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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三纬二”、“经七纬一”、“经三纬八”……在济南人的话语中，这样的经纬坐标指的是一个个的路口：经三路和纬二路的十字路口、经七路和纬一路的十字路口、经三路和纬八路的十字路口……
如果是第一次来济南的话，你也许会感到好奇：济南人怎么想起用经纬来命名道路呢?这就要从济南的开埠说起了。
经纬路与济南开埤
济南现在是山东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在开埠之前，济南的经济并不发达。即便是在山东，它的经济地位可能还比不上周村、潍县、临清等。在近代，济南经济的迅速发展肇始于开埠，要谈济南的开埠，不得不提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
清末有著名的四大巡抚，山东巡抚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1899年，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他在山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创办现代学校、出版报纸、开设银行、创建工艺局、建立现代警察制度等。袁世凯的这些“改革”措施为济南开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的新政也受到清廷的赏识，并由此得到了升迁。
1904年5月1日，袁世凯与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联名上奏清廷，要求将济南、周村、潍县自行开为商埠。他们在奏折中说：“山东沿海通商口岸，向只烟台一处。自光绪二十四年德国议租胶澳以后，青岛建筑码头，兴造铁路，现已至济南省城，转瞬开办为津镇铁路(即津浦铁路)，将与胶济之路相接。济南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又为两路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转输较为便利，亟应援照直隶至秦皇岛、福建三都澳、湖南岳州府开埠成案，在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商民成受利益……
袁世凯、周馥的奏折得到了清廷的批准。随后，设局勘界，拟定章程，确定将济南西关外胶济铁路以南，东起十王殿，西至大槐树，南沿赴长清大道(即今经七路)，北以铁路为限，计东西长约五里、南北约二里的区域划作商埠。在商埠内，准有约各国商民自由往来，租地设栈，与华商一体居住；但同时强调，这个开埠与被迫签订条约的开埠不同，商埠的主权完全由中国掌握，“应设之工程、巡警暨审理词讼等事，本系地方应有之责，拟均归济东泰武临道就近监督”。后来，清延进一步强调，济南商埠的“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
新成立的商埠由商埠总局管理，济南老城还跟从前一样仍属历城县管理，这就使得济南老城和商埠形成了不同的管理体制。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济南的商埠类似于现在一些城市的经济开发区，主要用意在于吸引“外资”，“搞活经济”。
为了加强对济南商埠的管理，山东及济南商埠总局制定了《济南商埠开办章程》、《济南商埠买地章程》和《济南商埠租建章程》三个官方文件，详细规定了济南商埠的管理原则，其中也对商埠土地做出了较详细的规定，总的精神是：对划定为商埠区的土地，首先由商埠总局会同乡绅名流制定买地价格，然后由商埠总局统一收买，不准民间“私相授受”。也就是说，商埠的土地由商埠总局实行垄断，只许租用，不许买卖。
商埠内的地图经商埠局丈量好，首先规划了商埠区的经纬马路，东西为经，南北为纬，用纵横的马路将土地划分成若干小方块，并以胶济铁路为界，由北而南将商埠土地划分为四等，以福、禄、寿、喜等字分别编号，制定了不同租价，由北至南，地价逐次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商埠区北面临近胶济铁路、交通便利。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车站附近成了黄金地段。
苗氏集团的商业传奇
济南开埠后，国人自开的商号迅猛发展，势若雨后春笋。后来在济南工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苗氏集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苗氏集团是以苗世厚(得卿)、苗世远(杏村)、苗世德(星恒)、苗世循(海南)四堂兄弟为首形成的，他们数十年间先后创办过十几个企业，如恭聚和粮栈、恒聚和粮栈、公聚和粮栈、恒聚成粮栈、同聚长粮栈、成丰面粉厂、成记面粉厂、成通纱厂、成大纱厂、文德铁工厂、南京普丰面粉厂等。
苗氏兄弟来济南之前，世居山东桓台县索镇。1894年，苗家与索镇的油店大户荣仲森合伙开了一家恒聚油坊，到1898年即获利3000两白银，两家各分红利1000两白银。这时，索镇流传着“要发大财还得去济南”的说法。苗世厚、苗世远颇为心动，于1899年与郑金声、杨育轩各出银1000两，由苗世厚、苗世远到济南洛口开设粮栈。当时，两人还怕来济南“人生地不熟”，立不住脚，遂与荣仲森商议，从恒聚油坊拿出200两白银，托郑金声到山东巡抚衙门走动，“纳票入捐”，苗世厚捐了个例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同；荣仲森也捐了个例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判。随后，苗世厚与苗世远到洛口开设了恭聚和粮栈。粮栈经营6年后获利7000两白银。受第一个粮栈成功的鼓舞，1906年，苗世厚和荣仲森决定以索镇恒聚油坊6年的红利4000两白银作为底金，在洛口再开一家恒聚和粮栈，由苗世厚任经理，苗世远任副经理。从此，两个粮栈互通信息，相互配合，在竞争中始终处于有利位置。几年问，苗家又获利5000两白银。1910年，苗家又以这5000两白银作为底金，在洛口开设了苗家的独资企业——公聚和粮栈，由苗世远任经理。
这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时局不稳，合资的荣、郑、杨3家怕粮栈遭受损失，要求分伙或退股。经协商，索镇的油坊归荣家经营，济南的粮栈归苗家经营，同时退还郑、杨两家的股金和分红。为了便于经营，苗家撤销了恭聚和与恒聚和粮栈，只保留了洛口的公聚和粮栈，同时于1911年在济南火车站附近开设了恒聚成炭栈。此时，济南的交易中心已经从洛口转向了商埠，苗家抓住这个机会，于1912年在经一纬四路建了30问营业楼，又将炭栈改为粮栈。由此，苗家的粮栈生意进入了辉煌期。两年后，苗家的粮栈获利近50倍。苗氏由此登上了济南粮栈业霸主的地位，并在长达22年中独揽广帮生米生意。
据说，苗世远擅长经营，他先遍告业内，到恒聚成存面不仅分文不收还将妥善保管。许多实力弱小、仓库狭窄的粮栈业主十分高兴，便把苗世远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仓库。广帮客商到济南，苗世远领着他们到仓库一转，如山的麻袋堆把广商们看得目瞪口呆：济南竟有这么有实力的坐商!买卖一下子做成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粮食、油料作物出口激增，广东商人以及住广东的外商洋行买办纷纷北上寻求货源，苗世远主动同他们联系，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刚合作时，有一年天气异常，庄稼欠收，米价陡然上涨。而此时广东客商已提前预定了期货，若按约定价格供货，苗家损失惨重；但是，苗世远决定仍按合同行事，损失由恒聚成全包。这笔生意是赔定了，细算下来，苗家等于白干两年；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恒聚成在粮油业的口碑一下子就树起来
如果是第一次来济南的话，你也许会感到好奇：济南人怎么想起用经纬来命名道路呢?这就要从济南的开埠说起了。
经纬路与济南开埤
济南现在是山东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在开埠之前，济南的经济并不发达。即便是在山东，它的经济地位可能还比不上周村、潍县、临清等。在近代，济南经济的迅速发展肇始于开埠，要谈济南的开埠，不得不提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
清末有著名的四大巡抚，山东巡抚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1899年，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他在山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创办现代学校、出版报纸、开设银行、创建工艺局、建立现代警察制度等。袁世凯的这些“改革”措施为济南开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的新政也受到清廷的赏识，并由此得到了升迁。
1904年5月1日，袁世凯与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联名上奏清廷，要求将济南、周村、潍县自行开为商埠。他们在奏折中说：“山东沿海通商口岸，向只烟台一处。自光绪二十四年德国议租胶澳以后，青岛建筑码头，兴造铁路，现已至济南省城，转瞬开办为津镇铁路(即津浦铁路)，将与胶济之路相接。济南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又为两路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转输较为便利，亟应援照直隶至秦皇岛、福建三都澳、湖南岳州府开埠成案，在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商民成受利益……
袁世凯、周馥的奏折得到了清廷的批准。随后，设局勘界，拟定章程，确定将济南西关外胶济铁路以南，东起十王殿，西至大槐树，南沿赴长清大道(即今经七路)，北以铁路为限，计东西长约五里、南北约二里的区域划作商埠。在商埠内，准有约各国商民自由往来，租地设栈，与华商一体居住；但同时强调，这个开埠与被迫签订条约的开埠不同，商埠的主权完全由中国掌握，“应设之工程、巡警暨审理词讼等事，本系地方应有之责，拟均归济东泰武临道就近监督”。后来，清延进一步强调，济南商埠的“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
新成立的商埠由商埠总局管理，济南老城还跟从前一样仍属历城县管理，这就使得济南老城和商埠形成了不同的管理体制。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济南的商埠类似于现在一些城市的经济开发区，主要用意在于吸引“外资”，“搞活经济”。
为了加强对济南商埠的管理，山东及济南商埠总局制定了《济南商埠开办章程》、《济南商埠买地章程》和《济南商埠租建章程》三个官方文件，详细规定了济南商埠的管理原则，其中也对商埠土地做出了较详细的规定，总的精神是：对划定为商埠区的土地，首先由商埠总局会同乡绅名流制定买地价格，然后由商埠总局统一收买，不准民间“私相授受”。也就是说，商埠的土地由商埠总局实行垄断，只许租用，不许买卖。
商埠内的地图经商埠局丈量好，首先规划了商埠区的经纬马路，东西为经，南北为纬，用纵横的马路将土地划分成若干小方块，并以胶济铁路为界，由北而南将商埠土地划分为四等，以福、禄、寿、喜等字分别编号，制定了不同租价，由北至南，地价逐次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商埠区北面临近胶济铁路、交通便利。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车站附近成了黄金地段。
苗氏集团的商业传奇
济南开埠后，国人自开的商号迅猛发展，势若雨后春笋。后来在济南工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苗氏集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苗氏集团是以苗世厚(得卿)、苗世远(杏村)、苗世德(星恒)、苗世循(海南)四堂兄弟为首形成的，他们数十年间先后创办过十几个企业，如恭聚和粮栈、恒聚和粮栈、公聚和粮栈、恒聚成粮栈、同聚长粮栈、成丰面粉厂、成记面粉厂、成通纱厂、成大纱厂、文德铁工厂、南京普丰面粉厂等。
苗氏兄弟来济南之前，世居山东桓台县索镇。1894年，苗家与索镇的油店大户荣仲森合伙开了一家恒聚油坊，到1898年即获利3000两白银，两家各分红利1000两白银。这时，索镇流传着“要发大财还得去济南”的说法。苗世厚、苗世远颇为心动，于1899年与郑金声、杨育轩各出银1000两，由苗世厚、苗世远到济南洛口开设粮栈。当时，两人还怕来济南“人生地不熟”，立不住脚，遂与荣仲森商议，从恒聚油坊拿出200两白银，托郑金声到山东巡抚衙门走动，“纳票入捐”，苗世厚捐了个例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同；荣仲森也捐了个例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判。随后，苗世厚与苗世远到洛口开设了恭聚和粮栈。粮栈经营6年后获利7000两白银。受第一个粮栈成功的鼓舞，1906年，苗世厚和荣仲森决定以索镇恒聚油坊6年的红利4000两白银作为底金，在洛口再开一家恒聚和粮栈，由苗世厚任经理，苗世远任副经理。从此，两个粮栈互通信息，相互配合，在竞争中始终处于有利位置。几年问，苗家又获利5000两白银。1910年，苗家又以这5000两白银作为底金，在洛口开设了苗家的独资企业——公聚和粮栈，由苗世远任经理。
这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时局不稳，合资的荣、郑、杨3家怕粮栈遭受损失，要求分伙或退股。经协商，索镇的油坊归荣家经营，济南的粮栈归苗家经营，同时退还郑、杨两家的股金和分红。为了便于经营，苗家撤销了恭聚和与恒聚和粮栈，只保留了洛口的公聚和粮栈，同时于1911年在济南火车站附近开设了恒聚成炭栈。此时，济南的交易中心已经从洛口转向了商埠，苗家抓住这个机会，于1912年在经一纬四路建了30问营业楼，又将炭栈改为粮栈。由此，苗家的粮栈生意进入了辉煌期。两年后，苗家的粮栈获利近50倍。苗氏由此登上了济南粮栈业霸主的地位，并在长达22年中独揽广帮生米生意。
据说，苗世远擅长经营，他先遍告业内，到恒聚成存面不仅分文不收还将妥善保管。许多实力弱小、仓库狭窄的粮栈业主十分高兴，便把苗世远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仓库。广帮客商到济南，苗世远领着他们到仓库一转，如山的麻袋堆把广商们看得目瞪口呆：济南竟有这么有实力的坐商!买卖一下子做成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粮食、油料作物出口激增，广东商人以及住广东的外商洋行买办纷纷北上寻求货源，苗世远主动同他们联系，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刚合作时，有一年天气异常，庄稼欠收，米价陡然上涨。而此时广东客商已提前预定了期货，若按约定价格供货，苗家损失惨重；但是，苗世远决定仍按合同行事，损失由恒聚成全包。这笔生意是赔定了，细算下来，苗家等于白干两年；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恒聚成在粮油业的口碑一下子就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