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4年3月2日，曾一度引起轰动的河南登封市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馆长任殿爵，状告登封市文物管理局财产所有权纠纷案，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尘埃落定。法院终审判决驳回登封市文物管理局的上诉请求，维持登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文物局返还任殿爵2件文物”的一审判决。而2月27日，另一场官司也在登封市法院一审有果，法院判决驳回文物局要求任殿爵返还20件文物的诉讼请求。
为了弄清连环官司前后的情况，2004年阳春三月的一天，笔者慕名来到位于登封市嵩阳路中段的“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见到了这位义举感天的“风云人物”。采访中，任殿爵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八年抗战”经历，以及遭遇连环“爱国官司”的前前后后……
家仇国恨记心间收集罪证办展览
今年55岁的任殿爵，是河南省登封市颍阳镇人。幼年时，父亲就不断给他讲述日本鬼子在家乡一带烧、杀、抢、掠的罪恶，加之他又从电影、电视和历史课本中不断看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一幕幕目不忍睹的惨案，促使他幼小的心灵种下民族的仇恨。
改革开放以后，乘借党的富民政策的春风，勤劳朴实的任殿爵家境也变得越来越殷实。但当他从广播、电视中得知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不时参拜靖国神社、猖狂为侵华战犯亡灵招魂时，心里就愤慨不已。也促成了他办“日军侵华罪行展”的最初念头。
1993年，任殿爵在他四叔家发现了一根马缰绳，虽然很旧了，但与当地人用的并不一样。在得到确认是日军留下的之后，他开始在附近村庄里四处寻找日军留下的物品。有一次，他到同村一户人家去串门，看见有个栽花的盆很特别，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个侵华日军用过的钢盔。后来，他专门找了个花盆把花移过去，才把那顶钢盔换回了家。就这样，任殿爵先后找到了侵华日军留下的嚼环、匕首、马鞍等物品。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电视、电影都在揭露日军侵华的种种暴行。针对这一时机，任殿爵找到本村小学校长郭振东和登封党校校长宋英武，三人合计着也搞一次抗日纪念活动。在确定了办日军侵华罪行展览的计划后，任殿爵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购买日军罪证实物。除此之外，任殿爵还到登封烈士纪念馆、洛阳八路军纪念馆等处，寻找与日军侵华暴行有关的图片，把它们翻拍下来。
当年7月，任殿爵把自己收集来的几十张图片和十来样日军用过的实物，在村小学搞了个模拟展览，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日军侵华历史。8月15日，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那天，展览正式开展了。这次展覽举行了4个月，前前后后花了任殿爵1万多元钱。由于是免费展出，没有收入，加之家庭经济困难，此后，任殿爵只好把展品放置在颍阳镇敬老院的一间小屋里。
1999年，镇党委书记看到了任殿爵的展品后，当即表示支持，并批给他1500元经费。拿到这笔钱后，任殿爵把展品拉到了登封市城隍庙展览，专门请了一位讲解员向观众讲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打这以后，任殿爵搜集日军侵华罪证的劲头更大了。不仅老伴主动加入到办展队伍中去，而且儿子也把工资提供给他支持办展。
经过日积月累，他收集的“藏品”又增加了刺刀、子弹、手榴弹箱、电报箱和纸币硬币等。展览也按内容分为日军在南京及全国大屠杀罪行、日军石井四郎731细菌部队罪行、日军在登封境内罪行三部分。
克难攻坚勇往前 爱国义举受称赞
任殿爵从1995年办展以来，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难攻坚，勇往直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受到多大挫折，始终没有停下来。他不惜代价，变卖家产，自筹费用，进行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战”。他不辞劳苦，先后奔赴洛阳、开封、武汉、沧州、北京、南京等地，行程上万公里，耗资10余万元，收集图片500余幅，征集实物150多件，展出上百场次，吸引了数百万名观众。一时间，任殿爵成了名噪一时的知名人物。原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在参观了任殿爵的展览馆后，特批5万元，对他的爱国精神给予明确肯定和支持。
“日军侵华罪行展览”在国内流动展出期间，一些参加过抗日斗争的老同志闻讯后，纷纷观看展览，他们感奋不已，挥笔题词。展览还深深打动了首都高校莘莘学子和其他社会各界许多人士的心。任殿爵因此获得了“公益之星”等荣誉称号。
与此同时，任殿爵举办爱国展的事迹，也深深感动着许许多多新闻工作者。百余家新闻单位对任殿爵作了专题报道，称赞他是全国农民的榜样，爱国者的典范，中华民族的脊梁。
任殿爵“成名”后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关注。2000年4月，登封市文物局将任殿爵及其藏品请进市历史博物馆。登封市委在《关于在全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通知》里，也提到要将博物馆办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在全市征集文物资料，由文物局将征集物品转交任殿爵。对于政府领导的关爱和支持，任殿爵感到异常欣慰，但他没有想到意外发生了。
2001年2月18日，登封市文物局突然要任殿爵限期将“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从历史博物馆中搬出，理由是馆内“要展览其他东西”。对此，任殿爵极不愿意，于是就有人把他的物品扔到院子里。此次“事变”，使他收集到的一只日本九四式充电机箱和一只榴弹炮箱被强行扣留在博物馆内。任殿爵只得卖掉家中耕牛，并借款租了两间房子，才使展品有了安身之处。
最令任殿爵苦恼的是，他名正言顺讨要存放在文物局的两只日本箱子竟遭到拒绝，最终使他不得不升起靠打官司来讨要自己的“宝贝”的念头。
维权讨要“日本箱”依法状告文物局
2003年5月26日，任殿爵一纸诉状将登封市文物管理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文物局归还两只日本箱子。
登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于2003年8月6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登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的包括文物在内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和组织不得非法侵占。本案中，登封市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没有进行社团登记，不具有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故对其起诉应予驳回。因该馆系任殿爵个人自费创办，任殿爵即对该馆的财产享有所有权。登封市委宣传部为支持任殿爵进行展出，将征集到的日军侵华时遗留下来的两只箱子捐赠给了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因该馆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故对捐赠行为应视为捐赠给任殿爵本人。
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限被告登封市文物局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返还给原告任殿爵九四式充电机箱和榴弹炮箱各一只。
登封市文物局当即表示不服，于2003年8月22日，上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2004年1月6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但由于本案较为复杂，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文物局不甘示弱据理反告任殿爵
2003年8月23日，也就是登封市文物局上诉的第二天，该局也一纸诉状将任殿爵告上了法庭。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将20件近现代历史纪念物返还给原告。
登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于2004年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庭审中,登封市文物局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主要有：“登封市捐赠近现代历史纪念物入库登记表”一份，时间为2000年8月10日，在该表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处，文物局工作人员签有“任殿爵”的名字，在手写的“存放人”一栏，则是任殿爵的亲笔签名。此外，还有登封市历史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一份，上面显示有本案争议的文物名称及数量。依据这些物证，原告文物局认为被告任殿爵应当归还这20件文物。
登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对法定国有文物以外历史纪念物或文物的所有权，是否捐赠给国家或有关部门，由公民自由决定。原告登封市文物局向社会征集近现代历史文物，曾与被告任殿爵进行协商，并且双方在打印的《登封市捐赠近现代历史纪念物登记表》上不同落款处进行了签名，此表显示的捐赠行为或捐赠合同，缺乏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告自2001年2月向任殿爵催促交还文物后至今懈怠主张权利。因此，原、被告双方的捐赠行为不能成立，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其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登封市人民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登封市文物局的诉讼请求。
紧接着，2004年3月2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登封市文物局上诉一案也作出了维持一审原判的终审判决。
对此连环官司的判决结果，任殿爵告诉笔者表示满意，但他同时又担忧，虽然接连赢了三场官司，但能否要回那两只日本箱子，目前尚是未知数。
采访结束后，笔者问任殿爵是否还外出展览？他略有思索后答道：“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坚决将‘抗战’进行到底”。
为了弄清连环官司前后的情况，2004年阳春三月的一天，笔者慕名来到位于登封市嵩阳路中段的“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见到了这位义举感天的“风云人物”。采访中，任殿爵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八年抗战”经历，以及遭遇连环“爱国官司”的前前后后……
家仇国恨记心间收集罪证办展览
今年55岁的任殿爵，是河南省登封市颍阳镇人。幼年时，父亲就不断给他讲述日本鬼子在家乡一带烧、杀、抢、掠的罪恶，加之他又从电影、电视和历史课本中不断看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一幕幕目不忍睹的惨案，促使他幼小的心灵种下民族的仇恨。
改革开放以后，乘借党的富民政策的春风，勤劳朴实的任殿爵家境也变得越来越殷实。但当他从广播、电视中得知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不时参拜靖国神社、猖狂为侵华战犯亡灵招魂时，心里就愤慨不已。也促成了他办“日军侵华罪行展”的最初念头。
1993年，任殿爵在他四叔家发现了一根马缰绳，虽然很旧了，但与当地人用的并不一样。在得到确认是日军留下的之后，他开始在附近村庄里四处寻找日军留下的物品。有一次，他到同村一户人家去串门，看见有个栽花的盆很特别，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个侵华日军用过的钢盔。后来，他专门找了个花盆把花移过去，才把那顶钢盔换回了家。就这样，任殿爵先后找到了侵华日军留下的嚼环、匕首、马鞍等物品。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电视、电影都在揭露日军侵华的种种暴行。针对这一时机，任殿爵找到本村小学校长郭振东和登封党校校长宋英武，三人合计着也搞一次抗日纪念活动。在确定了办日军侵华罪行展览的计划后，任殿爵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购买日军罪证实物。除此之外，任殿爵还到登封烈士纪念馆、洛阳八路军纪念馆等处，寻找与日军侵华暴行有关的图片，把它们翻拍下来。
当年7月，任殿爵把自己收集来的几十张图片和十来样日军用过的实物，在村小学搞了个模拟展览，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日军侵华历史。8月15日，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那天，展览正式开展了。这次展覽举行了4个月，前前后后花了任殿爵1万多元钱。由于是免费展出，没有收入，加之家庭经济困难，此后，任殿爵只好把展品放置在颍阳镇敬老院的一间小屋里。
1999年，镇党委书记看到了任殿爵的展品后，当即表示支持，并批给他1500元经费。拿到这笔钱后，任殿爵把展品拉到了登封市城隍庙展览，专门请了一位讲解员向观众讲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打这以后，任殿爵搜集日军侵华罪证的劲头更大了。不仅老伴主动加入到办展队伍中去，而且儿子也把工资提供给他支持办展。
经过日积月累，他收集的“藏品”又增加了刺刀、子弹、手榴弹箱、电报箱和纸币硬币等。展览也按内容分为日军在南京及全国大屠杀罪行、日军石井四郎731细菌部队罪行、日军在登封境内罪行三部分。
克难攻坚勇往前 爱国义举受称赞
任殿爵从1995年办展以来，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难攻坚，勇往直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受到多大挫折，始终没有停下来。他不惜代价，变卖家产，自筹费用，进行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战”。他不辞劳苦，先后奔赴洛阳、开封、武汉、沧州、北京、南京等地，行程上万公里，耗资10余万元，收集图片500余幅，征集实物150多件，展出上百场次，吸引了数百万名观众。一时间，任殿爵成了名噪一时的知名人物。原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在参观了任殿爵的展览馆后，特批5万元，对他的爱国精神给予明确肯定和支持。
“日军侵华罪行展览”在国内流动展出期间，一些参加过抗日斗争的老同志闻讯后，纷纷观看展览，他们感奋不已，挥笔题词。展览还深深打动了首都高校莘莘学子和其他社会各界许多人士的心。任殿爵因此获得了“公益之星”等荣誉称号。
与此同时，任殿爵举办爱国展的事迹，也深深感动着许许多多新闻工作者。百余家新闻单位对任殿爵作了专题报道，称赞他是全国农民的榜样，爱国者的典范，中华民族的脊梁。
任殿爵“成名”后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关注。2000年4月，登封市文物局将任殿爵及其藏品请进市历史博物馆。登封市委在《关于在全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通知》里，也提到要将博物馆办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在全市征集文物资料，由文物局将征集物品转交任殿爵。对于政府领导的关爱和支持，任殿爵感到异常欣慰，但他没有想到意外发生了。
2001年2月18日，登封市文物局突然要任殿爵限期将“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从历史博物馆中搬出，理由是馆内“要展览其他东西”。对此，任殿爵极不愿意，于是就有人把他的物品扔到院子里。此次“事变”，使他收集到的一只日本九四式充电机箱和一只榴弹炮箱被强行扣留在博物馆内。任殿爵只得卖掉家中耕牛，并借款租了两间房子，才使展品有了安身之处。
最令任殿爵苦恼的是，他名正言顺讨要存放在文物局的两只日本箱子竟遭到拒绝，最终使他不得不升起靠打官司来讨要自己的“宝贝”的念头。
维权讨要“日本箱”依法状告文物局
2003年5月26日，任殿爵一纸诉状将登封市文物管理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文物局归还两只日本箱子。
登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于2003年8月6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登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的包括文物在内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和组织不得非法侵占。本案中，登封市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没有进行社团登记，不具有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故对其起诉应予驳回。因该馆系任殿爵个人自费创办，任殿爵即对该馆的财产享有所有权。登封市委宣传部为支持任殿爵进行展出，将征集到的日军侵华时遗留下来的两只箱子捐赠给了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因该馆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故对捐赠行为应视为捐赠给任殿爵本人。
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限被告登封市文物局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返还给原告任殿爵九四式充电机箱和榴弹炮箱各一只。
登封市文物局当即表示不服，于2003年8月22日，上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2004年1月6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但由于本案较为复杂，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文物局不甘示弱据理反告任殿爵
2003年8月23日，也就是登封市文物局上诉的第二天，该局也一纸诉状将任殿爵告上了法庭。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将20件近现代历史纪念物返还给原告。
登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于2004年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庭审中,登封市文物局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主要有：“登封市捐赠近现代历史纪念物入库登记表”一份，时间为2000年8月10日，在该表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处，文物局工作人员签有“任殿爵”的名字，在手写的“存放人”一栏，则是任殿爵的亲笔签名。此外，还有登封市历史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一份，上面显示有本案争议的文物名称及数量。依据这些物证，原告文物局认为被告任殿爵应当归还这20件文物。
登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对法定国有文物以外历史纪念物或文物的所有权，是否捐赠给国家或有关部门，由公民自由决定。原告登封市文物局向社会征集近现代历史文物，曾与被告任殿爵进行协商，并且双方在打印的《登封市捐赠近现代历史纪念物登记表》上不同落款处进行了签名，此表显示的捐赠行为或捐赠合同，缺乏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告自2001年2月向任殿爵催促交还文物后至今懈怠主张权利。因此，原、被告双方的捐赠行为不能成立，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其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登封市人民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登封市文物局的诉讼请求。
紧接着，2004年3月2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登封市文物局上诉一案也作出了维持一审原判的终审判决。
对此连环官司的判决结果，任殿爵告诉笔者表示满意，但他同时又担忧，虽然接连赢了三场官司，但能否要回那两只日本箱子，目前尚是未知数。
采访结束后，笔者问任殿爵是否还外出展览？他略有思索后答道：“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坚决将‘抗战’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