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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雕刻工艺品是指以象之两大门齿为原料，经雕镂、磨光等工艺程序加工成形的产品。人们将其制品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依其产品社会功能分为实用功利性的、典章珍宝性的、美术文化性的以及礼拜供奉性的四大类。实用类的主要是指工具和药物等具有实用价值的产品，典章珍宝性的是皇家朝廷的典章文物及珍宝，美术文化性的包括观念性、工艺性、艺术性、玩赏性的作品，礼拜供奉性的为礼拜供奉的造像和神像。
我国科学发掘出上新石器时代象牙器的最古遗址是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渡头村河姆渡文化遗址，出上了数千件陶、骨、木、石等器物，其中象牙器仅有笄、蝶形器、匕形器等10余件，仅占出土器物总数的极小分量，可知牙器之珍贵。此后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梳、筒、“琮”以及珠、片、管等象牙制品。此后，科学发掘屡有发现，传世牙雕中自明至20世纪的作品也屡见不鲜，足以构成一部象牙器美术文化史。
象牙雕刻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似有不同，下面我们以出土和传世的象牙器物为主体，联系文献，对我国象牙雕刻美术文化按时代顺序作一扼要的概括说明。
一、史前象牙雕刻的功能及其源头
我国史前牙雕已有两批重要遗存，即河姆渡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牙雕制品。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分三期，计出土骨角牙器2884件，牙器25件，可知牙刻是极其珍贵的，可能只有少数特殊人物方能占有使用，因而在形式上都有其特点，如牙匕形器上的鸟饰(图1)、(图2)以及蝶(鸟)形器上的双鸟捧火珠纹(图3)等纹饰，都反映了河姆渡牙雕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同时也表现出他们非凡的造型能力与熟练的镌刻技艺。
河姆渡出上的石、陶、木、骨、牙等工艺制品及原始艺术品可以说明其时其地已经形成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的手王业生产部门。发掘者也认为：“河姆渡遗址时期的社会分工已经突破了先前的自然分工状况，应该还有一批较为熟练的手工业生产者，专门从事制造石器、骨器、木器、象牙雕刻和陶器等生产活动，以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当然，象牙雕刻在造型、装饰两个方面都比骨角要复杂，做象牙的人的确比做骨角的人在设计、加工上都要高过一筹，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由于象牙器出土甚少，使用者也可能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应是管辖着原始人群的物质生活和原始宗教的统治人物。雕刻象牙的匠人在骨角牙业中应是最具聪明才智并有着丰富的艺术创造力、掌握着娴熟工艺技术的人物，也就是一位领军人物。象牙雕刻上的火焰珠双鸟图徽是非常重要的图徽，属于更为高层的作品，在骨板上雕刻的双头鹰火焰珠图徽在理念、工艺上与之较为接近，这也表明牙骨雕刻是相通的，其作者可能是同一作坊的不同匠人，似无可能亦无必要组成独立的象牙雕刻手工业。所以，此时较大的可能是牙骨手工业还未彻底分离，还是属于同一专业內的不同分工而已。
火焰珠双头鹰纹和火焰珠双鸟纹两个图徽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到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同。
大汶口文化距今5000多年，属于黄河下游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出土了一批牙骨器，计有牙梳2件、耳环(象牙琮)7件、象牙珠1件、象牙片2件、象牙管1件、象牙雕筒10件等23件象牙雕刻。这些象牙器大多出自墓葬，位置准确，功能清楚，在北方原始文化遗址中一次出土23件象牙制品也是不可多得的，其中象牙梳、象牙琮和象牙雕筒很值得探讨。
史前时期象群生活于今天华北、江南的广袤大地上，为象牙雕刻工艺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并促进了象牙雕刻的后续发展。我们还应追根溯源，去寻找更为原始的象牙雕刻制品，也就是说，我国象牙雕刻的源头肯定在距今7000年或8000之前，甚至有万年之遥。
二、夏商王室牙雕之雄风威韵
相传夏代大禹铸九鼎以确立中央王室的权威，将全国分为九州，“任土作贡”，按其土地广狭、肥瘠定其贡赋的等差。进贡犀象的有扬州和荆州两地，据古贤考证，所贡的是象牙和犀皮，象牙可作弓弭，犀皮可作甲胄，都是用于制作武器装备的原材料。夏九州中的扬、荆二州从北向南包括今江苏、安徽、湖北三省南部，还包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以及广东、广西北部和贵州东部等东南与中南的广大地区，那时犀象仍生息繁衍于该地。犀象在北部的徐、豫二州并未绝迹，只是不如扬、荆二州那么多，故不能作贡品进奉夏王室。
商殷时期象牙主产地与夏同，甲骨文中记有殷王猎象的文字，商朝定都于黄河流域，因黄河泛滥成灾，“国为水所毁”，自成汤到盘庚的二十世中共迁过5次都邑，盘庚迁至殷(今安阳)。自从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迄今出上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骨角牙器等器物。骨角器有武器、工具和装饰品，象牙雕刻作工多较精致，但完整器物很少，惟妇好墓出上3件象牙雕刻杯极为精致美观，妇好墓是武丁配偶之墓，妇好庙号辛，死于武丁晚期，其时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此墓出上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此外出土骨器有564件，发掘者分为用具、武器、装饰品、雕刻艺术品及其他等五类，有不少的匕、梳、笄，其上都有繁简不等的装饰。肖生骨雕中有人物、虎、蛙等形象，作工多简括，点到而已，不作具体刻画。象牙器中共有杯2件、注1件以及雕花残片和兽面纹圆筒形残片各1件。
其中象牙杯两件(图4)造型基本一致，均取铜觚加柄形，身与柄分别加工完成后用榫卯衔接。因受象牙材料制约，口足直径差别不大，器身内凹，腰部曲度不足。柄作上鹰下兽状，诡奇俏丽而独出心裁。通身细刻回纹地、饕餮等纹饰，主纹亦极诡异，与青铜器纹饰有所不同。尤为特殊的是，主纹均用绿松石镶嵌，增添了神秘的色彩美。此杯高30.5厘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有柄高身杯。从其凤在上、龙在下的鋈判断：此象牙杯很可能是专为妇好特制，供她举行典礼时使用，另一件象牙凤龙柄觚形杯经复原后其形饰与上述象牙杯相似，尺寸亦接近，杯身高30.3厘米。两只象牙杯应是一对礼器。
殷墟出土的殷王室象牙雕刻数量增多，雕刻工艺水平大为提高，造型装饰的艺术造诣也很高，将一般骨角器远远地抛在后面，二者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可以推想，殷王室象牙工艺已从骨角王艺中彻底地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牙雕工艺专业，为王室成员和贵族雕制了大批象牙制品。
此期象牙出土最多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一号坑出土象牙13株，均经火烧过，部分象牙臼齿经鉴定属亚洲象。二号坑出土象牙60余株，说明古蜀王国四川、云南一带尚生活着大批象群，得天独厚地获得大量象牙供其享用。
三、西周时期王室与诸侯
象牙雕刻的并存共荣
西周王室仍然承袭夏商二朝王室制造象牙器的制度和工艺，并有所发展。从王艺材料学角度分析，西周王室已将犀(皮)象(牙)提到了“美学”的认识高度和“良材”的礼制高度，这一点确与史前不同。周王在其礼器上亦采用犀象的高级原料并记于《周礼》。王者用公车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等五种，是用五种不同材料装饰的车辆，象辂即其车材之末以象牙为饰者。王者所戴皮弁以象牙为弁，下圈缘之柢。象牙还被用作笏，笏是记事用的长板(长5.6尺，宽2尺)，王用谬玉笏，诸侯用象牙笏，其排列仅次于玉而高于竹木。此期犀角不仅是南方之美者，同时与象牙类似，也被用于礼仪。
关于西周象牙雕刻是否从骨角手工业中分离而成为专业手工业部门的问题，《周礼·天官·冢宰》记：“以九职任万氏……五日百工，饬化八材。”注：“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八材之成器工艺均有特殊称谓以为区别，[传]：“治象曰磋，通作”，“磋：磨治也”。可知西周王室手工业已有八材之专业，象牙雕刻工艺已是八种专业工艺之一。
象牙出土最多的是四川成都市金沙古蜀宗教祭祀活动区遗址，2001年2月9日起，成都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该地区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现已发现26处与祭祀有关的遗存，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5000佘件以及象牙1000佘根，还有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鹿角等，11号祭祀坑还出上了象牙器15件。此遗址发掘工作还在继续之中，上述成果远远不是其最终统计数字。
四、东周时期象牙雕刻
工艺之嬗变与发展
周平王迁都洛阳之后，周王室犀象工艺渐趋衰微，而诸侯国适应其称霸的要求，互为通贡或行聘礼时也缺不了犀象，促使其犀象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变化。出土的此期象牙雕刻工艺品中确有精美者，殊值一睹。
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路春秋2415号墓，出土了象牙剑柄、剑鞘。据《发掘报告》介绍，是用整块象牙雕刻而成，裂缝处嵌有细腰，柄为椭圆柱形，柄首雕十字形棱，柄部有四条阳线饰，通身阴刻极细密的蟠螭纹。柄中心有孔以纳入剑茎及部分剑叶。其纹饰与青铜器相似，其细密精致又是青铜器、玉器的阴纹雕刻所望尘莫及的。与此类似的骨剑鞘出土于春秋晚期M115墓葬，还有倒立凹字形象牙琨和2块用途不明的小骨片。3块剑鞘骨片两侧均钻4个小孔，另一块剑鞘端部骨片两侧各钻3孔，尖部钻2孔。可知此剑鞘骨片当为木剑鞘的表面装饰，并非骨剑鞘。鞘口雕饕餮纹，鞘身均用白色物(漆)绘涡纹，作工细致，可能是王室或郑国之器。
山东曲阜市鲁国故城甲组墓春秋晚期M116出土了一件象牙梳，通高8.4厘米，25齿，其身细长，应为插在髻上的装饰用梳，不是梳理用梳。此象牙梳刀工与中州路西工段工区出上的象牙剑鞘有着极大的差别。曲阜市鲁国故城M202：13象牙珠项链亦属甲组春秋早期，其工艺比较简单，其作工过于粗糙，不能不令人怀疑此象牙珠项链不是墓主生前佩服之物，很可能是死后仓促赶制的殉葬用的象牙冥器。
战国时期象牙雕刻工艺在春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随着社会制度、青铜工艺、文化时尚的变化，象牙雕刻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反映在出士的象牙器物上，也是非常鲜明的，从曲阜市鲁国故城乙组墓出土一批战国牙雕可以看出它的变化。战国早期M52出土了牙雕云龙纹牌、杖首饰、獠牙形饰；M3出土了牙雕器冒、牙雕“如意”；战国中期的M58出土了牙雕“如意”、牙雕“如意”手、牙鲽以及牙笄、牙雕器座、牙管、有柄牙杯等器，这些象牙器作工精细、形式新颖、功能广泛、富有生活气息，甚至还有几分异国情调。
五、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牙
雕工艺的气韵与风采
刘邦集团建立了汉帝国后，汉武帝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交流。秦始皇时“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至汉时，“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时，南越国及番禺郡有着犀象之利，通过西南邻国的进贡和海陆贸易，犀角、象牙遂流人汉帝国，现今出上犀象制品及陶质仿犀象品可证。
佛教自东汉传入朝廷，随着中外僧侣往来，佛教象牙雕刻亦传人中国，史籍均有所记载。我们尚可见到藏于甘肃省文管会的印度象牙雕刻，为我国佛教牙雕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西汉时期的象牙主要出土于广州，最重要的一批是出于南越王墓的象牙及其雕刻。于南越王墓西耳室出上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原存放于木箱。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整堆象牙宽57厘米，长123.5厘米。据研究，“出土的5枚象牙接近非洲的雄性象牙”。出土象牙器有象牙龙首形饰、象牙饰片9件、象牙饰物40余块、金釦牙卮)、算筹一组、残牙雕器、“赵蓝”象牙印、象牙棋子18枚。象牙残器多为木漆器上的附件或饰品。
武帝时代的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妃窦绾墓出土了象牙器，属于刘胜的只有虎纹牙雕1件，属于窦绾的象牙器有4件。窦绾墓出上的象牙雕刻器均为饮食器，如象牙勺1件、象牙碗2件、象牙器柄1件，均残破，只有象牙碗复原后尚可知其原形。口径约9.5厘米、高4厘米，壁厚0.15厘米，通身光素，口下一凹弦纹，器形圆润稳健。牙勺和牙碗均残，可见其胎薄工精、镌刻流畅。
江西南昌西郊西汉墓出上了牙璧、瑗、环以及象牙舞女佩饰和象牙饕餮纹剑(王必)。璧、环、瑗均为素器，作工简易，惟有瑗的断面为八角形，在磨、光两个工序上颇费工夫。象牙舞女佩饰、象牙饕餮纹剑(王必)上的图案均用阴线勾勒，刀工尚属细致，从其形饰来看应是仿玉之作。江西汉、西晋、六朝之墓多用白石代玉磨制璧、环以及剑首、格、琨、(王必)等剑具，而用象牙代玉亦属罕见。
东汉帝国的国土面积和国家实力均远不及西汉，但朝廷用象牙不致相去甚远。出土的此期象牙雕刻制品仍偶可见，有代表性的则是东汉曹氏家族墓出上的一批象牙雕刻工艺器物。
三国之后，中国历史便进入了分裂纷争，长达273年之久，此时南北对峙，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却挥金如土，大量地使用象牙、玳瑁、翡翠、珠玑等珍贵材料制造礼仪典章文物和生活用器。如后赵石季龙做象牙扇，这不过是传流下来的一条记载而已，而一般传世或出土的此期的象牙雕刻亦寥寥无几，如三国时期牙雕人物、西晋象牙唾壶、西晋永嘉元年牙尺(图5)等，亦属不可多得之牙器。
六、隋唐至宋元时期牙雕工艺拾零
于公元618年建立的唐王朝，经过贞观之治，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太平盛世。都城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国际大都市，中西交流频繁， 百国来朝，使节接踵而至，象犀及其牙角不断地进入唐朝中央政府，供皇家朝廷用于礼仪或制器享用，但出土象牙制品甚少。日本正仓院收藏唐代红牙拨镂尺、绿牙拨镂尺各2件，红牙拨镂棋子、绀牙拨镂棋子各5枚以及斑犀如意等象牙雕刻工艺品。“拨镂”是唐代牙雕的新工艺，从上述拨镂象牙雕刻实物来看，其工序是：1 成型，磨光；2 染色，颜色有红、绿、绀等色；3 画样，将图依样画在染牙上，再以尖锐的王具按图案设计草图刻画。这种工艺盛行于唐并传播至国外。此期出土或传世的象牙雕刻器物有隋唐象牙笏板、象牙带钩、象牙簪以及象牙拨镂鸟兽花卉纹尺(图6)等，这不足以反映繁花似锦的隋唐牙犀工艺的盛况。
五代、宋、辽、金、蒙、元朝廷象牙完全依靠南方、东南方诸国进贡或靠贸易进口的途径。珍贵的象牙材料主要用于车舆(象辂)、笏板、带饰和佩饰等朝廷典章文物。据高濂《燕闲清赏笺》记：“宋人王刘九……刻画诸天罗汉、经面牙板并翻经牙签，种种工细，王夺天巧。”庶民将象牙用作实用器物或药材。此期出上或传世的象牙雕刻也很少，如金代象牙雕刻四羽人二龙戏珠纹盖盒和牙雕鱼佩饰和元代象牙镂空绶带花草纹饰(图7)等，仅仅反映了象牙工艺的一角，距离其全貌相距甚远。
七、明代象牙雕刻工艺
的士庶化和鉴赏化
明代中晚期，随着棉花种植业的扩大与棉纺织业的发展，经济繁荣，东南地区人民富庶，生活质量改善，庶民意识逐漸抬头。官僚富贾、文人雅士无不争先恐后收贩骨董清玩，古玩不足便收买本朝的名人书画和高级工艺品，永乐剔红、宣德彝炉、景泰珐琅、成化五彩、名工雕刻以及倭漆、倭铜等都成了抢购收藏的对象，骨董、时玩兼收并蓄已成为炽盛一时的社会风尚。
象牙雕刻备受朝廷重视。朝廷设训象所，由象奴饲养训象，“此供朝会陈列、驾辇、驮宝之事”。天子五辂设象辂。各级官吏用笏，郡王长子和一品至五品官吏均执牙笏。刻期冠服，用诸色阔匾丝绦，大象牙雕环，洪武六年，惟用雕刻象牙绦环。符牌计用金银、象牙、铜等材料制造，用途广泛，用牙牌人官阶地位均不高。象牙在内廷的使用上似不如玉、金银那样重要，当然，比铜要高。犀象在朝廷各有用场，可谓为皇家典章用贵重材料。犀象在收藏家心目中确是珍宝中二种。明初鉴赏家曹昭《格古要论》记有犀角的产地、品种、特点以及鉴定要点等见解。关于象牙条目曹昭仅记鬼功球一则，到了明末，杭州戏曲家、养生家、鉴赏家高濂从审美角度指出：“我明宣德年间，夏白眼所刻诸物……可称一代奇绝。传之久远，人皆宝藏，堪为住世一物，去镶嵌何如?嗣后有鲍天成、朱小松、王百户、泉浒崖、袁友竹、朱龙川、方古林辈，皆能雕琢象牙、香料、紫檀、图匣、香盒、扇坠、簪钮之类、种种奇巧，迥迈前人。若方(古林)之取材工巧，别有精思。如方(古林)所制瘻瓢、竹拂、如意、几杖，其就物制作，妙用人神，亦称我朝妙技。”高濂告诉我们，明代宣德朝及至中晚期至少已有7位雕刻名家突现于世，雕镂的材料包括乌榄核、象牙、犀角、香料、紫檀等材料，其中多为来自海外珍贵原材。此时名家雕琢珍贵原材的雕刻制品已为富贵人家和博雅君子所爱好并加以收藏。
明代象牙来自广西、云南及交趾、安南和西亚、东南亚诸国进贡和贸易，因进贡和输入的象牙价高量少，主要用在朝廷高官以及富有人士之间。朝廷用象首先是皇帝所乘五辂中的象辂，百官印信以银铜印、条记，亦偶用特赐牙雕关防者，较多是用作高官所用的笏板，据《明史》载，郡王长子、一品至五品的官吏均用牙笏，符牌设有牙牌，永乐六年驾幸北京扈从官俱带牙牌。凡郊庙祭陪祀，供事官及执事者人坛俱领牙牌。分为圆花牌、长方牌和长素牌三种。凡驾诣陵寝，扈从官俱于尚宝司领小牙牌，分为云花園牌、鸟形长牌。凡文武朝参官、锦衣卫当驾官亦领牙牌，以防奸伪，其制以象牙为主，刻官职于上，不佩则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律。牙牌字号，公、候、伯从“勋”字，驸马都尉以“亲”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场官以“乐”字，人内官以“官”字。正德十六年礼科邢寰会，牙牌惟常朝职官得悬，与关防之具不同，用于“以示等威之辨”。嘉靖二十八年尚宝司所贮旧牌数百，上有“人内府”字号。偶亦用作刻期冠服、诸色阔匾丝绦上的大象牙雕花环或雕刻象牙绦环。朝廷用牙似以笏牌为主。亦与犀多为节的功能有所不同，现存故宫博物院的蟠龙笔山、荔枝螭纹方盒等皇家牙雕可能出自《御用监》，象牙雕麒麟钮关防(图8)、象牙东司房腰牌、牧马千户所腰牌均为朝廷或地方官员所用之关防和腰牌。
明朝廷对甘肃、青海、四川部分地区以及统称乌斯藏的西藏等地采取来者辄授的对策，开展茶马交易，而人贾者又优以茶布，巩固了与西南广大乌斯藏宗教领袖的政治联系和贡品贸易。永乐帝时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称号。象牙灌顶净光储善国师西天佛印即其少见的一例。
民间牙雕流行于京都、苏州、南京、杭州、福州、漳州、广州等城市，多为富商文士所用。牙雕名匠有鲍天成、朱小松、王百产、朱浒崖、袁友竹、朱龙川、方古林等，但多无牙雕作品传世。明初民间即有多层镂空的“鬼子球”和梳子等牙制品。福建雕刻工艺家对明代牙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燕闲清赏》赏记：“闽中牙刻人物工致纤巧。奈无置放处，不入清赏。”这是明浙人对福州牙刻人物艺术的公允评价。据崇祯元年《漳州府志》所载，漳州人以泊来象牙雕刻仙人像以赏玩，其耳目肢体均生动逼真，海澄所造尤为精工。此外还生产筷、杯、带板及扇等象牙作品。尚可见的传世牙雕作品有文士、老翁、仕女、寿星、八仙、魁星、嫦娥、钟馗、大肚弥勒、罗汉、观音、送子观音、佩、笔筒、文具、图章、瑞兽、盅、山子、盒等，作工尚属精细生动，多呈褐红色，故其中不排除出于漳州、海澄牙匠之手者。这些作品表面呈姜黄、赭、琥珀、栗皮等色，其中有的是因在室内案上陈设日久变成姜黄色，亦有的固供奉而被香烟薰燎而成赭色或琥珀等色，但亦不排除在古玩市场上流通时加染的人工色。象牙雕老人像(图9)，头顶扎巾，眉眼外角斜上，宽鼻头，闭口，大耳，有鬓须，腹鼓。身着宽袖长袍，所系绦带在腹上打结下垂。双手指相合扣于腹下。刀法遒劲，衣褶纹流畅，神态潇洒，风度高雅，颇有宋元形神兼备的现实主义遗风。牙雕魁星(图10)，呈琥珀色，作鬼脸回首，伸手，左腿蜷起，右腿踏于鳌头之上，亦似锦鸡独立，似疾跑成跳跃。鳌作张口吐水状。这件牙雕作品在明代牙雕中是动感最强的一件，十分难得，细审此像，右腿膝部以下分为3节贴粘而成，这种拼接的牙雕也是很少见的。
明代正值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拓宽海外市场的时代，荷兰、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传教士先后来到东南沿海，登陆之后由南向北与朝廷发生联系。天主教传教士在地方建教堂发展信徒，宣传圣经。商人独钟高超的福建雕刻技艺，于16世纪末欧洲商人提供圣母、基督、耶稣、修士等天主教圣像，由福建漳州人仿制，经马尼拉输往葡萄牙及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目前明代天主教圣像牙雕已不易见到，于欧洲天主教国家尚有流传。
我国科学发掘出上新石器时代象牙器的最古遗址是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渡头村河姆渡文化遗址，出上了数千件陶、骨、木、石等器物，其中象牙器仅有笄、蝶形器、匕形器等10余件，仅占出土器物总数的极小分量，可知牙器之珍贵。此后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梳、筒、“琮”以及珠、片、管等象牙制品。此后，科学发掘屡有发现，传世牙雕中自明至20世纪的作品也屡见不鲜，足以构成一部象牙器美术文化史。
象牙雕刻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似有不同，下面我们以出土和传世的象牙器物为主体，联系文献，对我国象牙雕刻美术文化按时代顺序作一扼要的概括说明。
一、史前象牙雕刻的功能及其源头
我国史前牙雕已有两批重要遗存，即河姆渡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牙雕制品。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分三期，计出土骨角牙器2884件，牙器25件，可知牙刻是极其珍贵的，可能只有少数特殊人物方能占有使用，因而在形式上都有其特点，如牙匕形器上的鸟饰(图1)、(图2)以及蝶(鸟)形器上的双鸟捧火珠纹(图3)等纹饰，都反映了河姆渡牙雕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同时也表现出他们非凡的造型能力与熟练的镌刻技艺。
河姆渡出上的石、陶、木、骨、牙等工艺制品及原始艺术品可以说明其时其地已经形成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的手王业生产部门。发掘者也认为：“河姆渡遗址时期的社会分工已经突破了先前的自然分工状况，应该还有一批较为熟练的手工业生产者，专门从事制造石器、骨器、木器、象牙雕刻和陶器等生产活动，以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当然，象牙雕刻在造型、装饰两个方面都比骨角要复杂，做象牙的人的确比做骨角的人在设计、加工上都要高过一筹，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由于象牙器出土甚少，使用者也可能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应是管辖着原始人群的物质生活和原始宗教的统治人物。雕刻象牙的匠人在骨角牙业中应是最具聪明才智并有着丰富的艺术创造力、掌握着娴熟工艺技术的人物，也就是一位领军人物。象牙雕刻上的火焰珠双鸟图徽是非常重要的图徽，属于更为高层的作品，在骨板上雕刻的双头鹰火焰珠图徽在理念、工艺上与之较为接近，这也表明牙骨雕刻是相通的，其作者可能是同一作坊的不同匠人，似无可能亦无必要组成独立的象牙雕刻手工业。所以，此时较大的可能是牙骨手工业还未彻底分离，还是属于同一专业內的不同分工而已。
火焰珠双头鹰纹和火焰珠双鸟纹两个图徽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到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同。
大汶口文化距今5000多年，属于黄河下游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出土了一批牙骨器，计有牙梳2件、耳环(象牙琮)7件、象牙珠1件、象牙片2件、象牙管1件、象牙雕筒10件等23件象牙雕刻。这些象牙器大多出自墓葬，位置准确，功能清楚，在北方原始文化遗址中一次出土23件象牙制品也是不可多得的，其中象牙梳、象牙琮和象牙雕筒很值得探讨。
史前时期象群生活于今天华北、江南的广袤大地上，为象牙雕刻工艺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并促进了象牙雕刻的后续发展。我们还应追根溯源，去寻找更为原始的象牙雕刻制品，也就是说，我国象牙雕刻的源头肯定在距今7000年或8000之前，甚至有万年之遥。
二、夏商王室牙雕之雄风威韵
相传夏代大禹铸九鼎以确立中央王室的权威，将全国分为九州，“任土作贡”，按其土地广狭、肥瘠定其贡赋的等差。进贡犀象的有扬州和荆州两地，据古贤考证，所贡的是象牙和犀皮，象牙可作弓弭，犀皮可作甲胄，都是用于制作武器装备的原材料。夏九州中的扬、荆二州从北向南包括今江苏、安徽、湖北三省南部，还包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以及广东、广西北部和贵州东部等东南与中南的广大地区，那时犀象仍生息繁衍于该地。犀象在北部的徐、豫二州并未绝迹，只是不如扬、荆二州那么多，故不能作贡品进奉夏王室。
商殷时期象牙主产地与夏同，甲骨文中记有殷王猎象的文字，商朝定都于黄河流域，因黄河泛滥成灾，“国为水所毁”，自成汤到盘庚的二十世中共迁过5次都邑，盘庚迁至殷(今安阳)。自从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迄今出上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骨角牙器等器物。骨角器有武器、工具和装饰品，象牙雕刻作工多较精致，但完整器物很少，惟妇好墓出上3件象牙雕刻杯极为精致美观，妇好墓是武丁配偶之墓，妇好庙号辛，死于武丁晚期，其时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此墓出上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此外出土骨器有564件，发掘者分为用具、武器、装饰品、雕刻艺术品及其他等五类，有不少的匕、梳、笄，其上都有繁简不等的装饰。肖生骨雕中有人物、虎、蛙等形象，作工多简括，点到而已，不作具体刻画。象牙器中共有杯2件、注1件以及雕花残片和兽面纹圆筒形残片各1件。
其中象牙杯两件(图4)造型基本一致，均取铜觚加柄形，身与柄分别加工完成后用榫卯衔接。因受象牙材料制约，口足直径差别不大，器身内凹，腰部曲度不足。柄作上鹰下兽状，诡奇俏丽而独出心裁。通身细刻回纹地、饕餮等纹饰，主纹亦极诡异，与青铜器纹饰有所不同。尤为特殊的是，主纹均用绿松石镶嵌，增添了神秘的色彩美。此杯高30.5厘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有柄高身杯。从其凤在上、龙在下的鋈判断：此象牙杯很可能是专为妇好特制，供她举行典礼时使用，另一件象牙凤龙柄觚形杯经复原后其形饰与上述象牙杯相似，尺寸亦接近，杯身高30.3厘米。两只象牙杯应是一对礼器。
殷墟出土的殷王室象牙雕刻数量增多，雕刻工艺水平大为提高，造型装饰的艺术造诣也很高，将一般骨角器远远地抛在后面，二者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可以推想，殷王室象牙工艺已从骨角王艺中彻底地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牙雕工艺专业，为王室成员和贵族雕制了大批象牙制品。
此期象牙出土最多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一号坑出土象牙13株，均经火烧过，部分象牙臼齿经鉴定属亚洲象。二号坑出土象牙60余株，说明古蜀王国四川、云南一带尚生活着大批象群，得天独厚地获得大量象牙供其享用。
三、西周时期王室与诸侯
象牙雕刻的并存共荣
西周王室仍然承袭夏商二朝王室制造象牙器的制度和工艺，并有所发展。从王艺材料学角度分析，西周王室已将犀(皮)象(牙)提到了“美学”的认识高度和“良材”的礼制高度，这一点确与史前不同。周王在其礼器上亦采用犀象的高级原料并记于《周礼》。王者用公车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等五种，是用五种不同材料装饰的车辆，象辂即其车材之末以象牙为饰者。王者所戴皮弁以象牙为弁，下圈缘之柢。象牙还被用作笏，笏是记事用的长板(长5.6尺，宽2尺)，王用谬玉笏，诸侯用象牙笏，其排列仅次于玉而高于竹木。此期犀角不仅是南方之美者，同时与象牙类似，也被用于礼仪。
关于西周象牙雕刻是否从骨角手工业中分离而成为专业手工业部门的问题，《周礼·天官·冢宰》记：“以九职任万氏……五日百工，饬化八材。”注：“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八材之成器工艺均有特殊称谓以为区别，[传]：“治象曰磋，通作”，“磋：磨治也”。可知西周王室手工业已有八材之专业，象牙雕刻工艺已是八种专业工艺之一。
象牙出土最多的是四川成都市金沙古蜀宗教祭祀活动区遗址，2001年2月9日起，成都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该地区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现已发现26处与祭祀有关的遗存，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5000佘件以及象牙1000佘根，还有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鹿角等，11号祭祀坑还出上了象牙器15件。此遗址发掘工作还在继续之中，上述成果远远不是其最终统计数字。
四、东周时期象牙雕刻
工艺之嬗变与发展
周平王迁都洛阳之后，周王室犀象工艺渐趋衰微，而诸侯国适应其称霸的要求，互为通贡或行聘礼时也缺不了犀象，促使其犀象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变化。出土的此期象牙雕刻工艺品中确有精美者，殊值一睹。
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路春秋2415号墓，出土了象牙剑柄、剑鞘。据《发掘报告》介绍，是用整块象牙雕刻而成，裂缝处嵌有细腰，柄为椭圆柱形，柄首雕十字形棱，柄部有四条阳线饰，通身阴刻极细密的蟠螭纹。柄中心有孔以纳入剑茎及部分剑叶。其纹饰与青铜器相似，其细密精致又是青铜器、玉器的阴纹雕刻所望尘莫及的。与此类似的骨剑鞘出土于春秋晚期M115墓葬，还有倒立凹字形象牙琨和2块用途不明的小骨片。3块剑鞘骨片两侧均钻4个小孔，另一块剑鞘端部骨片两侧各钻3孔，尖部钻2孔。可知此剑鞘骨片当为木剑鞘的表面装饰，并非骨剑鞘。鞘口雕饕餮纹，鞘身均用白色物(漆)绘涡纹，作工细致，可能是王室或郑国之器。
山东曲阜市鲁国故城甲组墓春秋晚期M116出土了一件象牙梳，通高8.4厘米，25齿，其身细长，应为插在髻上的装饰用梳，不是梳理用梳。此象牙梳刀工与中州路西工段工区出上的象牙剑鞘有着极大的差别。曲阜市鲁国故城M202：13象牙珠项链亦属甲组春秋早期，其工艺比较简单，其作工过于粗糙，不能不令人怀疑此象牙珠项链不是墓主生前佩服之物，很可能是死后仓促赶制的殉葬用的象牙冥器。
战国时期象牙雕刻工艺在春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随着社会制度、青铜工艺、文化时尚的变化，象牙雕刻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反映在出士的象牙器物上，也是非常鲜明的，从曲阜市鲁国故城乙组墓出土一批战国牙雕可以看出它的变化。战国早期M52出土了牙雕云龙纹牌、杖首饰、獠牙形饰；M3出土了牙雕器冒、牙雕“如意”；战国中期的M58出土了牙雕“如意”、牙雕“如意”手、牙鲽以及牙笄、牙雕器座、牙管、有柄牙杯等器，这些象牙器作工精细、形式新颖、功能广泛、富有生活气息，甚至还有几分异国情调。
五、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牙
雕工艺的气韵与风采
刘邦集团建立了汉帝国后，汉武帝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交流。秦始皇时“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至汉时，“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时，南越国及番禺郡有着犀象之利，通过西南邻国的进贡和海陆贸易，犀角、象牙遂流人汉帝国，现今出上犀象制品及陶质仿犀象品可证。
佛教自东汉传入朝廷，随着中外僧侣往来，佛教象牙雕刻亦传人中国，史籍均有所记载。我们尚可见到藏于甘肃省文管会的印度象牙雕刻，为我国佛教牙雕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西汉时期的象牙主要出土于广州，最重要的一批是出于南越王墓的象牙及其雕刻。于南越王墓西耳室出上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原存放于木箱。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整堆象牙宽57厘米，长123.5厘米。据研究，“出土的5枚象牙接近非洲的雄性象牙”。出土象牙器有象牙龙首形饰、象牙饰片9件、象牙饰物40余块、金釦牙卮)、算筹一组、残牙雕器、“赵蓝”象牙印、象牙棋子18枚。象牙残器多为木漆器上的附件或饰品。
武帝时代的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妃窦绾墓出土了象牙器，属于刘胜的只有虎纹牙雕1件，属于窦绾的象牙器有4件。窦绾墓出上的象牙雕刻器均为饮食器，如象牙勺1件、象牙碗2件、象牙器柄1件，均残破，只有象牙碗复原后尚可知其原形。口径约9.5厘米、高4厘米，壁厚0.15厘米，通身光素，口下一凹弦纹，器形圆润稳健。牙勺和牙碗均残，可见其胎薄工精、镌刻流畅。
江西南昌西郊西汉墓出上了牙璧、瑗、环以及象牙舞女佩饰和象牙饕餮纹剑(王必)。璧、环、瑗均为素器，作工简易，惟有瑗的断面为八角形，在磨、光两个工序上颇费工夫。象牙舞女佩饰、象牙饕餮纹剑(王必)上的图案均用阴线勾勒，刀工尚属细致，从其形饰来看应是仿玉之作。江西汉、西晋、六朝之墓多用白石代玉磨制璧、环以及剑首、格、琨、(王必)等剑具，而用象牙代玉亦属罕见。
东汉帝国的国土面积和国家实力均远不及西汉，但朝廷用象牙不致相去甚远。出土的此期象牙雕刻制品仍偶可见，有代表性的则是东汉曹氏家族墓出上的一批象牙雕刻工艺器物。
三国之后，中国历史便进入了分裂纷争，长达273年之久，此时南北对峙，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却挥金如土，大量地使用象牙、玳瑁、翡翠、珠玑等珍贵材料制造礼仪典章文物和生活用器。如后赵石季龙做象牙扇，这不过是传流下来的一条记载而已，而一般传世或出土的此期的象牙雕刻亦寥寥无几，如三国时期牙雕人物、西晋象牙唾壶、西晋永嘉元年牙尺(图5)等，亦属不可多得之牙器。
六、隋唐至宋元时期牙雕工艺拾零
于公元618年建立的唐王朝，经过贞观之治，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太平盛世。都城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国际大都市，中西交流频繁， 百国来朝，使节接踵而至，象犀及其牙角不断地进入唐朝中央政府，供皇家朝廷用于礼仪或制器享用，但出土象牙制品甚少。日本正仓院收藏唐代红牙拨镂尺、绿牙拨镂尺各2件，红牙拨镂棋子、绀牙拨镂棋子各5枚以及斑犀如意等象牙雕刻工艺品。“拨镂”是唐代牙雕的新工艺，从上述拨镂象牙雕刻实物来看，其工序是：1 成型，磨光；2 染色，颜色有红、绿、绀等色；3 画样，将图依样画在染牙上，再以尖锐的王具按图案设计草图刻画。这种工艺盛行于唐并传播至国外。此期出土或传世的象牙雕刻器物有隋唐象牙笏板、象牙带钩、象牙簪以及象牙拨镂鸟兽花卉纹尺(图6)等，这不足以反映繁花似锦的隋唐牙犀工艺的盛况。
五代、宋、辽、金、蒙、元朝廷象牙完全依靠南方、东南方诸国进贡或靠贸易进口的途径。珍贵的象牙材料主要用于车舆(象辂)、笏板、带饰和佩饰等朝廷典章文物。据高濂《燕闲清赏笺》记：“宋人王刘九……刻画诸天罗汉、经面牙板并翻经牙签，种种工细，王夺天巧。”庶民将象牙用作实用器物或药材。此期出上或传世的象牙雕刻也很少，如金代象牙雕刻四羽人二龙戏珠纹盖盒和牙雕鱼佩饰和元代象牙镂空绶带花草纹饰(图7)等，仅仅反映了象牙工艺的一角，距离其全貌相距甚远。
七、明代象牙雕刻工艺
的士庶化和鉴赏化
明代中晚期，随着棉花种植业的扩大与棉纺织业的发展，经济繁荣，东南地区人民富庶，生活质量改善，庶民意识逐漸抬头。官僚富贾、文人雅士无不争先恐后收贩骨董清玩，古玩不足便收买本朝的名人书画和高级工艺品，永乐剔红、宣德彝炉、景泰珐琅、成化五彩、名工雕刻以及倭漆、倭铜等都成了抢购收藏的对象，骨董、时玩兼收并蓄已成为炽盛一时的社会风尚。
象牙雕刻备受朝廷重视。朝廷设训象所，由象奴饲养训象，“此供朝会陈列、驾辇、驮宝之事”。天子五辂设象辂。各级官吏用笏，郡王长子和一品至五品官吏均执牙笏。刻期冠服，用诸色阔匾丝绦，大象牙雕环，洪武六年，惟用雕刻象牙绦环。符牌计用金银、象牙、铜等材料制造，用途广泛，用牙牌人官阶地位均不高。象牙在内廷的使用上似不如玉、金银那样重要，当然，比铜要高。犀象在朝廷各有用场，可谓为皇家典章用贵重材料。犀象在收藏家心目中确是珍宝中二种。明初鉴赏家曹昭《格古要论》记有犀角的产地、品种、特点以及鉴定要点等见解。关于象牙条目曹昭仅记鬼功球一则，到了明末，杭州戏曲家、养生家、鉴赏家高濂从审美角度指出：“我明宣德年间，夏白眼所刻诸物……可称一代奇绝。传之久远，人皆宝藏，堪为住世一物，去镶嵌何如?嗣后有鲍天成、朱小松、王百户、泉浒崖、袁友竹、朱龙川、方古林辈，皆能雕琢象牙、香料、紫檀、图匣、香盒、扇坠、簪钮之类、种种奇巧，迥迈前人。若方(古林)之取材工巧，别有精思。如方(古林)所制瘻瓢、竹拂、如意、几杖，其就物制作，妙用人神，亦称我朝妙技。”高濂告诉我们，明代宣德朝及至中晚期至少已有7位雕刻名家突现于世，雕镂的材料包括乌榄核、象牙、犀角、香料、紫檀等材料，其中多为来自海外珍贵原材。此时名家雕琢珍贵原材的雕刻制品已为富贵人家和博雅君子所爱好并加以收藏。
明代象牙来自广西、云南及交趾、安南和西亚、东南亚诸国进贡和贸易，因进贡和输入的象牙价高量少，主要用在朝廷高官以及富有人士之间。朝廷用象首先是皇帝所乘五辂中的象辂，百官印信以银铜印、条记，亦偶用特赐牙雕关防者，较多是用作高官所用的笏板，据《明史》载，郡王长子、一品至五品的官吏均用牙笏，符牌设有牙牌，永乐六年驾幸北京扈从官俱带牙牌。凡郊庙祭陪祀，供事官及执事者人坛俱领牙牌。分为圆花牌、长方牌和长素牌三种。凡驾诣陵寝，扈从官俱于尚宝司领小牙牌，分为云花園牌、鸟形长牌。凡文武朝参官、锦衣卫当驾官亦领牙牌，以防奸伪，其制以象牙为主，刻官职于上，不佩则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律。牙牌字号，公、候、伯从“勋”字，驸马都尉以“亲”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场官以“乐”字，人内官以“官”字。正德十六年礼科邢寰会，牙牌惟常朝职官得悬，与关防之具不同，用于“以示等威之辨”。嘉靖二十八年尚宝司所贮旧牌数百，上有“人内府”字号。偶亦用作刻期冠服、诸色阔匾丝绦上的大象牙雕花环或雕刻象牙绦环。朝廷用牙似以笏牌为主。亦与犀多为节的功能有所不同，现存故宫博物院的蟠龙笔山、荔枝螭纹方盒等皇家牙雕可能出自《御用监》，象牙雕麒麟钮关防(图8)、象牙东司房腰牌、牧马千户所腰牌均为朝廷或地方官员所用之关防和腰牌。
明朝廷对甘肃、青海、四川部分地区以及统称乌斯藏的西藏等地采取来者辄授的对策，开展茶马交易，而人贾者又优以茶布，巩固了与西南广大乌斯藏宗教领袖的政治联系和贡品贸易。永乐帝时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称号。象牙灌顶净光储善国师西天佛印即其少见的一例。
民间牙雕流行于京都、苏州、南京、杭州、福州、漳州、广州等城市，多为富商文士所用。牙雕名匠有鲍天成、朱小松、王百产、朱浒崖、袁友竹、朱龙川、方古林等，但多无牙雕作品传世。明初民间即有多层镂空的“鬼子球”和梳子等牙制品。福建雕刻工艺家对明代牙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燕闲清赏》赏记：“闽中牙刻人物工致纤巧。奈无置放处，不入清赏。”这是明浙人对福州牙刻人物艺术的公允评价。据崇祯元年《漳州府志》所载，漳州人以泊来象牙雕刻仙人像以赏玩，其耳目肢体均生动逼真，海澄所造尤为精工。此外还生产筷、杯、带板及扇等象牙作品。尚可见的传世牙雕作品有文士、老翁、仕女、寿星、八仙、魁星、嫦娥、钟馗、大肚弥勒、罗汉、观音、送子观音、佩、笔筒、文具、图章、瑞兽、盅、山子、盒等，作工尚属精细生动，多呈褐红色，故其中不排除出于漳州、海澄牙匠之手者。这些作品表面呈姜黄、赭、琥珀、栗皮等色，其中有的是因在室内案上陈设日久变成姜黄色，亦有的固供奉而被香烟薰燎而成赭色或琥珀等色，但亦不排除在古玩市场上流通时加染的人工色。象牙雕老人像(图9)，头顶扎巾，眉眼外角斜上，宽鼻头，闭口，大耳，有鬓须，腹鼓。身着宽袖长袍，所系绦带在腹上打结下垂。双手指相合扣于腹下。刀法遒劲，衣褶纹流畅，神态潇洒，风度高雅，颇有宋元形神兼备的现实主义遗风。牙雕魁星(图10)，呈琥珀色，作鬼脸回首，伸手，左腿蜷起，右腿踏于鳌头之上，亦似锦鸡独立，似疾跑成跳跃。鳌作张口吐水状。这件牙雕作品在明代牙雕中是动感最强的一件，十分难得，细审此像，右腿膝部以下分为3节贴粘而成，这种拼接的牙雕也是很少见的。
明代正值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拓宽海外市场的时代，荷兰、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传教士先后来到东南沿海，登陆之后由南向北与朝廷发生联系。天主教传教士在地方建教堂发展信徒，宣传圣经。商人独钟高超的福建雕刻技艺，于16世纪末欧洲商人提供圣母、基督、耶稣、修士等天主教圣像，由福建漳州人仿制，经马尼拉输往葡萄牙及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目前明代天主教圣像牙雕已不易见到，于欧洲天主教国家尚有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