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中：我想问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第一，对印度来说，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印度不是最重要的国家，也不是第二重要，也不是第三重要。第二，在解决边界问题上面，印度比中国更迫切。
　　郑瑞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于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很迫切。我的体会是中印都想解决问题。就迫切性来说，如果印度真要解决问题，就要赶紧做出决策。中国做决策很难，相比之下，印度更难。印度有人对我说，你们没有议会，什么都很简单，我们有议会，有反对党，很复杂，还是你们让吧。我说，这样不行，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单方面让，这不行。不是看着急不着急，要看有没有诚意，有没有决心做出重大决策。刚才有人说，现在印度的问题是，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种情况在印度并没有改变多少。
　　你问的另一个问题：中国对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而印度对中国则不是最重要的国家，我觉得具体地看，双方都不把彼此当作最重要的国家。在我个人看来，在印度的外交政策中，中国不是最重要的国家；而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印度肯定也不是最重要的国家。但是，如果说印度是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那我是同意的，中国也是印度外交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安全上，印度把中国的重要性看得特别高，比中国把印度看得要高。因为，中国历来不把印度看作威胁，但印度却一直把中国看作威胁。第二点，印度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印度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件好事。各种渠道都在推动中印关系的友好发展。印度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我认为体现在四个方面：1、印度是我们的近邻。我们的外交政策是睦邻外交，与邻为善，以邻为伴。2、中国特别强调与发展中国家搞好关系。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头羊，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为争取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印两国应该紧密合作。3、印度人口多、面积大，在发展中国家中仅次于中国。就面积、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速度而言，印度和中国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虽然中印两国的经济实力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印度领导人说印度要在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邓小平说中国要在2050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那还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印度的目标比我们要提早30年。不管怎样，我们中印两国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世界上把中国和印度都看作发展中的大国。美国高盛公司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就是指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四个新兴的经济体。4、在多边外交中，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和印度有许多共同利益，持有共同或相似的立场。例如在WTO，在农业、环保、劳工等问题上，中印有共同利益。在我个人看来，印度在国际谈判中更积极，印度发言的时候比我们还要多，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起了带头作用。
　　程瑞声：首先我要感谢谭中先生与夫人，找中印学者一起来谈中印边界问题。我觉得这次讨论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是中印两国的学者第一次坐下来对边界问题自由探讨，而且气氛还很好。我觉得你的创意是非常好的。谭中先生是印度的朋友，也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谭中先生在中印关系方面能够继承他父亲谭云山先生遗留的事业，他所做的并不亚于他的父亲，甚至更多。我们希望谭中先生和夫人能够为中印关系做出更大的贡献。关于边界问题，由于时间有限，我就把我的观点简明扼要地说一说。因为谭中先生要编一本关于Chindia的书，要我写稿，我拟了一个题目叫《论中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的中心思想很简单，就是中印两国目前各方面发展形势都很好，有友好、和平、互信和合作四大特点。这四大特点中比较滞后的是互信。互信如何加强，我在文章中讲了，这里不再重复。我对1962年的问题是这样看的：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在两国，特别是在印度，留下了阴影，双方都应该正确对待。1988年10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过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中间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邓小平说要着眼未来是十分明智的。从实际情况看，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有当时特殊的国际背景，刚才印度朋友和郑瑞祥先生都谈到了；中印两国有特殊的国内形势，这个谭中先生也提到了。中印边界问题涉及双方的民族感情，而中印两国人民当时建国或独立都不久。双方缺少经验，外交政策不够成熟，在不同阶段都出现了情绪化的倾向，没有能够做到最大的克制，终于导致了中印战争，使中印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在冲突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印双方都简单地将战争的发生怪罪于对方，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邓小平高瞻远瞩，果断地提出双方采取一切向前看的方针，一切着眼于未来，解开了这个难解的疙瘩，对改善中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高兴地看到，邓小平的建议已经成为中印两国的共识。2006年5月30日，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度国防部长穆克吉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访问，记者问他对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界战争怎么看，他表示不要总是往后看，应该面向未来。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从1962年至今45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两国都坚持面向未来的态度，并且致力于发展两国全面的关系。2005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时，两国总理一致同意构建印中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我相信如果印度和中国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那么两国都会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双方的紧密合作将更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不仅会造福两国人民，而且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这是穆克吉部长的话，我给他的一句评论是：穆克吉部长的这番话讲得多么好啊!
　　这是政府官员讲的话，不是我们学者讲的。政府官员说要忘掉它，但两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不排除双方学术界可以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探讨。重要的是，这种反思和探讨应该是民主的、实事求是的，避免过去那种大声指责对方的思维模式，而这就要求对当时中印双方国内各种复杂因素进行客观的分析，研究当时双方的对策，总结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使这一段不幸的历史成为双方可以借鉴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现在再作几点补充说明。
　　我觉得一些学者提得很对，中印边界战争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还有阶段性。应该说在初期，我们中国采取了非常冷静的态度，后来就像孙培钧会长讲的，在1957年以后整个国内和国际政策都有向左发展的趋势。对印度来说，也经过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印度的主要问题是独立以后有点民族主义倾向，没有从中印两国的利益出发，英国殖民主义的东西没有完全放弃。印度对中国提出的很多合理议案都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1959年，毛泽东主席经过几天几夜的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尼赫鲁总理不同意后撤，为了要维持和平，我们中国先后撤。毛主席在当时有一句名言：我们中国的敌人不在你印度这儿，我们在东方，印度还是我们的朋友。从1960年到1961年还是比较平静的。周恩来总理去印度谈判，他的建议印度没有接受，谈判失败了也没打仗。印方看见中国后撤以后，又采取了错误的前进政策。我们应该研究印度当时为什么会这样。从中国方面来看，1962年发展了左的偏向，虽然国内困难大体渡过，中苏关系却大大恶化。我们应该记住，中印关系从来就是与中苏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如果不研究中苏关系的 话，对那段时间的中印关系也不能够真正看清。要真正研究中印战争，恐怕要我们双方的学者共同做出更多的努力。
　　我觉得非常庆幸的是，中国学术界现阶段的民主气氛是越来越浓厚，对过去的反思也越来越深入。包括孙培钧先生刚才讲到的，到现在为止，对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的“一贯正确”，很多方面都表示怀疑。当时国内是很左的政策，国际上难道会是完全正确的吗?其实，要真正研究中国当时的国际政策，我们最大的失误还不是在印度，而是在苏联问题上。早在1979年文革结束以后，我就在讨论中国外交政策时提出“苏联不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观点，主张恢复中苏友好关系，从而也恢复中印友好关系。我的有关文章已经在“程瑞声的博客”上发表了，有好几万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里不再重复。我要告诉你们的好消息是，当时我在发表这一观点以后并没有被免去做印度大使馆参赞的职务，后来我还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这个在“博客”上都有。对中印边界战争我还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想，中国学术界的民主气氛是越来越浓厚了，这对我们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很充分的条件。印度方面要多反思印度过去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完善，甚至错误；中国方面也要检查有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通过这样的研究后，我们对中印边界战争历史的研究才可能逐步丰富起来，也可能总结出很多经验教训。两国现在已经得出共识：这就是必须从世界大局，从中印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来处理我们之间的任何分歧，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必须告诉谭中先生，中国对过去外交政策的反思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学术界对历史的真相已经慢慢清楚了，但在评论方面还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还需要一个过程。
　　下面我谈谈解决中印边界的问题。我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还是比较乐观的。1993年签订在实际控制线保持安宁的协定，为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协定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双方都互相遵守实际控制线，不以武力去改变它，虽然在法律主权上双方都保留各自的立场。这个协定已经使中印双方在边境保持了长期的和平。签订边界条约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持边境的和平，但是不是说边境和平的目的达到了，边界纠纷就不必解决了呢?我认为还是要解决。不解决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虽然两国都同意边界问题不会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但如同叶正佳先生讲的，它会成为一个隐患。两国已经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影响两国人民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信心。大家会讲你们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是光边界问题就谈了那么多次也没有产生效果。我参加过中缅边界问题谈判，这一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就解决了，中印边界问题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解决。我们说中印经贸合作很好，为什么边界问题就解决不了呢?表面上大家都大谈什么12万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实际上这已经不成问题了。双方都认识到，实际控制线基本上奠定了基础，问题在于调整。叶正佳先生讲得很好，麦克马洪线不调整不行，不打破不行。假如我是中国政府总理我也会想，过去所有的政府都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到了我当总理却全盘接受了，那我不干。历史书上将来写了，国民党政府没有接受，周恩来没有接受，赵紫阳没有接受，朱镕基没接受，现在到了温家宝就接受了，历史书上写了，温家宝怎么办呢?中国现在跟过去大不一样，任何法律都要人大常委会通过，还有其他方面。我觉得调整只是一个政治调整，这点印度朋友可以放心，但不调整是不行的。中国做调整，印度做调整，问题就解决了。刚才印度朋友说，中国在西段的实控线曾经有些变化。这是因为西段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不同的地图线都有。我始终主张印度应该在麦线做出决策调整，那么中国在西段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甚至还可以更大一点。这样，问题能够得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也就是去年协定讲的，富有意义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这里我对印度朋友提一个建议：印度政府要处理这样一个问题，要吸取中国的其他邻国和中国达成边界协议的经验。印度政府在交换领土方面要有一定的胆量，做出重大的决策，那么中印边界问题是可以得到圆满解决的。
　　叶正佳：我不希望把实际控制线变成中印边界线。实际控制线与麦克马洪线基本一致，变成中印边界线要中国政府接受，中国政府能接受吗?
　　孙士海：就是要经过调整，调整以后就不会了。
　　叶正佳：就是要调整，把达旺还回来啊。达旺在麦线以南，还回来就打破了，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我看很难。
　　程瑞声：达旺的问题历史记载是很清楚的。是印度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印度派兵去据守的。马克斯韦尔在书中也提到，英国人也承认达旺是中国的行政管区。可以说，达旺是中国政府或者说西藏政府真正管辖到的地区。这个地区也是六世达赖喇嘛出生的地方，如果是印度的地区，达赖喇嘛怎么可能在那里出生呢?达旺这个地方现在成为双方谈判中的一个焦点。我们回去都要对各自的政府建议一下，对交换领土一定要做出大胆的决策。中国政府的难题并不是印度，缅甸问题复杂得多，我们都解决了。尼泊尔的问题也很复杂。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中国说在中国境内，尼泊尔说在尼泊尔境内，都牵涉到两国的荣誉，这怎么办呢?不比印度的麦克马洪线简单，是不是?但是当时两国领导人的智慧是如此的大，最后确定就把这个山峰定为中尼友好峰，一家一半，我们从这个坡上上去，他们从那个坡上上去。这说明两国领导人都认真思考问题，都充满信心，因而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赵蔚文：我补充一点，我觉得尼赫鲁和周恩来时代没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两个国家的一大遗憾。那个时候怎么解决都会没有问题的，两国人民都能乐意接受的。为什么当时没有解决呢?我想从中国方面来说，朝鲜战争打起来了，中国也忙了；从印度方面来说，其实印度当时公众舆论是要求尼赫鲁把边界问题摆到谈判桌上来的，但是尼赫鲁觉得根本不用谈，就是这么回事了。我觉得他想维持现状，避免节外生枝。尼赫鲁原来对中国那么友好，后来怎么又变成那样呢?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尼赫鲁对中国的共产主义的看法问题。在1956年前后就有变化，他原来对苏联是不怎么崇拜的，他认为苏联极权，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他认为中国的党带有农民性质，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对印度革命的影响也小一点。那时候，他对中国友好，也真是没话说的，给中国那么大的地皮盖中国大使馆，只收了一个卢比，现在那块地皮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啊!我们应该说，那个时候尼赫鲁对中国是真诚友好的，但是他思想意识的根子里有矛盾。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一发表，他的看法开始改变了。另外还有苏联因素。从美国来说，也有变化。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美国对印政策也有变化，美国原来是压印度，不要它搞不结盟。到五十年代后期，美国对印度不再采取高压政策。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印，开始拉拢印度，要印度靠到西方那边。万隆会议以后，美国看到了印度和中国的作用。我们当时的政策，大跃进，内政搞得那么偏，外交上当然不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把当时的问题看得严重了，认为苏联修了，美国方面又力压，使我们把这些问题绝对化了，感觉帝修反三面包围我们。但是，中印关系中最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我觉得是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和做法。可能很多印度人没感觉到这一点。原来那么友好，结果西藏一乱，印度的态度就这样。尼赫鲁不是在新德里接见达赖喇嘛的，他是到边境去接他。达赖喇嘛从中国出走，一个堂堂皇皇跟我们那么友好的国家元首跑到边境去迎接。那个时候，我们为了争取达赖还说他是被劫持出国的嘛。
　　叶正佳：尼赫鲁没有去，到边境去迎接的是外交部的官员。
　　谭中：那时候尼赫鲁没有去。
　　叶正佳：他是去马苏里(Mussoorie)见达赖的。
　　谭中：他从阿萨姆邦的忒兹普尔(Tezpur)到靠近德里的喜马偕尔邦的避暑山庄马苏里，差不多跑了一千里。尼赫鲁先去见他，然后再在国会发表声明。
　　赵蔚文：尼赫鲁作为中国那么信任的朋友，可是中国本身闹事了你就出来支持闹事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的。这时候的美国，特别是肯尼迪上台以后，把印度当作一面民主的旗帜来对付中国；苏联也开始拉拢印度与中国为敌。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中国当时也可以运用外交手段，并不是一点余地都没有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回旋余地都消除掉的。国际形势是那样，国内又是处于建国以后从来没有过的最困难的三年饥荒时期。我想如果不是当时那么内外交困的话，中国也不一定在边界冲突中做出那么强烈的反应。那时也的确是想借边界这一仗来鼓舞士气。但是我觉得1962年边界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比对印度小。现在你随便问一个中国人，中印边界战争是怎么回事，恐怕知道的人太少了。中国没有去宣扬，仗打完以后印度宣传得特别厉害。当时那样的形势，中印关系就大大降温了。如今两国的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双方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印度工商联主席说，中印贸易总额再过三年要达到500亿美元，再过六年要达到1000亿美元。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数字，我们两国是这么大的国家呀!当然也有可能达不到。从现在来看，印度的国际地位确实是很了不起。这届政府跟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进行了，首脑的互访，跟日本、英国等国家都非常友好。跟周边国家，印度可以说是参加地区性、次地区性的集团活动次数最多的，你可以数出一大串名称来。所以在这方面，印度的地位很高。中国也是这样，今年唱了三出大戏。国际地位互相平等的心理已经构成了。从经济上来说也是。我们的经济在发展，印度的经济也在发展；印度人现在非常自豪，我们作为邻居也很高兴。边界纠纷解决，不管从心理上看，还是从提高国家地位上看，都是非常有益的。过去印方有这么一个心理，“因为国内的情况，我们不能向你们让步；如果搞互谅互让，我们的政府就站不住脚了。你们中国的情况比我们要好。”有人说，解决边界问题的最好时期是邓小平时代，因为他有那个权威。其实，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时代，当时解决了就会一了百了。但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现在我觉得不完全在于两边政府有没有威信的问题，而是现在媒体炒起来非常厉害。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交往，上层较多，首脑互访；民间交流还很缺乏，应该加强。互相了解的工作应该多做。这个工作多做了，就可以消除疑虑。现在已经有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两边都发展了，国民也好，政治家也好，心理比较健全了，顾虑少了，就不至于一弄不好就被轰下台去。但是麦克马洪线不打破怎么办?这个我们还可以把责任推到英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上去，但是达旺怎么办?已故的戴辛卡(Giri Deshingkar)先生对我们是很友好的，他曾针对达旺问题指出：“那时候你们中国人干嘛不吭声呀?”我对他说，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尼赫鲁很有两下子，那时候中国刚刚抗美援朝，他派兵占据达旺，我们当然顾不过来。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发出抗议，也没有表态。戴辛卡说，我们几十年建设下来，那个地方什么都要靠外边运进去，我们是下了血本的啊。我说，那好，我们赔你建设费好了。达旺这事不解决，整个边界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是大问题。如果印度政府有诚意的话，可以通过学者写文章，解释达旺的纠纷是怎么产生的，这样慢慢群众就能接受了。只要把真相告诉群众，双方做工作就没问题了。以前一部印度电影可以风靡全中国，现在看不到这一现象了。
　　谭中：你刚才说到中印感情问题，中国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1962年那一仗把印度感情打伤了。对尼赫鲁来说，他一直强调中国和印度是兄弟，关系没有问题，他绝对没想到那一仗会打起来。一打，就把他毕生对中印大同的理想打垮了。另一个问题，1962年以前，尼赫鲁是那么英明的领袖，在国内威望如日中天，印度又有那么现代的军队，怎么那么不经打呢?那一仗打得他威信扫地。所以尼赫鲁的情报局长马利克(B.N.Mullik)写的《与尼赫鲁在一起的岁月：中国人的背信弃义》(My Years with Nehru：The Chinese Betrayal)，还有许多知情人士，都认为尼赫鲁是被那一仗打死的。打仗前他爬楼梯一步跨两级，打仗以后他再也走不动了，不到两年就死掉了。在印度精英的眼里，这是一个国耻，中国可能不了解这个情况。关于尼赫鲁和达赖喇嘛，1950年达赖喇嘛经过印度到北京谈判，他就不愿意回去了，是尼赫鲁劝他回去的。到1956年，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那烂陀玄奘纪念馆奠基仪式，他又不愿意回去了。马利克在书上写了，是他受尼赫鲁之托再度劝达赖回去。后来，尼赫鲁为什么要接见达赖喇嘛呢?因为印度是一个信神的国家，而达赖喇嘛是当今世上的惟一活神(佛)，所以他在印度走到哪儿，那里的人简直就是疯狂了。尼赫鲁自己是不信神的，但他是这样一个信神的国家的受人爱戴的领袖，他怎么能不去欢迎一个自己跑来的活神呢?我觉得他并不是不想对中国友好，他难做人呀!司是应该看到，美国总统都在华盛顿接见达赖喇嘛，而印度从尼赫鲁开始从来没有哪个总理在新德里和达赖喇嘛公开会见过。达赖喇嘛在印度快半个世纪，他到新德里的次数是非常少的(可能不到十次)，是印度政府为了照顾中印友谊特地不让他去印度首都的。这一点，我们应该看到。
　　万可达：中印关系，从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天然友谊，发展到互不信任的另一个极端。这就要求我们从新的视角来检讨双边关系。双方都应该了解在后冷战时期彼此的安全关注。印度的安全战略，一方面着眼于南亚地区形势，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上“向东看”，即加强印度和东亚(包括东南亚)的交往，同时也为了竭力增加外国投资而和美国等国家增进关系。这样来看，中印关系只会改善，因为它可以有助于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和本身的安全。
　　中印两国都是从巩固多边国际体制、保证“制约与平衡”的观点，看到加强中印关系会使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2001年1月，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在访印时称印度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一些中国知识精英不认为印度是大国，但是中国在自己处于“脆弱境地”(weak ground，如因人权问题遭受国际批评)时，却感到印度是个很好的盟友。印度有一部分人不愿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增进关系。也有些印度人觉得，中国对印度关注的安全事务并不重视，反而责怪印度在南亚扮演老大的角色。可是，也有一些印度人士希望通过中印友谊来提高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 影响，而且印度也意识到中国在未来的年代是印度经商与投资的不可忽略的大市场。
　　在增进两国关系上，有许多工作可做。两国领导应该看到远景，中印这两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应该着眼于长远利益而避免短期行为。中印两国面临相似的问题，如能源安全、低人均收入、地区发展不平衡、财富分配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以及如何有效利用资源等。两国专家可以组成联合小组来交换意见，相互学习，共同解决自身的紧迫问题。在过去，两国之间互访频繁，1956年一年中就有26个印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33个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印度。这一趋势应该恢复。还应该加强文化交流，很少印度人知道中国的京剧、昆曲，很少中国人看过印度舞蹈、电影等。中国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很值得印度学习。中印两国还应该看到，她们不断发展和崛起，必然会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会受到西方国家抵制。西方国家也会采取固有的分而治之的伎俩在两国之间挑拨离间，值得两国警惕。两国应该团结所有发展中国家，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
　　郑瑞祥：我认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情况要比你说的稍微好一点。今年中国办了印度电影节，放了七部印度电影。近来文化交流比过去多得多。我很同意你的观点，民间的意见是很重要的，互相之间一定要交流才会有了解。
　　孙士海：现在中国媒体对印度的报道，以及对中印交流的讨论，都非常多。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马加力：我觉得今天在座的各位谈的都非常重要。很高兴今天中印两国的学者能够心平气和地、坦诚地交换对边界问题的意见，我觉得非常难得。长期以来，中印两国在边境问题上一直立场相左，在中印的报纸上，可以经常看到攻击对方的文字。很高兴今天双方都能够很认真地反思己方的过去，很坦诚地指出对方的不足或过错。现在看来中印关系是越来越好。我向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北京到德里实现直航了，我是赶着首班直航过去的。首班的乘坐率就有七成(一般来说，开辟一条航线首航只有五成)，214个座位有138个乘客，商务舱几乎爆满。首航飞机回程的乘坐率起码在九成以上，因为提前十天就开始订票。我去买票时，回程的票已经卖完，我等了老半天，后来突然有了一个座位，我马上买下来。真是紧张。现在是周一、三、六飞德里，周二、四、日飞回北京。为什么讲这些呢，我觉得现在中印双边关系越来越好，大家都能够比较心平气和，特别是现在我们这里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边界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我也期待着将来双方的媒体，更多的智库，更多的战略学者，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印度也好，或者在中国其他场合也好，在谈到边界问题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不太理想的情况a印度的报纸这几年在边界问题上确实比前些年有很大的变化，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当时历史的情况，包括检讨更久远的历史情况的文章也出现了。中方传媒在边界问题上也有了一些不同于官方传统的说法。比如说在中印领土问题上，我们不讲领土问题，讲划界问题，我觉得这种说法更科学一点，更容易接近解决问题的道路。如果把它当领土问题来讲，任何国家都不会作寸土让步的。过去印方或者中方一些传统的表述、通过的决议等，总是讲对方侵占了自己多少领土，这就不利于边界问题的解决。事实上，边界是近现代的概念，在法律上的概念可能是现当代才有的。在传统上，中印之间确确实实没有划定边界。我在很多场合，包括在中国军方也讲过这个观点。因为军方最喜欢讲印度侵占了我们至少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说，这样看恐怕有点问题。如果这个概念一直存在的话，将来解决问题是非常难的。因为任何一个领导人也不敢对这么大的领土让步。何谓领土，就是在你的领导下，有效管辖下的土地，如果给人夺走了，让给别人了，将来这笔账会算到你头上的。中国外交部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明确的，只是国内有些人还不明确这一点。在国内舆论上，包括一些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还讲印度占领我们多少国土，我认为在表述的时候最好说中印边境“有争议的面积”。这样可能既符合事实又有利于创造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气氛。我希望将来中方也好，印方也好，媒体能够更多地去这么讲这个问题。这涉及到说服民众、教育民众的问题。我们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将真相告诉老百姓。不然的话，将来双方政府都要向老百姓作一个交待。
　　另外一个关于边界问题的概念是法律依据和历史依据的问题，这在六十年代初的两国之间的照会战中，已经竭尽全力去找了。我说，要照顾到历史，也要尊重现状。尊重历史，尊重现状，尊重两国人民的感情。边界是现当代的概念，历史上没有这个概念。这块草好，我放羊放到这儿去。明年草不好了我就撤，对方就过来了。哪块草地属谁并没有受到法律的肯定。
　　关于麦克马洪线，今天中国学者谈得很多，麦克马洪线中国真的不能够接受。中方忘掉历史难，印方忘掉历史也难。现在两国民众的民族情绪都在高涨，而不是在削弱，忘掉历史讲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现在是怎样合理认识这个问题，同时结合地面上的现状去认识这个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在座的印度朋友都是非常了解中国的，希望印度也知道这一点，麦线中国是不能接受的。刚才几位也谈到了，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打破麦线。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在东段达旺地区，不是达旺镇，印方要做出有意义的让步。要打破麦线才有意义，这一点印方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我感觉2000年以后，印方对中方的观点还是听进去了，多少有所考虑。2000年，程瑞声大使带队到印度进行“第二轨道”对话的时候，印方有一位学者，不知道是不是传递了印度政府的某种信息，提出印度和中国政府可以探讨达旺共管，或者允许中方民众，就是藏民，到那儿去朝拜。当时我就说，既然要解决边界问题，就不能留尾巴。现在，起码我国的大部分学者中能够接受把印度打破麦克马洪线作为解决问题的考虑之一，然后中方可能在中段或者西段做出相应甚至更大的调整。现在看来这也有一定的困难：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状。现状也有一个问题。达旺是一个军事重镇，没有多少老百姓。去年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里面有一个人口原则啊，印方用了safeguard(保障)这个词，要充分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争了一下，但是后来协议上英文还是用safeguard，中文却是“适当照顾”。在这一表述上，中方的“适当照顾”也有些模糊的地方。照顾到多少人?一个是达旺镇，一个是达旺地区。我又摸到点情况，现在有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对中印关系也比较熟悉的人提出一个建议来：在这一带划出一个大约20平方公里的地区作为自由开放地带。藏民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出。我觉得这个办法也有困难。因为，印度政府所能够做到的，现在已经到顶了。印度政府行政效率比较差。我到印度正好赶上德里罢市，政府要拆迁非法商户，还不是牵涉到主权也不涉及外交的情况下，德里罢市三天，烧汽车，游行，堵路。涉及到外交和主权的时候，恐怕民众就会大闹。现在就要看印方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够下政治决心，如果这个决心下了，印度解决了，中方就会着急起来，早日求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能够大大前进一步。对这一点，双方是有共识的。我希望印度朋友能够写文章传递一下这个信息，因为现在有一个人口原则的问题，希望达旺地区不要再进人了，越进将来越麻烦，将来拆迁是个很麻烦的事啊。 　　另外，我希望印方的朋友能够注意到，中方在特代机制的谈判中表明了一种和以前不同的要求，就是中方在东段要求的不是原来要求的那个面积，比较含糊地讲了一句，但是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中方传统讲的争议面积是九万平方公里，现在这个数字不见了；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信息，暗示具体究竟有多少争议面积，可以坐下来谈清楚。这一点，印方恐怕还没有认识到。应该做更多的工作，让更多的民众认识这个问题。有些人，包括我们圈子里的，光有一些笼统的概念，根本不去考究细节。他们写文章也好，给政府施加压力也好，提建议也好，都还是那种粗陋的概念。
　　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很前沿的东西，代表着最新的发展，最新的变化，最新的情况，最新的动态和动向。这些东西都注意到的话，就会使人们的观念改变，使问题的争论发生质的变化，就会积极促进边界问题的解决。
　　张敏秋：我一直很看重中印边界这个问题。我感到一定要尽快解决。中印要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就一定要把边界问题解决。现在，急迫性越来越大。
　　第一，中印边界的争议有这样一个特点，打了一仗，一夜之间就由兄弟变成了仇敌，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关系越来越恶化，伤害太大，损失太大，负面作用太大。
　　第二，虽然有1993年和1996年的有关实际控制线的协议，边境安宁了，但是我感到这只是一种文字上的承诺，并不是实质上的解决。没有实质性的解决就留有隐患。
　　第三，在中印关系慢慢恢复正常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先把边界问题搁一搁那是对的，可是现在已经搁了30年了，暂时不发生冲突就忘记了解决边界问题的紧迫性。
　　我觉得，越往后拖，负面作用就会越大，因为边界争议是一个主要的障碍。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点。我们和印度的经贸关系发展很快，但是我们要看到，安全问题导致的不信任经常发生。我们都看到8月份印度政府下令禁止中国的公司投资港口的建设和经营，连香港背景的和记黄埔也被禁止。禁止是以安全为理由，实际上是边界问题上的互不信任在发酵。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前几天，印度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还公开说印度20多个港口的吞吐量还比不上一个上海港。印度现在要兴建和扩建13个港口，而中国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外国也承建了好多港口。本来是好事，为什么专门下令不准中国搞呢?这就是印度的内政部和情报部门以安全为理由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做出这个决定。还有中国中兴公司以前已经在哈里亚纳邦办了厂，现在要扩大经营，本来印度对外资有了一个新政策，可以走自动批准这条路线，但是中兴公司考虑到自己投资额大，去向外国投资促进局申请，又不获批准。再回到两三年前，进入印度多年的华为公司要投资六千万美元扩大生产和销售，印度也以安全原因不予批准。这一类例子比较多。中国的电讯业，不管是硬件也好，软件也好，总是导致印度在安全方面的敏感。实际上，印度的工商联，还有财政部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等，对此都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CII(印度工业联合会)就积极鼓励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就是财政部也认为，中国在印度做生意的公司并没有发生违反印度安全规定的案例；即使发生了，现有的法律也足以处理。印度有些官员也公开说在世界基础设施建筑的舞台上，中国是有相当大影响的，在全球范围，包括对中国有敌对情绪的国家，都有中国公司在经营。印度这些不同声音还是起了作用的。比方说，Reliance公司10月份说有一个项目要雇佣近两千名中国技术人员，但是政府签证批得非常慢，公司总裁找了内务部长说了一声，三天后就解决了，而且还同意延长中国人在印度逗留的时间。一方面在变，另一方面确实存在印度以安全为理由而对中国另眼相看的现象。还要谈一点，中国的IT需求非常大，印度这方面是非常强的，如果中国也以安全为理由卡印度一下，这对印度是非常不利的。塔塔集团已经进驻北京，要在中国招五千名员工。本来是可以互相获利的。有时候觉得，印度强调所谓安全有点多虑。此外，印度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也很多。当然，我认为这主要是经济因素、经济利益，不能全归到政治因素上。乃堆拉山口开放，本来应该欢呼的，对中印的边贸都有好处，但是印度安全部门就非常紧张，说了好多难听的话，什么害怕中国的间谍会从那里过去啦，怀疑中国会在那里怎么怎么啦。当然，印度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民众的言论是自由的，但是有些话源自印度的安全部门。我认为，他们有这个顾虑，从战略角度看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印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印度老是有不安全的感觉。还有在国际上，两个发展中国家本应互相支持，但现实却不怎么理想。比如，印度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觉得作为亚洲的一个发展中大国，世界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该非常热情地支持。关键问题是，边界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双方都有顾虑，在安全上互不放心。
　　如何解决边界问题，我觉得双方一定要承认边界没有划定过。五十年代周总理一直在讲，后来我们打了一仗以后，我们中国不说这个话了，印度也是。双方都马上咬定，这就是我们的领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前不久，我们的《国际政治》收到一篇稿件，让我帮助审查一下。一个年轻学者的文章写得不错，可是在写到中印边界问题时，口气强烈，说印度非法占领了我国什么什么，我就把它改了。我跟编辑说，这种口气应该改变，说有争议的领土就客观，线还没有划，有争议才需要谈，现在双方都直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那还谈什么啊，没法谈了。1962年以后，两国的调子越来越高，我认为还是往回收一下，中国学者的文章不要再用那么高的调子了。普通人不了解，不知道，政府和学者就有责任让大家回到一个比较客观的层面上来。在划线问题上，双方要互相让步，互相妥协。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第四，需要两国领导人的魄力和勇气。印度一定要承认，麦克马洪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最后怎么解决呢，我认为只能按照邓小平一揽子解决的方案，双方都不要有附加条件。
　　詹得雄：我听了很多好的意见，学了很多好的东西，确实没什么再好讲的了。我就讲三个字，怎么办?对中印边界问题我个人不悲观，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我觉得中印人民都希望友好，都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哪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得尊重这个意见。干嘛我们几千年的友好，为了1962年这么一仗就变成了疙瘩，该解开来了。人民的愿望，大势所趋嘛。什么时间解决还说不准，但是将来一定要解决的。我讲一个小故事，我到昌迪加尔两个邦政府的办公楼参观。礼拜天，我们进去了。一个锡克人带着我们看，看完以后走出来，到了汽车边要握手告别的时候，他把手举起来说，“我这个指头就是1962年给你们打掉的”。他也没有很凶的样子，笑嘻嘻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可以过去的，不是忘不掉的事。
　　第二，世界趋势现在是全球化，总的潮流是要友好。我们要建立和谐世界嘛，为什么跟我们兄弟老合不来啊?我觉得肯定是要合的。我们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要和印度友好，没有理由要吵架。
　　第三，我觉得，我们可能有所等待。印度现在以安全或者以贸易保护的原因给中国找点麻烦，这件事情我们的报道也很开放，消息一登，读者都觉得印度对我们不怎么样嘛。现在中印友好年，我们去办签证都那么困难，这个影响不好。 但是，我觉得情况慢慢会改善的。我也理解，如果我做生意而有人要抢我的生意的话，我心里也不痛快。我得找个理由让人买我的不买他的，这可以理解的。解决这问题要有个过程。另外，我觉得也不要低估领导人的政治决心。我们领导是有政治决心的。你看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你看黑瞎子岛也是打了一仗的，现在一人一半，上面一个教堂。办法是司以想出来的。我觉得我们东方人是有智慧的，把香港拿回来还是不拿回来?有没有别的办法?有啊，一国两制。这些都是通融的办法，都可以想办法解决。只要两国的领导人想要解决问题，不是没有办法的。
　　最后，对中印两国的关系，我心里有16个字，就是“坚持友好，加强交往，平等互利，着眼未来”。我觉得，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乐观的，中印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孙士海：狄伯杰教授，你刚才讲到，印度的年轻学者对中印边界，包括冲突问题，有新的看法，请你讲讲。
　　狄伯杰：我刚才已经讲过，印度的年轻人没有历史包袱，和老一辈不一样。老辈那种执著因素不存在了。他们写文章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立场和观点就和老一辈都不一样了。以前的学者研究中国的时候，资料常常要通过第三者。 现在的学者，像在座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万可达，越来越重视第一手资料。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感兴趣，越来越多的学者来学汉语。将来，学界的形势会更好。
　　赵昌会：中印之间最大的障碍是战略不信任。由于战略不信任，所以导致政治上的、经济上的问题。1962年的中印战争一直是个阴影，由此造成了很多误解以及不愿意去理解对方的态度。我的建议是，边界问题不能操之过急。
　　在座的都是研究中印问题的顶尖人物，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中国和印度各自崛起道路的彰明较著，大家对于历史恩怨都会逐渐转变看法的。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抱有信心，是因为历史确确实实永远在发展的。
　　张四齐(书面发言)：我的观点可能与谭中先生及在座一些老师的观点不同。我认为，中印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存在以下四个不利因素：
　　第一，民族心理。由于印度是文化的输出国，在对华关系上有心理优势。具体而言，这种心理随着中印力量对比的消长而有所变化。我们认为，印度对华关系经历了三个心理阶段。第一阶段是优势时期。由于印度独立后较长一段时期是世界第十一大工业国，在外交上成为东西方都拉拢的对象，而印度则将自己定位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这种优势心理，使得印度拒绝同中国谈判边界问题，应该说这是引发1962年战争的一个主因。第二阶段悲情时期。我非常认同谭中先生有关战争对尼赫鲁和印度打击的描述。战败使印度在战后相当长时间抵制中国进行边界问题谈判的提议，并坚持将边界问题作为谈论经贸问题的前提。第三阶段是重回自信时期。年轻的拉吉夫出任总理后，印度又开始变得自信，1991年后尤其如此。1991年的自由化改革导致印度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冷战结束使其国际环境大为改善，特别是在美日等国争相拉拢印度的时候，印度的感觉良好自不待言，但现在是不是中印边界谈判的好时期还不能肯定。
　　中国这一方面，首先，国家强盛时，可以做些让步，但处于劣势时，不会让步。中国虽然尊敬印度的文化，但自袁世凯政权以来，没有哪个中国政府接受麦线。赵蔚文老师认为，中印两国处于非常友好的时期，有利于边界问题的解决，但我不知道这种友好是不是到了双方都想妥协的地步，力量对比到怎样一个程度才会使双方开始妥协。
　　第二，战略信任问题。我同意一些印度和西方学者的观点，即中印是文明国家，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中印解放和独立后，决策层、战略界和学界沿用的是西方的地缘战略、战略利益这些概念，其思维尚未超出这种概念。虽然最近有“中印大同”(Chindia)思想的提出，但要将这一思想作为决策指导还需要一个过程。印度学者认为中印战略利益重合，冲突不可避免；认为中国在南亚国家发展关系是在抢占战略利益区；认为中国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是政治考虑，与巴基斯坦是战略考虑。政治考虑是权宜，而战略考虑更长久。中国外交考虑的也是国家利益，也密切关注着印度向东南亚、中亚、南中国海和整个印度洋扩展势力。边界地区由于有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两个条约而保持了和平与安宁，军事互信不断增长，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边界谈判的过程中，战略考量仍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对达旺，由于涉及民族宗教感情，中国要求印度归还达旺，但印度以这个地区涉及到其重大战略利益而拒绝。如果在无数多的点和面上都这样斤斤计较战略利益，边界谈判怎能顺利?
　　第三，边界谈判。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机制问题。目前解决边界问题的三个机制：联合工作小组、边界问题专家委员会和特别代表(简称“特代”)。它们到底在如何运作，我们不清楚，只感觉“特代”是惟一活跃的机制。从2003年到现在三年时间内，双方已举行八次会议，并在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前达成《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但如何发挥业已存在的三个机制的联合作用、加速谈判和边界勘察进程是个问题。第二是对外公布的问题。不知是两国政府的默契还是其他原因，我们从每次“特代”的会谈中不能读出什么信息，只知道“会谈是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如何既让公众了解一点情况、逐渐接受事实，又不致使谈判进程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是两国政府今后该考虑的问题。不能想象最终把谈判结果对外公布会给蒙在鼓里的两国人民带来多大震动。
　　第四，立法阻力。1986年，印度已将中印东段有争议的地区划为阿鲁纳恰尔邦。印度宪法规定，领土的变更必须要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我们从克什米尔问题看到了印度解决边界问题的艰难。同样，国土面积突然要减少数万多平方公里，对中国的立法机构也是一个重大挑战。
　　虽然我谈这么多问题，但我仍然相信历史，相信两国人民，相信两国政府领导人的政治决心，特别是在中国倡导和谐世界、印度高官提出“中印大同”的时候，我的这种乐观并非空穴来风。
　　孙士海：大家都很坦诚地谈了各自的看法。通过今天的交流，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受到了新的启发。但是，还远远不够，我们学者们还需加强研究。我觉得，我们学者最大的价值就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像谭先生的父亲和谭先生，推动中印关系的发展，推动两大文明共同崛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