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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熟的领导核心是政党成熟的基本标志。以列宁对成熟的领导核心所下的“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体”的定义来看，迟至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前，中国共产党尚未有成熟的领导核心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走向成熟，这也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成熟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红军长征胜利
成熟的领导核心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体”。（《列宁选集》第四卷，１９７页）。它的存在是政党成熟的基本标志。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仅仅走过１３年的历程，尚处于幼年时期。期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的反复出现，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遥控指挥的“法力”无边等等，足以证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党尚未走向成熟。这正是导致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先烈的鲜血唤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的觉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置身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选择革命道路，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红军摆脱了危机，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党也在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走向了成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形成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党成熟的基本标志。
一、成熟的领导核心是在合乎逻辑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使中国革命的前程无限光明。对于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下的幼年时期的政党来说，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现实的摆在了面前。选择革命道路的历史重任也自然的落在了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肩上。领导者决策的成败决定着幼年时期党的成败和革命的成败。作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逐渐右倾和他的家长式作风，都给党的策略方针带来不利影响，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我党正值幼年，共产国际派代表坐镇北京、广州、上海，指导中国革命，重大方针政策几乎都要由共产国际首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革命的“洋买办”即应运而生。李立三执行“实行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盲动错误计划，使党和革命事业受到很大损害。之后，在共产国际直接插手下，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相结合的形态完备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上台，统治中央长达四年，几乎断送了革命的前程。在错误领导长期掌握中央决策权的同时，作为我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作了艰苦的思考和探索。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８日中共湖南省委讨论秋收起义计划时，他就指出：“秋收起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秋收起义举行初期，也是按照苏联城市中心论的模式进行的。但当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他当机立断，放弃进攻长沙，毅然改为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底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程，迈出了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第一步。作为一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总结了开辟农村根据地的经验，逐步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他先后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阐述了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它的内容。他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把中国共产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指明了方向。正是这条道路的开辟，才使陷于绝境的中国革命重新开创了新局面。在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全面失败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再次提出“应将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由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全面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致使中央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被迫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后，广大党员干部眼看着反“围剿”以来连续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相比较，逐步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结果。于是，党内和部队中明显滋长了怀疑和不满情绪，甚至产生了改变“左”倾领导的要求。这种情绪到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毛泽东的主张也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支持。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和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在当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毛泽东在会议上严肃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左”倾教条主义者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在会上发言，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确立了有毛泽东参加的新的领导核心。这个小组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初步形成。从此，我们党的路线转移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以这一领导核心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了成熟。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长征。在四川懋功，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进行“右”倾分裂活动，反对中央北上抗日，图谋另立“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证明，成熟的领导核心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在成熟的领导核心领导下的走向成熟的党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只有成熟的领导核心才能科学地分析革命的形势，正确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科学分析形势，是正确制定战略策略的前提和依据。只有对形势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才能实行正确的指导，提出符合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中国革命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切合实际地规定革命的战略、策略，为革命指明方向。如果主观主义地估量形势，必然做出错误的指导，提出背离客观实际的战略、策略。“左”倾路线领导者，对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和红军反“围剿”胜利所造成的形势缺乏科学分析，既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又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主观主义的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以及以进攻战略根本打破敌人“围剿”等错误主张。结果给革命战争和红军建设造成严重危害，红军被迫长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中央红军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演出了红军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一幕军事行动。在这一行动中，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下，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误和失误。从而，使红军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机动作战，调动和打击敌人，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二战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只有成熟的领导核心才能维护坚定的革命团结。团结是胜利的保证，没有革命的团结就没有革命的胜利。长征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始终坚持把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紧密团结作为事关革命前途的第一要务。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胜利会师，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即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央军委委员。以后，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中央提出无礼要求，以至于图谋另立中央。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以团结大局为重，先是在芦花地区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议同意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为军委常务委员，再就是作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的大量的团结说服工作，维护了红军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这样，１９３５年９月９日，张国焘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便没得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还反复争取对张国焘的团结工作，最终促使其挥师北上。在处理张国焘错误的问题上，中央又本着分清是非，增强红军团结和统一的目标出发，把张国焘的错误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严格区分开来，得到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广泛赞同。广大指战员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同敌人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中，都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顾大局，讲团结，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他们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将方便和生的希望让给同志，把困难和灭亡的威胁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团结战斗的赞歌。
只有成熟的领导核心才能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军的根本原则，是确保红军人民军队性质和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要标志，是在加强部队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是他的根本任务。”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要求“建立和健全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和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制度，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企图用枪杆子指挥党，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使党和红军遭受到严重损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率领工农红军完成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军取得东征、西征胜利，部队实力成倍增长，陕甘苏区得到巩固、扩大，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的决策在红军中得到了坚决执行。实践证明，只有成熟的领导核心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使红军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
三、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
鉴往知今。红军长征胜利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其经验是全党、全军宝贵的精神财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长达四年，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而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从而使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成熟的领导核心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保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面临的情况也将更为复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只有团结在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周围，同心同德，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取得最后的胜利。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次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经历“六四”风波之后，历史选择了江泽民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１３年中，紧紧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为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为是一个成熟的、值得信赖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六大形成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胡锦涛同志年富力强，在多个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有十多年。担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形势下，他带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勤奋努力，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推动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的事业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张荣辉
［作者简介］汤彦宜，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关键词］成熟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红军长征胜利
成熟的领导核心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体”。（《列宁选集》第四卷，１９７页）。它的存在是政党成熟的基本标志。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仅仅走过１３年的历程，尚处于幼年时期。期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的反复出现，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遥控指挥的“法力”无边等等，足以证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党尚未走向成熟。这正是导致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先烈的鲜血唤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的觉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置身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选择革命道路，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红军摆脱了危机，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党也在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走向了成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形成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党成熟的基本标志。
一、成熟的领导核心是在合乎逻辑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使中国革命的前程无限光明。对于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下的幼年时期的政党来说，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现实的摆在了面前。选择革命道路的历史重任也自然的落在了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肩上。领导者决策的成败决定着幼年时期党的成败和革命的成败。作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逐渐右倾和他的家长式作风，都给党的策略方针带来不利影响，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我党正值幼年，共产国际派代表坐镇北京、广州、上海，指导中国革命，重大方针政策几乎都要由共产国际首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革命的“洋买办”即应运而生。李立三执行“实行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盲动错误计划，使党和革命事业受到很大损害。之后，在共产国际直接插手下，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相结合的形态完备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上台，统治中央长达四年，几乎断送了革命的前程。在错误领导长期掌握中央决策权的同时，作为我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作了艰苦的思考和探索。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８日中共湖南省委讨论秋收起义计划时，他就指出：“秋收起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秋收起义举行初期，也是按照苏联城市中心论的模式进行的。但当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他当机立断，放弃进攻长沙，毅然改为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底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程，迈出了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第一步。作为一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总结了开辟农村根据地的经验，逐步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他先后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阐述了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它的内容。他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把中国共产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指明了方向。正是这条道路的开辟，才使陷于绝境的中国革命重新开创了新局面。在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全面失败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再次提出“应将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由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全面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致使中央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被迫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后，广大党员干部眼看着反“围剿”以来连续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相比较，逐步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结果。于是，党内和部队中明显滋长了怀疑和不满情绪，甚至产生了改变“左”倾领导的要求。这种情绪到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毛泽东的主张也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支持。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和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在当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毛泽东在会议上严肃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左”倾教条主义者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在会上发言，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确立了有毛泽东参加的新的领导核心。这个小组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初步形成。从此，我们党的路线转移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以这一领导核心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了成熟。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长征。在四川懋功，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进行“右”倾分裂活动，反对中央北上抗日，图谋另立“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证明，成熟的领导核心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在成熟的领导核心领导下的走向成熟的党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只有成熟的领导核心才能科学地分析革命的形势，正确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科学分析形势，是正确制定战略策略的前提和依据。只有对形势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才能实行正确的指导，提出符合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中国革命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切合实际地规定革命的战略、策略，为革命指明方向。如果主观主义地估量形势，必然做出错误的指导，提出背离客观实际的战略、策略。“左”倾路线领导者，对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和红军反“围剿”胜利所造成的形势缺乏科学分析，既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又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主观主义的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以及以进攻战略根本打破敌人“围剿”等错误主张。结果给革命战争和红军建设造成严重危害，红军被迫长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中央红军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演出了红军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一幕军事行动。在这一行动中，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下，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误和失误。从而，使红军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机动作战，调动和打击敌人，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二战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只有成熟的领导核心才能维护坚定的革命团结。团结是胜利的保证，没有革命的团结就没有革命的胜利。长征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始终坚持把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紧密团结作为事关革命前途的第一要务。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胜利会师，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即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央军委委员。以后，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中央提出无礼要求，以至于图谋另立中央。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以团结大局为重，先是在芦花地区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议同意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为军委常务委员，再就是作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的大量的团结说服工作，维护了红军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这样，１９３５年９月９日，张国焘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便没得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还反复争取对张国焘的团结工作，最终促使其挥师北上。在处理张国焘错误的问题上，中央又本着分清是非，增强红军团结和统一的目标出发，把张国焘的错误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严格区分开来，得到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广泛赞同。广大指战员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同敌人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中，都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顾大局，讲团结，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他们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将方便和生的希望让给同志，把困难和灭亡的威胁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团结战斗的赞歌。
只有成熟的领导核心才能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军的根本原则，是确保红军人民军队性质和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要标志，是在加强部队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是他的根本任务。”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要求“建立和健全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和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制度，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企图用枪杆子指挥党，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使党和红军遭受到严重损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率领工农红军完成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军取得东征、西征胜利，部队实力成倍增长，陕甘苏区得到巩固、扩大，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的决策在红军中得到了坚决执行。实践证明，只有成熟的领导核心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使红军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
三、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
鉴往知今。红军长征胜利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其经验是全党、全军宝贵的精神财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长达四年，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而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从而使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成熟的领导核心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保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面临的情况也将更为复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只有团结在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周围，同心同德，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取得最后的胜利。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次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经历“六四”风波之后，历史选择了江泽民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１３年中，紧紧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为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为是一个成熟的、值得信赖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六大形成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胡锦涛同志年富力强，在多个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有十多年。担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形势下，他带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勤奋努力，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推动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的事业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张荣辉
［作者简介］汤彦宜，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