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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众所周知的是，于右任先生学书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帖学时期、碑学时期、草书时期。本文针对于右任先生学书的三个阶段各自介绍。
关键词：于右任；书法；特点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243-01
于右任，名伯循，字右任，祖籍陕西泾阳县斗口村，后来迁居三原。于右任先生于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三原东关河道巷，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享年86岁。下面分别叙述下这三个时期于右任先生的书法特征。
一、帖学（～1919年）
陈默石《于右任年谱》1907年条中，于右任先生十岁开始学书，学书临帖一直未曾间断，功底相当扎实，书艺增长很快。
王澄先生《于右任书法评传》中，1908年于右任返回陕西探视父亲的病情状况如何，途径河南郑州，写下了《郑州感旧题壁》，1909年冬天时候，于右任先生又返回陕西葬父。这种情况环和“去年今日重又来”、“今来更有伤心事”的句子相符，因此，于右任先生作品存世最早的一件应该是《赠辉堂世伯四条屏》，，署名伯循，没有年款。因此，可以推断，于右任先生的《赠辉堂世伯四条屏》写于1909年冬。
于右任先生有年款的作品最早的一件是《延长感事》诗，写在1918年的6月，名款里面不再用伯循二字，改用与于右任，于右任三字的写法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属于帖学特征。根据沃兴华的描述他一共见过5件这种的名款，除了《延长感事》，还有四件分别是：《渭水秋天白》诗轴、《元遗山诗》四条屏和《辛稼轩词》四条屏，以及《雷雨连霄送口凉》诗轴。
于右任先生说自己早年的学书，从来不追求刻意求工，对技法不够重视。所以，他的作品虽然扫去了帖学的萎靡，但伴随的确实用笔简单、结体草率，形式也有些粗糙，无法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程度。
二、碑学（1919年～1932年）
清代的书法，帖学大坏，碑学勃兴，这一盛一衰的景象，也反映出了当时文化的转型。而碑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帖学向来的萎靡状态，返回到汉魏六朝的碑版，去品味蛮荒的力和顽强的势态，去追求一种生命的开张和充盈，让浑厚、沉着、博大的精神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于右任先生生活的时期，必然会收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当时的他作为一个社会的愤青，一个任侠之士，一个非常不满当时腐朽统治的革命者，在审美观上自然会偏向雄浑博大，而且在日本收到过孙中山、黄兴先生的影响，于右任先生更是认为魏碑“尚武”，在选择上也偏向于魏碑，书风上也更加容易接近碑学。
钟明善先生在《于右任的书法艺术》中说：“青年时代于先生极热衷于北魏碑志书法之研究，特别是拜谒孙中山先生之后，他对北魏碑志书法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与情怀，他曾告诉友人，孙总理提倡魏碑，他也提倡魏碑，以为魏碑有‘尚武’精神。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愈加腐败，国力日衰，中华民族收到列强的侵略，就是缺少‘尚武’精神，所以他喜欢粗犷豪放有‘尚武’精神甚至有几分野气的北魏碑志书法。”
然而，碑学与帖学，风格面貌以及创作方式截然不同，要实现两者之间的转变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内外因的结合才可以促成。中国书法史上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大凡仁人志士和文化精英，在遭受挫折时，都会选择亲近书法，用书法来排遣苦闷及忧愁，疗治内心的精神创伤，于右任先生也不例外。
1918年到1922年，于右任先生赴陕任陕西靖国军的总司令，与北洋军阀势力作战，因为敌我力量的悬殊，战争尤其艰险。于右任先生在悲观的时候，给上海的友人写书：“故人厚我，当拾我骸骨于灰烬中也。”且，陕西靖国军内部矛盾、困难重重，一些将领常常倒戈，于右任先生感觉悲愤，苦闷，开始沉湎于书法，访碑临碑成为了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由于，古都陕西的文化底蕴尤其深厚，汉魏六朝的碑石也随处可见，因此，于右任先生也得以博览，最后促成从帖学向碑学的转变。
三、草书（1932年～1964年）
于右任先生的行楷书创作，集中收录在有声文艺出版社印刷的《右任墨缘》，汇集了于右任先生碑版行书的代表作品。他的行楷书有《大江东去》的雄豪之气，于右任先生甚是喜爱这种行楷书，直到标准草书创立之后，于右任先生仍然以他的行楷书与草书并用。于右任先生的《邓友齐墓表》、《李雨田墓表》、《孙荆山墓志》就是以行、楷、草混同使用的书法佳作。
于右任先生在《标准草书》的自序中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为了更好的研习草书，他从1927年前后开始广泛收集前代草书家的论著、书作。仅仅是历代碑刻拓本和墨迹《千字文》他就收藏了100多种，近200余件，在大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手编纂。1932年，于右任先生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邀集好友共同切磋研讨。创立《标准草书》之初，于右任先生的草书由章草如今草，用笔上没有脱离草圣笔意，结字一本“标准”。他写得“婉而通”，有种自然流动之美。
1932年，于右任先生写《岳西峰墓志铭》，此时，相对来说处于集字阶段，字形较生疏，总体的协调力度也不够，风格主要来自于二王。于右任先生在《标准草書》的自序中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大概就是指这时候的作品。
1934年，于右任先生写《斗口村农事实验场遗嘱碑》，字形结体已经非常熟练，整体的大小正侧的变化也很协调，风格主要取决于怀素的小草《千字文》。
1935年，于右任先生写《胡太公墓志铭》，字体行草相互夹杂，繁简疏密的变化非常丰富，其中的草书字强调横势和折笔。章草意味很浓，明显受《急就章》的影响。
标准草书初立十多年，于右任先生虽然偏重于确定标准草书之实用地位，他身体力行的推广这种“利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于右任先生老年变法，他的草书作品在形体方面仍然恪守标准，但是在结字、用笔、章法上却不断追求着形势之美的再创造，使它更抒情、更完美、更个性化。
参考文献：
[1] 沃兴华.论于右任书法[J]. 中国书画. 2007（08）
[2] 钟明善.《于右任杜甫诗》的书法艺术[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第27卷第1期
[3] 罗西章.陕西靖国军名将—董振五墓志考略[J].文博.1995年第01期
[4] 姜勇.《于右任碑志书法略论》.《书法赏评》.2002年第6期
[5] 马啸.《于右任书法艺术解析》.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关键词：于右任；书法；特点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243-01
于右任，名伯循，字右任，祖籍陕西泾阳县斗口村，后来迁居三原。于右任先生于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三原东关河道巷，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享年86岁。下面分别叙述下这三个时期于右任先生的书法特征。
一、帖学（～1919年）
陈默石《于右任年谱》1907年条中，于右任先生十岁开始学书，学书临帖一直未曾间断，功底相当扎实，书艺增长很快。
王澄先生《于右任书法评传》中，1908年于右任返回陕西探视父亲的病情状况如何，途径河南郑州，写下了《郑州感旧题壁》，1909年冬天时候，于右任先生又返回陕西葬父。这种情况环和“去年今日重又来”、“今来更有伤心事”的句子相符，因此，于右任先生作品存世最早的一件应该是《赠辉堂世伯四条屏》，，署名伯循，没有年款。因此，可以推断，于右任先生的《赠辉堂世伯四条屏》写于1909年冬。
于右任先生有年款的作品最早的一件是《延长感事》诗，写在1918年的6月，名款里面不再用伯循二字，改用与于右任，于右任三字的写法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属于帖学特征。根据沃兴华的描述他一共见过5件这种的名款，除了《延长感事》，还有四件分别是：《渭水秋天白》诗轴、《元遗山诗》四条屏和《辛稼轩词》四条屏，以及《雷雨连霄送口凉》诗轴。
于右任先生说自己早年的学书，从来不追求刻意求工，对技法不够重视。所以，他的作品虽然扫去了帖学的萎靡，但伴随的确实用笔简单、结体草率，形式也有些粗糙，无法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程度。
二、碑学（1919年～1932年）
清代的书法，帖学大坏，碑学勃兴，这一盛一衰的景象，也反映出了当时文化的转型。而碑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帖学向来的萎靡状态，返回到汉魏六朝的碑版，去品味蛮荒的力和顽强的势态，去追求一种生命的开张和充盈，让浑厚、沉着、博大的精神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于右任先生生活的时期，必然会收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当时的他作为一个社会的愤青，一个任侠之士，一个非常不满当时腐朽统治的革命者，在审美观上自然会偏向雄浑博大，而且在日本收到过孙中山、黄兴先生的影响，于右任先生更是认为魏碑“尚武”，在选择上也偏向于魏碑，书风上也更加容易接近碑学。
钟明善先生在《于右任的书法艺术》中说：“青年时代于先生极热衷于北魏碑志书法之研究，特别是拜谒孙中山先生之后，他对北魏碑志书法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与情怀，他曾告诉友人，孙总理提倡魏碑，他也提倡魏碑，以为魏碑有‘尚武’精神。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愈加腐败，国力日衰，中华民族收到列强的侵略，就是缺少‘尚武’精神，所以他喜欢粗犷豪放有‘尚武’精神甚至有几分野气的北魏碑志书法。”
然而，碑学与帖学，风格面貌以及创作方式截然不同，要实现两者之间的转变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内外因的结合才可以促成。中国书法史上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大凡仁人志士和文化精英，在遭受挫折时，都会选择亲近书法，用书法来排遣苦闷及忧愁，疗治内心的精神创伤，于右任先生也不例外。
1918年到1922年，于右任先生赴陕任陕西靖国军的总司令，与北洋军阀势力作战，因为敌我力量的悬殊，战争尤其艰险。于右任先生在悲观的时候，给上海的友人写书：“故人厚我，当拾我骸骨于灰烬中也。”且，陕西靖国军内部矛盾、困难重重，一些将领常常倒戈，于右任先生感觉悲愤，苦闷，开始沉湎于书法，访碑临碑成为了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由于，古都陕西的文化底蕴尤其深厚，汉魏六朝的碑石也随处可见，因此，于右任先生也得以博览，最后促成从帖学向碑学的转变。
三、草书（1932年～1964年）
于右任先生的行楷书创作，集中收录在有声文艺出版社印刷的《右任墨缘》，汇集了于右任先生碑版行书的代表作品。他的行楷书有《大江东去》的雄豪之气，于右任先生甚是喜爱这种行楷书，直到标准草书创立之后，于右任先生仍然以他的行楷书与草书并用。于右任先生的《邓友齐墓表》、《李雨田墓表》、《孙荆山墓志》就是以行、楷、草混同使用的书法佳作。
于右任先生在《标准草书》的自序中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为了更好的研习草书，他从1927年前后开始广泛收集前代草书家的论著、书作。仅仅是历代碑刻拓本和墨迹《千字文》他就收藏了100多种，近200余件，在大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手编纂。1932年，于右任先生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邀集好友共同切磋研讨。创立《标准草书》之初，于右任先生的草书由章草如今草，用笔上没有脱离草圣笔意，结字一本“标准”。他写得“婉而通”，有种自然流动之美。
1932年，于右任先生写《岳西峰墓志铭》，此时，相对来说处于集字阶段，字形较生疏，总体的协调力度也不够，风格主要来自于二王。于右任先生在《标准草書》的自序中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大概就是指这时候的作品。
1934年，于右任先生写《斗口村农事实验场遗嘱碑》，字形结体已经非常熟练，整体的大小正侧的变化也很协调，风格主要取决于怀素的小草《千字文》。
1935年，于右任先生写《胡太公墓志铭》，字体行草相互夹杂，繁简疏密的变化非常丰富，其中的草书字强调横势和折笔。章草意味很浓，明显受《急就章》的影响。
标准草书初立十多年，于右任先生虽然偏重于确定标准草书之实用地位，他身体力行的推广这种“利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于右任先生老年变法，他的草书作品在形体方面仍然恪守标准，但是在结字、用笔、章法上却不断追求着形势之美的再创造，使它更抒情、更完美、更个性化。
参考文献：
[1] 沃兴华.论于右任书法[J]. 中国书画. 2007（08）
[2] 钟明善.《于右任杜甫诗》的书法艺术[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第27卷第1期
[3] 罗西章.陕西靖国军名将—董振五墓志考略[J].文博.1995年第01期
[4] 姜勇.《于右任碑志书法略论》.《书法赏评》.2002年第6期
[5] 马啸.《于右任书法艺术解析》.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