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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基层社会从“单位制”社会向“社区制”社会的转变，使得人们大部分的社会生活下沉到社区中来，但高度异质化的社区成员之间缺乏信任、规范和人际交往所必要的社会网络，导致其无法对社区产生归属感，致使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低迷，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带来极大挑战。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凭借其独特的专业优势，在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引领和实践建构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社会资本视角审视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工作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通过专业的价值引领，营造相互信任的社区氛围;二是在互惠主义的指导下形成公认的社区规范;三是整合社区的资源，构建丰富的社会网络。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工作;城市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5.004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5-0027-07
1990年代，我国的住房制度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城市社区的组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商品房住宅社区取代了单位家属院，成为我国城市社区的主要存在形态。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社区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此同时，我国城市社区也呈现出人口结构日趋复杂，社区居民交流匮乏，以及邻里关系趋于功利、冷漠、封闭的特点。在城市社区中，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社区成员间缺乏必要的社会联系，彼此之间冷漠、封闭、不愿交流，公共情感淡漠、缺失。近些年，城市社区独居者猝死多日后方被闻到其腐臭味的邻居发现的事件频频发生，正是城市社区居民彼此关系淡漠、公共情感缺失的典型表现。
极具现代性的“相见不相识”取代了
我国“远亲不如近邻”的优秀传统，并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互动关系的主要表现，给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
实际上，此类问题的根源与本质是急剧加速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人际关系区隔和社会资本的缺失。作为最具有奉献精神的社会治理活动，社会工作可以通过独特的专业视角、高效的专业工作，增进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关系、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基于此，本文拟以社会资本为视角，审视社会资本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价值，探讨社会工作通过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增进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路径，以期为我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一、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
1.社会资本的缘起与内涵
社会资本是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之外的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兴起于1980年代，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并为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2]。林南强调，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3]18。普特南则从政治学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4]。
社会资本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学者分别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随后，社会资本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等领域。
2.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199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将社会资本理论用于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研究，深刻论证了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为现代化社会、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赵孟营等[5]首次将重建社会资本和善治作为社区建设的双重目标，认为重建社会资本包括重建信任关系、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和市民的社会网络。吴光芸等[6]认为，有效的社区治理依赖于社区内丰富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就强，社区治理的效果就好，社会资本的缺失则会制约社区治理的发展。陈捷等[7]提出，大量的社会资本能把当前有着多元化背景的社区居民凝聚在一起，使他们关注社区的共同问题并对之形成共识，从而有利于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转，并同时对北京、成都、西安三个城市中144个社区的社会资本进行调查，发现共通性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蒋慧等[8]认为，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有着天然的联系，社会资本的存量越丰富，社区治理的绩效越高。孙璐[9]指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其包括关系网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
以上研究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明确了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即社会资本的缺失会阻碍社区治理的发展。但就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如何提升社区内社会资本的存量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
二、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人际关系没落、社会资本缺失问题较为突出，给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带来了较大挑战。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1.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必要性
其一，城市社区治理问题客观上需要社会工作参与。
随着我国“单位制”社会的逐渐解体，人们大部分生活内容下沉到社区中来，“社区制”社会取代了“单位制”社会。在过去的“单位制”社会中，人们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可以在单位中完成，其中包括了从结婚生子到退休养老等人生的各个阶段，单位就是个人社会资本的唯一“容器”。但是，随着“单位制”社会向“社区制”社会的转变，人们的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单位制”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被打破，而“社区制”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仍未建立起来时，个人社会资本的“容器”已不复存在，这就使得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居民无法对社区产生类似于单位的情感，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产生条件和渠道丧失，社区社会资本的建构与积累无从谈起，城市社区治理面临重重困难。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形象地将我国传统社会描述为“乡土社会”或“熟人社会”，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10]6。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们被简单的行政区划粗暴地联系起来，共同生活在相同的社区。然而，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人际关系，城市社区居民相互之间被水泥钢筋区隔开来，彼此相见不相识，地缘性的陌生人社会取代了亲缘性的熟人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受到冲击，开始产生裂变[11]。过去是“远亲不如近邻”，而现在部分邻里关系趋于功利、冷漠、封闭，这是社会进步带来的社会病、社区病和邻里病[12]。社区成员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单纯的房产关系只能将社区成员机械地联系起来，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在城市社区中尚未真正构建起来。
其二，社会工作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社区治理现代化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长春长山花园社区和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13]。而社会组织作为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变量和承接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回应基层社会结社意愿的重要平台，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结社意愿高涨的平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4]。伴随着全球社团组织的兴起和治理理念的提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展，社会组织的种类不断增多，其在创新社会治理、繁荣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解决许多传统管理型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15]。其中，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沟通和交流，呈现出相互严密防范和安全感缺失的“龟缩社会”形态。社区失落论认为，现代城市是由社会分工和契约联系起来的、缺乏感情的、关系疏远的组织和团体，盛行的是一种消解情感、崇尚理性的生活方式。针对这一特点，人本主义的社会工作始终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重要的服务内容，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其独特的知识体系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不同于其他治理主体，社会工作主要将目光聚焦于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相信人的问题可以通过强大的社会支持来解决。总的来说，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2.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可能性
其一，社会工作对人际关系的重视。
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情社会。早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就谈到大同社会的理想模式[16];康有为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为“家族社会、宗法社会”[17];梁漱溟把中国社会称为“伦理本位”社会[18];费孝通创造性地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总结，形象又深刻地把中国社会称作“差序格局”的社会[10]25，并得到了国际社会学界的认可。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生成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0]28。不论是大同社会，还是宗法社会、伦理本位社会，抑或是费孝通所提出的熟人社会，都说明了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伦理关系一直以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人际关系也正是社会工作关注的焦点。2019年，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将社会工作日主题定为“促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2020年初，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ICSW）与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共同提议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全球议程（2020—2030）》把加强对人际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作为《全球议程（2010—2020）》的四大支柱之一，认为其对促进国际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性。
社会工作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作，社会工作的过程是一个先解决人的问题再解决事的问题的过程。一直以来，社会工作都致力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认为只有处理好人际关系，才能避免人们之间的孤立和隔膜。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审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社会工作专业不同于其他专业的独特视角。从微观层次上看，社会资本可帮助我们说明某些个人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比他人更成功的原因是，这些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不但存在优势，而且运用得当[19]。从宏观治理的角度看，社区成员间人际关系的淡漠造成了社会资本的缺失，降低了治理效率，加大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科尔曼在谈及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本之间的依存关系时指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社會组织或关系的瓦解意味着人际原有的利益控制关系的断裂，社会资本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20]。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存在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可重复交往的社会人际关系，而培育和发展良性的可持续的人际关系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工作的着力点和总抓手。
其二，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性。
社会工作是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专门的方法进行的制度化、专业性助人活动[21]，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最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坚信，每个人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在于，通过向服务对象赋能来帮助其主动利用个人的资源和社会网络来解决自身的问题。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专业理念决定了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始终是社会工作服务的出发点和着力点，而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性正是社会工作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专业价值观。
社会工作发源于英国早期的慈善组织，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工作专业自诞生以来，始终秉承着以人为本的道德基础和伦理规范，可以说，社会工作是人本主义的社会工作。人本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使得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问题和需要。人本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斯洛认为，人有归属和爱的需要，归属和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晶与升华，而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是其主要的内在逻辑。在当下的城市社区治理中，人际关系的重建始终是社会工作的重要课题。 （2）具体展示了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能。
社会工作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创新管理体制、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服务、促进人与社会发展，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支持[22]。原因在于，个人通过支持网络获取的、用来维持个人社会身份的物质资源、情感资源、信息资源，实质上都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有学者期望通过鼓励社区自治组织发展、培养公共精神等途径来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23]，但目前学界对于“谁来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尚未进行充分的讨论。徐祖荣[22]曾提出，社会工作是社会资本的社會支持功能的具体展示，即社会工作可通过提供社会支持来增加社会资本。
三、社会资本视域下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
社会资本视角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方向。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审视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中的问题发现，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单位制”社会的解体，我国城市社区中普遍存在着社会资本缺失的现象，这阻碍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以其独特的专业价值和服务理念，在参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有着重要价值。在社会资本理论指导下，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协调的社区人际关系，促进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从而达到社区治理的目的。
1.营造相互信任的社区氛围
在城市社区中，社区环境的可信任度是居民是否愿意走出私人领域、走入社区公共空间的决定性因素。社区环境的可信任度越高，居民之间越有可能建立起相互的义务和期望。营造一个信任度高的社区环境，是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首要目标。在价值引导和环境营造方面，社会工作应主要通过其专业理想和价值追求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习俗和社会成员的大众心理，以及该社会的公民道德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发挥作用，提升社区社会资本[24]。另外，社会工作者还应通过助人自助、自助互助等价值理念的引领，在社区内积极营造社区人文环境和公共文化，提升社区居民的共同体和“我们感”意识，培养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促进居民之间相互建立起合理的义务与期望。
2.形成公认的社区规范
社会工作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人们之间的相互连带与承认[25]。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的社区成员多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感情缺乏、关系疏远，尚未形成共同认可并身体力行的社区规范。基于此，社会工作者应通过法律、公序良俗等对城市社区居民进行引导，对人们的道德进行约束，重视在社区内形成公认的道德规范，为社区居民间的交流提供制度和道德保障，从而缩小社区成员间的交往距离，达到有效社区治理的目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社区规范”是指居民之间互惠的道德规范，其目的在于为遵守规范的人提供便利，而不在于对不遵守规范的人进行惩罚。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应以互惠主义为重要指导理念，强调助人的回报性。有学者指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状况差的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利益关联性[26]。这一研究结果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极具现实性的指导——要想改善居民参与状况，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就要增强社区成员间的利益关联性。除社会工作服务本身的利他属性外，社会工作者应致力于倡导居民之间相互的利他行为，强调利他行为的回报性，最终形成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范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相比于法律法规等法治条款，通常不具有刚性的约束力，但我国传统的、强共识的伦理规范对人们行为的软约束力足以使得城市社区成员之间形成共同的精神文化，成为约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范与规则。
3.构建丰富的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3]19。虽然社会资本不完全等同于人际关系网络，但对人际关系网络的运用，是提升社会成员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24]。一言以蔽之，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来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源于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载体。据此，社会工作者要想提升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尤其应注重对各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源的整合，构建起丰富而强有力的社会网络。
四、结语
我国经济体制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城市社区分化严重、社会疏离加剧，人们以往在“单位制”社会中形成的组织归属感在进入到城市社区后面临着严重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应通过组织社区成员共同活动和在社区成员间建立起新的连接，将每个人的利益进行结合，形成新的共同利益。同时，社会工作者应引导增进社区成员间良性的、可持续的互动，增强以个人、组织和团体为中心的社会支持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将网络与网络之间进行有机联结，形成巨大的、错落有致的社会支持网络。
我国基层社会从“单位制”社会向“社区制”社会的转变，改变了我国城市社区的主要存在形态，改变了容纳人们社会资本的“容器”。由于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我国城市社区成员社会资本存量低迷，给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带来极大阻碍。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价值引领和实践建构等方面，可为提升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提供独特的专业方案，为实现有效社区治理提供新的思路，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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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工作;城市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5.004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5-0027-07
1990年代，我国的住房制度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城市社区的组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商品房住宅社区取代了单位家属院，成为我国城市社区的主要存在形态。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社区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此同时，我国城市社区也呈现出人口结构日趋复杂，社区居民交流匮乏，以及邻里关系趋于功利、冷漠、封闭的特点。在城市社区中，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社区成员间缺乏必要的社会联系，彼此之间冷漠、封闭、不愿交流，公共情感淡漠、缺失。近些年，城市社区独居者猝死多日后方被闻到其腐臭味的邻居发现的事件频频发生，正是城市社区居民彼此关系淡漠、公共情感缺失的典型表现。
极具现代性的“相见不相识”取代了
我国“远亲不如近邻”的优秀传统，并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互动关系的主要表现，给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
实际上，此类问题的根源与本质是急剧加速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人际关系区隔和社会资本的缺失。作为最具有奉献精神的社会治理活动，社会工作可以通过独特的专业视角、高效的专业工作，增进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关系、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基于此，本文拟以社会资本为视角，审视社会资本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价值，探讨社会工作通过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增进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路径，以期为我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一、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
1.社会资本的缘起与内涵
社会资本是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之外的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兴起于1980年代，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并为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2]。林南强调，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3]18。普特南则从政治学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4]。
社会资本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学者分别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随后，社会资本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等领域。
2.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199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将社会资本理论用于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研究，深刻论证了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为现代化社会、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赵孟营等[5]首次将重建社会资本和善治作为社区建设的双重目标，认为重建社会资本包括重建信任关系、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和市民的社会网络。吴光芸等[6]认为，有效的社区治理依赖于社区内丰富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就强，社区治理的效果就好，社会资本的缺失则会制约社区治理的发展。陈捷等[7]提出，大量的社会资本能把当前有着多元化背景的社区居民凝聚在一起，使他们关注社区的共同问题并对之形成共识，从而有利于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转，并同时对北京、成都、西安三个城市中144个社区的社会资本进行调查，发现共通性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蒋慧等[8]认为，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有着天然的联系，社会资本的存量越丰富，社区治理的绩效越高。孙璐[9]指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其包括关系网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
以上研究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明确了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即社会资本的缺失会阻碍社区治理的发展。但就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如何提升社区内社会资本的存量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
二、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人际关系没落、社会资本缺失问题较为突出，给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带来了较大挑战。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1.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必要性
其一，城市社区治理问题客观上需要社会工作参与。
随着我国“单位制”社会的逐渐解体，人们大部分生活内容下沉到社区中来，“社区制”社会取代了“单位制”社会。在过去的“单位制”社会中，人们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可以在单位中完成，其中包括了从结婚生子到退休养老等人生的各个阶段，单位就是个人社会资本的唯一“容器”。但是，随着“单位制”社会向“社区制”社会的转变，人们的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单位制”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被打破，而“社区制”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仍未建立起来时，个人社会资本的“容器”已不复存在，这就使得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居民无法对社区产生类似于单位的情感，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产生条件和渠道丧失，社区社会资本的建构与积累无从谈起，城市社区治理面临重重困难。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形象地将我国传统社会描述为“乡土社会”或“熟人社会”，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10]6。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们被简单的行政区划粗暴地联系起来，共同生活在相同的社区。然而，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人际关系，城市社区居民相互之间被水泥钢筋区隔开来，彼此相见不相识，地缘性的陌生人社会取代了亲缘性的熟人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受到冲击，开始产生裂变[11]。过去是“远亲不如近邻”，而现在部分邻里关系趋于功利、冷漠、封闭，这是社会进步带来的社会病、社区病和邻里病[12]。社区成员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单纯的房产关系只能将社区成员机械地联系起来，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在城市社区中尚未真正构建起来。
其二，社会工作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社区治理现代化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长春长山花园社区和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13]。而社会组织作为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变量和承接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回应基层社会结社意愿的重要平台，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结社意愿高涨的平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4]。伴随着全球社团组织的兴起和治理理念的提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展，社会组织的种类不断增多，其在创新社会治理、繁荣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解决许多传统管理型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15]。其中，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沟通和交流，呈现出相互严密防范和安全感缺失的“龟缩社会”形态。社区失落论认为，现代城市是由社会分工和契约联系起来的、缺乏感情的、关系疏远的组织和团体，盛行的是一种消解情感、崇尚理性的生活方式。针对这一特点，人本主义的社会工作始终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重要的服务内容，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其独特的知识体系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不同于其他治理主体，社会工作主要将目光聚焦于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相信人的问题可以通过强大的社会支持来解决。总的来说，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2.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可能性
其一，社会工作对人际关系的重视。
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情社会。早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就谈到大同社会的理想模式[16];康有为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为“家族社会、宗法社会”[17];梁漱溟把中国社会称为“伦理本位”社会[18];费孝通创造性地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总结，形象又深刻地把中国社会称作“差序格局”的社会[10]25，并得到了国际社会学界的认可。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生成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0]28。不论是大同社会，还是宗法社会、伦理本位社会，抑或是费孝通所提出的熟人社会，都说明了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伦理关系一直以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人际关系也正是社会工作关注的焦点。2019年，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将社会工作日主题定为“促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2020年初，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ICSW）与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共同提议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全球议程（2020—2030）》把加强对人际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作为《全球议程（2010—2020）》的四大支柱之一，认为其对促进国际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性。
社会工作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作，社会工作的过程是一个先解决人的问题再解决事的问题的过程。一直以来，社会工作都致力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认为只有处理好人际关系，才能避免人们之间的孤立和隔膜。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审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社会工作专业不同于其他专业的独特视角。从微观层次上看，社会资本可帮助我们说明某些个人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比他人更成功的原因是，这些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不但存在优势，而且运用得当[19]。从宏观治理的角度看，社区成员间人际关系的淡漠造成了社会资本的缺失，降低了治理效率，加大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科尔曼在谈及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本之间的依存关系时指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社會组织或关系的瓦解意味着人际原有的利益控制关系的断裂，社会资本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20]。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存在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可重复交往的社会人际关系，而培育和发展良性的可持续的人际关系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工作的着力点和总抓手。
其二，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性。
社会工作是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专门的方法进行的制度化、专业性助人活动[21]，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最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坚信，每个人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在于，通过向服务对象赋能来帮助其主动利用个人的资源和社会网络来解决自身的问题。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专业理念决定了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始终是社会工作服务的出发点和着力点，而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性正是社会工作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专业价值观。
社会工作发源于英国早期的慈善组织，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工作专业自诞生以来，始终秉承着以人为本的道德基础和伦理规范，可以说，社会工作是人本主义的社会工作。人本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使得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问题和需要。人本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斯洛认为，人有归属和爱的需要，归属和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晶与升华，而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是其主要的内在逻辑。在当下的城市社区治理中，人际关系的重建始终是社会工作的重要课题。 （2）具体展示了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能。
社会工作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创新管理体制、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服务、促进人与社会发展，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支持[22]。原因在于，个人通过支持网络获取的、用来维持个人社会身份的物质资源、情感资源、信息资源，实质上都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有学者期望通过鼓励社区自治组织发展、培养公共精神等途径来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23]，但目前学界对于“谁来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尚未进行充分的讨论。徐祖荣[22]曾提出，社会工作是社会资本的社會支持功能的具体展示，即社会工作可通过提供社会支持来增加社会资本。
三、社会资本视域下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
社会资本视角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方向。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审视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中的问题发现，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单位制”社会的解体，我国城市社区中普遍存在着社会资本缺失的现象，这阻碍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以其独特的专业价值和服务理念，在参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有着重要价值。在社会资本理论指导下，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协调的社区人际关系，促进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从而达到社区治理的目的。
1.营造相互信任的社区氛围
在城市社区中，社区环境的可信任度是居民是否愿意走出私人领域、走入社区公共空间的决定性因素。社区环境的可信任度越高，居民之间越有可能建立起相互的义务和期望。营造一个信任度高的社区环境，是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首要目标。在价值引导和环境营造方面，社会工作应主要通过其专业理想和价值追求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习俗和社会成员的大众心理，以及该社会的公民道德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发挥作用，提升社区社会资本[24]。另外，社会工作者还应通过助人自助、自助互助等价值理念的引领，在社区内积极营造社区人文环境和公共文化，提升社区居民的共同体和“我们感”意识，培养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促进居民之间相互建立起合理的义务与期望。
2.形成公认的社区规范
社会工作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人们之间的相互连带与承认[25]。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的社区成员多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感情缺乏、关系疏远，尚未形成共同认可并身体力行的社区规范。基于此，社会工作者应通过法律、公序良俗等对城市社区居民进行引导，对人们的道德进行约束，重视在社区内形成公认的道德规范，为社区居民间的交流提供制度和道德保障，从而缩小社区成员间的交往距离，达到有效社区治理的目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社区规范”是指居民之间互惠的道德规范，其目的在于为遵守规范的人提供便利，而不在于对不遵守规范的人进行惩罚。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应以互惠主义为重要指导理念，强调助人的回报性。有学者指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状况差的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利益关联性[26]。这一研究结果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极具现实性的指导——要想改善居民参与状况，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就要增强社区成员间的利益关联性。除社会工作服务本身的利他属性外，社会工作者应致力于倡导居民之间相互的利他行为，强调利他行为的回报性，最终形成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范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相比于法律法规等法治条款，通常不具有刚性的约束力，但我国传统的、强共识的伦理规范对人们行为的软约束力足以使得城市社区成员之间形成共同的精神文化，成为约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范与规则。
3.构建丰富的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3]19。虽然社会资本不完全等同于人际关系网络，但对人际关系网络的运用，是提升社会成员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24]。一言以蔽之，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来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源于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载体。据此，社会工作者要想提升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尤其应注重对各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源的整合，构建起丰富而强有力的社会网络。
四、结语
我国经济体制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城市社区分化严重、社会疏离加剧，人们以往在“单位制”社会中形成的组织归属感在进入到城市社区后面临着严重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应通过组织社区成员共同活动和在社区成员间建立起新的连接，将每个人的利益进行结合，形成新的共同利益。同时，社会工作者应引导增进社区成员间良性的、可持续的互动，增强以个人、组织和团体为中心的社会支持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将网络与网络之间进行有机联结，形成巨大的、错落有致的社会支持网络。
我国基层社会从“单位制”社会向“社区制”社会的转变，改变了我国城市社区的主要存在形态，改变了容纳人们社会资本的“容器”。由于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我国城市社区成员社会资本存量低迷，给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带来极大阻碍。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价值引领和实践建构等方面，可为提升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提供独特的专业方案，为实现有效社区治理提供新的思路，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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