因此，本文旨在探究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以回答中国如何更好地应对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
二、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2002），中国制造业细分为30个行业。由于数据不全面等问题，将工艺品和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加工业这两个细分部门剔除。同时，按照盛斌（2002）的做法，将性质相近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合并为一个食品加工制造业。接下来，本文将对2002年-2016年的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1.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Freestra和Hanson的外包模型，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和t分别表示行业与年度，c为截距项，α表示的是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Wage_Gap为工资差距，核心解释变量为贸易自由化变量Trade。α1是本文最为重要的估计系数，它衡量的是中国不同程度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冲击，α1大于0或小于0分别表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的加剧或缓解效果。同时为了能够使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得以准确测度，本文还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技术进步T、资本劳动比K、行业规模Scale。
采用OLS检验（1）式中贸易自由化是否会对细分行业工资差距产生影响，但由于上式的残差项可能包括了难以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如果这些特征同时和贸易变量以及工资相关，则可能造成OLS估计结果有偏。本文经过Hausman检验，结果P值为0.000，决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M）来进行估计，以获取无偏的估计结果。 （3）技术进步T：采用细分行业研发费用来表示。
（4）资本劳动比K：即固定资本存量与本行业就业人数的比值。
（5）行业规模Scale：采用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资本产出比（固定资产净值与各行业总产值）作为其度量指标。
3.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关税数据来自WTO提供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库和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本文将各年份的产品进口关税率统一按照海关编码HS2002版本匹配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2002），并依此测算二分位行业的最终品和中间品的关税水平。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工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相应年份，由于没有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熟练劳动力工资数据，这里采用单希彦（2018）的做法，用分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人员劳务费来代表，数据由《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期计算得到;技术进步变量由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R&D支出加总得到，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计量模型研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内不同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典型的面板数据模型。
1.总体样本估计结果
表1是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M）和随机效应模型（REM）的回归结果：
Hausman的结果P值为0.000，所以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EM）。
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变量的对数lnTrade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本文体现为中间品关税下降）会导致细分行业中的工资差距扩大。究其原因，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会进口大量中间品以完成最终产品的制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量，从而使得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份额上升。
在控制变量中，技术进步的对数lnT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由于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加大，技术进步速度越来越快，行业逐步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大量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降低了对非熟练劳动工人的需求，必然擴大了工资差距。资本劳动比的对数lnK的系数为-0.33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对此的解释是：固定资本是企业前期进行生产的必备条件，前期资本劳动比低意味着当期增加的资本投入的空间更大，而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够与熟练劳动力正向匹配，因此资本劳动比与工资差距呈反向相关。行业规模的对数lnScale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行业规模每扩大1%该行业工资差距扩大0.072%，这是由于规模经济是导致垄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行业垄断是我国工资不平等影响因素之一，因此行业规模增加必然会使得工资之间的差距扩大。
2.稳健性检验
关税仅仅是各国使用的贸易政策工具之一，事实上还存在许多非关税壁垒，只把关税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度量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早期文献中，对贸易自由化的衡量多采用关税和进口渗透率。由于进口渗透率能综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共同作用，本文选用进口渗透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可以得到我国中间产品的进口贸易额，根据盛斌（2008），《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工业制造业两位码与联合国BEC分类的商品代码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因此，本文将根据这种对应关系将中间产品贸易额数据汇总到行业，从而得到我国工业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贸易额数据。细分行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用行业中间品进口额与总产值的比值来表示进口渗透率。
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滞后一阶的进口渗透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估计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117，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印证了前文的结论，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本文运用我国2002年-2016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利用中间品关税来度量贸易自由化程度，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行业中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会扩大。在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本文的研究蕴含几点政策性启示：首先，我国应持续推进对外开放进程，加强多边贸易合作与谈判，深化和落实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其次，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供求信息，引导企业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就业。再次，企业应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借助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来进行模仿应用，朝着生产高附加值的最终品的方向发展，完成转型升级。最后，应重点关注、加强对非熟练劳动力群体的教育与技能培训，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提高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Wood A.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
[2]Sebastian Edwards. Trade policy，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2）：205-210.
[3]Davis D R，Mishra P.Stolper-Samuelson is dead：And other crimes of both theory and data[J]. Nber Chapters，2009. [4]Lindert P H，Williamson J G. Does globalization make the world more unequal？[J].NBER Chapters，2003：227-270.
[5]Feenstra R C， Hanson G H.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d the impact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S.，1972-1990[J].NBER Working Paper No.6052，1997.
[6]李杰，杜晓.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J].时代金融，2018（18）：17-18+28.
[7]尹正，倪志伟.出口贸易、技术进步与工资差距[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04）：85-91.
[8]周申，海鹏.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间工资差距[J].财贸经济，2020，41（12）：147-162.
[9]单希彦.中间产品贸易与行业内工资不平等——基于我国制造业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8，34（06）：119-122.
[10]张晴，于津平.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J].财经论丛，2020（11）：3-12.
[11]王俊.贸易自由化与技能溢价：基于技能偏向技术进步视角的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9，35（05）：40-51.
[12]李霞，涂濤涛.贸易自由化的收入效应：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界，2019（03）：78-87.
[13]毛其淋，许家云.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7，16（02）：485-524.
[14]郑万腾，赵红岩，陈娟娟.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质量？——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J/OL].系统工程，2020：1-13[2021-03-15].
[15]汤毅，尹翔硕.贸易自由化、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4（11）：79-88.
作者简介：綦海彤（2000.08- ），女，汉族，山东省烟台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关键词：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工资差距;关税;制造业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根本趋势。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道路上稳步向前迈进。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主要得益于2001年12月加入WTO后我国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大幅削减关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呈现出“制造领先服务”的特征，制造业进口产品关税平均水平从2000年的16.4%降低到2018年的7.5%，使得对外贸易规模大幅度上升，贸易自由化进入了新阶段。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质量（郑万腾、赵红岩、陈娟娟，2021），也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力量（汤毅、尹翔硕，2014）。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像传统贸易理论预测的那样，贸易自由化使一些人受益的同时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从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会伴随着工资不平等程度地减少或增加。在早期国际贸易理论中，最早被提出的是赫克歇尔-俄林（H-O）定理，该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一国会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该定理与同时期的S-S定理相结合，得到了要素报酬均等化的推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非技术性劳动力，根据H-O-S理论，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我国的熟练劳动力工资下降，而所有非熟练劳动力都有望获得更好的生活。
随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对上述理论进行了验证。Wood（1994）在书中的观点与S-S理论相一致，即南部国家与北部国家相比，主要出口技術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于高技能劳动力下降，从而扩大工资差距;而Edwards（1997）选取6个不同的贸易自由化度量指标和2个不同的收入差距度量指标，实证结果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没有证据表明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有显著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提出了有悖于传统贸易理论中收入分配的观点，例如Davis和Mishra（2009）表示S-S定理“已死”;在众多非洲国家，其工资不平等程度随着对外开放而恶化（Lindert和Willianmson，2003）。综上，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并没有完全符合传统理论的预测。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接下来将对中国的经验展开综述。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有许多不同。李杰和杜晓（2018）采取外贸依存度和地区的进口总额占总GDP的比重作为贸易开放衡量指标，得出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扩大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结论;而尹正和倪志伟选取我国制造业2006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行业出口总额的对数作为贸易自由化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出口贸易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使得工资差距缩小。此外，王俊（2019）的研究基于技能偏向技术进步视角来解释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技能溢价的扩大。
综上，对于贸易自由化能够对我国工资差距造成何种影响尚无统一结论。与现有文献比较，本文主要的贡献点在于：（1）用更为准确的中间品关税而非进出口额来度量贸易自由化，并考察其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对中国现有的贸易与工资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有益补充。（2）借鉴Freestra和Hanson的外包模型，并用固定效应法较好地解决了类似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不仅包括用中间品关税来度量的贸易自由化核心解释变量，还包括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和行业规模等控制变量，以期望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得到更为丰富的结论。
工资不平等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民生问题，还关系着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这已经成为社会迫切关注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远比一个已经定型的经济体复杂得多，尚无成型的经验可用。因此，本文旨在探究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以回答中国如何更好地应对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
二、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2002），中国制造业细分为30个行业。由于数据不全面等问题，将工艺品和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加工业这两个细分部门剔除。同时，按照盛斌（2002）的做法，将性质相近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合并为一个食品加工制造业。接下来，本文将对2002年-2016年的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1.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Freestra和Hanson的外包模型，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和t分别表示行业与年度，c为截距项，α表示的是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Wage_Gap为工资差距，核心解释变量为贸易自由化变量Trade。α1是本文最为重要的估计系数，它衡量的是中国不同程度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冲击，α1大于0或小于0分别表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的加剧或缓解效果。同时为了能够使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得以准确测度，本文还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技术进步T、资本劳动比K、行业规模Scale。
采用OLS检验（1）式中贸易自由化是否会对细分行业工资差距产生影响，但由于上式的残差项可能包括了难以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如果这些特征同时和贸易变量以及工资相关，则可能造成OLS估计结果有偏。本文经过Hausman检验，结果P值为0.000，决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M）来进行估计，以获取无偏的估计结果。 （3）技术进步T：采用细分行业研发费用来表示。
（4）资本劳动比K：即固定资本存量与本行业就业人数的比值。
（5）行业规模Scale：采用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资本产出比（固定资产净值与各行业总产值）作为其度量指标。
3.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关税数据来自WTO提供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库和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本文将各年份的产品进口关税率统一按照海关编码HS2002版本匹配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2002），并依此测算二分位行业的最终品和中间品的关税水平。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工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相应年份，由于没有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熟练劳动力工资数据，这里采用单希彦（2018）的做法，用分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人员劳务费来代表，数据由《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期计算得到;技术进步变量由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R&D支出加总得到，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计量模型研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内不同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典型的面板数据模型。
1.总体样本估计结果
表1是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M）和随机效应模型（REM）的回归结果：
Hausman的结果P值为0.000，所以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EM）。
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变量的对数lnTrade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本文体现为中间品关税下降）会导致细分行业中的工资差距扩大。究其原因，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会进口大量中间品以完成最终产品的制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量，从而使得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份额上升。
在控制变量中，技术进步的对数lnT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由于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加大，技术进步速度越来越快，行业逐步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大量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降低了对非熟练劳动工人的需求，必然擴大了工资差距。资本劳动比的对数lnK的系数为-0.33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对此的解释是：固定资本是企业前期进行生产的必备条件，前期资本劳动比低意味着当期增加的资本投入的空间更大，而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够与熟练劳动力正向匹配，因此资本劳动比与工资差距呈反向相关。行业规模的对数lnScale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行业规模每扩大1%该行业工资差距扩大0.072%，这是由于规模经济是导致垄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行业垄断是我国工资不平等影响因素之一，因此行业规模增加必然会使得工资之间的差距扩大。
2.稳健性检验
关税仅仅是各国使用的贸易政策工具之一，事实上还存在许多非关税壁垒，只把关税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度量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早期文献中，对贸易自由化的衡量多采用关税和进口渗透率。由于进口渗透率能综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共同作用，本文选用进口渗透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可以得到我国中间产品的进口贸易额，根据盛斌（2008），《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工业制造业两位码与联合国BEC分类的商品代码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因此，本文将根据这种对应关系将中间产品贸易额数据汇总到行业，从而得到我国工业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贸易额数据。细分行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用行业中间品进口额与总产值的比值来表示进口渗透率。
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滞后一阶的进口渗透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估计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117，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印证了前文的结论，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本文运用我国2002年-2016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利用中间品关税来度量贸易自由化程度，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行业中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会扩大。在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本文的研究蕴含几点政策性启示：首先，我国应持续推进对外开放进程，加强多边贸易合作与谈判，深化和落实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其次，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供求信息，引导企业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就业。再次，企业应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借助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来进行模仿应用，朝着生产高附加值的最终品的方向发展，完成转型升级。最后，应重点关注、加强对非熟练劳动力群体的教育与技能培训，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提高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Wood A.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
[2]Sebastian Edwards. Trade policy，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2）：205-210.
[3]Davis D R，Mishra P.Stolper-Samuelson is dead：And other crimes of both theory and data[J]. Nber Chapters，2009. [4]Lindert P H，Williamson J G. Does globalization make the world more unequal？[J].NBER Chapters，2003：227-270.
[5]Feenstra R C， Hanson G H.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d the impact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S.，1972-1990[J].NBER Working Paper No.6052，1997.
[6]李杰，杜晓.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J].时代金融，2018（18）：17-18+28.
[7]尹正，倪志伟.出口贸易、技术进步与工资差距[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04）：85-91.
[8]周申，海鹏.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间工资差距[J].财贸经济，2020，41（12）：147-162.
[9]单希彦.中间产品贸易与行业内工资不平等——基于我国制造业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8，34（06）：119-122.
[10]张晴，于津平.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J].财经论丛，2020（11）：3-12.
[11]王俊.贸易自由化与技能溢价：基于技能偏向技术进步视角的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9，35（05）：40-51.
[12]李霞，涂濤涛.贸易自由化的收入效应：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界，2019（03）：78-87.
[13]毛其淋，许家云.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7，16（02）：485-524.
[14]郑万腾，赵红岩，陈娟娟.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质量？——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J/OL].系统工程，2020：1-13[2021-03-15].
[15]汤毅，尹翔硕.贸易自由化、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4（11）：79-88.
作者简介：綦海彤（2000.08- ），女，汉族，山东省烟台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