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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以左与右来区分立场,但我认为有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左与右,而是上或下的角度,这就是你选择站在强者(征服者)那一边,用精英的角度去认知世界,还是选择透过弱者(失败者)的眼睛来审视世情。
在前不久的香港书展上,张翠容的书《拉丁美洲真相之路》被摆在了城邦出版摊位最显眼的位置上,而这本与《我们台湾这些年》、《金融的逻辑》等一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09年“十大好书”的作品已经在大陆出版了简体字版——《拉丁美洲革命现场》,关于书名,还有一段小插曲。
一家售书网站的人建议张翠容将简体字版的书名改成《拉美向左,美国向右》,因为读者们已经对“革命”这样的字眼产生了审美疲劳,连张翠容的圈中好友、《号外》杂志创始人陈冠中都觉得这个书名棒极了,但思前想后,张翠容还是坚持了《拉丁美洲革命现场》这个名字,因为她不想用“左右”这样的标签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因为她觉得,那恰恰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在。
华人第一女记者
与张翠容在香港湾仔喝下午茶,本刊记者把随身携带的布包放在了一臂之远的椅子上,张翠容看了有些不安,她想到了她在拉美旅行探访的经历:即使行李就在你头顶,你也必须全程监视,否则瞬间就会不翼而飞。虽然香港的治安比拉美好得多,但在外游历、探访多年的她已经形成了习惯。
提到香港的女战地记者,很多人都会想到闾丘露薇。其实张翠容才是名副其实的“华人第一位女战地记者”。在她2002年第一本书《行过烽火大地》中,时评人南方朔写道:“张翠容选择了‘背囊记者’这个难度最高的工作”,从1998年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身材娇小的她背起了与身高相仿的背囊,她为英国BBC World Service、意大利的IPS、《香港经济日报》、现代传播等传媒机构做采访报道,去过十余年来世界上最危险或最动荡的地方——伊拉克、阿富汗、东帝汶、巴尔干半岛、柬埔寨、印尼、越南、拉美、东欧,采访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已故的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东帝汶开国总统古斯芒、柬埔寨拉那烈亲王等等。
然而,这些荣誉光环并不是她的全部。
1994年,古巴的朋友告诉张翠容,可以帮她争取到采访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机会。兴奋的张翠容将此事告知主编,得到的回答却是一盆冷水:“这是你的兴趣,与华人有何关系?你去采访部问问,超过三个人认识卡斯特罗是谁,我就准你去古巴采访。”结果是,无人知道卡斯特罗是谁,连古巴在哪都不知道。回归之前的香港还是英国属地,与古巴没有任何的“亲密友谊”,自然对那个岛国上的一切都倍感陌生。
又一次,她建议总编在周刊上推介一个波斯尼亚女孩的日记,其中写尽了一个孩子眼中的战争与惶恐。主编又丢给她一句话:“谁知道萨拉热窝在哪?华人会有共鸣吗?”在很多新闻从业者看来,国际版就是翻译外电的,无需额外约稿,还省了稿费。
真的无关吗?事情从来都不是那样简单的。
张翠容觉得,如果不是很多华人妇女在1998年印尼的“五月暴乱”中被奸杀,中文媒体就不会注意到印尼的改革进程,而当时很多中文媒体所刊载的华人妇女受害者照片,正是拍摄于东帝汶,可是很少有人注意东帝汶这个小地方,张翠容正是在这个小国成就了大名。
1999年,正在东帝汶采访的张翠容遭遇东帝汶内乱,她是最后一批逃出的外国记者。有次,她正在往香港传真稿件,街上就响起了枪声,传真店老板想停止传真机,关门回家。张翠容急了,挡在门口不给他离开,直到最后一行字传真到了香港。她在东帝汶的“战地报道”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隔天有读者前来报社询问:为什么没有张翠容的稿子了?
从此,如果有人说“香港新闻缺乏国际视野”,就会有人回答说,我们有张翠容。
她采访查韦斯的故事
其实,张翠容自己并不喜欢“战地记者”这个称呼,“他们很酷,冷酷得只会拿出一叠叠血肉模糊的照片向报社推销。幸好我不是‘战地记者’,他们的感觉都死了,已经不懂得哭”。张翠容曾经与一个法国女记者在阿富汗采访后相拥着痛哭,法国女记者说她要换个职业,再也不看这些惨象了,张翠容却留了下来。
与背后有着电视台强势资源优势的闾丘露薇不同,张翠容的采访行程基本都是只身一人,除了杂志的资助外,全部靠稿费维持。听说香港报纸两星期花了十几万在美国采访“9·11”纪念活动,张翠容说:“那够我在阿富汗采访一年了。”
那些财大气粗的外国媒体记者可以住五星酒店、车接车送,她只能住最便宜的旅馆(在拉丁美洲,最便宜的旅馆很可能就意味着最不安全的旅馆),有时候甚至要住难民营,跟当地人一起挤车,这就是张翠容笔下的世界与各大新闻社稿件中的世界最大的不同——她始终站在平民的角度,试图去理解那片土地上的痛苦与经验,向外界诉说“他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真相,而不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挑剔那里的不文明或是荒蛮。
从张翠容在委内瑞拉调查、采访查韦斯的故事,就可以看到张翠容笔下事实的闪光之处,她从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两个维度同时深入,她只写真相,无论其他。
查韦斯不信任中层政府官员,他总是直接打电话到百姓家询问政策落实情况,结果百姓在电话中回答说:“什么?你是总统,那我还是皇帝呢!”没办法,查韦斯只好在《早安,总统》节目中说:“的确是我给你打电话,下次请不要再挂我的电话,我想知道你们的意见!”
张翠容参加了查韦斯地方会面,查韦斯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一直在讲,张翠容打趣问新闻官:总统不需要去厕所吗?新闻官苦笑说,他是个超人。
张翠容的文字从不避讳委内瑞拉的高物价、治安问题、派系分裂等社会问题,对查韦斯也不是一味地赞扬,但她认为这个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值得尊敬。查韦斯对张翠容说,虽然他很崇拜毛泽东,但是委内瑞拉不会复制中国的改革道路,古巴也不会。
采访查韦斯之后,张翠容乘坐的飞机遭遇风暴袭击,剧烈颠簸之中的她想到了一件事就是把采访记录包好,倘若发生不测,人们也可以读到那些文字。
而张翠容的《拉丁美洲革命现场》对于中国读者的最大意义在于,拉丁美洲在全球化过程中所经历的被美国与美国资本所渗透、操控、玩弄的历史,对今日不断开放中的中国特别有借鉴意义。
她与主流话语的交锋
挑战西方主流媒体的偏见,是张翠容的又一个勇敢之处。她在英国完成了高中和大学教育,并曾为英国BBC、意大利IPS等西方主流媒体工作,加之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调查走访,她对西方媒体偏见的认识,并非是那种从未踏出国门就进行的胡乱猜忌,而是基于多年的合作与熟知。
西藏活佛噶玛巴十七世出走印度,美国媒体并未经过详细的调查就草率地下结论,张翠容重走了噶玛巴经由西藏、尼泊尔至印度的路线,沿途采访,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想证明美国媒体的“误读”,她把文章拿给《新闻周刊》亚洲版的编辑,但这份杂志最终还是坚持了美国人的观点。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纽约时报》针对此事报道说,“中国特工”频繁地活动于尼泊尔,四处搜集情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非常低调,而张翠容与搭档是当地唯一的调查者,加上是中国人,又四处搜罗信息,就被《纽约时报》认作是“特工”。
已故的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词的提出者)认为,全球民众坐在客厅沙发上、从电视屏幕中看到的海湾战争,其实并不是真实的海湾战争,只是欧美强势媒体通过剪辑、导演、拼贴出来的“一部戏”而已。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很多个战场之上。
伊拉克战争爆发五年后,旅美作家林达在香港《亚洲周刊》撰文《你所不知道的伊拉克》,写尽了伊拉克前政权的坏,写尽了美军进驻伊拉克的种种利好,好像美军给伊拉克带来了“黄金时期”。对于从未到过硝烟弥漫的伊拉克的人来说,林达的文笔可能足够动人,也足够让人信以为真。张翠容却坐不住了,她看着林达的标题,写了文章《我所知道的伊拉克——与作家林达商榷》,揭露了她在伊拉克见到的种种真相,那个国家的平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创伤,“记者应该警惕,不能当战争的宣传机器”,张翠容觉得她战胜了,“林达哑口无言,因为他无话可说”。
最近颇为流行的一本书《民主的细节》,作者刘瑜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讲师。该书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张翠容看过之后想写篇书评,就叫《民主的细节不细节》。“你有没觉得,这个作者的生活轨迹就是从一个学院到另一个学院,所接触的圈子太精英了,她看不到社会的全部,只能看到那个小群体的事情,这样不够全面。”
乌托邦的善与恶
对于一个整天在世界上最动荡、最危险的地方游走的人来说,危险总是近在咫尺。张翠容在伊拉克认识纪录片导演迈克,他目睹了他的摄影师左眼中弹身亡的全部过程,此后,他每晚都必须开着广播睡觉,为了驱赶噩梦的侵扰。张翠容自己也是同样,有次在中东,睡梦之中,隔壁的房子就被以色列的炮弹炸坏了。但这并没有阻挡张翠容重返中东,因为她想为简体版的第二本书《中东现场》增加些内容。
有些朋友批评张翠容的《拉丁美洲革命现场》有些立场过于鲜明了。比如张翠容写道,在萨尔瓦多,很多大学生受到了美国的美金资助就高喊反对口号,但是问他民主是什么却无言以对。
张翠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爱以左与右来区分立场,但我认为有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左与右,而是上或下的角度,这就是你选择站在强者(征服者)那一边,用精英的角度去认知世界,还是选择透过弱者(失败者)的眼睛来审视世情。”
张翠容在中东遇到一个犹太教拉比,问他传教这么久为什么中东还在流血,拉比说,这种事情不能立竿见影,他只是播下一颗种子,影响会渐渐发生的。
在前不久的香港书展上,张翠容的书《拉丁美洲真相之路》被摆在了城邦出版摊位最显眼的位置上,而这本与《我们台湾这些年》、《金融的逻辑》等一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09年“十大好书”的作品已经在大陆出版了简体字版——《拉丁美洲革命现场》,关于书名,还有一段小插曲。
一家售书网站的人建议张翠容将简体字版的书名改成《拉美向左,美国向右》,因为读者们已经对“革命”这样的字眼产生了审美疲劳,连张翠容的圈中好友、《号外》杂志创始人陈冠中都觉得这个书名棒极了,但思前想后,张翠容还是坚持了《拉丁美洲革命现场》这个名字,因为她不想用“左右”这样的标签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因为她觉得,那恰恰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在。
华人第一女记者
与张翠容在香港湾仔喝下午茶,本刊记者把随身携带的布包放在了一臂之远的椅子上,张翠容看了有些不安,她想到了她在拉美旅行探访的经历:即使行李就在你头顶,你也必须全程监视,否则瞬间就会不翼而飞。虽然香港的治安比拉美好得多,但在外游历、探访多年的她已经形成了习惯。
提到香港的女战地记者,很多人都会想到闾丘露薇。其实张翠容才是名副其实的“华人第一位女战地记者”。在她2002年第一本书《行过烽火大地》中,时评人南方朔写道:“张翠容选择了‘背囊记者’这个难度最高的工作”,从1998年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身材娇小的她背起了与身高相仿的背囊,她为英国BBC World Service、意大利的IPS、《香港经济日报》、现代传播等传媒机构做采访报道,去过十余年来世界上最危险或最动荡的地方——伊拉克、阿富汗、东帝汶、巴尔干半岛、柬埔寨、印尼、越南、拉美、东欧,采访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已故的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东帝汶开国总统古斯芒、柬埔寨拉那烈亲王等等。
然而,这些荣誉光环并不是她的全部。
1994年,古巴的朋友告诉张翠容,可以帮她争取到采访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机会。兴奋的张翠容将此事告知主编,得到的回答却是一盆冷水:“这是你的兴趣,与华人有何关系?你去采访部问问,超过三个人认识卡斯特罗是谁,我就准你去古巴采访。”结果是,无人知道卡斯特罗是谁,连古巴在哪都不知道。回归之前的香港还是英国属地,与古巴没有任何的“亲密友谊”,自然对那个岛国上的一切都倍感陌生。
又一次,她建议总编在周刊上推介一个波斯尼亚女孩的日记,其中写尽了一个孩子眼中的战争与惶恐。主编又丢给她一句话:“谁知道萨拉热窝在哪?华人会有共鸣吗?”在很多新闻从业者看来,国际版就是翻译外电的,无需额外约稿,还省了稿费。
真的无关吗?事情从来都不是那样简单的。
张翠容觉得,如果不是很多华人妇女在1998年印尼的“五月暴乱”中被奸杀,中文媒体就不会注意到印尼的改革进程,而当时很多中文媒体所刊载的华人妇女受害者照片,正是拍摄于东帝汶,可是很少有人注意东帝汶这个小地方,张翠容正是在这个小国成就了大名。
1999年,正在东帝汶采访的张翠容遭遇东帝汶内乱,她是最后一批逃出的外国记者。有次,她正在往香港传真稿件,街上就响起了枪声,传真店老板想停止传真机,关门回家。张翠容急了,挡在门口不给他离开,直到最后一行字传真到了香港。她在东帝汶的“战地报道”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隔天有读者前来报社询问:为什么没有张翠容的稿子了?
从此,如果有人说“香港新闻缺乏国际视野”,就会有人回答说,我们有张翠容。
她采访查韦斯的故事
其实,张翠容自己并不喜欢“战地记者”这个称呼,“他们很酷,冷酷得只会拿出一叠叠血肉模糊的照片向报社推销。幸好我不是‘战地记者’,他们的感觉都死了,已经不懂得哭”。张翠容曾经与一个法国女记者在阿富汗采访后相拥着痛哭,法国女记者说她要换个职业,再也不看这些惨象了,张翠容却留了下来。
与背后有着电视台强势资源优势的闾丘露薇不同,张翠容的采访行程基本都是只身一人,除了杂志的资助外,全部靠稿费维持。听说香港报纸两星期花了十几万在美国采访“9·11”纪念活动,张翠容说:“那够我在阿富汗采访一年了。”
那些财大气粗的外国媒体记者可以住五星酒店、车接车送,她只能住最便宜的旅馆(在拉丁美洲,最便宜的旅馆很可能就意味着最不安全的旅馆),有时候甚至要住难民营,跟当地人一起挤车,这就是张翠容笔下的世界与各大新闻社稿件中的世界最大的不同——她始终站在平民的角度,试图去理解那片土地上的痛苦与经验,向外界诉说“他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真相,而不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挑剔那里的不文明或是荒蛮。
从张翠容在委内瑞拉调查、采访查韦斯的故事,就可以看到张翠容笔下事实的闪光之处,她从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两个维度同时深入,她只写真相,无论其他。
查韦斯不信任中层政府官员,他总是直接打电话到百姓家询问政策落实情况,结果百姓在电话中回答说:“什么?你是总统,那我还是皇帝呢!”没办法,查韦斯只好在《早安,总统》节目中说:“的确是我给你打电话,下次请不要再挂我的电话,我想知道你们的意见!”
张翠容参加了查韦斯地方会面,查韦斯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一直在讲,张翠容打趣问新闻官:总统不需要去厕所吗?新闻官苦笑说,他是个超人。
张翠容的文字从不避讳委内瑞拉的高物价、治安问题、派系分裂等社会问题,对查韦斯也不是一味地赞扬,但她认为这个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值得尊敬。查韦斯对张翠容说,虽然他很崇拜毛泽东,但是委内瑞拉不会复制中国的改革道路,古巴也不会。
采访查韦斯之后,张翠容乘坐的飞机遭遇风暴袭击,剧烈颠簸之中的她想到了一件事就是把采访记录包好,倘若发生不测,人们也可以读到那些文字。
而张翠容的《拉丁美洲革命现场》对于中国读者的最大意义在于,拉丁美洲在全球化过程中所经历的被美国与美国资本所渗透、操控、玩弄的历史,对今日不断开放中的中国特别有借鉴意义。
她与主流话语的交锋
挑战西方主流媒体的偏见,是张翠容的又一个勇敢之处。她在英国完成了高中和大学教育,并曾为英国BBC、意大利IPS等西方主流媒体工作,加之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调查走访,她对西方媒体偏见的认识,并非是那种从未踏出国门就进行的胡乱猜忌,而是基于多年的合作与熟知。
西藏活佛噶玛巴十七世出走印度,美国媒体并未经过详细的调查就草率地下结论,张翠容重走了噶玛巴经由西藏、尼泊尔至印度的路线,沿途采访,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想证明美国媒体的“误读”,她把文章拿给《新闻周刊》亚洲版的编辑,但这份杂志最终还是坚持了美国人的观点。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纽约时报》针对此事报道说,“中国特工”频繁地活动于尼泊尔,四处搜集情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非常低调,而张翠容与搭档是当地唯一的调查者,加上是中国人,又四处搜罗信息,就被《纽约时报》认作是“特工”。
已故的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词的提出者)认为,全球民众坐在客厅沙发上、从电视屏幕中看到的海湾战争,其实并不是真实的海湾战争,只是欧美强势媒体通过剪辑、导演、拼贴出来的“一部戏”而已。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很多个战场之上。
伊拉克战争爆发五年后,旅美作家林达在香港《亚洲周刊》撰文《你所不知道的伊拉克》,写尽了伊拉克前政权的坏,写尽了美军进驻伊拉克的种种利好,好像美军给伊拉克带来了“黄金时期”。对于从未到过硝烟弥漫的伊拉克的人来说,林达的文笔可能足够动人,也足够让人信以为真。张翠容却坐不住了,她看着林达的标题,写了文章《我所知道的伊拉克——与作家林达商榷》,揭露了她在伊拉克见到的种种真相,那个国家的平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创伤,“记者应该警惕,不能当战争的宣传机器”,张翠容觉得她战胜了,“林达哑口无言,因为他无话可说”。
最近颇为流行的一本书《民主的细节》,作者刘瑜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讲师。该书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张翠容看过之后想写篇书评,就叫《民主的细节不细节》。“你有没觉得,这个作者的生活轨迹就是从一个学院到另一个学院,所接触的圈子太精英了,她看不到社会的全部,只能看到那个小群体的事情,这样不够全面。”
乌托邦的善与恶
对于一个整天在世界上最动荡、最危险的地方游走的人来说,危险总是近在咫尺。张翠容在伊拉克认识纪录片导演迈克,他目睹了他的摄影师左眼中弹身亡的全部过程,此后,他每晚都必须开着广播睡觉,为了驱赶噩梦的侵扰。张翠容自己也是同样,有次在中东,睡梦之中,隔壁的房子就被以色列的炮弹炸坏了。但这并没有阻挡张翠容重返中东,因为她想为简体版的第二本书《中东现场》增加些内容。
有些朋友批评张翠容的《拉丁美洲革命现场》有些立场过于鲜明了。比如张翠容写道,在萨尔瓦多,很多大学生受到了美国的美金资助就高喊反对口号,但是问他民主是什么却无言以对。
张翠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爱以左与右来区分立场,但我认为有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左与右,而是上或下的角度,这就是你选择站在强者(征服者)那一边,用精英的角度去认知世界,还是选择透过弱者(失败者)的眼睛来审视世情。”
张翠容在中东遇到一个犹太教拉比,问他传教这么久为什么中东还在流血,拉比说,这种事情不能立竿见影,他只是播下一颗种子,影响会渐渐发生的。