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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蒋介石拟定的
抢救名单中第一人
1948年1月13日，蒋介石派人飞抵北平劝说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又两次亲自打电话催胡适飞南京，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胡适小儿子胡思杜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第二天中午，蒋介石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是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
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梅贻琦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电台，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怕买不到进口安眠药，
他才随胡适一道南迁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离开北平，据他自己说，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作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杭立武任教育部长，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应。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一块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也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
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不买蒋介石账的
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他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他在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不久，便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有一天，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看到这封信喜形于色。“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张伯苓认为，“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终于听从了自己学生的劝告，决心不离开大陆。
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两次三番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拒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内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３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
东躲西藏的国民党中央大学校长
1948年下半年，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有训接到蒋介石一连几封加急电报，内容都是催其赶快回国，吴有训只好匆忙打点行装登船返国。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回到南京，蒋介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天，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在上海找到吴有训家中，取出一大叠银元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够，还可再给，并说蒋委员长让他尽快飞抵台湾，什么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好一切手续。
中共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忙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尽量不要外出，不要接待来客，在家安心等待上海解放。
两个月后，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出一段话：“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此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
茅以升被引进一间大厅
1949年5月15日，茅以升走出病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乘车来到金神父路118号，这里戒备森严，军官引领茅以升走进一间大厅，“噢，蒋介石！”茅以升不觉一怔。
蒋介石不等客人说话，抢先开口：“茅博士，坐、坐，请你来是想和你商谈就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声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
中共地下党上海的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快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尽力阻止汤恩伯炸毁上海的工厂。
5月16日到25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10天的上海市秘书长，他利用这一身份，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份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看后大吃一惊，只得下令不得破坏外国人在上海的工厂。
1949年6月，蒋介石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没有像抢运金银国宝一样顺利。据后来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100％地保存下来。
抢救名单中第一人
1948年1月13日，蒋介石派人飞抵北平劝说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又两次亲自打电话催胡适飞南京，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胡适小儿子胡思杜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第二天中午，蒋介石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是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
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梅贻琦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电台，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怕买不到进口安眠药，
他才随胡适一道南迁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离开北平，据他自己说，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作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杭立武任教育部长，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应。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一块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也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
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不买蒋介石账的
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他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他在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不久，便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有一天，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看到这封信喜形于色。“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张伯苓认为，“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终于听从了自己学生的劝告，决心不离开大陆。
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两次三番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拒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内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３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
东躲西藏的国民党中央大学校长
1948年下半年，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有训接到蒋介石一连几封加急电报，内容都是催其赶快回国，吴有训只好匆忙打点行装登船返国。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回到南京，蒋介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天，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在上海找到吴有训家中，取出一大叠银元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够，还可再给，并说蒋委员长让他尽快飞抵台湾，什么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好一切手续。
中共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忙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尽量不要外出，不要接待来客，在家安心等待上海解放。
两个月后，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出一段话：“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此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
茅以升被引进一间大厅
1949年5月15日，茅以升走出病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乘车来到金神父路118号，这里戒备森严，军官引领茅以升走进一间大厅，“噢，蒋介石！”茅以升不觉一怔。
蒋介石不等客人说话，抢先开口：“茅博士，坐、坐，请你来是想和你商谈就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声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
中共地下党上海的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快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尽力阻止汤恩伯炸毁上海的工厂。
5月16日到25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10天的上海市秘书长，他利用这一身份，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份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看后大吃一惊，只得下令不得破坏外国人在上海的工厂。
1949年6月，蒋介石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没有像抢运金银国宝一样顺利。据后来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100％地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