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印两国首脑在武汉会晤并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两国领导人还饶有兴味地敲了几下文艺演出中使用的乐器——编钟。这件编钟虽然是复制品，不过它可是大有来头，因为它是我国1978年发掘出土的战国时代早期曾侯乙墓编钟的复制品。
　　从“镈”到“钟”
　　曾侯乙墓编钟可谓是湖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国家首批禁止出境文物之一。去年年底热播的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中，专门有一期讲述的就是这件编钟的传奇故事。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们所谓的“一件”编钟，实际是一套，共分三层8组，共65个器件组成。
　　编钟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按照文化传说来讲，据说早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编钟，在传说中，黄帝下令自己两个手下伶伦和荣将，铸造十二钟，以和五音，从而成为编钟的历史源头。当然这只是传說之一，关于编钟的发明人在历史传说中有多重说法，有说是炎帝孙子发明的，还有说是帝喾发明的，还有说是尧或者舜或者禹发明的等等。
　　从实际考古发现角度来看，钟的原型最初是铃，铃的最初形态是木铃或者竹铃，然后进化到陶玲，后来又出现了金属铜铃。就在铃进化的过程中，逐渐演化出了陶制的钟，到了我国商代晚期，第一次出现了铜钟。这种早期的铜钟叫做“镈”，它已经具备了后世铜钟的基本样式，区别在于这种镈是平口的，不像后世编钟那种弧形口。这种编镈在春秋时代发展到顶峰，在进入战国之后就逐渐被更先进的编钟所取代了。
　　相比编钟，编镈比较厚重，发出的余音特别长，因此礼仪功能特别强，但是也正是因为余音长，所以导致在演奏比较复杂或者轻快曲子的时候，就会出现余音的混响，也就是曲子的娱乐性比较差。因此进入战国之后，大部分编镈被更灵活的、能够弹奏清楚明快乐曲的纽钟和甬钟所取代，也就是被编钟所取代。曾侯乙墓编钟实际就是由19个纽钟+45个甬钟+1个大号的镈构成的。相比编镈，编钟除了能够满足礼仪的需求，而且也能够满足音乐的需求。曾侯乙墓出土的这套编钟，横跨五个半八度，能够应对现代乐曲的，这是非常先进的乐器科技水平，因为直到18世纪初，钢琴还只能演奏五个八度。曾侯乙墓编钟的高科技含量，足以支持它在2000年后的20世纪，能用来演奏《东方红》《国际歌》，也能演奏《一路平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能演奏古曲。
　　编钟的衰落与失传
　　编钟在战国时代发展到了鼎盛，随后在秦朝就开始走向了衰落。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编钟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正是因为周礼对乐器的需要，而战国时期诸侯的野心又助长了各国铸造编钟的努力。
　　但是到了战国结束秦朝统一的时候，周礼已经彻底土崩瓦解，秦王朝和后继的汉王朝在很长时期并不需要重新模仿周礼来宣扬自身的权威，因此编钟的实际用途在这一时期大幅减退。同时，编钟的造价也实在是太昂贵了，因为编钟是要消耗金属铜的，在古代，铜是一种重要的货币原料。周代规定，贵族犯了死罪，缴纳120公斤铜就能赎罪。而一套曾侯乙墓编钟重达几吨，对于一些小国来说，一套编钟几乎等同于一个国库了，用来显示权威和礼仪，应用面非常窄。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古代编钟铸造工艺和水平在秦汉时期迅速衰落。举例来说，曾侯乙墓编钟是春秋末期战国早期的作品，当时的这批编钟是双音钟，也就是敲击钟口弧形的中央是一个音，敲击弧形的两侧是另一个音。这种双音钟铸造技术，到了秦汉之后就彻底失传了，此后只有单音钟。直到2000年后的1978年，考古人员发掘出了曾侯乙墓的双音钟实物，考古学家和音乐家才彻底解决了这个文献中记载的“双音钟”的谜团。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家思想从汉代开始逐渐居于统治地位，编钟再度得到了封建王朝的重视，统治者又需要用周礼那一套来自己的统治擦胭抹粉了。但是，由于长期的编钟工艺失传，这时候已经很难复制出跟曾侯乙墓编钟匹敌的作品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编钟铸造工艺的失传进一步加剧。到了宋代，朝廷又想大规模复兴周礼，但是仅仅是围绕周代编钟的形状和构成，大家已经意见严重不统一了，之所以意见不统一，就是因为到了宋代，谁也不知道东周时候的编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了。随后的元明清这几个朝代，统治者继续对编钟礼仪的兴趣，这个钟是越做越大，但是越来越敲不出编钟那种音律了。等到了清代，这时候铸造的编钟虽然豪华，但是已经完全五音不调，只能放在那里充当礼仪摆设用具。
　　也正式因为钟从礼器乐器病重一路衰退为礼器，不再能够演奏音乐，因此钟也就随着时代的演进，越来越成为我国古代的报时工具而不是乐器。虽然乐器功能遗憾地消失了，但是钟仍旧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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