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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杨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喜剧作家，她的风俗喜剧，以其形式的技巧与智慧、内核的庄重和严肃提高了中国现代喜剧艺术的品位与境界。她的第一个喜剧剧本《称心如意》在主题、情节、人物等方面注重对称、追求和谐，体现中国古典戏曲的形式美，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关键词：杨绛;喜剧;和谐
戏剧是继现代中国小说、新诗、散文之后晚熟的文体，而喜剧又是戏剧领域的薄弱环节。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剧坛，喜剧虽呈繁荣景象，但商业化氛围妨碍了精品的产生。杨绛是这一时期最成熟的喜剧作家，她的主要作品是《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
20世纪40年代初，杨绛的戏剧创作既受观众欢迎又得到了戏剧界同行及批评家的重视，她的名字连同她的剧本一起闻名于世。杨绛最初的两部作品在手法上采用喜剧形式，戏剧结构是传统的、精巧的，语言生动，对白富有个性，剧终收场部分则集中了全部情节线索，并且让全部角色都出现在舞台上。著名文学批评家刘西渭曾从喜剧史的角度评论道：“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地道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1]对于杨绛的喜剧创作，刘西渭极为赞赏：“在沦陷的上海如若挑选一位剧作家，气魄不及前三位（即袁俊、吴祖光、沈浮——引注），然而高深则远过之，属于一位女性，我说的是杨绛女士。她真懂她的材料，别人围着写，她活在里面写，从这一点上讲，她是创造的，活泼的，不深，不大，然而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她有语言，一种透明风格的语言，有内容，而不流于机械化。《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是中国现代喜剧的最高收获。”[2]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然而也是确评。杨绛的风俗喜剧，以其形式的技巧与智慧、内核的庄重和严肃提高了喜剧艺术的品位与境界。
1942年完成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是杨绛的第一个戏剧剧本。在《称心如意》里，女主人公李君玉是个孤儿，她不是那种执拗刻板、一本正经、悲观失望的孤儿，而是一位妩媚动人、聪明伶俐、随遇而安的姑娘，能体谅人、乐于助人。这个可爱的人满以为她能够在上海的舅母和舅舅家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找到一份工作做。戏剧以她从北京初到上海时开始，在三幕戏里，君玉三次被三户人家以一种尴尬的礼遇和虚伪的关怀赶了出来，最后被送到她舅爷家。这位舅爷的行为非常古怪，对西方艺术，包括君玉携带的礼物——她已故父亲画的裸体画——极为赞赏。他已经失去了妻子和女儿，而女主人公又无家可归。君玉与她的这个舅爷徐朗斋之间的关系进展十分顺利，以至于舅母们害怕老人会把他那份相当可观的财产全部留给君玉，而不考虑她们和她们的子女。舅母们知道老人对于恋爱的看法是严肃而古板的，就像他对于艺术的看法是无偏见的一样。为了败坏君玉的名誉，舅母们找到了从北京追踪而来的君玉的男朋友陈彬如，并且把他引到徐朗斋家中，希望他在向君玉求爱时被徐朗斋发现。果然，这对重逢的青年人被舅爷发现了，但是当他认出这个小伙子就是他的一个老朋友的孙子时，他立即转怒为喜——彬如的名字正是他给取的。在友情纽带的作用下，朗斋老人坚持要为这对青年人安排婚事，并且送他们继续读完大学。
在戏剧结构以及在各类人物的匹配方面，杨绛注重巧妙的对称。喜剧对动作和表情的要求是和谐。杨绛正是运用了她所擅长的中国古典戏曲形式来创作以达到和谐的。杨绛在《李渔论戏剧结构》一文中对李渔的戏剧结构观做了一番介绍、分析之后总结了李渔对结构完好的戏剧的要求：“一本戏只演一个人的一桩事，不是一个人一生的事。”[3]《称心如意》就是以李君玉一人在三个舅母家和舅爷家寻找落脚点为中心展开故事的。剧中李君玉是一个线索式的人物，在空间的转换上给人以很强的动感，但是情节集中。李君玉很像西方流浪汉小说中的主角，作家通过她被拒绝和被接受的过程将若干幅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剪影巧妙地串联成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称心如意》在一种圆满的、和谐的情调中结束：君玉找到了她的家，找到了她在社会中的地位，找到了她的未来。没有人希望结局是另外的样子，因为君玉的品格给她带来了这种好运气。她是善良的，因此这暴露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在社会中是多么难以容身。杨绛在介绍《小癞子》一书时曾以赞赏的口吻说：“这里没有高超的理想，只有平凡的现实。”[4]这句话对于她的《称心如意》同样适用。平凡造就了一种自然冲淡的风格，杨绛则以这种风格抒写其心目中的真实。对于真实的追求，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体现主要是指形象的普通化。关于英雄和普通人，杨绛是这样界定的：英雄是超群绝伦的人物，能改换社会环境;而普通人则是“受环境和时代宰制”的。[5]作家既然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去考虑英雄与普通人的问题，那么从世态化的立场出发，杨绛必然会向普通人倾斜，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现世态在作品中的首要性。《称心如意》中的李君玉在全剧里基本处于一种克制与隐忍的状态。所谓普通人，非英雄只是其一个方面，他的另一面则是非邪恶。毫无疑问，杨绛喜剧中的大部分人物身上都具有某种丑的性质，但是作家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他们滑向邪恶的境界。《称心如意》中李君玉的大舅母荫夫人是最接近邪恶的角色，她显然是造成孤女一系列波折的主谋者。但作者却暗示出她之所以如此行事的内心依据——上层社会对于下层社会的偏见。她将君玉推给二舅母家，她设计了离间徐朗斋与君玉关系的圈套，都与其对一位离经叛道者的遗孤及其男友的厌恶有关。但杨绛并不落入“恶有恶报”的俗套，荫夫人的阴谋虽然暴露，却也只是受到朗斋舅舅的假意斥责，并没有追究其责任。作者也并不给予这类人物严厉的批评与指责，更不刻意渲染人物性格的缺陷，用以削弱喜剧性而彰显人生的苦涩与无奈。
剧作以孤女的寄人篱下写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逆转”的剧情发展对贫富悬殊的社会阶层与身处其中的人们心理行为和遭际结局进行对照，形成反讽。杨绛的喜剧善于在轻松的形式中蕴含严肃的内容，在日常生活的描摹中隐含着对人情世态的审视，嘲讽是诙谐的，也是深切的。然而，最终君玉的这种好运气不是理性呼唤的结果，不是革命的影响，也不是英雄主义的行为。在《称心如意》中杨绛并未试图提供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令人满意的解答。沦陷区的特殊境况导致戏剧创作“现实生活反映少”（柯灵语）。对此杨绛有过这样的解释：“上海虽然沦陷了，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压没。剧坛是一个重要的阵地。当然，剧坛不免受到干预和压力，需演出一些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作为缓冲。”其实忽略外部环境的限制，对于生性静淑、温和的杨绛来说，不写政治色彩浓的剧本更是自然。“我试写了几个剧本，虽然都由进步剧团上演，剧本却缺乏斗争意义。如果说，沦陷在日本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指《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引注）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6]
（榆林市文化館）
参考文献
[1] 孟度，张泉译.关于杨绛的话，转引自[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72.
[2] 刘西渭.“咀华”记余.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走过半个世纪——笔会文粹.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68.
[3]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29.
[4]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8.
[5]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70.
[6]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31.
关键词：杨绛;喜剧;和谐
戏剧是继现代中国小说、新诗、散文之后晚熟的文体，而喜剧又是戏剧领域的薄弱环节。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剧坛，喜剧虽呈繁荣景象，但商业化氛围妨碍了精品的产生。杨绛是这一时期最成熟的喜剧作家，她的主要作品是《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
20世纪40年代初，杨绛的戏剧创作既受观众欢迎又得到了戏剧界同行及批评家的重视，她的名字连同她的剧本一起闻名于世。杨绛最初的两部作品在手法上采用喜剧形式，戏剧结构是传统的、精巧的，语言生动，对白富有个性，剧终收场部分则集中了全部情节线索，并且让全部角色都出现在舞台上。著名文学批评家刘西渭曾从喜剧史的角度评论道：“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地道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1]对于杨绛的喜剧创作，刘西渭极为赞赏：“在沦陷的上海如若挑选一位剧作家，气魄不及前三位（即袁俊、吴祖光、沈浮——引注），然而高深则远过之，属于一位女性，我说的是杨绛女士。她真懂她的材料，别人围着写，她活在里面写，从这一点上讲，她是创造的，活泼的，不深，不大，然而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她有语言，一种透明风格的语言，有内容，而不流于机械化。《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是中国现代喜剧的最高收获。”[2]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然而也是确评。杨绛的风俗喜剧，以其形式的技巧与智慧、内核的庄重和严肃提高了喜剧艺术的品位与境界。
1942年完成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是杨绛的第一个戏剧剧本。在《称心如意》里，女主人公李君玉是个孤儿，她不是那种执拗刻板、一本正经、悲观失望的孤儿，而是一位妩媚动人、聪明伶俐、随遇而安的姑娘，能体谅人、乐于助人。这个可爱的人满以为她能够在上海的舅母和舅舅家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找到一份工作做。戏剧以她从北京初到上海时开始，在三幕戏里，君玉三次被三户人家以一种尴尬的礼遇和虚伪的关怀赶了出来，最后被送到她舅爷家。这位舅爷的行为非常古怪，对西方艺术，包括君玉携带的礼物——她已故父亲画的裸体画——极为赞赏。他已经失去了妻子和女儿，而女主人公又无家可归。君玉与她的这个舅爷徐朗斋之间的关系进展十分顺利，以至于舅母们害怕老人会把他那份相当可观的财产全部留给君玉，而不考虑她们和她们的子女。舅母们知道老人对于恋爱的看法是严肃而古板的，就像他对于艺术的看法是无偏见的一样。为了败坏君玉的名誉，舅母们找到了从北京追踪而来的君玉的男朋友陈彬如，并且把他引到徐朗斋家中，希望他在向君玉求爱时被徐朗斋发现。果然，这对重逢的青年人被舅爷发现了，但是当他认出这个小伙子就是他的一个老朋友的孙子时，他立即转怒为喜——彬如的名字正是他给取的。在友情纽带的作用下，朗斋老人坚持要为这对青年人安排婚事，并且送他们继续读完大学。
在戏剧结构以及在各类人物的匹配方面，杨绛注重巧妙的对称。喜剧对动作和表情的要求是和谐。杨绛正是运用了她所擅长的中国古典戏曲形式来创作以达到和谐的。杨绛在《李渔论戏剧结构》一文中对李渔的戏剧结构观做了一番介绍、分析之后总结了李渔对结构完好的戏剧的要求：“一本戏只演一个人的一桩事，不是一个人一生的事。”[3]《称心如意》就是以李君玉一人在三个舅母家和舅爷家寻找落脚点为中心展开故事的。剧中李君玉是一个线索式的人物，在空间的转换上给人以很强的动感，但是情节集中。李君玉很像西方流浪汉小说中的主角，作家通过她被拒绝和被接受的过程将若干幅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剪影巧妙地串联成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称心如意》在一种圆满的、和谐的情调中结束：君玉找到了她的家，找到了她在社会中的地位，找到了她的未来。没有人希望结局是另外的样子，因为君玉的品格给她带来了这种好运气。她是善良的，因此这暴露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在社会中是多么难以容身。杨绛在介绍《小癞子》一书时曾以赞赏的口吻说：“这里没有高超的理想，只有平凡的现实。”[4]这句话对于她的《称心如意》同样适用。平凡造就了一种自然冲淡的风格，杨绛则以这种风格抒写其心目中的真实。对于真实的追求，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体现主要是指形象的普通化。关于英雄和普通人，杨绛是这样界定的：英雄是超群绝伦的人物，能改换社会环境;而普通人则是“受环境和时代宰制”的。[5]作家既然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去考虑英雄与普通人的问题，那么从世态化的立场出发，杨绛必然会向普通人倾斜，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现世态在作品中的首要性。《称心如意》中的李君玉在全剧里基本处于一种克制与隐忍的状态。所谓普通人，非英雄只是其一个方面，他的另一面则是非邪恶。毫无疑问，杨绛喜剧中的大部分人物身上都具有某种丑的性质，但是作家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他们滑向邪恶的境界。《称心如意》中李君玉的大舅母荫夫人是最接近邪恶的角色，她显然是造成孤女一系列波折的主谋者。但作者却暗示出她之所以如此行事的内心依据——上层社会对于下层社会的偏见。她将君玉推给二舅母家，她设计了离间徐朗斋与君玉关系的圈套，都与其对一位离经叛道者的遗孤及其男友的厌恶有关。但杨绛并不落入“恶有恶报”的俗套，荫夫人的阴谋虽然暴露，却也只是受到朗斋舅舅的假意斥责，并没有追究其责任。作者也并不给予这类人物严厉的批评与指责，更不刻意渲染人物性格的缺陷，用以削弱喜剧性而彰显人生的苦涩与无奈。
剧作以孤女的寄人篱下写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逆转”的剧情发展对贫富悬殊的社会阶层与身处其中的人们心理行为和遭际结局进行对照，形成反讽。杨绛的喜剧善于在轻松的形式中蕴含严肃的内容，在日常生活的描摹中隐含着对人情世态的审视，嘲讽是诙谐的，也是深切的。然而，最终君玉的这种好运气不是理性呼唤的结果，不是革命的影响，也不是英雄主义的行为。在《称心如意》中杨绛并未试图提供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令人满意的解答。沦陷区的特殊境况导致戏剧创作“现实生活反映少”（柯灵语）。对此杨绛有过这样的解释：“上海虽然沦陷了，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压没。剧坛是一个重要的阵地。当然，剧坛不免受到干预和压力，需演出一些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作为缓冲。”其实忽略外部环境的限制，对于生性静淑、温和的杨绛来说，不写政治色彩浓的剧本更是自然。“我试写了几个剧本，虽然都由进步剧团上演，剧本却缺乏斗争意义。如果说，沦陷在日本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指《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引注）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6]
（榆林市文化館）
参考文献
[1] 孟度，张泉译.关于杨绛的话，转引自[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72.
[2] 刘西渭.“咀华”记余.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走过半个世纪——笔会文粹.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68.
[3]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29.
[4]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8.
[5]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70.
[6]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