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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10年,香港曾面对历史上最大的金融风暴和最严重的经济倒退,可是香港就像打不死的战士,如今又重新站了起来,经济繁荣、股市兴旺……不过,温家宝总理曾说过:“香港仍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回归10年盛放的烟火中,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解决,可能会影响香港的长远发展。
峰回路转与发展隐忧
10年间,香港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美国“9·11”事件引发全球经济不景气、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大起伏。
1997年10月,香港回归仅3个月,亚洲金融风暴便黑云压城,港元遭受狙击,股市和楼市连遭重创,金融、地产、贸易、旅游四大产业悉数挂彩,整体经济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负增长。1998年,香港经济负增长5.3%(以当时市价计算,下同),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999年全年经济继续负增长。2000年香港实现3.8%的经济增长。2001~2003年,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经济逆转,香港再次陷入低潮,连续3年负增长,持续通缩,负资产人士增加,财政赤字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2003年,SARS爆发,香港经济似乎沉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茫茫黑夜中。国际媒体上充斥着港人戴上口罩、眼神迷茫的大幅照片。人们清楚地记得,这一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典礼星光黯淡,港星戴上口罩,大批演艺界人士在SARS的阴霾中缺席……许多港人说:这一年,他们终生难忘。
黑夜总有过去的一天。2004年,香港经济再起,是年增长4.7%。2005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终于超越1997年的高峰,兜兜转转,几年蹉跎,令人感慨万千。2006年增长6.5%,香港经济出现了全面增长的局面。
纵观回归10年,香港经济由逐级下沉到节节奋起,固然令人欣慰,但应该看到,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市场外部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为防止经济下滑,特区政府打破过去政府不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100亿港元的外汇基金,收购本地股票,捍卫香港股市和联系汇率制度以及兴建香港迪斯尼乐园等公共工程,以拉动经济增长。此外,中央政府先后推出“CEPA”、“个人游” 和“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等开放措施,为香港经济恢复增长注入了强大活力。
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主要是借助经济“外力”实现的。一旦这些“外力”因素发生变化,香港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将面临新的考验。这不能不说是香港的隐忧之一。
很多人把香港的不景气归咎于亚洲金融风暴,其实不然。香港经济困局的深层次核心问题是高昂的生产成本,主要来自地租和工资水平。相对于周边地区,香港成本非常高,如香港房地产的平均价格为北京的7倍,上海和深圳的8倍左右,这使得香港背靠内地广阔腹地和市场的巨大优势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过去香港由于低税制、自由港、法制健全,加上劳工成本不高,一直是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地域。20世纪70年代以后,港英政府实施高地价政策,造成房地产畸形发展,楼价租金和工资水平不断上涨,营运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大升。降低香港高昂的土地价格和工资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何其困难!
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
香港曾经是一个制造业名城,后来随着工资、地价等上升以及内地的改革开放,制造业大量向内地转移。目前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下降到3.4%,变得“无足轻重”,而服务业比重已超过90%,日益“举足轻重”。
香港服务业比重高出新加坡、台湾、芬兰、瑞士等同类型国家或地区约20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过高,经济结构不平衡,是香港的另一个“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有观点认为香港属城市型经济,无需追求平衡的产业结构,正如纽约和伦敦主要是从事服务业那样。但应该看到,香港与纽约或伦敦的角色有很大不同,纽约、伦敦不是独立经济体,这两个城市与其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口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而香港在回归后仍然维持独立的法律制度、货币金融制度及独立的关税区,与内地往来仍有边境阻隔,从经济意义看,仍然是内地的一个离岸经济体和离岸金融中心,人口和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服务业比重如此之高,但并没有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香港面对周边城市的强大竞争,传统的四大经济支柱中,有不少环节正日渐失去竞争力。
目前香港经济转型面临双重压力:一是本地新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知识型经济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二是继贸易制造业北迁而空心化后又面临服务业北迁的问题。目前香港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一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严重脱节,服务业支撑体系出现问题;二是生产与消费脱节,由于价格上的巨大差异和大量港资投向内地,大量香港居民北上就业、居住和消费,香港消费出现外移现象,使香港经济再生产出现问题。避免重蹈制造业在本地转型升级失败的覆辙,是香港服务业未来发展必然面临的问题。
改变施政理念需慎之又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生前十分推崇香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多次将香港称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经常向人推荐:“要知道自由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你就要去香港看看。”“俄罗斯的改革没有中国般的成效,因为俄罗斯没有香港。”他认为正是由于政府一直在抵御干预的诱惑,香港才能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之一,人均收入才能在几十年间从英国居民的四分之一上升到与之持平的程度。
弗里德曼还认为,中国的最终命运取决于内地向香港路线靠拢的速度是否比香港向内地路线靠拢的速度更快。
自由市场经济一直是香港成功的基石。过去香港一直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但目前香港政府提出了“大市场、小政府” 、“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新施政理念。施政理念的改变,需慎之又慎,不能削弱香港赖以成功的自由市场经济基石。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