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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立足于理性和价值的统一，认为风险社会是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进程的转变而形成。在这样的社会里，现代性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这种威胁充斥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角落。
关键词：马克思 风险社会
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风险概念最早是在16、17世纪欧洲人开辟新航路和开始资本主义的早期扩张活动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最初之意是指冒险和危险。随后风险逐渐成为商业行为和金融投资中的一个日常性概念，意指某项旨在赢利的行为可能承担的利益损失。在此，风险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它与可能性以及损失和收获相关。目前，西方学者又赋予风险一词新的意义。他们在风险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风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和“灾难”，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而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后果，它预示着现代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急状态和灾难性危险。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早已包含这一思想的精髓。
首先，在马克思的视野中，风险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人类在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可能性的危机或灾难。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它不但包含着进步与发展，还伴随着风险与危机。从原始社会，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生存，不断抵御来自大自然的风险和灾难。进入到阶级社会，由于受私有制经济基础的限制，人们不断饱受剥削、压榨和奴役。到了工业社会，受资本增值的驱使，生产被无限扩张。从而导致工人畸形片面地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大工业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科技的普遍运用，人类自身实践活动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后果也就更愈益凸现出来。像生存危机、意义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等等已成为困惑现代人的根本问题。因此，风险的出现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特点，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历史命运。只要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没有摆脱外在必然性的制约和束缚；只要人类还没有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极大丰富，那么，风险的存在和出现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其次，风险是潜在的。即风险并不是现实的危机和灾难，而是可能性的危机和灾难。在《1857-1858年经济学草稿》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包含着两种可能性的经济危机。在《货币章》里，分析作为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时，马克思阐述了第一种可能性。他谈到在货币作为媒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的萌芽，或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的初稿中，他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时，阐述了危机的第二种可能性。他指出：“在真正的货币危机的时刻，作为一般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的一个内在矛盾表现出来了。”“每当平衡机制和作为这一机制的一定基础的信用制度遭到破坏，货币就会违反现代商业的协议，违反现代商业的一般前提，突然必须以它的实在的形式出现和使用，因而就产生了冲突。”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分别被马克思称之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和“危机的第二种形式”，并被总称为危机的“潜在形式”。马克思在分析危机的可能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作为危机的可能性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就存在了，但并没有引起经济危机，所以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的危机。只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危机的可能性才发展为现实。
最后，风险具有全球性。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酝酿着巨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全球进军时，也具有了世界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扩张性，资本追求无限增值的本质决定了它要打破一切与之相矛盾的限制，以往的自然的、地域的、民族的、精神的限制已经阻挡不了资本扩张的步伐。可见，资本本身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克服矛盾，而又不断产生矛盾，而风险就是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资本主义社会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一国范围内有所缓和，但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加剧。过去主要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现在扩大到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了全球性。从而使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局部性风险转化为全球性风险。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充满着前进性与曲折性。前进性只是一种趋势，而现实道路则包含着风险与危机。当代社会风险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扩张和转化的结果。当人类实践活动引起的风险和危机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根基时，即当风险严重化、全球化，以致于足以毁灭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时，人类社会就步入风险社会。换而言之，风险社会就是全球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人类产生局部影响的风险也演变成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严重威胁的全球性风险。现代性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这种威胁充斥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角落。
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的基本观点突出体现在以下维度。
1.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实践活动的二重分裂性
构成风险的原因包括主观与客观的多重方面。但马克思最终所诉诸和强调的是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实践是马克思用以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马克思早就指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人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对外部自然界的改造，也包括对人类自身的改造。它是联系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其自身具有二重分裂的性质，包含着创造与异化的双重内容。一方面，实践是作为实现人的本真需要的实践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社会在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人类不断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展示自身力量和才能，为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实践作为丧失人的本质的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实践创造出来的成果作为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存在着不受人的控制、对人的生命活动产生损害性作用的可能性。当人的实践存在方式背离了人的本真需要的时候，就使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冲突和风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即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人类的生产劳动摆脱不了盲目必然性的制约，还受功利性和单纯追求财富目的的左右，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必然避免不了风险。具体体现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疾病的流行、人的畸形发展、暴力冲突等等。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家对生产利润的强烈追逐所导致的人类遭受的异化境域是普遍而且严重的。它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为物对人的统治和操纵。人只是作为资本的增值工具而存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满足资本增值需要的异化劳动取代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满足人的内在的必然的需要的自由劳动，使得现代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一味追求外在目的和满足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破坏和人对人的剥削、压迫，引发了各种人为风险。随着人类实践规模的扩大、程度的加深，人类交往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这一趋势的客观后果是使原来因实践引发的局部的区域性风险转化为世界的全球性风险。风险社会正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过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全球性风险的存在无不来源于人类的现实历史活动。
2.风险社会的实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
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虽有实践存在论基础，但这仅仅是基础而不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唯一充分条件，甚至不是主要条件。如果撇开其他社会因素不谈，纯粹由实践的局限性导致的“风险社会”并不就是我们正身处其中的、正在谈论的世界风险社会。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践进步给予人类的自由与实践发展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张力，实践发展带来的风险对人类的威胁，在科技进步从而获得更高自由的前提下对人类而言是可以承受的。所谓可以承受，就是不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威胁。而一旦社会因素加入到这个系统中，张力平衡被打破，这时，许多风险变得不可承受，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性的威胁。这就是我们正面对的世界风险社会。而这种社会因素就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而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就是这种分裂与对立的最高表现！正是资本关系的介入，打破了实践发展给予人类的自由与实践导致的风险之间张力的相对平衡，实践的破坏性方面被片面突显，由此形成全球风险社会。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2]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全球风险社会具有历史性，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现象。马克思也正是紧紧抓住危机的一般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形式的原因这个关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风险与危机的实质。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风险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怪物”，而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在根本上体现出私有财产关系。财产占有的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因为资本只有不断增值才能有生命，停滞了运动，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了。所以资本要打破一切限制实现无限扩张达到无限增值。而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也转变为跨国企业内部的相对有组织性与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原来在一国或一个区域表现的风险现在转化、放大为世界性的风险。资本在制造着前所未有的高度繁荣的同时，也制造着前所未有的高度风险。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展开，资本在世界各地不断复制自身矛盾的同时，也在不断复制人类的苦难和不幸。它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由此可以得出，全球风险社会背后的真正支撑力量是资本！资本自身矛盾在更普遍层面上的拓展加速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其实质就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
3.风险社会的根本出路——消灭资本以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
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并不等于解决问题本身。消除风险社会危机始终是一个现实历史问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学问题。马克思在揭示全球风险社会实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消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而要消灭这种分裂与对抗，就要消灭其最高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作为背后支撑力量的资本失去合理性而趋于消亡时，全球风险社会也将逐渐消亡。
马克思在资本自身矛盾运动的考察中，揭示了资本灭亡的必然性。他指出，资本利用一切科学手段，以自然力取代人力，不断排斥直接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使单个人的直接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这就必然最终瓦解直接劳动作为财富源泉的根基，消除资本价值实体和剩余价值实体得以存在的条件。即资本用来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却创造出摧毁它存在基础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又不可避免地为社会和个人提供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正是个人和整个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获得解放的根本条件。“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但是如何使这种必然性成为现实呢？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徒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由此可以得出，社会风险的消除，仅以人们的觉悟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来反思现代性是不够的，在最根本上，还是要对我们现存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的变革。只有通过对资本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在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以真正实现的社会形态。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内含的深刻矛盾和剧烈冲突。使现代性由一种盲目的奴役人的力量转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并为人类服务的力量。在这里，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为“自由人联合体”，这是由对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对立的扬弃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化，劳动不再成为人的谋生手段，而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这样就有足够的自由时间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时风险社会也将随着资本的灭亡而灭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
关键词：马克思 风险社会
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风险概念最早是在16、17世纪欧洲人开辟新航路和开始资本主义的早期扩张活动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最初之意是指冒险和危险。随后风险逐渐成为商业行为和金融投资中的一个日常性概念，意指某项旨在赢利的行为可能承担的利益损失。在此，风险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它与可能性以及损失和收获相关。目前，西方学者又赋予风险一词新的意义。他们在风险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风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和“灾难”，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而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后果，它预示着现代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急状态和灾难性危险。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早已包含这一思想的精髓。
首先，在马克思的视野中，风险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人类在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可能性的危机或灾难。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它不但包含着进步与发展，还伴随着风险与危机。从原始社会，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生存，不断抵御来自大自然的风险和灾难。进入到阶级社会，由于受私有制经济基础的限制，人们不断饱受剥削、压榨和奴役。到了工业社会，受资本增值的驱使，生产被无限扩张。从而导致工人畸形片面地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大工业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科技的普遍运用，人类自身实践活动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后果也就更愈益凸现出来。像生存危机、意义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等等已成为困惑现代人的根本问题。因此，风险的出现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特点，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历史命运。只要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没有摆脱外在必然性的制约和束缚；只要人类还没有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极大丰富，那么，风险的存在和出现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其次，风险是潜在的。即风险并不是现实的危机和灾难，而是可能性的危机和灾难。在《1857-1858年经济学草稿》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包含着两种可能性的经济危机。在《货币章》里，分析作为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时，马克思阐述了第一种可能性。他谈到在货币作为媒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的萌芽，或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的初稿中，他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时，阐述了危机的第二种可能性。他指出：“在真正的货币危机的时刻，作为一般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的一个内在矛盾表现出来了。”“每当平衡机制和作为这一机制的一定基础的信用制度遭到破坏，货币就会违反现代商业的协议，违反现代商业的一般前提，突然必须以它的实在的形式出现和使用，因而就产生了冲突。”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分别被马克思称之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和“危机的第二种形式”，并被总称为危机的“潜在形式”。马克思在分析危机的可能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作为危机的可能性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就存在了，但并没有引起经济危机，所以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的危机。只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危机的可能性才发展为现实。
最后，风险具有全球性。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酝酿着巨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全球进军时，也具有了世界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扩张性，资本追求无限增值的本质决定了它要打破一切与之相矛盾的限制，以往的自然的、地域的、民族的、精神的限制已经阻挡不了资本扩张的步伐。可见，资本本身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克服矛盾，而又不断产生矛盾，而风险就是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资本主义社会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一国范围内有所缓和，但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加剧。过去主要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现在扩大到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了全球性。从而使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局部性风险转化为全球性风险。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充满着前进性与曲折性。前进性只是一种趋势，而现实道路则包含着风险与危机。当代社会风险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扩张和转化的结果。当人类实践活动引起的风险和危机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根基时，即当风险严重化、全球化，以致于足以毁灭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时，人类社会就步入风险社会。换而言之，风险社会就是全球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人类产生局部影响的风险也演变成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严重威胁的全球性风险。现代性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这种威胁充斥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角落。
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的基本观点突出体现在以下维度。
1.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实践活动的二重分裂性
构成风险的原因包括主观与客观的多重方面。但马克思最终所诉诸和强调的是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实践是马克思用以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马克思早就指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人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对外部自然界的改造，也包括对人类自身的改造。它是联系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其自身具有二重分裂的性质，包含着创造与异化的双重内容。一方面，实践是作为实现人的本真需要的实践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社会在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人类不断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展示自身力量和才能，为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实践作为丧失人的本质的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实践创造出来的成果作为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存在着不受人的控制、对人的生命活动产生损害性作用的可能性。当人的实践存在方式背离了人的本真需要的时候，就使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冲突和风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即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人类的生产劳动摆脱不了盲目必然性的制约，还受功利性和单纯追求财富目的的左右，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必然避免不了风险。具体体现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疾病的流行、人的畸形发展、暴力冲突等等。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家对生产利润的强烈追逐所导致的人类遭受的异化境域是普遍而且严重的。它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为物对人的统治和操纵。人只是作为资本的增值工具而存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满足资本增值需要的异化劳动取代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满足人的内在的必然的需要的自由劳动，使得现代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一味追求外在目的和满足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破坏和人对人的剥削、压迫，引发了各种人为风险。随着人类实践规模的扩大、程度的加深，人类交往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这一趋势的客观后果是使原来因实践引发的局部的区域性风险转化为世界的全球性风险。风险社会正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过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全球性风险的存在无不来源于人类的现实历史活动。
2.风险社会的实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
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虽有实践存在论基础，但这仅仅是基础而不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唯一充分条件，甚至不是主要条件。如果撇开其他社会因素不谈，纯粹由实践的局限性导致的“风险社会”并不就是我们正身处其中的、正在谈论的世界风险社会。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践进步给予人类的自由与实践发展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张力，实践发展带来的风险对人类的威胁，在科技进步从而获得更高自由的前提下对人类而言是可以承受的。所谓可以承受，就是不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威胁。而一旦社会因素加入到这个系统中，张力平衡被打破，这时，许多风险变得不可承受，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性的威胁。这就是我们正面对的世界风险社会。而这种社会因素就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而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就是这种分裂与对立的最高表现！正是资本关系的介入，打破了实践发展给予人类的自由与实践导致的风险之间张力的相对平衡，实践的破坏性方面被片面突显，由此形成全球风险社会。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2]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全球风险社会具有历史性，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现象。马克思也正是紧紧抓住危机的一般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形式的原因这个关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风险与危机的实质。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风险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怪物”，而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在根本上体现出私有财产关系。财产占有的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因为资本只有不断增值才能有生命，停滞了运动，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了。所以资本要打破一切限制实现无限扩张达到无限增值。而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也转变为跨国企业内部的相对有组织性与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原来在一国或一个区域表现的风险现在转化、放大为世界性的风险。资本在制造着前所未有的高度繁荣的同时，也制造着前所未有的高度风险。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展开，资本在世界各地不断复制自身矛盾的同时，也在不断复制人类的苦难和不幸。它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由此可以得出，全球风险社会背后的真正支撑力量是资本！资本自身矛盾在更普遍层面上的拓展加速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其实质就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
3.风险社会的根本出路——消灭资本以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
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并不等于解决问题本身。消除风险社会危机始终是一个现实历史问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学问题。马克思在揭示全球风险社会实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消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而要消灭这种分裂与对抗，就要消灭其最高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作为背后支撑力量的资本失去合理性而趋于消亡时，全球风险社会也将逐渐消亡。
马克思在资本自身矛盾运动的考察中，揭示了资本灭亡的必然性。他指出，资本利用一切科学手段，以自然力取代人力，不断排斥直接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使单个人的直接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这就必然最终瓦解直接劳动作为财富源泉的根基，消除资本价值实体和剩余价值实体得以存在的条件。即资本用来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却创造出摧毁它存在基础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又不可避免地为社会和个人提供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正是个人和整个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获得解放的根本条件。“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但是如何使这种必然性成为现实呢？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徒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由此可以得出，社会风险的消除，仅以人们的觉悟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来反思现代性是不够的，在最根本上，还是要对我们现存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的变革。只有通过对资本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在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以真正实现的社会形态。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内含的深刻矛盾和剧烈冲突。使现代性由一种盲目的奴役人的力量转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并为人类服务的力量。在这里，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为“自由人联合体”，这是由对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对立的扬弃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化，劳动不再成为人的谋生手段，而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这样就有足够的自由时间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时风险社会也将随着资本的灭亡而灭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